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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观念环境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创举。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人民付出沉重代价后的艰难选择。二十五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波澜壮阔，其间“三次变革”更是“惊险的一跃”。每一次变革，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几乎都历经波折，引发出不同的观点争论、思想碰撞，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制约甚至障碍。经济体制改革是思想解放、理论发展、观念更新的产物。
第一次变革。以1979年提出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初步的市场化改革探索阶段。第二次变革。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入自觉的市场化改革推进阶段。第三次变革。以加入WTO和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标志，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一）思想解放为深化改革打开了智慧之门
思想是行动的前提。二十五年来的体制改革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使中国人的改革思想跃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思想上的不断新解放，大大增强了我们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思想上的不断新解放，大大激发了我们深化改革的澎湃激情：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二十五年来的体制改革，就是二十五年思想上的不断新解放。现在，中国人的整体思想认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展。譬如，以前曾经长期困扰体制改革的“左”右之争，基本上划上了句号；“姓社”、“姓资”之论也没有多大市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新解放。
（二）理论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认识先导
理论是系统化、抽象化的思想。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先导。二十五年来的体制改革，就是二十五年理论上的不断新发展。我们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加深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明确了“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治党治国之道。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年中央决议或公报，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新发展的基本脉络：
1978年至1979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1979年至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至1987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至1989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1989年至1991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1992年至1997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至2002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至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观念更新为深化改革准备了舆论环境
观念更新是思想解放、理论发展的认识论基础。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现如今中国人的改革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已不是表面上的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也不是浅层次的姓社姓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怎么改、如何改，以及改革的速度、力度与承受度的把握问题，是如何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配套推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共产党自身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已经趋向理性、平缓和非情绪化。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改革促发展的根本原则。改革促发展，发展保改革。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问题。
第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三，坚持全球化的改革方针。全球化是潮流，不可逆转。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的政策取向。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
第五，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由低到高，由外到内，由简单到复杂。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带来的震荡。
第六，坚持基本的政治方向。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政治特色。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大限度地兼顾社会公平目标。
二、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所谓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是指一些涉及到基本的经济制度、体制偏好、职能定位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问题之一：体制不公与非国民待遇
目前，体制不公问题是种种体制弊端的重中之重。譬如，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差别待遇问题；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距待遇问题；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待遇问题；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的差别对待问题；企业部门和事业部门、政府机关的差别待遇问题；甚至于国有经济部门中中小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差别待遇问题；等等。
体制不公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不公平问题。它所大量产生的非国民待遇现象，在市场进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信息占有、税收环境、技术支持和公共服务甚至政治动员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显而易见，这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相差甚远，也与WTO的根本精神相违背。WTO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中的体制不公问题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不能用非市场的手段，偏袒或者歧视任何市场主体，人为地营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要改变政企合一的做法。
从根本上讲，经济体制是一种中性的制度安排。体制本身不应该造成并强化经济中的非国民待遇现象。这是一条得到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目前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宪法原则，事实上遇到的制度挑战，就是以上种种表现的体制不公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宪法公平与宪法维护问题。
问题之二：“第三带”组织体制弱化
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体制变革的主流趋势来看，市场体制、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这三大体制系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构成、有效运行的制度主干。任何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均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三部门主体的共同作用。近年来，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的“政府再造”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反映出一种市场体制不断渗透，社会体制不断扩大，政府体制不断再造的新的体制变革趋势。处于市场和政府两极之间的“第三带”——社会组织，如在行业自律、资源配置、增加就业、提供救济、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各级各类、形式多样的社会中介机构、公益性组织、行业自律组织等，正在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社会自律组织功能，成为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新生的体制性力量。
目前在我国，市场体制建设任重而道远。大而不当、集而不利的政府体制，不仅仍然牢牢把握着巨大的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对如何发挥社会体制的积极作用的问题浑然不觉。体制改革仅在市场和政府两极之间变换，“第三带”组织的体制作用十分薄弱。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三：政府职能混乱与作用失当
政府是经济体制运转的主导性力量，处于核心地位。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完善，均需要政府首先发挥作用。因此，政府体制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在我国政府体制中，主要存在职能混乱、作用失当和双轨挑战等问题。
职能混乱，首先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责关系上的混乱。大量应该由市场或社会承担的职能由政府独揽，或者应该由政府来承担的职能，却由市场或社会来完成。如在基础技术创新、基本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社会救济、企业办学、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是政府机构内部职能的混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主次不分，重点不明。重干预、轻调节；重管理、轻服务。不能够适应市场化、社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需要。
作用失当，集中表现为人们常说的“三位”问题，即政府行政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导致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乱管。一些重要的市场制度，如风险防范机制、危机处理机制等很薄弱。在经济管理部门里，既存在“多龙治水”、多部门干预的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现象，又存在管理真空、无人负责现象。
问题四：权力结构失衡与约束软化
所谓权力结构，是指体制内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权力制衡与监督等方面内容的组织构成。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是我国政府体制中一个深层的制度问题。不仅在政府行政机构内部大量存在，而且，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也大量存在。结构不合理、风险不对称的现象十分明显。一方面，既存在着责任大于权利，权利大于收益的不对称现象，所获收益与承担的责任不相符，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责任小于权利，权利小于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利益多于责任，责任与利益不对称。前者必然导致无人负责、权力寻租，后者必然带来追官逐利、收益不公。
问题五：体制思维定势与认识误区
造成以上诸多体制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体制思维定势及其产生的体制认识误区。
（1）把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甚至政党体制混为一谈。严格地讲，经济、行政、政治和政党四类体制，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在现实中，往往用一些僵化的教条的理论、主义、观点甚至个人好恶，把它们混为一谈，尤其是用政治的一把尺子来作出评判。其结果必然是使一些与政治毫不相干或者距离比较远的改革，变得复杂化和情绪化。
（2）把经济管理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甚至政治人物混为一谈。这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例如，把行政、党务或者从事社会事务的干部，随意地与国有企业厂长、银行行长交流；用没有经济专业技能或者从未在企业干过的人，去考核、选拔企业的经营者，甚至于取而代之；把企业经营者和党政行政干部同等看待，在级别、待遇、考核标准上没有科学的可量化的区分；等等。
（3）把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甚至政治风险混为一谈。体制改革势必有一个直接的成本代价问题，也有一个间接的风险转换问题。超出某一时期社会承受能力的企业破产、职工下岗，显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政权稳固问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可行的办法，在微观意义上的企业和职工与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权间，建立一些有效的“隔火墙”，而不是动辄用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基层党建的帽子，来对待本属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社会现象。其实，这样做比较容易也比较简单，但长此以往，则是饮鸩止渴，把病推到不可治的地步。努力用经济的办法去处理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防火墙”。
（4）把经济管理方式与行政管理甚至政治动员的套路混为一谈。譬如，用红头文件、内部通知来管理、影响企业事务；用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决议、决定，去管理、控制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习惯于用政治动员、理论宣传、会议传达等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甚至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方法，来参与、影响、约束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这是什么方法？肯定不是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
三、抓住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灵魂。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现代文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长远目标，明确了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和市场化方向。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方向
在当前，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方向，就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也是目前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认识与看法。具体的说法，就是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具体内容包括：
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措施
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实现公平竞争。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四）深化现代市场体系改革的新要求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现代流通方式。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
（五）深化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
（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新要求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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