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和理解“普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历史论文,高度论文,价值论文,普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6-0015-05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比如，如果不承认存在普世价值，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地方性的事业，而不是世界性的运动。如果承认有普世价值，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不要吸取普世价值中的合理内容或者说，现在所讲的“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社会倡导的价值，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才是真正的世界性的、普世的？再进一步追问，我们长期形成的这种“中西对置”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框架中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与清末思想家们那种“中体西用”的思路和眼界有多少差别？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和襟怀又有多大距离？总之，如若我们不能以马克思那样的世界历史和人类主体的视野与高度，去理解社会主义及其核心价值，我们就始终难以超越民族的狭隘性，“中国特色”也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世界历史是以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为其开端的，新航路的开辟为比较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使得西方人获得了不少关于东方国家、美洲、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知识，自此才出现了关于“世界历史”即世界各国历史的通史性著作。黑格尔既从这些著作中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情况，又不满意这些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书写历史的方法。他在《历史哲学》绪论中，一上来就讨论研究历史的方法，将之分为“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有“哲学的历史”即从哲学的高度审视历史，才能透过各种偶然性和特殊性的杂多，发现人类各民族发展“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根据，因此才是世界历史本身。这确实是一种很深刻的哲学洞见，一种属于“史观”层面具有革命性的见解。正如后来恩格斯所高度评价的那样：“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想象为一个过程，即想象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26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世界历史”是理性所把握的历史，理性构成了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到此为止，应该说他的这种观点都还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问题是他把人们“理解”事物的过程当作事物自身产生的过程，把人们观念地“把握”事物的方式当作事物自身发生的方式，在他那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8。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与财产，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场合与舞台，是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也就是自由的实现，就像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东方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是比较低级的阶段，因为“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2]18。在黑格尔看来，民族精神不过是“精神”的一种有限的具体形式，通过内在的否定要回归到“世界精神”，人们的实际活动终归只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都是无所知的，他们只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即使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世界历史人物”也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2]16，他们是在满足自己利益和欲望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力图通过偶然和杂多而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致思路向，对“理性”“自由”作为时代精神的那种自觉，对“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之辩证关系的揭示，都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之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和转化。马克思批评说，过去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略了物质生产和生活“这一现实基础”，就是将之当作某种附带因素，“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3]545。如果说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还抱着与现实有些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只在“纯粹精神”领域兜圈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和最终成果。[3]546马克思正是抓住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历史的“现实基础”，具体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现实基础”的历史演变，发现“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34，是通过大工业和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而将世界各个民族连成一体的结果，也即是现代化和现代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散播布展的过程和结果。世界历史时代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但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经济运动的产物，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追求利润和价值实现的内在冲动，迫使着资本家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就是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物质生产和经济交往带动了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互动关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35
相比于以前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着人类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文明即现代文明阶段，机器大工业、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全面交往构成了这种文明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这种基础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为其合法性作论证的以自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意识形态，表明人类历史告别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而进入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各种发明创造，科技的、文化的、制度的、管理的，都通过交往而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能够为所有民族和国家所借鉴、所取用，而不必再从头开始，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的发展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进行；普遍交往使得人们能够超越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个人，亦即具有全面需要和生产能力的个人，从而为进入到“自由个性”的阶段提供了条件和做好了准备。但这个过程又是充满矛盾和残酷性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造成“羊吃人”的惨状，使人的异化达到骇人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奴隶贩卖、殖民地、侵略战争、种族奴役等等，都是其具体的表现。人类整体的进步总是以部分的牺牲作为代价，进步的对抗性和对抗的进步性就这样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剥离。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近代以来经济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重要界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而且也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把前三者标示为“反动的社会主义”[5]54。之所以是“反动的”，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它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试图开历史的倒车，尽管也用的是社会主义的名称，尽管它们也提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各种丑陋现象。完全可以这么说，不懂得世界历史理论，没弄清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就不能算真正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之所以“不太清楚”，实践上走了许多弯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能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去理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谓世界历史的视野和高度，就是一种超越了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从人类主体和人类解放的角度观察问题的视野和高度。若没有这个超越性意识，不能从人类主体和民族主体辩证关系、从人类总体发展和进步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理解“普世价值”，我们的胸襟和视野就始终是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就往往容易只强调和突出特殊性而遮蔽或否认普遍性，或是径直把自己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我们知道，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基本都是在地球的一隅互不相知地孤立地发展着，在人们的观念中，本民族的活动区域就是所谓“天下”或“世界”，本民族就是人类自身。随着世界性交往和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人类主体作为各个民族的总和或总体日益成为一种经验的现实，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民族的发展不仅受其他民族的制约和影响，更受到人类整体的“系统质”的规定，成为整体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因素，也视其与整体运动方向的契合与否以及契合的程度而形成自己的特定地位和命运。这里所说的“系统质”和“整体运动方向”，用今天我们都能理解的语言，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各个民族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形成的所谓“先进”或“落后”，是基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大尺度而确定的，也即是基于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或距离而获得实际内容和具体规定的。无论人们承认不承认自己民族的落后，肯不肯主动地顺应这种整体运动，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浪潮，都会把它们裹挟进来，给“化”掉。对这一点，如果说在过去几百年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民族国家一直以各种方式不予认同甚至竭力排斥的话，那么经过近几十年的所谓的“全球化”，大致是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再怀疑和反对了。现代化得到了各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实现现代化成为发展的同义语，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它进一步彰显了人类利益、人类主体的现实性，也使得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特别地突出出来。
民族与人类之间既存在一种部分与整体的结构性关系，同时还存在着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二者既不相同但又纠缠在一起。任何一个民族，相对于人类整体，都是部分，但同时也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主体，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内含着体现着一定的普遍性，正如任何一个人都是个体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一样。问题是在世界历史时代，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民族在人类整体发展中的地位是不同的，那些“先进”的即先行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在他们的实践过程和经验中，就更多地包含和体现着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多地凝聚和表现着现代文明的成果。他们最先提出、创设、发明的许多东西，无论是科技的、制度的、管理的，还是精神观念方面的，通过普遍交往都变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即使是它们所走过的弯路，对于后进的民族来讲，也具有一般性的借鉴意义。从价值论的角度看，这些东西就都具有超出个别民族个别地区的世界性普遍意义，是“普世价值”的对象性存在。至于说某些人某些民族硬是不承认这些东西，甚至拒绝和反对这些东西，那除了证明自己抱残守缺、愚昧无知耽误了自己发展的大好机遇之外，并不能减损这些东西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也不能证明这些东西不具有人类性的普世价值。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说，这种“普遍意义”的“普遍”，不是那种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外延性扩展的普遍，即现在一些人所谓的自古至今“人人都同意”“普遍承认”的普遍，而是与人类发展方向、与现代文明精神相契合从而所内含或拥有的一种普遍化的力量，即当时一些人或许多人不承认但它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出来而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东西。这种普遍不是简单地与特殊相对立相否定，而是将特殊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并扬弃了其局限性，是一种“具体的普遍”。
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和合作，产生了大量的共同利益，不仅是合作方的共同利益，其中还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价值、普遍价值，与之相适应的一些观念也具有普遍价值。毫无疑问，在世界性交往中，不仅不同民族之间会发生利益的冲突，单个民族的利益与这些人类共同利益、维护共同利益的普遍规则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也会产生冲突。为了限制和缓解这些冲突，维护和发展这些共同利益，就需要确立一定的交往规则和成立一些国际组织，形成一些共同认可的原则和国际协议。这些国际组织是以这些民族国家为主体而成立的共同体组织，这些协议则是经过彼此的协商谈判而签订的，其中的那些共同认可的原则以及由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也都是针对这些成员国的“国家行为”的。国际组织制定的章程、国际协议所确立的规则，以及制定这些章程和规则的原则和理念，既为各个民族、国家所承认所服膺，也就都是普世价值，是普遍适用的规范性价值。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任何规范都源于人们的交往活动，是为了解决人们交往中产生的问题的产物，而规范之所以能起作用，又依赖着参与交往的人们的认同认可和遵守，相对于每个参与交往的主体(或是个人主体或是集团主体等)的需要和要求的独特性或特殊性，规范则表现出一种普遍性。任何规范都具有普遍性，否则就不是规范，就不能作为规范而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规范价值也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普遍性问题仅仅与适用范围相联系，一个国家确立的规范在这个国家内部具有普遍价值，世界各国经协商确立的规范就具有全世界范围的普遍价值，即普世价值。如果不承认或否定这一点，坚持到底，就等于不承认或否定自己国内的法律、制度等具有普遍性价值，这难道不是很荒谬的吗？
对于上述的道理，反对和批判普世价值的人也并非全然不明白，但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有没有道理、讲不讲道理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他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理论观念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试图推行到全世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绝不搞他们那一套，不明白这一点就是政治上糊涂。在他们的眼里，不仅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就是市场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有阶级性和民族性，都有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他们始终坚持一种特殊主义的思路，一种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观念：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资产阶级提出的使用的，我们就一定要坚决批判，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污染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他们把讲道理和讲政治对立起来，似乎讲政治就不能讲道理，就不要讲道理，他们号称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违背了特殊与普遍辩证关系的一般原则。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可以知道，马克思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角度来分析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历史进步性，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都不是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的角度进行的，而是从人类整体、人类主体发展的角度着眼的，是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曾明确说过：“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57在马克思这里，民族、民族的特殊性、国家等都是历史的范畴，是分工的产物，正如阶级也是分工的产物一样，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暂时性和局限性，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它们最终都是要消亡的。当然，这个消亡过程既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人们意识到它们的狭隘性而逐步超越其局限性的过程。
显然，马克思始终是从人类主体、人类解放的高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不是一种同时态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与其所赖以发生的现实社会形态的关系，是一种扬弃和被扬弃的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而存在，而且只有在世界性扩张中不断地瓦解着各个民族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消解了地域的民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使一切都成为“世界性”的，从而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只有全面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观念的和社会管理制度方面的成果，也包括人的发展方面的成果，才能真正扬弃和代替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只能是也必然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是全人类的世界性的事业。任何把社会主义当作地域性的民族性的事业来对待的观点，任何不是积极地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而是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当作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是马克思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反动”观点。
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发生并取得了胜利，从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本来的历时性的继承扬弃关系变成了一种同时性的对峙关系，作为人类整体发展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历史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地域性的对抗关系。这种现实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敌对和对抗，既突出了国家政权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也突出了彼此相互的特殊性，从而使得黑格尔曾指出的那种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难以把握“世界精神”的一面更为明显，使得以民族主义为实质内容的思想理论更加时行。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性的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面在日益淡化，而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之手段的一面被突出和强化。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那种强化国家整体利益、强化国家职能而贬抑个人地位和权利的价值取向在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广泛认同和模仿，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自然也就需要排拒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不是将它们都看作资产阶级在率领整个社会大众反对封建特权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文明观念，而是刻意地将之说成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价值观念，是必须批判和抵制的东西。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偏误，使得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在依法治国限制各种特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基本都乏善可陈。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固然有其经济体制的粗放、僵化、浪费导致的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也与这种模式排斥民主法制、肆意践踏公民的人权从而失去了人心和人民的信任支持直接相关。
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的各种藩篱，广泛吸取和学习一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经验，改革一切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东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样需要吸取和学习一切体现现代文明精神的观念和规范，需要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总目标，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具有普世性的、不仅为国内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也为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接受的价值理念，并切实地将之贯彻落实到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行动中，贯彻到真诚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的行动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共存，恐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事实，它们的斗争将主要表现为各自优越性的一种历史性竞争，是谁能代表人类的正义事业、谁更能争取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心的竞争。我们绝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来建设什么“中华文明”；相反，必须自觉地超越民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亦即从人类主体人类解放的高度，来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统领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这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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