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经济的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经济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经济做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便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并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新经济”现象，尽管目前新经济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阶段，但人们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却刚刚开始。目前的研究主要认为信息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种种效应，但是做为一种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形态，信息经济的内部正发生着制度的变迁，并且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要求制度的创新来保证。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所在。
关于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1]。这个理论忽略了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说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2]。而经济增长内生化理论则试图将技术和制度内生化，并竭力寻找出二者的相适性。认为由于技术变迁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改变和劳动、资本等资源的节约，从而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使总收入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会诱致新的制度产生，使得新技术在全社会扩散开来，从而保障新增收入的稳定提高[3]。信息经济的增长不但以技术创新为内生变量，也以制度创新为内生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适应性角色，一是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1 信息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
(1)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呈现出新的特点
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和适应效率等[4]。
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衡量一个组织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是其创新能力的大小。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由此决定了制度变迁的速度加快，一系列旨在鼓励创新和风险承担与管理的经济制度迅速产生。另外，为适应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变化，企业组织发生了改变，中小企业、跨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网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应运而生。
制度变迁的源泉来自于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信息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垄断高价使得土地、原材料与资本的价格相对下降，也由此刺激了鼓励技术创新与智力商品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企业分配制度的创新。（如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技术资本收益的政策与法规）。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成本大大下降，从而降低了个人参与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成员可以通过远程会议的形式投票决定公司重大的制度改变。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大大完善了保险、人口普查制度。另外，在信息经济时代，人们的偏好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人们对闲暇与工作的选择、休闲方式选择偏好改变，从而引发了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结构、社区结构的改变。
适应效率。有效的制度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涉及到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途径，一个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以及引致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在信息经济条件下，知识的积累、管理、和创新的制度，尤其是教育体制逐渐完善，为企业及各种组织提供了正向的适应效率。
(2)信息经济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新特点
路径依赖最早出现在技术的演变中，指的是技术的自我强化现象。这在信息技术中尤其明显。信息技术的高的初始成本、互补性(competence)、兼容性(compatible)、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协调性(coordination)形成明显的网络外部性，造成高的转换成本与锁定效应(switching costs and lock-in)，从而加强了技术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选择某种技术容易，放弃却很难。制度变迁同样具有路径依赖问题。制度具有同技术相同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具有了某种惯性，会沿着特定的路径持续下去，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信息经济条件下制度的路径依赖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信息技术极强的路径依赖会强化、改变或创新某些制度安排。比如，差别定价的安排已成为目前信息类企业常见的定价策略。信息技术既要求需求方规模经济又要求供应力规模经济，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集中，并引起行业的标准化与合作，并且挑战已有的竞争规则[5]。令世界瞩目的微软垄断案让人们重新思考信息经济时代竞争规则的含义与调整方向。另一个是与路径依赖相关的制度发展造成信息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国家间或地区间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能力与意愿有所不同，从而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强化贫富差距。如美国率先发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发展信息经济的政策，使它一直处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核心位置，位于利润流的上游。而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边缘化。
2 信息经济条件下制度需求分析
(1)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因素
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因素在于变迁的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指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还有改进的余地。要获取外部的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改进，使显露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部化，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如果一种安排性创新成功地将这些利润内部化，那么总收入就会增加，创新者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利益[6]。
外部利润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如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就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制度安排，克服了传统企业存在的融资问题，从而实现了规模经济的效应。二是外部经济内部化带来的利润。如跨国公司的出现，兼并收购制度的逐渐完善，都是为了将外部经济内部化。三是克服对风险的厌恶。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四是降低交易费用所带来的利润。制度变迁的真正发生，取决于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利润大于进行制度创新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信息经济的出现，以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为标志，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2)信息经济条件下的制度需求分析
技术的进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化，在信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经济中对制度创新的各种需求逐渐显现，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制度创新需求。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按边际递减规律，资本的积累与储蓄的增长导致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呈相对下降趋势。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与环境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求专门知识做为新的经济增长要素。这种知识与智力要素的价格相对上升，要求相应的制度改变。具体表现在投资制度、分配制度和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事实正是如此，人们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更加普及，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技术股和一定程度上的按知分配，都体现了分配制度所发生的变化。另外，以人为本的管理正成为主流管理模式。
二是政府导向所引起的制度需求。信息经济时代的竞争已扩大到全球的范围。政府为了适应竞争及种种需要，经常会有一些明显的产业或区域发展导向，如我国政府“十五”计划中的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略目标，既是一种正式制度的供给，也要求有关信息化、信息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因此需要有关电信体制改革的方案、软件产业的发展政策、网络企业的管理规章等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和创新。我国所倡导的科技创新体制不但建立了国家创新体制，也促进了高校、企业及民间组织进行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为了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有利环境，往往需要制定相应的新规则，如具体的企业研发、产学研规则等，与政府导向的需要密不可分。
三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制度创新的需要。这是信息经济尤其明显的一个特征。由于信息技术的出现，信息产品具有高沉没成本和低甚至零复制成本的特点，信息经济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如电子商务中信息流、货币流及物流的重新组织与安排。同时，要求建立更为健全的制度保证，如知识产权制度，网络安全、税收等一系列新制度。
四是市场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制度需求。信息的瞬间传递，不但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市场规模，这不仅表现在市场地域范围的扩展，如市场的全球化，也表现在市场形态的扩展，如网络市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都要求一些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更加完善。如跨国公司从组织结构到管理模式都在发生改变，而全球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的制度规则都要求进一步完善。
3 信息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7]。信息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鼓励制度创新。但制度供给的实际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
(1)一是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以及制度设计的成本。弗农·拉坦认为，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8]。制度设计成本则主要取决于设计新的成本所要耗费的人力资源的成本。信息经济是以知识的大量积累和迅速创新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空前提高，因此从总体上讲，是有利于制度的供给的。这在社会各个领域实际的制度变迁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也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和知识创新，会增加人类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
(2)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以及现有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设计出来的制度安排能否真正实施取决于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现有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也往往增加制度创新的成本，其原因在于存在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有时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对旧有制度的维护，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比如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网络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知识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实施的情况却不很理想，原因是实施成本过高。又比如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二板市场，倍受人们的关注，却迟迟不能面世。究其原因，不但与其较高的设计成本有关，更关系到实施这一制度的预期成本，尤其是对现有的一板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再加上特定文化传统中的规范性行为准则，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也会增加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比如一项好的科技发展政策，在知识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贯彻。
(3)学习能力的强弱。制度的供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搭便车是常见的一种行为。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知识与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人们学习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挥后发优势，降低制度创新的费用，增加制度供给的可选组合提供了条件。如我国新型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知识信息的大量积累和迅速传播。
(4)制度供给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技术做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变量，总会引起经济制度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相对活跃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受到相对稳定的制度的约束，为了获得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优势，要求制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说明制度的供给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信息经济的制度变迁也不例外。在一些政府干预较强的经济中，表现更为突出。如在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产权改革的滞后给一些信息企业的顺利发展带来影响。如四通集团的产权纷争竟持续了10年之久[9]。
4 信息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一组这样的约束：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10]。一般包括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非正式制度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从制度的绩效来看，非正式制度对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作用，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相容的正式制度更为有效。
(1)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变迁
信息经济的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非正式制度对信息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信息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影响，并且进而影响到正式制度变迁。
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对一个地区信息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创新与创业精神会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二是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信息经济以网络与集成为特征，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文化。三是开放的交流机制。信息的传播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会更有效率，也因此能生产出新的知识与信息。而相对保守封闭的环境是与信息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如硅谷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围，造就了许多成功的公司与事业有成的年轻人。而与硅谷具有同样发展背景的波士顿128号公路却没能保持与硅谷相同的发展趋势，重要的原因在于后者相对保守的生活习惯、封闭的企业边界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11]。
从另一个角度讲，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正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的文化与传统。因特网上的以英文为主的信息，承载着信息强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以光速传播，这对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都是难以避免的冲击。其次，信息行业的跨国公司及大型企业，以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与风俗习惯在磨擦与相互适应中逐渐相互接受与融合，催化着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第三，那些在信息经济发展中不甘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不断地做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宣扬和鼓励开放与创新的精神，文化阶层的人们会不断地重新审视与反思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影响人们的观念与习俗。第四，知识信息的积累和教育体制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学习能力，并使人们接受新观念的速度大大加快，而这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同时也会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人们每时每刻从手机、电脑网络、各种媒体、广告宣传当中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时，时间、机会、创业的观念自然会代替那种定静、浪漫而诗意的沉思，而这正是一种生活观念甚至文化氛围的转变，也许我们会怀念过去，但是信息时代所带来的这种趋势却不可逆转。
(2)信息经济的发展与正式制度变迁
信息经济与正式制度变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信息经济极具生命力的发展强烈要求正式制度的供给，而正式制度的及时变迁会对信息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信息经济的发展对正式制度变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经济通过不断影响非正式制度安排，而对正式制度的变迁产生需求，又称之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化。比如在我国信息企业由于融资与上市的困难，对于风险投资机制与二板市场的建立有着很强的需求。又比如随着信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网络信息商品的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信息企业的税收方式都有很强的法律需求，这就要求立法部门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二是一国或地区政府出于发展本国或本地区信息经济的战略考虑，会主动供给一些有利于信息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又称之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比如我国的知识创新体系，国家及各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种种政策措施，国家关于软件产业的优惠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欧洲各国也都有各自的信息政策与法律体系。需要注意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与非正式制度的兼容性更好，因此也更有绩效。而正式制度变迁可能存在着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容的地方，有时会难以实施或实施成本很高。
正式制度安排对信息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正是有了当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才有了信息经济引人瞩目的发展。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也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信息经济作为一种以知识和智力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尽管需要以传统经济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基础，但已经不是一种经济形态的量变，而是质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发展信息经济，就更需要一定的政策保证，进行某种人力与资本的倾斜，和适度的民族工业保护。
(3)信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受宪法秩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 风俗习惯、政府偏好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变迁轨迹。世界信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除了由各国各地区经济自身发展水平决定之外，也受制度变迁能力的影响。以我国为例，东西部地区在风俗习惯、文化、观念、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造成西部地区制度变迁较东部地区缓慢得多，而制度创新的落后已成为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这种瓶颈在发展信息经济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信息经济的马太效应，也拉大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信息接受能力的不足既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非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又成为其远期的结果，从而陷入了不良的循环。这种现象在世界的南北差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5 结语
制度变迁是信息经济中除技术创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世界信息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正历经痛苦时，也许我们不应仅仅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而应换一个角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信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或阻力。正如随着土地集约化耕作技术的不断发展，农地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在中国南方地区，土地集中经营的需求正要求以一家一户的承包责任制发生新的变化，并且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信息技术尽管是更高阶段的技术变迁，但经济形态的改变总有其相似性，制度的变迁越来越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不应该被忽略在信息经济的研究之外。本文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引起更多的注意和更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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