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土尔扈特外交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朝论文,外交论文,土尔扈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尔扈特汗国是从明末到清代中期，我国少数民族的一支先民在俄国势力范围内建立的一个国家。它的独特个性，使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外交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值得研究。近十几年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汗国已经给予相当的注意，但研究还很粗略。例如关于清朝与土尔扈特汗国之间往来使者的活动，中外文献中留下的记载都很有限。这些支离破碎的资料在有关的许多论著中大都已经反复征引，一些学者还对其中某些事例以专文研讨，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总的看来，这个问题的全貌还若明若暗，有待勾画；而有关的个别事件的意义，也只有在清晰而完整的背景中才能得到准确的阐释。本文拟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作一次系统性的考察，尽可能借助逻辑推理粘合零碎的史事，以使节交往为主线，勾画两国外交关系发展演变的概貌。限于水平与资料条件，本文容有疏误，甚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从顺治到康熙前期土尔扈特汗国经中亚草原来使
中国明朝末年，蒙古部族中的卫拉特人，逐渐从原居住的蒙古高原漠北地区西移。其中走得最远的一支，以土尔扈特部为主，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约于公元1630年左右闯入俄国边疆，占据了伏尔加河下游草原一带。此后不久卫拉特联盟主力东移天山北路，进而向青海和西藏延伸。坚持在伏尔加地区的卫拉特人，便与联盟主体拉开了遥远的距离，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卫拉特联盟在西西伯利亚南部草原还留下了一部分人马，控制着一条夹在俄国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狭长走廊地带，使和鄂尔勒克部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脱离卫拉特联盟的整体。和鄂尔勒克战死后，其子书库尔岱青加强集权，建立中央机构。他“从西藏达赖喇嘛那里争得承认他有汗权，但从战略上考虑暂不称汗”①。这就是土尔扈特汗国，即西方所说的“卡尔梅克汗国”的由来。
卫拉特联盟的首领固始汗进取青海时，鉴于漠南蒙古诸部已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大统的继承者，便向皇太极称臣纳贡，卫拉特各部领主相继效法。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固始汗又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率卫拉特领主联名向清朝进表称臣，书库尔岱青与其弟罗卜藏也都“附名以达”。②不过因为土尔扈特汗国距离太远，所以与清朝联系的热情相对低一些，直到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才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入贡，与清朝发生直接的贡纳关系。
紧接着，书库尔岱青另一个弟弟伊勒登所遣使者锡喇尼和硕齐也于顺治十三年来向清朝进贡。顺治十四年，罗卜藏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等三人也向清朝贡驼、马，并带马千匹请求在归化城贸易，又请求去西藏礼佛，皆获清朝允许。书库尔岱青三兄弟接连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对清遣使，有些奇特，这是否意味着土尔扈特汗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呢？据欧洲人的记载，罗卜藏已于1650年与书库尔岱青关系破裂，出走西伯利亚，此后于1660年死于对准噶尔人作战。③那么1657年他遣使之时，可能已不属于伏尔加的土尔扈特汗国，或许只是在动乱中的西域闯荡的一位冒险家了。伊勒登情况，无从详考，如果他不是也在与书库尔岱青对抗的话，那就可能是书库尔岱青正留在西藏或天山北路，委托伊勒登留守伏尔加摄行政事，这样就有分别遣使而互不相谋的可能。
他们与清朝的纳贡关系，实质上属于封建时代等级制国际体系中的外交关系。在中华帝国的国际体系中，自愿而非被迫来朝贡的外邦，不外这几方面的意图：政治上，借“天朝大国”的封赐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要时求得“天朝”的支援和保护；经济上，借朝贡形式开展贸易，互通有无；文化上，包括宗教上，便于借鉴与联系。土尔扈特人笃信藏传佛教，而清朝是圣地西藏的保护者。不过在准噶尔道路未阻之前，土尔扈特的宗教使者可以直接经天山北路、青海去西藏，不必为此到北京。土尔扈特汗国离清朝太远，论政治，难以指靠清朝强弩之末的威力；论经济，也不如就近与俄国人贸易之方便。所以书库尔岱青对清朝的联系只是偶一为之。他的外交兴趣更多地指向俄国。他的部下首领早在1645年就曾宣誓臣服于俄国，以换取在伏尔加草原居留及与俄国人通商的权利。他本人也于1655年签订了效忠沙皇的誓约。尽管他们尽量维护汗国事实上的独立主权，但是很难完全抗拒俄国的影响和控制。
书库尔岱青之后，朋楚克、阿玉奇相继继位，继续遵循对俄臣服和加强集权的政策。这时卫拉特联盟已因内争不断而趋于瓦解，由于占据西西伯利亚南部草原的领主经常与盟主对抗，使土尔扈特汗国与联盟中枢的联系基本外于断绝状态。④与清朝的联系就更说不上了。康熙十六年（1677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攻杀卫拉特盟主鄂齐尔图汗，鄂妻多尔济拉布坦率残部投奔她的兄弟阿玉奇。不久噶尔丹称汗，挟制邻部，卫拉特联盟不复存在。阿玉奇遂与噶尔丹分庭抗礼，并于1690年受达赖喇嘛赐给汗号与大印，也正式称汗了。
噶尔丹有志于统一全蒙古，阿玉奇也有此志，而且他的才略也未必在噶尔丹之下。可惜土尔扈特汗国僻处西极，又处于俄国人肘腋之下，自立自保尚且费力，更难对全卫拉特以至全蒙古的局势施加影响。而天山北路离强敌较远，又便于与蒙古本部及圣地西藏联系，若有东进天山北路的机会，岂非对土尔扈特人很具诱惑力？机会似乎出现了。1688年策妄阿拉布坦起兵反抗噶尔丹，而噶尔丹忙于突袭喀符喀，随后又陷入与清朝的全面冲突之中。阿玉奇当机立断，将女儿嫁与策妄阿拉布坦，又命儿子三济扎布率一万五千帐人马以送嫁为名进入准噶尔。这支部队为策妄阿拉布坦牢牢控制准噶尔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1697年噶尔丹败亡之后，阿玉奇当即遣使和硕齐等，与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一道“入贡祝捷”⑤，恢复了汗国与清朝的直接联系。阿玉奇既已有志于东方，当然需要格外重视与清朝的关系，仅仅追随准噶尔祝捷一番，显然未能尽意，于是又遣使厄里格克孙等，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来北京“奉表贡”⑥。在此前后，阿玉奇的侄子阿拉布珠尔也于1698年起程，陪伴母亲经准噶尔入藏礼佛。随带人马五百，似乎不无在东方伺机发展的打算。
不料策妄阿拉布坦精明强悍，不愿为阿玉奇的霸业作垫脚石。局势稳定以后，他就开始对土尔扈特汗国采取强硬态度。他可能觉得，厄里格克孙使团赴清意味着阿玉奇避开准噶尔去拉拢清朝，居心叵测，遂待该使团返回时加以洗劫，杀人夺物。他又赶走三济扎布，吞没其所带一万五千人户，“分属准噶尔鄂托克。阿玉奇固索不获，因构难”⑦。因此当康熙四十二年阿拉布珠尔等从西藏返回时，准噶尔之路已成敌阵，他们走投无路，只好请求清朝保护和安置。
卫拉特两大汗国既已交恶，沟通两国的草原走廊也就渐遭漠视，不再受到大力保卫了。不久以后，这条走廊西段的托波尔河、伊希姆河地区，就成了哈萨克人的夏牧场⑧。走廊东段的额尔齐斯平原，也于18世纪初被俄国出兵侵占。从此以后，土尔扈特汗国在地理上就与其余卫拉特人的领土相互隔绝了。
二、康熙皇帝与阿玉奇汗经西伯利亚互相遣使
意外的挫折使阿玉奇耿耿难忘，不由得要继续关注东方的局势。而东方也正在酝酿新的政治风暴。青藏高原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力图重振汗权，杀第巴⑨，专藏政，又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废达赖六世，使整个藏传佛教世界受到强烈震撼。会不会出现有利于土尔扈特东迁的新机会？阿玉奇可能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时他对流落清朝的阿拉布珠尔也有义务过问。1709年，阿玉奇遣使萨穆坦等人，以商谈阿拉布珠尔返回问题为名，向俄国借道，经西伯利亚访清。因路途荒远，交涉烦难，使团到北京已是1712年初了。
阿玉奇在给康熙的疏文中特意强调：“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谕。”⑩显然他的使臣并非专为阿拉布珠尔而来。康熙也在为蒙藏地区新动乱的苗头操心，而桀骜不驯的准噶尔是他特别担心的因素之一。因为早在康熙三十九年，策妄阿拉布坦就曾“遣人至青海，并声言欲征第巴”(11)。现在有策妄阿布坦的劲敌前来联系，当然会引起康熙的重视。他觉得阿玉奇的态度大有文章可作，值得进一步接触和试探，迅即决定派出以太子侍读殷扎纳为首的大型使团，以处理阿拉布珠尔问题为名，前往土尔扈特汗廷。当年5月使团就起程往俄国借道。
这件事不免惹起了俄方的惊奇和疑虑。俄国派往清朝的使节已屈指难数，早就希望清朝遣使回访。两国也确有许多急需协商处理的问题，但清朝就是不肯赏脸。海上霸国荷兰和葡萄牙都已一再遣使到北京，也没有赢得清朝的回访。这次为一个并不紧要的小问题，向卑微的土尔扈特汗国如此隆重地遣使，实在令人纳闷，是否别有隐情？俄国驻北京商务专员急忙打听内幕。他根据当时“中国人之间的传闻”，向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报告说，这些使臣是去“秘密唆使阿玉奇”与清朝一起攻打准噶尔的。他认为，如果清朝征服了准噶尔，对俄国非常不利。这个情报引起了俄国政府的重视，立即采取相应对策。喀山总督阿普拉克辛“奉命千方百计说服阿玉奇汗，让他不要去攻打珲台吉，因为珲台吉对沙皇陛下十分友善”(12)。
俄国政府没有禁止清朝使团通行。后来有学者巴德利治史感到不解：“说也奇怪，彼得大帝竟同意他们绕道俄国前往。”(13)其实彼得自有盘算。俄国与瑞典争霸的“北方战争”，此时正在将胜未胜的紧要关头，奥斯曼帝国又突然对俄开战，使俄军在南线遭到重大挫折。而阿玉奇在这种时刻仍然坚持与俄国结盟的路线，连续打败俄国东南边境敌对的伊斯兰教部落，对俄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援。因此对阿玉奇在外交上显示独立的作法，彼得大帝此时不能不分外迁就。同时，对于清朝这个强邻和重要贸易对象，俄国此时也不便轻易得罪。
其实俄国驻北京商务专员提供的情报是不正确的。康熙不但没有要求阿玉奇配合攻打准噶尔之意，反而担心阿玉奇如此要求。康熙给殷扎纳使团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如果阿玉奇提出“会同夹攻策妄阿拉布坦，则断不可允”(14)。清朝与俄国政府不同。俄国政府习染欧洲近代重商精神，热心为商业资本开拓国际商路、货源、市场，所以积极对外侵略。而清朝秉中华重农抑商的传统，注重文治而不轻启边衅；有时被迫对周边民族用兵，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中原农耕文明区的安全。打败噶尔丹之后，清朝已直接统治了蒙古高原，基本控制了青藏高原，一个相对完备的外围屏障系统已经形成。康熙欲务之急是巩固和加强对上述区域的控制，而无意劳民伤财开拓更远的蛮荒之地。只要准噶尔不主动向清朝挑衅，双方完全可能作为主权国家在中华文化圈内和平共处，策妄阿拉布坦虽有东进争霸之意，但当时尚未行动，而且多年来对清朝态度尚称“恭顺”，康熙没有理由主动破坏这一和睦关系。康熙在训令中还特地让使臣夸示准噶尔对清朝的善意，以堵阿玉奇之口。训令还特许使臣可以接受彼得大帝的接见，并可为此遵从俄国礼仪。康熙对使臣怎样与彼得对话作了原则性指示，他还要求使臣留心察看俄国人民生计、待人接物、地理形势等等。可见这次遣使的用意，一半是在于对俄国作情况考察和外交试探。其实康熙也深以对西方世界的缺乏了解为憾，早在即位第十五年（1676年）就曾考虑过遣使访俄，没有得到臣下赞同。(15)因为要保证使命成功，就势必放下“天下共主”的虚架子，遵从西方流行的外交规范；而这将使传统的大义名分受到冲击，清朝与俄罗斯人接触以来，常感信息隔膜，互相不易理解，有些事不知怎么办才好。当初借助来华耶稣会士的沟通，签订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尔后又已二十余年，清俄之间又积累了不少问题，关系渐觉僵持。这次利用借道遣使的机会，既可对俄国作一番实地考察，又可试探俄国政府的态度，而不必承受正式对俄遣使所可能导致的某些副作用。可惜彼得大帝正忙于对付瑞典，没有利用这个接待清朝使臣的机会，否则清俄关系也许可以早点打开新局面。所幸使臣之一的内阁侍读图理琛，认真执行康熙的考察指示，回国后撰成《异域录》一书，被誉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补亘古黄图所未悉”(16)，中国人借此可以稍扩眼界，使康熙的苦心庶几没有白费。
殷扎纳使团在路两年有余，才于1714年夏抵达阿玉奇汗廷。近年有些论著(17)根据《皇朝藩部要略》的记载，认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政府曾另外遣使驰谕阿玉奇，令其迎回阿拉布珠尔；阿玉奇也又遣使去向清政府表示：“阿拉布珠尔幸为天朝臣仆，且俄罗斯假道不易，幸勿遣归”。其实，这次意见交换应该发生在殷扎纳使团会见阿玉奇之时。试想双方使团正在努力奔波，怎么可能为了同一个使命而另遣它使？(18)
另据俄国人的情报，殷扎纳使团“曾要卡尔梅克人放弃阿斯特拉罕游牧区，迁到珲台吉游牧的草原上去”(19)。中国文献中没有证据，但照情理推断，或有此事。阿玉奇之所以想听康熙的口谕密旨，或者与此有关。估计阿玉奇向康熙吐露了寄寓俄人篱下的困难和移近故土的宏愿，试探清朝的反应，康熙当会表示同情和支持。也许他觉得让土尔扈特与准噶尔就近互相牵制，正合以夷制夷之道。但是康熙对西北绝域的情况相当茫然，很难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康熙不愿为土尔扈特打准噶尔，阿玉奇该也同样不愿帮助清朝进兵天山北路，所以这事后来就再无下文了。
阿玉奇隆重接待了殷扎纳使团，说了许多自外于俄国而亲近中华的话，这与他向往东迁的心理是相符的。但是使团离开土尔扈特回国后，双方联系就中断了。雍正皇帝后来追述说：“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20)看来阿玉奇这番背俄亲华的姿态，对俄国人太刺激了，促使俄方加意防范，不肯再为土尔扈特与清朝之间的联系提供便利。直到将近20年后，才又有了恢复联系的条件。
三、雍正皇帝与策凌敦多布汗经西伯利亚互相遣使
随着实力与野心的增长，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的友好关系终于破裂。拉藏汗政权被偷袭的准噶尔军所灭；康熙派兵赶走了侵藏准噶尔军后，一面撇开和硕特贵族，强化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向准噶尔大举进攻。处境危急的策妄阿拉布坦被迫求和。适逢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初立，根基未固，于是对准噶尔的求和热情回应，主动撤军。可是策妄阿拉布坦扩张之心不改，利用时机发展实力，又收留了反清叛乱失败外逃的青海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雍正十分恼火。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两子争位，长子噶尔丹策零获胜，次子罗卜藏索诺被迫出逃。雍正决定趁机以武力解决准噶尔问题，为此首先要从外交方面孤立准噶尔，于是加快步伐，改善对俄关系，顺便谋求与土尔扈特汗国恢复联系。
清朝在1727年的《布连斯奇条约》和1728年的《恰克图条约》中对俄国作了重大让步，使俄国人喜出望外。雍正趁热打铁，1729年派遣以侍郎托时为首的使团，以庆贺彼得二世即位为名，突破礼仪陈规，赴俄访问；同时派遣以副都统满泰为首的使团与托时使团同行，借道俄国出访土尔扈特汗廷。满泰使团的任务，一是争取土尔扈特支持清朝反对准噶尔；二是查访罗卜藏索诺，争取把他拉入清朝的怀抱，借以对准噶尔起分化瓦解的作用；三是设法从土尔扈特汗国取道转赴乌孜别克人和哈萨克人诸汗廷，与准噶尔人的这些邻居与对手建立联系。雍正显然不知道，土尔扈特汗国的形势已经大变，阿玉奇死后汗国内乱，俄国乘机加强控制，汗国在重大问题上已不能自主了。
俄方隆重接待了清朝使臣，但不让满泰使团去土尔扈特汗国，而把他们与托时使团一起接到莫斯科。清朝使臣在莫斯科与俄国大臣会谈时，通报了清朝派兵攻打准噶尔的决定，并特意表示成功以后愿意让俄国瓜分准噶尔的部分领土和部民。俄国似乎觉得这种交易十分合算，决定采取合作态度。俄历1731年3月1日，俄国政府对清朝使臣书面答复，祝清朝对准噶尔的进兵“诸事顺遂”，并表示同意满泰使团去土尔扈特汗廷，俄方在书面答复中还特地声明：“该卡尔梅克人是女皇陛下的属民，没有女皇陛下的谕令和许可，他们不能有任何作为。”(21)同时向中国使臣递交的俄国枢密院致中国理藩院的复函，也正式宣布：“该阿玉奇汗部业已全部归顺我俄罗斯国，……嗣后，大博格德汗若与阿玉奇汗有事，均预先由贵院报闻我萨纳特衙门，经奏闻我女皇后方可定议。”(22)清朝方面对土尔扈特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茫然不解，当时竟然不置一辞。
从莫斯科护送满泰使团去土尔扈特的差官，奉命不要急于到达，以便俄国抢先完成将阿玉奇之子加封为汗的仪式。满泰使团到达萨拉托夫后又等了两个多月，才被新任土尔扈特汗策凌敦多布派人接进草原。宾主之间交往的礼仪十分隆重，但没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关于准噶尔问题，策凌敦多布只表示清使所告“其事属实”，没有明确的评论或承诺。满泰见土尔扈特深受俄国控制，似乎不再对他们抱过高的希望。策凌敦多布私下派人来问：是否“有不使俄罗斯得知之言”，需让俄国官员退避？满泰等答道：“光天化日之下，何须避人？倘若使其退避。反而起有疑心。”(23)
由于俄国的限制，满泰使团不便继续远行去探访乌孜别克和哈萨克诸汗廷。幸而“恰遇哈萨克部使臣亦在土尔扈特，故将诸事晓谕其使”，并“咨行哈萨克汗”(24)。已经逃到土尔扈特汗国的罗卜藏索诺也会见了清使。据满泰等称，罗卜藏索诺“亦有回国之意”，“方以推诚求主之意恭进奏折”(25)。但俄国的记载却是：“罗卜藏苏努对中国人所抱希望不大，拒绝了中国使臣的要求，反而写信给俄国女皇陛下，请求允许他前去莫斯科。”(26)看来当时罗卜藏索诺心意不定，对俄清两方都存有希望。
在此之前，几乎与清朝遣使同时，土尔扈特也派遣以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一批使者，利用俄清关系改善的机会，经俄国允许取道西伯利亚赴西藏熬茶礼佛。他们于1731年夏初到达北京。此时准噶尔部队已在边境多次开战，清军正准备全面出击，而离开北京将近两年的满泰使团仍未复命（他们此刻还在萨拉托夫等待前进的许可）。雍正很需要了解土尔扈特汗国的情况，所以特地召见了那木卡格龙等。这些使者显然不满于俄国人的控制，也许还羞于暴露本国受控制的严重程度，使以独立国家使节的姿态侃侃应答，甚至建议由土尔扈特汗国出兵配合清军攻打准噶尔。(27)雍正觉得正中下怀，迅即决定再派一个以内阁学士班第为首的使团去土尔扈特汗廷具体联系。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朝理藩院致萨纳特衙门咨文通知了这一决定，并表示因一再假道劳苦俄方，特以十万两银的赏物给俄国“酌情赏其下人”(28)，等于高价买路，可见所望之厚。
然而清政府不知道，这段时期土尔扈特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形势日趋恶化。策凌敦多布软弱成习，内无安邦定国之能，外对俄国卑躬屈膝，招致许多领主的反对。这些领主中，有的希望争取清朝的支持，有的则想东迁与准噶尔联合。后者的代表有阿玉奇之妻（策妄阿拉布坦之女）达尔玛巴拉，前者的代表有乌巴什多尔济（阿拉布珠尔之兄）。据清朝记载，乌巴什多尔济曾于雍正九年“遣使阿尔巴图、沙喇布丹津至，奏请往谒达赖喇嘛”，蒙雍正厚待。其子罗卜藏因感“远夷蒙恩若此，盍内附。因挈属次策木河。哈萨克聚众至，惧不敢进，仍归额济纳河”(29)。1731年冬，策凌敦多布的侄子敦多卜鄂木布起兵争夺汗位；俄国出兵镇压，也未能使敦多卜鄂木布就范。(30)
照俄国政府看来，显然满泰使团的访问已经增强了清朝对土尔扈特人的影响，打击了俄国的威望，这种事再不能重演了。1732年1月，俄国外务委员会向伊尔库次克地方长官下令，妥善接待清朝赴俄祝贺安娜女皇即位的使团，但绝对不准往土尔扈特汗廷的清使入境；并且让该长官通知清朝理藩院，声称不敢将此事上奏俄国朝廷。(31)于是清朝赴土尔扈特的使团被迫滞留于边境，进既不能，退又不甘。清朝理藩院不得不于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和闰五月两次行文向俄国交涉。在这两次咨文中，清政府正式接受了土尔扈特是俄国的属国的说法；表示以前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直接与土尔扈特交涉；现已明白，愿补上向俄国朝廷请求允许的程序；坦率地承认这次遣使的目的是商请土尔扈特出兵征讨准噶尔及请罗卜藏索诺去北京；请俄国政府允许清使前往土尔扈特，否则就请俄国政府将清朝的意见转达土尔扈特汗国。然而俄国政府对这些要求一概拒绝，并说到罗卜藏索诺已经去世。俄国外务委员会的复函送到北京，理藩院认为发文机关不符合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拒绝接受。原信退回后，俄国政府以枢密院的名义重写了一遍，再送到北京，就已经是1734年（雍正十二年）夏了。(32)这时雍正因战事不顺利，已准备与准噶尔停战议和，这才让滞留于边境三年之久的使者们返回北京。
土尔扈特赴藏使者那木卡格龙等于俄历1733年8月回到俄国边境色楞格斯克时，曾向当地长官申述，说是他们本不想进北京，但雍正有旨意非去不可；又说是清朝大臣提出让土尔扈特出兵攻打准噶尔，他们只答以土尔扈特与俄结成了兄弟联盟，需与俄军统一行动。显然他们看到俄清之间关于遣使土尔扈特问题的纠纷闹大了，生怕担上责任。但是据俄方文献，后来这些使者还是“由于他们在北京期间不称自己是俄国属民并有其它恶行而受了惩罚”。那木卡格龙遭俄国拘禁，后经敦多卜鄂木布吁请，才得蒙开释。(33)
雍正对俄亲善一场，不但没有赢得预想的回报，反而在出使土尔扈特问题上招来羞辱，因此清朝对俄国的关系又转入相对冷淡的时期；对土尔扈特汗国也不再有多少兴趣。但是清朝在土尔扈特汗国留下的影响却难以磨灭。而土尔扈特人为了保持与西藏的宗教联系，也免不了再来找清朝政府。
1737年俄国商务代表兰格曾向俄国政府报告他从北京的天主教神甫处得来的情报：“两年前阿玉奇的一个儿子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已故的博格德汗，控诉俄国军队在陆军上将的统率下杀死他们许多人，因此请求审查这一案件，并禁止俄国人今后再有这种行为。”(34)我们尚未在清朝史料中发现对此事的记载。如果真有此事，那位控诉人对清朝皇帝的期望就是太高了。
四、乾隆时期土尔扈特汗国来使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即位。同年，软弱无能的策凌敦多布也被俄国人免去汗位，由敦多卜鄂木布继掌土尔扈特政权。数年之后，敦多卜鄂木布获俄国同意，派使者吉木巴扎木绍等人往西藏朝拜达赖喇嘛。为了免得俄国政府猜疑，他还特地请安娜女皇派了几名俄国人员随行，给使团办了俄国护照。然而这样一来却使清朝政府更不能接受。清朝政府为遣使土尔扈特被阻一事余恨未消，把这作为报复的机会。蒙古土谢图汗根据北京的命令，不许吉木巴扎木绍使团入境。理由是：这批使节还带了十名男孩，打算把他们留在达赖那里学经，而且与使节随行的还有四名俄国人，这是没有先例的；其次，俄国枢密院事前也没有把派遣这批卡尔梅克使节的事写信通知中国理藩院。于是俄国枢密院赶忙向理藩院行文解释，请求清朝允许该使团通行。乾隆五年（1740年）十二月二日理藩院写了复函，说因为俄国不许清朝假道赴土尔扈特，并因为恰克图条约并未规定可以派俄国属民作为使节前往达赖喇嘛处，不能同意俄方的要求。(35)
清朝政府与土尔扈特汗国之间的联系，这一次又中断了二十多年。1741年敦多卜鄂木布去世，他的堂兄弟敦多卜达什由俄国政府委任，继掌政权。俄国进一步强化对土尔扈特的控制，甚至将敦多卜达什的儿子扣在阿斯特拉罕作为人质，使这个孩子夭亡异乡。敦多卜达什由此对俄国恼恨万分，开始密谋举国逃离伏尔加草原。他和属下一些领主考虑过投靠波斯、投奔准噶尔等多种方案(36)；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计划都未实现。但敦多卜达什和清朝恢复联系的愿望，却由此增强。
由于清朝对俄关系相对冷淡，清政府没有向俄国正式通报雍正去世和乾隆即位的消息。1741年安娜女皇去世，伊丽莎白继位，特派信使到北京通报，清政府也没有象以前一样遣使祝贺，使伊丽莎白深感遗憾。她直到自己在位的末期，仍然在为促成清俄双方互遣使节而努力。(37)因此当敦多卜达什要求遣使经北京去西藏礼佛之时，俄国政府既没有反对，也并未要求派俄罗斯人随行，以免与清朝更生芥蒂。
敦多卜达什遣使的时机，可能与准噶尔的局势有关。1745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政局日益不稳。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被废，喇嘛扎尔达即位；1752年喇嘛扎尔达被杀，达瓦齐继位；达瓦齐很快就众叛亲离，准噶尔汗国已呈败亡之势。敦多卜达什对此十分关注，于是派遣吹扎布等人为使，名为赴藏熬茶，实际上当应负有考察东方形势之责。他们到达恰克图界外时，已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夏了。准噶尔汗国已于上年被清军攻灭，降而复叛的阿睦尔撒纳也已逃往哈萨克地区。乾隆春风得意之际，很愿意见见远来的土尔扈特使者。遂于当年五月下旨：“如止系土尔扈特遣人前来，一面奏闻，一面带领来京，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易。倘仍带俄罗斯同往，须谕以俄罗斯不应赴藏，即行停止。”(38)当年九月，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召见了吹扎布一行，并赐宴款待。然后放他们去了西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彻底消灭了准噶尔的抵抗势力，军威震动中亚各族。曾向俄国表示过臣服的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赉也向清朝遣使称臣入贡。这年七月，吹扎布一行从西藏返回北京。清朝大臣奉乾隆之命向他们询问土尔扈特汗国的详情。吹扎布等人谈到：“土尔扈特部现在额哲勒河游牧，与俄罗斯相近。俄罗斯即谓我等为其所属，其实并未归降。我等是奉大皇帝圣旨及达赖喇嘛之言，自不肯为人臣仆。”并说：“哈萨克既为皇帝臣仆，如蒙皇帝谕旨，命我土尔扈特部取道哈萨克境前来，就不需绕路，对我们甚为有益。”(39)可见清朝的胜利已使土尔扈特人的反俄情绪大受鼓舞。
但是，关于土尔扈特汗国东迁准噶尔地区的意图，吹扎布等不敢向清政府和盘托出。不过这些使者可能向达赖喇嘛请示了这件事。据俄国档案记载，有个俄国官员曾听卡尔梅克人说：“早在以顿多卜达什汗和全卡尔梅克人的名义去朝拜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就给他送来召唤书信。信中允诺收留他们；并告诉他们，根据他的预言，他们要实现这个意图，不得早于1770年或1771年，似乎到那时他们才能幸运地逃脱。”(40)达赖喇嘛作此预言，我们没有发现别的史料佐证。是否可能出于热心东迁者的编造，还可以继续研究。但依情理判断，并非没有可能。
自从打退准噶尔人侵扰以来，西藏的实权操于效忠清朝的军事贵族之手，达赖喇嘛无所作为。后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作乱被杀，清政府才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让七世达赖噶桑嘉措亲政，以便使西藏僧俗贵族互相牵制。(41)此时吹札布以如此重大机密之事来求指点，对于达赖七世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他无所表示，会显得麻木不仁而损害土尔扈特人对他的崇信；他从内心希望土尔扈特人东来，但应是奔他来，而不是投奔清朝，才有助于恢复达赖喇嘛先世曾经有过的光荣地位；但他不敢公开号召土尔扈特汗国到东方来独立发展，那会触犯清朝的利益；他也不愿怂恿士尔扈特人立即行动，此刻清军锋芒正锐，士尔扈特不来投降而来争地盘，显然是取祸之道。所以他的最佳选择，就是吩咐土尔扈特人再等十几年，希望历史会制造机会。尽管没有确实的把握，但总不失为一种希望；而给人以某种希望，尽量避免立即验证，这正是宗教的惯技。正是这个玄虚的预言，对一向迷信很深，正在彷徨歧路的土尔扈特人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准噶尔战争使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再度趋于恶化，因此吹扎布出使之后，土尔扈特汗国与清朝的联系又断绝了。1761年敦多卜达什去世，其子渥巴锡继位。俄国政府乘机采取措施削弱汗权，进一步强化控制，汗国的自主地位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1768年爆发的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又一轮大战，给土尔扈特人带来沉重的军役负担，又激发了他们对俄国的强烈的离心倾向。在前述达赖喇嘛预言的影响下，各种不满情绪很容易地转化为一个统一的意志：逃离俄国，投奔东方。于是渥巴锡毅然决策举国东迁，去准噶尔故地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度。可能他们推想清朝占领准噶尔不久，生产未兴，立脚不稳；而且也许北京对这片遥远的半沙漠半草原地区不会太感兴趣，他们如果抢占之后，修以臣服之礼，清政府也许会容忍在那里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但没有威胁性的汗国。(42)
伏尔加河以东的三万多户近十七万人都跟着渥巴锡出走了。他们一路遭俄军和哈萨克部队围追堵截，加以寒热饥渴，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六月间跨过伊犁边境时，只剩下七万名疲惫已极的部众。因此不得不改变初衷，向清政府宣称专为归服而来。这时他们与清朝的联系，已属于清朝内政，而非外交范畴了。乾隆皇帝处事得宜，对濒临绝境的原土尔扈特汗国臣民给予慷慨救济，妥善安置，使他们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现在新疆地区的十几万蒙古族同胞，大多是他们的后裔。
至于伏尔加河西岸的一万多帐汗国臣民，他们当时没能与河东兄弟一道行动，以后也再未能摆脱俄国的统治。1771年10月，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宣布取消卡尔梅克汗权，把汗国变为附属俄国的若干小领地，使它们再不能抗拒俄国的权力，也再不可能与清朝进行外交联系了。1892年俄国又废除卡尔梅克领主的统治权力，使卡尔梅克人成为俄国直属的臣民，他们的后裔，就是现在俄罗斯联邦所属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十几万卡尔梅克族人。
五、论余
如上所述，清朝与土尔扈特汗廷的关系，是一种封建性等级国际秩序之下特有的畸形外交关系。清朝对土尔扈特这样的“外夷”原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有道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东汉何休语）清朝皇帝在国际问题上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虚名。而习染西方资本主义性向的沙俄却讲求实惠，尽力将土尔扈特纳为附属国，注意排斥清朝对土尔扈特的影响和作用。土尔扈特作为相对弱小的政治实体，不得不对俄、清两强自居下级。当它沦为俄国的附庸后，于心不甘，遂向清朝靠拢，甚至故意向清朝作臣属的姿态，借以对俄国的压力起制衡作用。清朝因为对准噶尔斗争的需要，一时对土尔扈特大感兴趣，但清朝更需要避免触犯强大而为自己所难于理解的俄国。因为它不懂得西方的国际公法和行事准则，只按柔远施恩的天子派头行事，轻率而片面地向俄国出让国家权益，然后就一厢情愿地以为俄国会感恩图报。但俄国在对土尔扈特的宗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反应强烈，使清朝茫然失措，丧气收手。于是表现在土尔扈特与清朝之间通使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条由低潮到高潮再到低潮的曲线。这条曲线背后，是清朝、沙俄与土尔扈特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清朝既想拉拢沙俄，又想拉拢土尔扈特；沙俄既欲与清交好，又不愿清朝加强对土尔扈特的影响；土尔扈特既想摆脱俄国的控制和奴役，又并不真想变为清朝的臣仆。最后的结果，是土尔扈特汗国小部分民众完全沦为俄国臣民，大部分民众脱离俄国控制投入了清朝的怀抱。这对于俄国，是有意栽花花不发；对于清朝，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于土尔扈特，则是一场艰苦拼搏而壮志不伸的历史悲剧。许多同志盛称土尔扈特归清是重归祖国，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向心力等等。然而，“爱国”诚有之，是哪一“国”，则应辨析明白。土尔扈特与清朝的关系恩怨交织，个中的复杂意蕴，岂一句“爱国”了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历史资料。但只有扎根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的历史知识，才能真正有助于培养与社会主义目标相一致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愿这篇拙文，能引起史学家对此作如实的探讨，炎黄子孙对此作过细的品味。
注释：
①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13页。
②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下文顺治年间几次遣使事亦据此。
③参阅马汝珩、马大正：《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及其与俄国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1987年）《卫拉特史论文集》，101、102页。
④参阅马曼丽、胡斯振：《四卫拉特联盟初探》，《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
⑤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8，《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⑥《皇朝藩部要略》卷10。《厄鲁特要略二》。
⑦《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1，传85。
⑧《哈萨克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162，参阅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汉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8页、333页。
⑨第巴为藏语译音，固始汗进军西藏后拥达赖喇嘛建立的政权中，设第巴一职总管政务，第巴桑结嘉措执政后，暗结噶尔丹以反清、排和硕特，1705年为拉藏汗所杀。
⑩引自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11)《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
(12)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汉译本（下文注作《班卡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97-98页、100页，珲台吉即策妄阿拉布坦，称号为额尔德尼硕鲁克图珲台吉。
(1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624页。
(14)图理琛：《异域录》。
(15)理藩院尚书萨穆瑚琅等密题与俄使尼古拉会谈前后情形本。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文注作《清档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39页。参阅俄国专使与耶稣会教士的谈话(1686)。前引《班卡编》67页。
(16)《四库全书总目》卷71，史部地理类四。
(17)例如《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9页。
(18)张穆撰、何秋涛补辑《蒙古游牧记》卷16，对祁韵士的这一误载已有考辩：“石州曰：此条不应专系之五十二年，观《异域录》自明。秋涛按：图丽琛等奉使往返，已阅四年，中间别无使命。此即一事而《要略》误分为二条耳。”（张穆字石州，又字硕洲，字诵风）。
(19)前引《班卡编》，199页。
(20)引自马汝珩、马大正：《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及出使土尔扈特的满泰使团》。《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1)前引《班卡编》209页。女皇指安娜，1730年1月彼得二世死后即位。
(22)前引《清档一编》（下册），543页。——“博格德”为蒙语译音，意为“神圣”。俄国人仿效蒙古以此号称清朝皇帝。“萨纳特”即俄语枢密院之译音。
(23)据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满泰等奏奉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前引《清档一编》页555-560；参阅前引《班卡编》，211-214页。
(24)前引《清档一编》，566页、560页。
(25)同上，566页。
(26)前引《班卡编》，214页。
(27)前引《班卡编》，273页。
(28)前引《清档一编》，545-546页。
(29)《皇朝藩部要略》卷14。《厄鲁特要略六》。按：据时间推断，乌巴什多尔济所遣二使可能就是作为那木卡格龙使团的成员赴北京的。
(30)见注①引帕里莫夫书，37-40页。
(31)前引《班卡编》，218-219页。
(32)前引《清档一编》（下册），560-562页，568-570页。及前引《班卡编》，224页，235页，239页，245页。
(33)前引《班卡编》，238-239页，271页；参阅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35页。
(34)同上，265页。
(35)以上见前引《班卡编》，271-272页。
(36)参阅注①所引帕夫莫夫书，49-53页。
(37)前引《班卡编》，278页，296-297页，312页，344页。
(38)《清实录》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丙子上谕，高宗卷，512，20页。
(39)《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2。
(40)转引自注①所引帕夫莫夫书，71页。
(41)参阅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42)关于渥巴锡率部东归的性质，国内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沿袭乾隆皇帝的“归顺”说，称为“回归祖国”。但我认为实际上渥巴锡所部的初衷是抢占伊犁，独立建国。具体考辨见拙作《土尔扈特东归评议》，载《卫拉特史论文集》，内蒙古师大学报专号1990年第3期（1989年全国第二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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