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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2002）05－0060－04
在中国经济20年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在一些城镇，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聚集起来。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小企业甚至支撑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江山。很多地区的中小企业并不是离散地、相互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簇拥紧密抱团，构成一个个专业特色鲜明的小企业集群。因此，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产业组织结构中一个很重要的形式——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
学者们对中小企业集群概念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在各自的定义中，其内涵、着眼点都有一定的差距。最早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马歇尔（1890），他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小企业的集聚从而形成小企业集群。而胡佛（1975）将小企业集群看作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我国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深入首推江浙的学者，他们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有代表性的是仇保兴（1999）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1.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2.在这一特定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现象，其协作即为集群中企业间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3.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的交换（exchange）与适应（adaption）；4.交换行为的功能是为了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尽快积累，而适应则是为了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和环境的不确定性；5.集群中存在企业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6.中小企业间所形成的长期关系无须用契约来维持，而以“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来维持集群的运行，并使其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二、对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原因的分析
在西方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与完善，一些经济管理学家从各个角度对企业集群形成这一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进行了一些研究。
如上所述，马歇尔最早运用“外部经济”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马歇尔认为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对于单个厂商来说，虽然是外部经济，但是，对于某一个产业或某个产业集团来说，则都是内部经济。这种情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适用的，因为把全部具有相同性质的中小企业集合起来（即马歇尔所说的“工业区”），并且对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和分工，就实现了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在这里，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包括企业集群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严格地来说，他讲的是“小企业集群”（工业区）。作为一种企业群落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是“小企业集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分析产业生产成本时引入的，是立足于产业角度的分析。他通过“外部经济”对中小企业集群的讨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区域经济学家韦伯（A·Weber）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企业集群。
波特于1998年发表了“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在波特看来，企业集群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它产业的企业。此外，还包括政府或非政府机构。
波特等西方学者的见解富有启发性，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集群，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小企业集群的背景是不相同的。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状态中，并且由于传统社会以及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使得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又要特别重视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台湾学者非常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台湾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之间紧密的产业网络关系是台湾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陈慧娟、吴秉恩，2000）。将台湾学者的探讨概括起来大致有两大途径。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所做的探讨，其二则是依据经济学的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前者认为中小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关系是建立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的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王如玉、曾淑婉，1992），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关系则是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建立，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维持网络安定的主要力量；由同家庭、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网络内的运作次序（陈介玄，1994）。从经济观点所进行的研究则认为企业会为降低交易成本、依赖稀有资源、交换彼此资源、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等等原因形成网络关系（吴思华，1992）；而网络内的成员之间则从事生产、销售、研发甚至财务等方面的分工（司徒达贤，1992），透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从内地学者研究的现状来看，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与广东一带，特别是在江浙地区。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在江浙的迅速发展，江浙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从区域经济（方民生，1997；张仁寿，1999）、非正式制度（李永刚、祝青，2000）、制度变迁（朱康对，1999）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也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2000；吴国林，2001）。网络与企业集群是不同的但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领袖型企业家所在的企业实力雄厚，规模大，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本人具有远见卓识，有高超的经营能力，信用卓著，有崇高的声望，在当地商界有号召力，能真正以自己的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大批相关企业共同发展，能合理地分配核心企业与协作企业之间的利益（储小平，2001）。另一些学者提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仇保兴，1999；朱康对，1999；李永刚、祝青，2000），这也是颇有新意的研究思路。其观点主要有：第一，历史上民间的商业传统；第二，古典心态和东方式的人文环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使得相互依存的小企业集群得以迅速形成（李永刚、祝青，2000）。第三，体制漏洞和政府积极的不干预政策。由于一些地区（如温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并不好，所以当时许多政策的约束力到此就有所减弱（朱康对，1999），使得边际制度创新有了可能；同时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妥协、默许甚至积极的不干预政策（朱康对，1999；陆立军、白小虎，2000），这样使得浙江的小企业集群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地理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建立起来。第四，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使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种专业产品（陆立军、白小虎，2000；李新春，2001）。
三、中小企业集群的基本分类
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基本分类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具有高度的离散性和易变性等特点，所以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分类繁多。特别是由于学者们强调的重点、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因而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分类也各有特点。
仇保兴（1999）认为按照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来分，其形式主要有：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而形成的“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
李永刚、祝青（2000）认为浙江众多小企业群落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生产性小企业群落或商贸性小企业群落，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小企业群落，都是由这两个子群落共同构成的。
陈雪梅、赵珂（2001）在对中小企业形成的内部与外部原因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有：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由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等原因。
李新春教授（2001）根据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将企业集群描绘为三种形式：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
企业集群的不同类型反映着企业间连接方式的差异，受专用性关系资源，特别是企业家的体制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李路路，1998；石秀印，1998）。其中反映出企业主对降低交易成本、回避市场风险的努力以及领袖主宰欲的满足。
四、中小企业集群的演变特征
在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微观的结构演变特征的分析中，除了相对集中的企业地理空间分布、企业集群的组织化、动态化等基本特征外，比较重要还有以下几点：
浙江中小企业集群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多种企业集群形式共存。它的专业性分工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演进深化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同专业市场（例如义乌的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柯桥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或者其他类型的市场（如义乌的联托运市场、房地产市场）共生（陈红儿、陈琪，1999；李永刚、陈寿灿，2000；李永刚、祝青， 2000）。
在从专业镇的角度来分析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中，吴国林（2001）认为，广东目前的专业镇经济虽然已经从“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开始创业，逐步形成规模；从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开始，逐步形成某种特定商品的专业市场，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专业镇经济。但是仍然主要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占领市场。李新春也认为专业镇的产品常常选择（有意或无意地）一些“日不落”产品，如服装、制鞋、家具等。
在集群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集群类型向另一种集群类型的更替。如果对它进行简单的分类，产业群落的更替可以有两种模式：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非法经营活动都有此过程。所谓正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产业群落不断从原来的初级产业群落向更高级的产业群落演进的过程。产业群落的正向更替是产业素质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不断优化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产业群落的不断演进，一些地区（如温州）产业群落内部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化方向发展。可见，随着产业集群的扩散，各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集群的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由于进入或退出集群的障碍较小，集群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也正如此，集群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此外，各企业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以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性，这也使得集群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可塑即动态化的特点（朱华晟，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