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联翻译理论分析中西文化语境下“月亮”意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月亮论文,语境论文,意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中西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概念
“意象”之词源于中国，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此时，“意”“象”尚未联用。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言”、“意”、“象”之间存在着双重符号系统的关系，而“言”生“象”、“象”生“意”的内在转换机制，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早期的“意象”概念。直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意象”理论，“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语境中，与中国传统的“意象”之概念相类相从、相辅相成的是在20世纪初期新批评、诗歌研究和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莎士比亚研究中所广泛使用的“Imagery”一词。“Imagery”作为西方学术的理论术语也曾出现在认识论和心理学等研究领域。
（二）意象与关联翻译理论的结合
翁显良先生曾谈到：“汉诗英译要保持本色，首先要辨明什么是本色。这本色，一不在于词藻，二不在于典故，三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谢天振也谈到了在日益频繁的翻译交流活动中，文化意象的传达是导致翻译质量要求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多么好的译文，如果失落，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文化意象，那就会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有遗珠之憾，有时还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
中国的翻译大家们很早就认识到“意象”的传达对于打破只停留在文字层面上的翻译是极为重要的，它是导致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流失或文化亏损的直接因素。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来自于西方理论的翻译。虽然中西意象的差异构成了当代“意象”理论的互补，也形成了跨文化的学术术语，但是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意象翻译理论还尚未形成系统。然而，推动学术发展，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必须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象翻译理论，并借助当今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功不可没的强大优势，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对于语用翻译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Sperber与Wilson所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提出的关联理论将语用学的重点转移到了认知理论上。书中总结了两大认知原则：关联的第一（或者认知）原则，即人类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相吻合，和关联的第二（或者交际）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关联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推导努力与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推导努力越小，则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性越强。
关联翻译理论的开端是Gutt在1989年发表《认知与关联》，之后在1991年他又发表了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其翻译理论是采用的动态阐释法而不是以往的静态描述法。他把关联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语言的描述性用法和阐释性用法，运用到语际间的语境中，并把翻译描述为近似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二次交际情景。并强调，应该从交际能力的角度，而不是从：“编码、传达、解码”的角度来解释翻译现象。
立足于Gutt的关联翻译理论，笔者试图将意象翻译融入其中作为本文的理论阐释框架。从普遍意义上讲，意象是一个读者或是听者或是感知者，对现存的事物的构成运用现有知识在其脑海里创建出来，或是在其感知的心理运作中和想象中形成的一个不存在或是不熟悉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其概念与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而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该理论认为译文应该是同原文释义相似性的接收语语段。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追求的原则标准。译者应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译者的作用和责任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源语作者在创作源语文本时包含了两种意图：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信息意图是源语文本的字面意思，而交际意图却包含了文化意象。译者在翻译意象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两个步骤。一是译者先要凭借认知语境中的三种信息对源语作者的认知语境进行语境或认知假设：逻辑信息、词汇信息和百科信息。二是根据所作出的假设寻找源语作者认知语境和译语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关联，使源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三）诗歌中的月亮意象翻译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墨客笔下有关月亮的传说、诗词、歌赋、学说等等都赋予了月亮独特的文化意象。而这些文化意象作为宝贵的民族遗产应该在当今跨文化学术语境下得到最佳交际效果。笔者将借助关联翻译理论，试图探究中西月亮意象的翻译。
1.古月英译中的意象错位。不同民族都对本族的月亮意象赋予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意象错位的现象。笔者从关联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选择了两首有关“嫦娥”的月亮意象诗歌，对不同译者的处理过程进行分析，以探讨意象传递时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例1：李白《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Reflections on the Moon While Drinking
WHEN did the moon first appear in the sky?
I stop drinking to pose this question.
The moon is beyond the reach of man,
Yet it follows wherever you go.
Like a bright mirror high about crimson palace;
The green mist disperses revealing its splendour.
At night we see it rising above the ocean;
At dawn we know not where it goes among the clouds.
Year after year the white hare pounds medicine;
Who is there to keep the lonely Chang E company?
People today cannot see the moon of ages past;
Yet the moon today has shone on our ancestors.
People pass away like a flowing stream;
Yet all have seen the moon like this.
My only whish singing and drinking wine.
Is to see the moonlight in my golden goblet.
例2：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叶君健的译文（1960）：
Reply to Li Shuyi
I lost my proud Poplar and you your Willow,
Poplar and Willow soar to the Ninth Heaven.
Wu Gang,asked what he can give,
Serves them a laurel brew.
The lonely moon goddess spreads her ample sleeves
To dance for these loyal souls in infinite space.
Earth suddenly reports the tiger subdued,
Tears of joy pour forth falling as mighty rain.
例1和例2中的“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和“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诗句具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首先，我们知道这两首诗的源语作者的认知语境不可能与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完全吻合。翻译本身也自有其局限性，不必把一切都表达出来，阐释因人而异，译者只要把潜在的意义译出来供读者阐释就已达到目的。所以在翻译时我们必须抛开可能违反两种语篇的趋同原则的内容，也就是说不要过分地掺入非译的成分。这两首译诗总体上都保持了原诗的风格和韵律。而从意象层面上分析，对于“嫦娥”这一意象的处理，译者都需要预先作出语境假设。杨将“嫦娥”翻译成“Chang E”，而叶译成“moon goddess”。前者的译法有力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意图，而后者的译法则着重在交际意图。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如果未对“Chang E”一词加注， 他们将无法理解其真正的文化内涵，也就不可能在他们的认知语境中找到对应的意象联想，所以就会产生理解上的错位现象。
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激发译语读者了解中华文化，让译语读者主动跳出信息意图的束缚，而自寻其交际意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叶君健将“嫦娥”译成“moon goddess”，是考虑到了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而将重点放在了交际意图上。其译文可以使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英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不会对译语读者产生文化生疏感。但是，这又恰恰使得中文认知语境下“嫦娥”独有的月亮意象出现了文化流失和错位。而且值得研究的是，在西方认知语境中“moon goddess”是否能与中国的“嫦娥”达到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
前面提到“嫦娥”的意象具有单一和稳定的特征，然而，在西方认知语境下的月亮原型意象，却有着复杂的、变通性和动态型的特征，故其原型意象形式的再现也是多重的。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的月亮意象是拟人化的产物，月亮本身是一个女神，而非像“嫦娥”一样在月亮中被禁锢。
古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的雏形在流传中有了巨大的变化，被不同文化所继承和发扬，异名同实、异派通源。
西方月亮女神的多重意象包括，作为动物和狩猎的女神，其传达的意象为英勇的、食物的来源和动物的主宰；作为生儿育女、照顾抚养的女神，其传达着母性、生产、死亡和生存的意象；作为女童之女神，有着贞节、纯洁、健康的成长和体质、美貌和爱情的意象；象征少女舞蹈和歌唱的女神，有着美妙动听的声音、年轻的身段、妙龄少女、纯真和魅力的意象；主管疾病、灾难和突然死亡的女神，有着治愈、保护、康复和疾病或灾难的征兆意象；女皇的象征，传达了权力、主宰、女性的优越、庄严崇高、独立自主、光辉、胜利和神性。所以将“嫦娥”翻译成“moon goddess”，在意象的传达层面上来说，并不妥当。
因此，当遇到独特的文化意象，译者无法找到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的关联时，最好是采用直译性翻译策略，释义性地相似于源语作者的信息意图，前提是要求译者对独特的意象有良好的百科知识。而如果译者采用了间接的翻译策略，则源语作者的意图将不能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会导致意象的错位。
2.古月英译中的意象再现。中国古诗中的月亮有着思乡、思亲的独有意象。对于身居他乡的游子，科举失意的考生，盼夫归来的思妇，月亮都是他们的精神慰藉，文人们也由此围绕月亮来抒发充塞胸臆的惆怅和忧愁。但在西方的认知语境中，这种意象的文化内涵却有所不同。下面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来探讨译诗中的意象翻译的再现，先看翁显良的译文：
Nostalgia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Hoarfrost?
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再看杨宪益夫妇的译文：
Thoughts in the Silent Night
Besid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Is it hoarfrost on the ground?
I lift my eyes and see the moon,
I bend my head and think of home.
从两首译诗的题目来看，《静夜思》暗示着诗人在独处的深夜感伤的怀旧和恋家之情。翁显良和杨宪益夫妇首先都对此进行了语境假设。翁显良译为“Nostalgia”， 说明他很好地抓住了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和译语读者的期盼之间的最佳关联。而杨氏夫妇却译成“Thoughts in the Silent Night”，仅仅传达了信息意图，但在寻找关联时，做出了不恰当的语境假设，未能将交际意图传达，使译语读者不能体会到在深夜中国诗人思乡的强烈情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句诗包含了诗人看到月亮与思念故乡和家人之间的关联。因此，月亮意象在此处显得格外重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分析，中华文化有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特征。华夏民族是世界闻名的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中华文化形成了封闭型、守土型的特色。孔子在《论语》中写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种儒家的道德行为规范，加深了中国人的思乡、思亲和落叶归根的情结。由于这种特殊的美学心理和文化内涵，月亮在中国古诗中已演变成了一个永恒的意象，它能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翁的译文是“I raise my eyes to the moon,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翁的翻译虽然采用了散文体的形式，但它却对月亮意象、诗人意图、诗人心理活动和整首诗的美学标准，做到了相对最好的语境假设和最佳关联，使源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非常吻合。在翻译“月亮”时，他采用了诗歌中反复的手法，强调月亮作为一个象征的意象，“the moon,the same moon”， 不仅突出了月亮在漆黑夜空中的重要性，而且还使译语读者较好地体会出诗人身在两地而看到同样的月亮时产生的思乡情结。之后，译者又将“低头思故乡”用了两句话译成，把蕴涵于“思故乡”的缺省成分，即“脑海中浮现出过去的场景”（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和“思念家乡而感到心痛”（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的部分凸显出来，使译语读者找到了为什么看到月亮却思念故乡之间的关联性。因为“低头思故乡”在译语文化中和信息意图上预设的是“因寂寞而心里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人”，翁显良的译文再现了月亮的意象，让译语读者可以推理出那种“思念故乡的深切感情”。相反，杨氏夫妇翻译的同样两句诗，虽然在“moon”和“home”上采用了压韵的手法，但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对等，而没有作出精确的语境假设，使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出现偏离，未能在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找到最佳关联，因而可能导致整体的月亮意象的亏损或流失。因此翁的译文比杨达到了更好的交际效果，同时也再现了原诗的月亮意象。
（四）结语
本文在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上提出了意象翻译的方法，将文艺理论中“意象”这一概念与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相结合，以便使意象翻译更加科学化和理论化。笔者主要用所提出的理论对中国诗歌中反复出现、亘古常新的月亮意象进行了分析，探讨意象翻译中在信息意图和交际意方面出现的意象错位和意象再现。将重点放在译者本身，从意象翻译的过程，探究译者对诗歌中月亮意象的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中西认知语境之间关联性的有效处理。译者必须在两大迥异文化之间进行较大的推导努力才能达到最佳语境效果。意象错位是因为遇到了独特文化意象，对此译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百科知识，宜采用直译性翻译策略，释义性地相似于源语作者的信息意图。对于意象再现，译者应该充分理解源语作者的意图，把蕴涵于信息意图中的缺省部分译出，让译语读者在其认知语境中自然地推理出源语作者的意图，并与其期盼相吻合，从而也就找到了最佳关联，达成了意象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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