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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5919(2001)04-0077-09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置于世界哲学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观照，我们会发现，它既是这一发展之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阶段，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形态相比，在有关哲学探究的对象、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哲学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又显现出自己独特的存在与价值；同时，由于它是一个具有多种蕴涵的思想宝库，便为后来者的各种诠释留下了极大的空旋余地，在世纪之交它又面临新的境遇……这是一个需要悉心甄别、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对象：由“思辨形而上学”转向“现实的”“感性世界”
我们知道，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西方哲学也酝酿着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根本转换。思想史上的这两个重大事件之间是否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这在国内外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有的论者片面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而剥夺了他们作为哲学家的资格，把马克思主义认定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没有看作是哲学。还有的论者倒是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的存在，但它被置于黑格尔哲学的巨大阴影之下，被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延续（注：罗素就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掺和体”，“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参看罗素著、何兆武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9页。）。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者则径直把它说成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前苏联和我们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重要变革”，这似乎是把两件大事联系起来了，但在对这一“变革”的意义进行解释时，只是把它概括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特别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质，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二者不同部分的“有机组合”。这怎么能谈得上“重要变革”？还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逐出现代哲学的领地，把它看作是由黑格尔哲学生发出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之外的另一种思想体系（注：美国哲学家怀特把“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指黑格尔——引者）的观点开始的”思想运动的后果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20世纪的哲学运动”。见怀特著、杜任之译：《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在国内也有学者持相同的看法，其表述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标志的哲学的革命变革和以现代西方哲学改变形态，是这个转折点（指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折——引者）的体现”。见《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属于近代哲学，也不属于现代哲学，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在我们看来，以上各种观点，无论是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都没有从哲学“转折”的意义上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世。而所谓“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划界，事实上并不是基于时间的阶段性考虑，而是缘自哲学思维框架的根本转轨。所谓“变革”，也不可能只是对它同时代或者以前相距不远的哲学形态的扬弃，而是对全部旧哲学、传统哲学的超越。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内，梳理其自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但从古希腊直迄同时代的全部哲学历程，都纳入了他们的视野。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的这种“转折”中是否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同时它本身是否就是这种“转折”的产物，就要看传统哲学存在着哪些特征、痼疾促成了它必须向现代哲学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又做了怎样的分析、批判和建构。
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近代哲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作为总体来看，具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万物本原的存在，并把解决本原问题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清楚地说明：“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1](P15)因此绝大部分传统哲学家，尽管他们对万物本原的理解彼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都坚持认为存在着万物的本原这一信念；在传统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尽管对万物本原探讨的角度不同，但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围绕这一问题展开（重本体论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直接地探讨本原，重认识论的近代哲学则从主客体关系着手间接地探讨本原）。这样一种哲学思维框架力图从“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哲学的研究对象被限定在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者绝对化的观念世界，它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实际上是一种“思辨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种僵持于本原问题上进行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哲学形态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切中肯綮地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旧唯物主义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敌视人”；“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和“自在之物”；主观唯心主义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自我意识”。而无论是传统哲学的哪种形态，恰恰是对“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的遗忘、对真正的“人的世界”的遗忘、对“现实的”“感性世界”的遗忘，因此它们除了以歪曲、变形或夸张的形式反映人类理性思维的探索轨迹之外，愈来愈成为一种脱离感性世界、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侈谈和“醉心于自我直观”的玄思妙想。特别是在时代推进到19世纪中叶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来临及其面临着不同以往的社会格局和阶级结构，这种情势下，传统哲学的信念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梦幻”，衰落势在必然。
与传统哲学的这些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满腔的热忱、深层的理智去拥抱和审视这个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感性世界，密切关注现存世界的变化，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在它看来，随着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现实的生成和展开，哲学当然应当思考和探询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然而，严格地说，哲学是既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审视人之外的“世界”，又站在人之外的世界的立场来审视“人”，亦即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的相关性角度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不是形而上学的无人或超人的“宇宙”，它本质上是被人化着的“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的“人的世界”。这个感性的“人的世界”，就是人们自己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并时时刻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环境，它是人类世世代代实践创造的结晶，是打上人的烙印和体现人的本性的对象性存在。因此，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人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人或超人的世界观。要以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为标志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P443)。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关注目标和聚焦点发生了改变，这其中实践视角的选择和思维框架的转换起了很大作用，相应地“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不意味着要把“实践”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原”或“本体”。如前所述，“本原”、“本体”是传统哲学的范畴和对象，如果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那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变换了本体论的某一范畴、外在形式，还是在新的旗号下“复活”了“形而上学”、“第一哲学”，还是新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从而没有走出传统哲学的藩篱。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因为它没有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轨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拒斥形而上学”，回归“生活世界”，这正是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哲学”。
二、方法：由“两极对立”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并不仅仅限于此，它还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就是对古典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等极端化思维方式的超越；这已不仅仅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也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超越。
与坚持万物本原论的信念相适应，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相信理性可以把握本原，并把完善理性工具看作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诚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夏德所指出的：“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3](P111)运用理性去追求万物的本原，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就构成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支柱。很显然，现代哲学要全面超越传统哲学，就不仅要在关于哲学研究的对象上发生转向，相应地，也必须在思维方式上突破古典理性主义的窠臼。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哲学的其他派别形成了对传统哲学另一方面的“颠倒”和批判：科学主义针对古典理性主义提出“新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则发展为系统的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则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
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等，自命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以实证科学的精神批判和改造旧哲学，重建新型的哲学理想与体系。应该说，这是一种颇有前途的选择，但美好的前景被错误的思维方式葬送了。比如，有的论者根据对微观领域粒子微粒性与波动性的观察取决于测量仪器的事实，得出没有测量仪器粒子就不存在，从而粒子没有实在性的结论，将这一思想引入哲学领域，就导致了主导观念上的非实在论倾向；还有的论者指出了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发现证明了以往那种偶然性和确定性的机械因果论、决定论是错误的，据此认为测不准原理证明电子具有自由意志，证明了在微观世界没有因果性、规律性，由此宣告崇拜偶然性的非决定论的胜利。各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模式论、方法论，一时间“超越”古典理性主义的“新理性”模式蔚为大观。
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哲学人类学等，甩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对准理性，由对理性零散的、不相关的批判，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日益深入的理论批判，他们向理性的权威进行发难，不无情绪化地指斥理性方法的局限，另一面承接非理性，把哲学史上的直觉方法扩展开来，开辟出一片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的新天地，它们的哲学方法充满了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不是使人清醒而是使人更加糊涂，不是使人体悟境界而是使人更加陷入迷雾。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但从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恰恰是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各执一端，无法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到出路后，不得不趋向于渗透、合流和融通的产物。在实际发展中，后现代主义在放弃了对“宏大叙事”、“‘大写的’哲学”的追求后，都陷入了相对主义。它认为，在“后哲学文化”时代，任何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观点都是“一种文化样态，一种‘人类交流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间集中于某一论题而非另一论题，更非所有论题”[4](P15)，谁也不具有真理的绝对占有权，对哲学来说，无标准、无主宰、无体系。这是典型的相对主义论调，而相对主义，那是一种在逻辑上自我否定的、从而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思维方式，能靠它切实地观照和把握世界吗？
而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目光转向现实的人的世界时，它同时也在寻找解释和把握人的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它不是简单地抛弃一切旧哲学，把它们当作“死狗”一样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但同时深入其中拯救有价值的部分，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也是辩证的和唯物的；或者确切的说，是实践基础上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因此，实践的思维方式必然要求人们以联系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事物、把握世界，而这正是实践论的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5](P62)。同时，实践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是唯物的，它突出强调的是，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把原则作为出发点，“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5](P469)，“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6](P74)。
特别是在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现象进行诠释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发挥了其他哲学派别无可比拟的有效性。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深藏在无数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或之后，摆在人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达到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无疑才是历史观上真正重要的变革。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所实现的思维方式上的“变革”，实际上只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颠倒”。传统哲学的主导观念不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么？那么就以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概率性和模糊性等取而代之。这种“颠倒”实在是太容易了。但实质上这不过是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因而必然是以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两极相同，共同的症结在于不能倾听实践的呼声，不能在实践中坚持唯物而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的实质。本来这些哲学形态是涉足社会现实、科技发展和人的问题较多的社会思潮，它试图对时代的呼唤做出敏锐的反应，寻求人类摆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但思维方式上的失足使它不可能完成这些使命。
西方哲学不是在理性、新理性、非理性之间争论不休么？那么就到实践中去寻找结论和答案吧。“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6](P2、3)
三、功能：由“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向“改变世界”的哲学
古往今来，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形态，有讲求个人道德践履的哲学，有叩问生命体验的哲学，有寻求救赎之途的哲学，有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有安妥失意灵魂的哲学，有遁世隐逸的哲学，还有苦闷消遣的哲学，等等；而且，从社会方面来说，由于哲学家的言说和陈述与社会对其的理解之间往往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错位和反差，哲学更被蒙上了异常神秘和迷蒙的面纱，在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功能、哲学家的社会角色及其社会评价等方面，出现了常常是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的评论，有时被说成是无用之学、抽象之学、“庙堂”之学、贵族之学、悠闲之学，有时被等同于诡辩之术、谶纬之学、箴言戒语、玄思遐想；对哲学家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要么令人忍俊不禁，要么使人啼笑皆非，诸如“古怪之人的古怪之论”、“味同嚼蜡的人与学问”、“思想的巨人生活的侏儒”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哲学的本来面目吗？如果不是，到底是哲学本身出了问题，还是社会的症结？
我们当然并不全盘否定上述哲学形态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也姑且宽容地接受或谅解社会对哲学哪怕是严重歪曲和非常错误的评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决不相同，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现实的哲学、时代的哲学、社会的哲学、人民群众的哲学和“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P121)哲学虽然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但人与世界的关系最深切的基础是现实、是实践、是时代。因此，真正的哲学无疑应该以实践为基础来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种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也在于为人实践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服务。哲学的繁荣固然表现为人的精神或人的理性与智慧的开放性的自由运动，而这种自由运动往往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但又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时代的现实的人本身和现实的世界，不能完全脱离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关联起来的现实的实践。
自古以来哲学还被称为“智慧之学”，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追求“智慧”，并不是为了内心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其根本任务和主要功能，正在于教人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仅包括对世界的理论解释，更包括对世界的实践改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实践作为自己整个哲学理论的基础，使自己的哲学具有与其时代的实践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还特别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P46)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这种对现实、对世界的改变不是抽象的，而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讳言自己的阶级属性，它不是超越哲学，不是适应一切时代、适应于所有人的哲学。它本身是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近代自然科学影响下的产儿。它的全部主旨“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P460-461)。无产阶级是随着工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它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由于自己所受的普遍痛苦而具有普遍性质，它若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它否定私有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了实现人类解放，途径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无产阶级在哲学的统帅下对现实进行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P467)。人类解放没有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不行，因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人类解放更不能没有理论，没有哲学。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开始的。理论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理论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物质力量依赖于精神去把握，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无产阶级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也许正如俗语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注意到，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分析、批判，有的还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片面的深刻性”。但大抵说来，这种批判终究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矛盾中探究其根源，更未能把对资本主义的变革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批判乍一看来颇感新颖，有启发，但仔细想来又感到不尽兴，他们的理论设想缺乏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很难付诸实践，大多沦为空谈。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表示“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因此与西方哲学相比，它更能击准要害、分清主次、辨明良莠。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们超越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所关注的不是提出什么振聋发聩的哲学观点和建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其原则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他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化的体系，自然也避免建构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化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发展。
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哲学家的社会角色也需要重新厘定。单纯有知识的学问家还够不上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修养，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在实践中抽象理论又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孜孜感叹个人生命体验的人也够不上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前景，倾听大众的呼声和面对大众发言；自视甚高、对其他学科颐指气使的“祖师爷”也不是一个哲学家，对哲学来说，“科学之科学”已成为过时的梦幻，只能从宏观上给予方法论指导与启迪，而不能代替实际操作与具体研究；耽耽于理解现存世界的自娱文人也够不上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把“改变世界”、使人类趋向美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命运：多元走向的诠解和面向新世纪的境遇
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可以从多层次展示其内容、多角度予以阐释、多方面进行拓展的开放的体系，同时它注重适应时代变迁与实践发展，善于概括、总结新的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接受其挑战，除旧布新，大胆修正，在新的形势下寻求新形式、新发展的内在本性，无疑为后来者的理解、阐释和发展留下了极大的空旋余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进行比照，既可凸现它持久不衰的科学价值和生命活力，也有助于分辨出在“坚持与发展”之路上留下的种种足迹。
1.战友和学生的阐释与发挥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其哲学思想作出传播、宣传、阐释的首先是他们的一批学生。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更算是颇有“体系意识”的理论家，他的活动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解系统化、条理化，正是在他的著述中首次出现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提法，出现了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分割，当然他阐述得最多的还是唯物史观问题。然而无论就对哲学体系的全面性分析，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有关哲学探究的对象、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哲学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内涵的理解，他们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准。
2.政治家的理解和推动
列宁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现象，这就是经典作家的职业和身份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重自己学说的革命性、实践性，也曾参与过共产国际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但终其一生，就其职业和基本身份来说，始终是学者、是理论家。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情况不同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他们首先是政治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们所思所为更离不开直接当下的社会现实，这种深切关怀使他们急于探索与寻找到一条社会变革的成功之路。他们的学说与政治活动融为一体，或者说是为政治活动提供论证和服务的。他们的一生哲学家资格不容怀疑，但却是归属政治家类型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显示着一个政治家特有的思路和视角，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新特点。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嫁接”
卢卡奇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先河，提出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又不同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他提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方法”[7](P48)，力图通过马克思理论中所蕴涵的“更新和发展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经过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关系的新解释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到五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虽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以其所创立或服膺的哲学去“比附”、“嫁接”、“补充”马克思主义成为其共同的特征，出现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派别。而影响颇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结合当代实际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
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发和研究
这其中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学派虽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社会的问题）又使他们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就是都致力于对苏联哲学模式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阐发和对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实践”问题的探讨。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表达了与“列宁主义”的分歧的话，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地表达的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
时序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动荡，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似乎也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又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但是，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如今的“全球化”态势仅仅是属于当代而突兀生发出来的现象吗？究其实，它是由“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因此，马克思当年对“世界历史”时代现象的描绘及其实质的揭示至今仍未失其效准。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世界市场中所进行的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并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255)。这个由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全球化时代也并没有改变这种态势，超越这一规律。
有识之士很快认识到这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知识界和学术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又逐渐悄然升温，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性会议相继召开，引人注目。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评选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经过反复斟酌，最后选定马克思排在第一位；与此同时，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爱因斯坦仅以1票领先马克思。
我们看到，“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多元走向的理解、“发现”、阐释和推进，以及它在世纪之交的境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正确地把握人同世界的整体性关系，科学地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使命，提供了多么有效的思想武器；为我们解开人、社会、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之谜，提供了多么开阔的思路；马克思主义开创了20世纪人类的新境界，也必将在新世纪保持应有的生命活力！
据说，这是一个“反崇高”的时代，已经不再时兴作“豪言壮语”，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世界哲学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中予以观照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壮丽的日出”不是过誉，称其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更是事实。
收稿日期：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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