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与微观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新农村论文,出路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2-0090-04
一、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不光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农村建设是对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重新回归。② 在笔者看来，中国道路正是以为中国9亿农民想办法、找出路为起点和基点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和研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为了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意义，则需要我们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有一个结构上的重新理解和判断，它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
1.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
在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中，有很多人对这一前提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欧美话语和主流范式的支配，从而极易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和判断的失误，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出路在于市场化，结果却适得其反。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像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像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导致“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只能用“牛仔裤换飞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
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李斯特的深刻洞见，更可为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洞察力。李斯特所处的19世纪前半叶，是英帝国的时代，英国是世界工厂，提倡自由贸易，而李斯特早期也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只要有“看不见的手”就万事大吉了。事实很快让这位年轻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看法。当时，英国的工业品像潮水般涌入了德国，大大挤压了德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长空间。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于自由贸易学说的贸易保护学说，针对反对派的不同观点，他区分了财富与财富生产力这一对概念，他认为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能得到财富，但并不能得到财富生产力，相反恰恰是以破坏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财富生产力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他认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若没有相对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国家就很难说是真正自主的。所以，他建议当时的德国和美国这些相对于英国来说处于二流地位的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国家当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发展起来。③ 当前中国主流的观点也认为当前的世界产业体系给中国带来了财富，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较为明显，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以逐步破坏中国的财富生产力为代价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辛辛苦苦缔造的重工业体系受到了重创，出现了所谓的“产业结构轻型化”，严重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所以，我们应对中国在当前世界产业体系或结构中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约束性条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包括农村研究的前提性预设，研究者应对之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它也正构成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2.全球性的资源约束与中国道路
全球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的绿色运动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但正如以下数据所揭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了绝大部分的资源，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6％却消耗了35％的世界资源，所以，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就只能有一个美国。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效应日趋显现，战略性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虽然资源获取的全球视野已经打开，但对全球资源的“获取能力”较弱，中国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高消费的生活。撇开道德价值不论，也许中国大多数农民就只能过另外一种生活，也就是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教授所讲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更大胆地讲，当资源问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时，人类历史的拐点就可能出现，而传统儒家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选择。④
3.中国农村实现城市化的方式
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家国同构。很多在外做官的人退休后都会告老还乡，在外发财的人一般都会回家买田置产，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互通的；在19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开放通商口岸，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农民也开始到这些城市经商或务工，开始了其城市化的历程。人类学家杨懋春在描写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沿海地区的村落的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山东台头村在胶东半岛，离青岛很近，当时有很多人到青岛做工或经商，但他们并不放弃在农村的房屋和土地，老婆和孩子一般在农村，这些外出的人也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杨懋春认为这样一种方式要比他在美国看到的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好得多。⑤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后来基本解决了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国也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不用担心所谓的贫民窟问题，但我们同样应注意美国在当时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一战后，美国开始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拥有大量殖民地，可以把本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负面后果通过战争和不平等贸易转嫁给殖民地国家，其他早发现代化国家也都拥有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相反，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利位置，中国的生存空间不仅不可能向外延伸，还时时受到挤压，只能自己消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向外转嫁。另一个因素是，今天的中国拥有9亿农民，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农民数量，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单靠“羊吃人的运动”是根本不行的。中国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像社会学家韦伯所讲到的，德国的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德国的农村问题与美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⑥ 那么，由于中国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9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
4.中国人的哲学观即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涤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麦当劳化”和“好莱坞化”，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以市场和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也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而中华文明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资本和消费的逻辑只是近代以来被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表现地最为彻底，那时的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时的西方学者就表达了他们对现代性的忧思。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就认为，货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所不可少的桥梁，而人终究是不能生活在桥上的。⑦ 而当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绿色主义运动则是对所谓的现代性的某种反动。我们也会看到，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的内核。
二、新农村建设的微观出路
在党和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前，国内知识界以温铁军、贺雪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新乡村建设运动，这些新乡村建设试验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庞杂，涉及生产合作、文艺娱乐、文化教育等诸方面，且更多是带有试验性质的理论探讨。而新阶段以政府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则将建设新农村推向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指出了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1.构建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
税费改革后，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强烈关注，就是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应该加强、弱化抑或撤消的问题。基层干部们的共识是，乡村两级组织应该强化，因为各项农村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它们。而学界主流从乡村两级组织的运转成本这一角度，提出要弱化乡村基层组织。
这些讨论，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问题。当前学界主流话语认为，农民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就是要赋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相应地，也就是要缩小政府权力的问题，这就是学界常讲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样的讨论和话语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高度政治正确的，是不容反驳的。但是，从经验和实践的层面上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道德言说，而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只会给基层添乱，基层已饱受其苦。从学术层面来讲，笔者认为，它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真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不是根本对立的。在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从来都不是免于政府干预的消极权利，而是需要政府创设、保护的积极权利，任何基于上述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二元对立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乡村两级组织的正常维系，实际上正构成了农民权利的成本。也许有人认为，这个成本太大了，农民尤其是我们的小农经济负担不起，所以，就要把乡镇撤掉。但问题是，撤掉了乡镇，你能保证一种新的办法不会带来更大的成本吗？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再认识，以成本大为理由取消乡村组织并没有抓住当前问题的要害，并且与建设新农村的精神相违背。而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新农村建设所必需的。
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环境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乡村的田园风光有着一种美学的想象，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农村时，就会发现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较为突出的是村庄道路差、环境污染严重、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笔者在安徽肥西县小井村发现，村庄的道路非常差，下雨天出行必须穿上长筒胶鞋，小孩子出去走一圈就会成“小泥孩”，给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在湖北洪湖的一个渔村，村民向笔者反映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湖水的污染问题，“洪湖水，浪打浪”的美丽风光已不复存在，并严重影响到村民们的吃水问题；更有很多地方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生产。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着力点，优化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3.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
笔者参加的湖北洪湖和荆门两地的老年人协会试验，就是从文化建设入手，以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为目的的新乡村建设实践。荆门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成立了腰鼓队、健美操队以及其他文艺表演小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日常性活动有看电视、下棋、打牌等，每月有两天是“法定”的活动日，全村的老年人在这两天都要参加活动，有文艺表演，也可以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全村老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富有意义，这就对整个村庄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重建或者强化了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使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而这正是新农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⑧
所以，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设，更为根本的是乡村文化建设，即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⑨ 注重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与之相通，即重塑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国本位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注释：
①申端锋：《中国新乡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小城镇建设》，2005年第11期。
②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2至228页。
③(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至12页。
④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5至251页。
⑤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2至223页。
⑥(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编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1至89页。
⑦(德)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⑧申端锋：《论农村社区NGO的发育和成长》，《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⑨潘荣才：《现代儒家梁漱溟》，接力出版社，1993年，第40至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