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黄埔系的内部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黄论文,西安事变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月刊》1993年第4 期所刊《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一文，提出对当时国民政府中“讨伐派”进行分析：可区别为以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以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元老派，以邓文仪、桂永清、贺衷寒、胡宗南等为代表的黄埔系与以马鸿逵、何健、宋哲元、韩复榘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笔者认为，此文提出对“讨伐派”作深入具体的分析与区分是有道理的，但将何应钦与汪精卫同列一派、相提并论似有不妥；而将黄埔系视作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对邓文仪等人与胡宗南不作区别，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黄埔系是国民党军队中以黄埔军校毕业学生为核心组成的军事派系，奉蒋介石为他们的唯一领袖，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嫡系力量。胡宗南与邓文仪、贺衷寒、戴笠等所谓“十三太保”是黄埔系的首领人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系的首领与核心人物，无论是在南京力行社总部的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与戴笠等人，还是在西北带兵的胡宗南、关麟征等人，都是一片惊慌。他们既为蒋介石的命运担心，又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叛逆”行为愤慨。在12月14日，胡宗南还与黄杰、李默庵、孙元良、贺衷寒、邓文仪等共二百七十五名青年将领并“代表全体七万余同学”发出《忠告张学良电》与《告袍泽书》，吹捧蒋介石“为我全国唯一之领袖，亦我国家生存所托命”，表达对蒋介石的无限忠心，威胁张学良必须保证蒋介石的绝对安全，并对张、杨发动兵谏大加攻击诬蔑〔1〕。 黄埔系以一个有力的整体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与舆论界。
黄埔系当时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个坚强团结的整体。其实事实远不是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黄埔系及其核心组织复兴社与力行社内部，在其首领与核心人物中间，就分裂成“为营救蒋介石而主张和平解决的与拥护何应钦武力‘讨伐’的两派。主和派是少数，它的幕后是拥有较大实力的胡宗南”〔2〕。
据黄埔四期毕业生、当时在戴笠、郑介民身边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重要工作的文强回忆，郑介民曾向他介绍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系与复兴社内部的分歧，说：“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握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式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3〕
除了郑介民所说，其他许多史料也证明，在南京复兴社与力行社总部，有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主战派与戴笠、郑介民等主和派的分歧；在外地带兵将领中，也有关麟征等主战派与胡宗南等主和派的分歧。
西安事变发生时，担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正指挥所部及其他两师附属部队在甘肃东部与红军作战。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他惊慌失措。据胡的部下回忆，当时胡宗南既为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担心，也对所部的行动左右为难，“不吃饭，不会客，终日在屋内转”〔4〕。 后来他与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师长李文等亲信黄埔系将领协商，决定以保全蒋介石生命为第一要求，因而不能立即举兵进攻西安，“讨伐”张杨，引起内战。后来他又与南京戴笠、郑介民等联系上。戴笠是胡宗南在黄埔同学中的密友。他们二人又是蒋介石最信任最宠爱的学生。胡宗南从戴笠那里了解了南京的动态，听取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和派首领的意见和指示，更积极地反对讨伐派的主张。由于胡宗南在黄埔系中首屈一指的军阶与官阶（第一军中将军长），更由于他手握重兵，驻军离西安很近，因而就成为黄埔系将领中主和派的首领与后台。因此，胡宗南在12月14日虽领衔与黄埔系青年将领一道，发布了《忠告张学良电》等，但在同一天他又和刘峙等三十八位将领发布了《箴劝张、杨电》，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以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5〕。 表现出明显倾向和平谈判的态度。
同时，胡宗南在实际行动上对“讨伐军事”也采取了消极态度。他在惠安堡的第一军按兵不动。
胡宗南不仅自己按兵不动，而且规劝与他一同驻军甘肃、宁夏地区的另一位黄埔系重要将领，担任二十五师师长的关麟征也与他协同行动。胡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主动从其驻地甘肃同心城打电报给驻在宁夏中卫的关麟征，要求两部协商采取共同行动，提出应付西安张、杨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就近占领一块根据地，如宁夏，站稳脚跟，等待时机，再图大举；中策是胡、关两部从宁甘边界向甘肃境内中央军第三军曾万钟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靠拢，配合全国黄埔系讨伐张杨；下策是以胡、关两部为主力，配合宁夏马鸿逵部，立即向西安进军〔6 〕。很明显，胡宗南是主张采取“上策”，希望胡、关两部暂在宁、甘边界观望形势，等待时机，等待南京方面与西安谈判，营救蒋介石出险；而不主张立即发兵西安引起内战爆发、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胡认为那是“下策”。
但关麟征却是个强烈的主战派，与南京的邓文仪、桂永清等遥相呼应，主张立即出兵进攻西安。他在回电中答复胡宗南说：“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尊意以为何如？”胡只得再次去电给关，指出立即出兵西安将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并颇动感情地对关呼吁与劝告：“校长处于危险之中！雨东！雨东（关的别号）！何去何从……。”关麟征看了这封电文大为恼火，立即复了胡一封很长的电报，坚持立即出兵进攻西安讨伐张杨的理由，还对胡反唇相讥说：“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7 〕关麟征坚持己见，电令归他指挥的驻防甘肃东部泰安的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与驻防南郑的第五十一师王耀武部先行集结于宝鸡一线，关自己则拟乘飞机到那里指挥这两个师向西安进攻。
后来，南京“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来电，要胡宗南指挥在宁、甘地区中央军各部向西安进逼。胡宗南仍消极应付，并不积极向西安发兵。直到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胡部才推进到陕西关中凤翔。
以上史实说明，黄埔系将领对待西安事变是有着“讨伐”与主和两种意见的。主和派的首领人物是胡宗南，由于他手握重兵又驻军西北，因而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影响。正因为这样，胡宗南得到南京政府主和派宋美龄、宋子文的赞赏与信任。在1936年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中，讨论到改组南京中央政府，赶走亲日派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过渡政府时，宋子文就提出，“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8〕。 宋子文之所以提严重长军政，是因为严是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老一辈军事将领，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排挤离开军界多年；宋子文之所以提胡宗南长军政，则是因为胡是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是蒋介石特别宠爱的部属，特别是他在西安事变后，一直通过戴笠与郑介民同宋子文、宋美龄保持密切的联系，拥护与支持两宋等主和派与张、杨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脱险的方针。宋子文的建议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到胡宗南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主和派首领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胡不同于邓文仪、贺衷寒等人，是个当时各方面都可接受的人物。
也正因为此，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黄埔系中的“讨伐派”邓文仪、贺衷寒等人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与一度贬官；而胡宗南与戴笠等主和派则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与倍加宠爱。胡宗南后来被蒋介石提拔为战区司令长官，军阶达到上将，这在大陆时期的黄埔系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胡宗南等人之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同于黄埔系中的大多数人，不支持“讨伐”而主张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胡宗南、戴笠等人与蒋介石关系特别深；二是他们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和派首领更为接近，在西安事变期间密切联系，不断得到两宋的指示；三是胡等较有政治头脑与眼光，知道用武力讨伐不仅不能顺利解决问题，不能逼迫张、杨迅速释放蒋介石，反而可能逼使张、杨之东北军与西北军走上与红军联合，反抗南京政府的道路，这样不仅使内战扩大，而且可能会使蒋介石生命更快丧失。
胡宗南本人则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隐蔽的原因，就在西安事变前不久，他收到了周恩来于1936年9月1日写给他的一封密信，信并不长，但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痛陈时事，指出日寇侵华日亟，民族危机深重，希望胡宗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在信中说：“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依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周恩来希望胡宗南成为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英雄〔9〕。 胡宗南接到此信后，虽未给周回信，但他一直敬重周恩来，据胡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一直将周的这封信珍藏在身边〔10〕。胡宗南是个两面性很强、有一定爱国心的国民党青年将领，当时全国抗日爱国热潮的高涨，周恩来对他语重心长、亲切热烈的规劝，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是内心所动，不为外人所知。
注释：
〔1〕[台北]《革命文献》九十四辑； 《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2—373页。
〔2〕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第281页。
〔3〕文强等：《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82页。
〔4 〕王应尊回忆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第144页。
〔5〕[台北]《革命文献》九十四辑，第375页。
〔6 〕覃异之回忆录：《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4页。
〔7 〕姚国俊回忆录：《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刊《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页。
〔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在1986年版，第19 —20页。
〔10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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