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时务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推崇他的人称赞他为“舆论骄子”，痛恨他的人诅咒他是“文坛野狐”，他自己则以言论界、思想界之陈涉自任。梁启超从追随乃师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起就开始在士人中小有名气，但真正在晚清政坛崭然见头角并赢得“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声誉，则是在主篇《时务报》之后。
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参与创办的第一份维新刊物是《中外纪闻》。该刊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压下，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办，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十分狼狈，维新派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遭到了第一次严重挫折。然而梁启超却从《中外纪闻》的变法言论使“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32页。）的事实中受到了鼓励，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他决心继续创办报刊，利用报刊这种反应敏捷，传递快速，覆盖面广泛而稳定的大众传媒形式，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创通变法风气，为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必不可少的舆论上的准备。从一开始就抓住报刊这一重要工具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正是梁启超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之处。
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倡议在上海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1896年4月，梁启超应邀赶赴上海参与筹备工作。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三十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公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先后参加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在他们周围还有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等人。于是，在经过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禁，海内“渐讳新政”的短暂沉寂后，以《时务报》为中心，一批维新志士开始在上海重新聚集。《时务报》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举旗者就是23岁的青年梁启超。
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两年后，他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524页。）可见，梁启超不仅是这份刊物的主编，还亲自担负了编辑、编务、撰稿、校对等工作，集编、撰、校于一身。
由于梁启超的出色工作，《时务报》出版后即受到广泛欢迎，“一时风靡海内”（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成了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刊物。它的发行点很快从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发行地区从沿海大城市延伸到边远小城镇。超初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最多时达一万七千多份。尤其是梁启超本人的论说文，新颖活泼，有声有色，“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47页。）。梁启超等人通过《时务报》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左右舆论，“以笔舌倾动人主”，“借报章鼓簧天下”，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自时务报出，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时务报》因梁启超风行天下，梁启超亦因《时务报》名扬四海，从此，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影子，成为清末政坛的风云人物、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
在此期间，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湖南《湘报》，或为其撰写叙例，当时全国五十多家报刊，至少有十多种与他有过关系。对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舆论重镇的《知新报》，梁启超更是“全力助成”。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在维新报刊外，女报、白话报以及消闲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起来，如1898年7月出版的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等任主编的《女学报》是最早的妇女报，1898年5月创刊的《上海晚报》是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办的晚报，1897年10月创办的《译书公会报》是中国最早的译报，1897年5月面世的《集成报》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的。从伍廷芳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到80年代末，在香港和广州、上海等内地城市，先后出现了近二十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只是这些报刊除在香港出版的几份存在时间较长外，其余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阅读的人不多，影响十分有限。直到维新运动兴起，《时务报》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大众传媒制造鼓吹变法革新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开始形成第一次高潮。
二、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报刊事业，对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该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其后又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继续阐发这一思想，论及创办报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断言“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3日。），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十分丰富，仅《时务报》所及，略有以下数端。
第一，他认为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因此，这种壅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如何才能去塞求通呢？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办报。他对西方各国广设报馆，“有一学即有一报”，“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的情况推崇备至。他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他痛感中国报业的不发达，致使“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靠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无耳目、无喉舌，就像聋子瞎子哑子，“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第二，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以办学会和办报刊，首先是办报刊，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亲自办报的第一人。对他来说，政治家办报可谓自始即然。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秕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在他写的《〈清议报〉叙例》中，他公开申言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注：梁启超：《〈清议报〉叙例》，载《清议报》第1号，1898年12月23日。）。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咸知变法”，“知新法之实有利益”，“而阻挠者或希矣”（注：《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他对报刊事业寄于极大的希望，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即满怀信心地预言：“准此行之，待以岁月”，必能“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一再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作救国的手段，是梁启超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等人往往先办报，用报刊造成舆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争取群众，尤其是争取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即所谓“欲开民智，先开官智”，在“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的基础上再建立政治团体，推动政治改革。这就是梁启超主张为了建立议院，讲求法律，创立新的国体，必须先办报，“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的原因。以梁启超办《时务报》为肇始，中国近代各政治团体、各党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办报，并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第三，他认为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梁启超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梁等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而政治改革能否实现，国家能否兴民权、行民主，能否变法维新转弱为强，最关键的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议论，振刷国民的精神，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所以梁启超一再强调：“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那么，在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中国又如何开民智呢？他提出了三条途径：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事实上，三途之中，梁启超又更加看重报纸的作用，用力也最多。因为在他和其他维新人士看来，办学校是开通青少年之智，兴学会是开通成年人之智（主要是官智），惟有报纸是兼而有之，一纸之出，“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注：《〈湘报〉后叙》，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信息传布的空间大幅度扩展，城市和乡镇的广大民众都进入受众群体，在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社会启蒙上，较之学校、学会，报刊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他认为：“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甚至说：“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道理即在于此。为了充分发挥报纸开民智、育人才的功能，梁启超一方面在《时务报》上撰文指斥清廷秕政，微论民权思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以时事和政论为主，大造变法维新舆论，进行政治启蒙；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又辟有专栏，“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造成新国民。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最早对报刊的重要功能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政治活动家之一。在维新运动期间，他自觉地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积极地利用《时务报》为维新运动鼓噪呐喊，制造舆论。他在一篇文章中曾满怀激情地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从22岁主编《中外纪闻》，开始其报馆生涯，到1920年旅欧回国参与主编《改造》半月刊，前后达25年之久，主编的刊物有《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和《改造》，可以说，他将其半生精力都倾注于办报以广开民智的事业上了。
三、创造“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
梁启超主编的“报”既有报纸，也有杂志，实际上他更重视兼有政治和时事性材料、介于报纸和杂志之间的时事政治性期刊。对政治期刊来说，政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家刊物是优是劣的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重要报刊，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每期都必不可少的报刊政论的写作上。为了使政论文章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向社会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迫切需要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梁启超等维新派报刊政论家在创作实践中，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政论传统，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时务文体”、“新文体”或“报章文体”。时务文体是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开始的，并以梁启超为时务文体的代表人物。这种文体形式自由，富于表达力，为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介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及劳动者所能了解的俗语之间”（注：[英]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载《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0页。），使《时务报》以极其清新的风格，吸引广大读者，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诚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梁启超的文章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呢？这是因为他的文章除具有当时政论文章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其政论风格从《时务报》上的文章开始形成，在1898年出版《清议报》上的文章成熟，至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
梁启超开创的“时务文体”，其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概括，略有下列几条：
其一，“纵笔所至不检束”。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自解放”、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其目的是“取万国之新思想”改变国民的“脑质”，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接受对象并不限于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扩及到一些文化程度并不太高的一般民众。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全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抛弃“代圣立言”、“文以载道”、“托古证今”的教条，应于时势，畅所欲言，用自己的笔写自己要说的话，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为了开通民智和鼓吹变法的需要，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级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使读者为之倾倒，受到鼓动，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要想自己的文章能说服人、感动人，要想别人动感情，写文章的人自己先得有感情、动感情、以情感人。梁启超是在甲午战后“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之时走上政治舞台的。对民族的危亡，他忧心如焚，对朝廷的腐败、不思振作，他痛心疾首。他希望用自己情感激越的文字，把亡国的危险高山兀立般地展现在国人面前，震起警觉，启迪蒙昧！他旺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激荡的爱国热情，变法图强的坚强信念和对新中国美妙未来的憧憬，都要通过自己“灼然如炽火，热情如沸水，猛烈如飞瀑，奔腾如驰马”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注：吴其昌：《梁启超》，第28页。），“对于读者别有种魔力”。
以梁启超的政论为代表的时务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但除梁氏之外，撰写时务文章的还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只是他们的文章并非具有“时务文体”的全部特点。所以后人评论说：“就文体的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注：吴其昌：《梁启超》，第29页。）开启一代文风，是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四、发表《变法通议》，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全面阐述他的变法主张的论文，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最重要的代表作。正是这篇文章使梁启超声名远扬，成为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这篇六万余言的长文由“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注：《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等十余篇论文组成，在该刊连载21期。在文中，梁启超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了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了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系中国存亡的大问题，向清廷发出了“变则全，不变则亡”的严重警告。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阐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进而推论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他以中国的赋税制度由贡助之法一变而为租庸调，由租庸调一变而为两税法，由两税法一变而为一条鞭为例，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今中外，“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法”是“天下之公器”，而“变”是“古今之公理”，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绝非人力所能抗拒和阻挠。他断言：“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文章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对清廷君臣上下“墨守祖宗成法”以致“百事废弛，率至疲敝，不可收拾”的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警告清朝统治者说：在强邻四逼的险恶情势下，中国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不是自己主动变，就要被人强迫变。主动变法，“变之权操诸己”；被迫变法，“变之权操诸人”。只有因势利导主动实行变法，才可能“保国、保种、保教”，挽狂澜于既倒；而被强邻逼着变，其后果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他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自变而强，否则就要像土耳其、印度、波兰那样被人“代变”，遭致瓜分亡国之祸。
梁启超对1860年以来清朝洋务派的“变法”即以练兵置械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新政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指斥洋务派空言变法而专事“练兵”、“购械”是“不知本原”，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所以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变事”，而弥补、变事并不是真正的变法。非但顽固派的守旧不变，非致亡国不可，洋务派的“小变”、“变事”也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是弊病百出，奸宄丛生，贻害社会。
梁启超是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怎样变法才是他说的“全变”、“大变”、从根本上变呢？他回答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可见，在梁启超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进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而着眼点则在于开民智。
梁启超一贯关注国民的教育问题。他认为，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束缚，导致中国社会人才的缺乏已达极点。而中国欲求自强，变法欲求成功，关键在于人才。只有当国民的教育程度有了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国民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维新变法、民权政治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反之，如果广大国民缺乏爱国心、独立性、公益心、自治力，愚昧无知，放荡无纪，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连起码的民主意识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兴民权，行民主，推行政治改革。后来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注：《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那么如何开民智、育人才、造就新国民呢？梁启超指出，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毒害中国知识分子一千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普遍设立包括女学、幼学、师范大内的各级各类学校，提倡西学、学习西学，对广大国民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教育。他变科举、开学校的主张，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对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无疑是有力的冲击。
但是，中国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人才的缺乏已达极点，更为严重的是，吏治的败坏也达极点。在《变法通议》中，他对清朝官场的空前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认为绝对不能指望那些老耄守旧的“肉食官吏”进行维新变法。要变法先得变人，即破格擢用新进人才，逐渐淘汰守旧官吏。所以梁启超说，“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改变造就那些“肉食官吏”的官僚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的这种认识与康有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0页。），“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源”（注：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戊戌变法》丛刊（二），第200页。）的主张完全一致，都表明了维新派对改革官制的高度关注。
总之，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论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诸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维新派的变法改革主张诉诸社会，实为维新运动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尤其是那“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呼喊，危言耸听，振聋发聩，说出了人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大有登高一呼，万山环应之势，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
除《变法通议》外，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还刊载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波兰灭亡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说群自述》、《论中国之将强》、《论军政民政相嬗之理》、《知耻学会叙》、《西学书目表后序》等重要论著，极力宣传“伸民权”、“抑君权”、“设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观点。他以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武器，对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极其猛烈的冲击，动摇了历来当作封建政治宪法的儒家经典，使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