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教育与现代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现代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跨世纪战略目标——复兴“伟大的中国文明”！《决议》指出：“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多年来，在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这个目标正在走向实现。尤以沿海发达地区成绩巨大，不但创造出了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正在创造出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苏南地区便是其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而闻名全国的先进地区之一。认真研究这些地区成功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苏南教育与吴文化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及发展前景略作论述，从教育文化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地区高速、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
一、历史上的吴文化与苏南教育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文化的传递和发展依赖于教育；文明是人类文化积极成果的结晶，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文明永无止境的进步是与越来越多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才能和提高他们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这样，人的发展就与人类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标尺。
苏南地区古称吴，是我国灿烂吴文化和江南文明的发祥地。据对吴县三山旧石器原始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察，证明在一万多年前太湖流域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据对吴江梅堰、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原始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察，这里的原始文化有着清楚的自身发展序列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从近年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发现，当时太湖流域的某些文化，如玉器、漆器、纺织、丝织、水稻种植、木结构建筑等，均超过了中原地区。从苏州最新出土的陶罐上还发现了良渚文字。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太湖流域原始文化深入考察后提出了如下结论：中国文明的曙光升起于5000多年前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这比过去认为的中国文明史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夏、商、周时期，整整提前了1000年。[1]另据最新报道，经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科学家对常州市溧阳上黄镇一带挖掘出的被称之为高级灵长类祖先的“中华曙猿”等化石十余年的联合考察和严密论证，得出结论：“中华曙猿”是人类的共同祖先，上黄地区是人类的“摇篮”。因为这一地区高级灵长类的生长年代要比北非的早800到1000万年。[2]正是这片丰厚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源远流长、独具异彩的吴文化。
目前理论界大多认为，吴文化的时间跨度，上自勾吴文化及其前承的良渚、崧泽、马家浜文化，下迄现当代，绵延数千年。吴文化的地域范围大体是以太湖为中心的被称为“金三角”的吴方言地区，而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则是吴文化的发祥地。[3]
从区域类型上分，吴文化属于海洋文化类型。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而造成人类谋取生活资料及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差异，形成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两大类型。苏南位于长江下游，东濒大海，北枕长江，南环太湖，属于海洋文化圈内，但又处于两大文化圈的结合部，使吴文化既具有大陆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具有水文化的流畅性及长江文化的跳跃性，还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这是吴文化既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又明显区别于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和湘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发展层次上看，吴文化属于物质和精神并重、通俗与高雅兼容的文化类型。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首先要解决温饱生存问题，其次是物质享受，再次才是精神享受。苏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地表资源丰富，又自古重视农业，生产力发展较快，水利、蚕桑、陶瓷、冶炼、建筑、医学、工艺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由于用部分劳动时间（或劳动力）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也就产生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需求。丰足的物质基础孕育了优厚的物质文化，例如，以“饭稻羹鱼”为主的饮食文化，以私家园林为典型的融自然与艺术加工为一体的居住文化，以江南特有的“小桥、流水、人家”为特征的船桥文化等，都具有独特而持久的魅力。吴地士民还以其固有的勤巧和才智创造了以温润、细腻、精巧为特色的堪称吴文化精华的书画、戏曲、文学、工艺等高雅文化。以某些通俗作家作品为代表的市井文化，具有较强的民主性；丰富多采的乡村文化，如吴歌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吴文化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较高的造诣和成就。
与其他地域关系而言，吴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公元前11世纪，秦伯、仲雍奔吴，使中原文化和吴地文化的联系得到加强。春秋时吴人言偃（子游），北学于孔氏之门，使孔子之道渐于吴，被尊称为“南方夫子”。至东晋永嘉之后，北方战乱频仍，烽火不断，人口大规模南迁，使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由于吴文化很早就吸纳了中原文化的渗透，因此具有较快地接纳、融汇外来文化的特点。在早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吴文化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如七下西洋的郑和、东渡扶桑的鉴真就分别启碇出发于太仓浏河和张家港，使苏南地区成为对外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口岸。在以后的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接纳过程中，吴文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顾炎武、冯桂芳、庄存以及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徐寿等人，都曾大力传播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成为吴地近代机器工业和资产阶级形成的触媒和先导，使苏南地区成为接纳、吸收海外文化的前哨阵地。上海，本属吴文化区域范围，由于五方杂处，对外开埠较早，善于吸收其他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逐渐形成了既植根于吴文化又有别于传统吴文化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文化的开放型特点。
就主导属性而言，吴文化属于崇文重教型文化。三国以前，吴人尚武。自隋唐科举取仕以后，吴人开始沿着“军—商—仕—文”的轨道演变，竞相习文。景祐三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府学，教育日渐兴盛。庆历四年，仁宗接受范仲俺等人“天章阁之议”的改革方案，诏令天下州县立学，“迤逦宋末二百年而学遍天下”。苏州府学首席师胡瑗，确定了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影响深远，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借鉴。民间的崇文重教意识，也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府学、县学外，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和为数众多的社学、义塾和私塾，涌现了一批以严谨治学著称的书院，如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常州的龙城书院等。随着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文化名人的涌现，刻书、藏书之风也日益兴盛。据《历代藏书家辞典》所载，仅苏州就有藏书家576人，“人文之盛，冠于全国”。诚如史学家顾颉刚所言：“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据统计，苏州历代状元多至45人，历代进士竟达2700多人，导致在科举史上祖孙状元、兄弟登甲、叔侄及第等现象屡见不鲜。[4]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影响着人生；文化在最高意义上，体现为群体人格。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长期在吴文化的熏陶、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吴人具有区域特性的文化心态和个性特点。例如，由于长期生活在倚江临海的水乡泽国，经常在流动、变动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养成了吴地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灵活机巧、讲究策略的生活习性，养成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不畏艰险、人定胜天的习俗和观念。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交融，孕育出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书院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集中反映。以精细高雅为特征的文化类型，养成了吴地士民高雅的审美选择与生活情趣，在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中，有着积极、乐观、平和的心境。开放型的文化特点，使苏南人民对社会变革和外向发展有着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和主动适应能力。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使吴人对读书求知、开发智能有着比较自觉并较高的要求，培育了他们求精求新、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追求。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两个基本观点——人际和谐及天人协调，以及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的思想，同苏南地区山温水软的环境，同吴人平和温文的性格，甚至同甜糯轻柔的吴侬软语，一拍即合，水乳交融，获得了自然而又融洽的结合，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运用，形成了和善清嘉的民俗民风。
教育作为文化的生命机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功能，包括选择、整理、传递、保存的功能，创造、更新的功能，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功能等；而新的文化思潮，也往往成为教育变革的先导。在吴文化的延续、发展过程中，昌盛的苏南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与教育的交互影响，也使苏南教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并通过人才这一中介，促进了苏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苏南地区曾从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一是人才，二是财赋。据对我国从先秦到现代杰出人才的城市分布统计，苏州、无锡、常州分别名列全国的第一、第四和第九位，县级城常熟、吴江、宜兴均列前20名之内。据明代洪武年间的记载，苏州一府垦田仅占全国百分之一左右，而田赋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自宋以后，苏南一直是国家的税赋重地。吴人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曾说：“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这表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教育同人才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无锡堰桥新建的吴文化公园里有一副楹联把这种关系阐释得更加明确、透彻，曰：“庶矣富矣，重以教之，江南人才多俊秀；人欤天欤，兼而有已，吴中山色倍佳妍。”正是在文化、教育、经济的互动发展中，苏南地区才逐渐成为称誉旧中国的“鱼米之乡”、“礼仪之邦”和“人间天堂”！
二、苏南地区世纪之交的时代方位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调整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区域经济呈现出日趋活跃的态势。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多层次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使沿海地区经济率先迈上了新台阶，并成为启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发动机。”
苏南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卓然崛起，在80年代提前10年实现了全国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乡镇企业被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进入9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带动下，苏南地区又抢抓机遇，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出现了超常性、跳跃式发展。1995年，苏、锡、常三市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了2033.9亿元，人均GNP达到15227元。其中，苏州市GNP为903.1亿元，人均GNP为15784元，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23.3亿美元，三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56.4亿美元，农民人均年收入4444元，综合经济实力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而名列全国前茅。三市所属的12个县（市）全部进入了全国“百强县”行列。被誉为“华夏第一县”的锡山市（即原无锡县）GNP达到212亿元，人均GNP达到20320元，连续多年获得“百强状元”称号。江阴市华西村雄踞全省村级经济“排头兵”宝座。三市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保税区）和15个省级开发区均已络绎进入收获期。国家科委批准的我国第一条高新技术开发带——苏锡常高新技术火炬带按照预期目标形成了规模，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分之二的县（市）被国家科委评为全国首批科技进步先进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人们赞誉为江苏产业经济发展的“导航火炬”。1994年2月，我国政府同新加坡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决定联合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它的最大特点是中新两国优势互补，国际资本大规模投资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紧密结合。全区经济呈现出国际化、市场化、集团化和财产所有制混合化等基本走向。1996年10月，横贯苏南地区的“黄金通道”——沪宁高速公路正式开通，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如虎添翼。苏南经济的存量、增量及素质，都具备了新的经济腾飞的先决条件。美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再一次展现在充满自信的苏南人面前。
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也呈现喜人的态势，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大批剩余劳动力被截留在紧密联接广阔农村的小城镇，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锡山市结束了原无锡县有县无城的历史，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城在开发区崛起。1994年该市已有42%的人口聚居小城镇，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已日趋消失，在许多地方已经“不识工人农民，难辨城镇乡村”。许多县城已经具有现代中等城市的规模和格局，数以百计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小城镇遍布苏南农村，西方新闻媒介称之为中国农村的“都市化走廊”。苏南地区已经走上了以苏、锡、常三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数百个卫星城镇为纽带的社区结构现代化之路。
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锡山市自1980年以来，用于文化设施的总投资达6.5亿元，至1993年已建成农民公园8座，乡（镇）文化馆（站）22座，35个乡镇建起了3万册以上图书馆。张家港市自1992年以来，全市村镇建设投入12.7亿元，大力推进农村都市化进程，被国家建设部定为全国第一家城市现代化、乡村都市化试点城市。26个乡镇近几年投资10.25亿元，为民办实事2124件。华西村投资400万元，新建了3000多平方米的空中乐园，为村民提供了多层次服务的现代化娱乐场。1993年，苏、锡、常三市城乡全部按标准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诸如社会综合治理、环境综合整治、计划生育、群众体育、群众文化等社会指标，都达到并保持了全国先进水平。
苏南地区能够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据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术片领导小组组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一书分析，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五条：(1)地理区位的影响；(2)资金投入的增长；(3)产业结构效应；(4)投入产出效果因素；(5)地方政府的政策作用。书中还对这五条原因逐一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分析。例如，在谈到地方政府政策的作用时指出：“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思想比较解放，胆子较大，能够较快地接受现代商品经济的新思想、新观念，较好地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及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用足、用活中央给予的各项政策，并在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超前性的试验。这是内地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所不及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五条无疑是言简意赅的概括。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对苏南地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原因，至少还应该加上一条，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以下便是例证。
锡山市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从优化社会细胞抓起，广泛开展以“家家学、家家美、家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文明活动，举办家庭文化节，评选具有时代特色的“开拓进取型”、“勤劳致富型”、“科学文化型”、“移风易俗型”家庭，把家庭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至1993年，全县涌现出画影家庭、藏书家庭、文艺家庭、花卉盆景家庭、古钱币收藏家庭、杂技之家、铜管乐演奏之家等有一定水平的文化型家庭10000多个。据抽样调查，农民家庭文化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所占比例已达30%，50%的农家订阅了报刊杂志，19%的家庭拥有百册以上图书，部分家庭还拥有家用电脑。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张家港市把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争创一流作为两个文明建设最重要的结合点，仅用3年多时间就开发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内河港型国家级保税区。到1995年末，进区企业已达460家，总投资12.31亿美元，到帐外资6.91亿美元。全市GNP191亿元，人均GNP22483元。经济综合实力由1992年全国百强县（市）第4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2位。1994年同江阴市一起率先通过国家级卫生城市考核签定，成为镶嵌在长江之滨的翡翠明珠。该市在注重“硬件”建设的同时，把养成文明习惯、提高市民素质作为重要环节来抓，先后组织10万市民进行“我为港城添光彩”和“市民形象”大讨论，深入开展“当文明人，建文明城”系列活动，做到建设“文明城”和培育“文明人”同步推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由乡村变城镇，由村民变市民”的历史性转折。60年代初还是一片贫瘠的无名小县——沙洲县，如今已成为到处洋溢着繁荣文明气氛和被国内外瞩目的现代文明新港城。江泽民总书记亲临视察，对该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欣然挥毫，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急先”的张家港精神题词。1995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市召开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把张家港市作为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典范向全国推广。
精神文明何以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近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叫“文化力”。该理论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除了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外，还应该包括一个“文化力”。“文化力”概念的内涵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智力因素，包括文化、科学、技术；二是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以及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探讨这一理论问题也许可以为我们认识并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把钥匙。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这同文化力概念的内涵基本吻合。精神文明建设是发展过程，文化力则是建设的结晶和成果，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是精神文明和文化力的载体，也是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力中就包含着科学、技术和文化。文化力不仅同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几乎渗透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一经与精神力量和传统美德相结合，便可以产生综合性的整体效应，从而成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巨大力量。
从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面提到的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五个原因中，除地理区位的影响外，其它四个原因实际上都同人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南地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力于人的智力因素、精神力量和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之所以纷纷到苏南投资，新加坡之所以选择苏州开发工业园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具有优良的文化教育传统，具有历史形成的人才优势及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具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在智力因素方面，苏南地区素以文教昌盛、人文荟萃著称，但仅只是相对于文盲充斥的旧中国而言。据《苏州教育志》资料反映，1948年苏州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40.7%。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苏南地区在70年代普及了小学教育，80年代普及了初中教育，90年代将普及高中段教育（1996年除苏锡常三市市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超过90%外，还有近一半县（市）超过85%，已基本普及高中段教育）。同日本20年左右上一个普及教育台阶相比较，苏南地区从普及小学教育到普及中等教育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在精神力量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地域文化之一，固然有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但也有其固有的不足和弱点。吴文化的最大不足是缺乏恢宏气魄和阳刚之美，致使近几百年来杰出专家学者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吴文化鼎盛于明清两代，正是我国国力孱弱时期，不能不深深地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也同少数吴地文人消极的“市隐心态”影响有关，养成了一部分吴人眷恋家园、明哲保身等世俗观念。这一点已由许多有识之士所指明，而且也为经受了改革开放洗礼的苏南人所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特别是随着苏南老乡纷纷走出国门，苏南人目光日益远大，胸襟日益开阔，昔日吴人惯有的“知足”和“闲趣”正在被“永不满足”的“执着追求”所代替，“奋起”和“超越”正在成为苏南人的群体意识。张家港精神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张家港市的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倡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发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张家港市的巨变，与其说是经济建设和城乡面貌的变化，不如说是被传统守旧观念束缚了千百年的农民，开始成为具有现代意识新型市民的历史性突破。
至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在苏南大地上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例如：
——华西村为了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多次出人出钱出技术到中西部地区帮助办厂。1994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了来自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的100多位乡镇干部到华西村举办首期培训班，帮助他们解放思想，传授“致富经”。1995年，又无偿投资180万元，在宁夏银川市镇北堡建设一座1000多户人家、6000多人的移民扶贫新村，计划分3年完成，力争建设成为一个贸工副、农科技、种养加工相结合的华西式新村。
——锡山市堰桥镇的几位退休教师，为了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白手起家，用8年时间兴起了中国第一座民办的占地700亩的规模宏大的吴文化公园，既为群众提供了休憩场所，又使人们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苏州市第四届“十佳新闻人物”、退休老人叶南星，平时节衣缩食，两年里五下浙江衢州山区，无偿捐款6000余元，帮助12名贫困失学少年复学，被誉为“托起明天的太阳的人”。
……
作为人类文明的两个基本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在总体上呈现出本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但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两个文明的发展常常是不同步的，物质文明的改善往往超前于精神文明建设，即出现通常所说的“文明失调综合症”。要由物质文明转化为精神文明，必须经过一个积极而不是放任自流的，持久而不是时起时落的，有组织而不是散漫的建设过程。苏南地区可贵的成功经验，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以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在发展、增强“经济力”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发展、提高“文化力”。这种看似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文化力”，既植根于吴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得力于在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现代教育。
综观苏南近十几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主要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齐头并进。
一是优先、超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例如，1985年，张家港市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县办全日制大学——沙洲工学院。12年来，培养了10届2757名毕业生（其中2000多名在乡镇企业工作），为张家港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乡镇企业举办了企业管理、涉外经济、岗位服务、中级技术和外语等培训班100多期，共培训学员5056人。沙洲工学院办学12年，硕果累累，充分反映了张家港市党政领导的远见卓识。苏州市在1988年到1992年按标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166个乡镇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达5.55亿元，其中88%来自乡镇、村、学校和群众捐资。1994年，张家港市集资3千多万元新建了梁丰高级中学。近两年又有20多个乡镇投入1.4亿元兴建扩建高标准学校。江阴市沿山村投资1000多万元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国家教委认可的村办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沿山分院。1994年已首批招生120人，为发展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培养人才。村里还投资350万元新建沿山小学；投资100万元购买了两辆大面包车，专门接送师生，免费提供师生一顿午餐。锡山市洛社镇的一家村办企业出资1200多万元，建造了一所现代化村级小学——新开河小学。该校的多媒体电脑教学室，由中科院软件研究所设计；全校配备钢琴12架、空调50多台；30间标准教室各配有两台彩电，还建有室内球场和游泳池。他们将把这所美仑美奂的新学校办成培养高素质新人的摇篮。1995年，锡山市市长与各镇镇长签订1995-1997年《实现教育现代化工程目标责任书》时，又落实4.8亿元……。正如《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篇通讯中所说：“这样的投资力度在欠发达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但也不是所有发达地区都能做到这种程度。”[5]
二是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大力构建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教育时空不断延伸，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接受各级各类成人教育的人数成倍递升。苏州市从1995年开始，在市民中推行外语（英语、日语）和计算机等级考试，至1996年7月参加考试人数达82700多人。苏州市金阊区连续15年开展社区教育，形成了以“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为目的，“政府统筹，地区协调，学校为主，社会参与，共育人才”的城区社区教育模式，已跻身于全国社区教育先进行列。被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赞誉为“农村乡镇成人教育典范”的昆山市陆家镇成人教育中心校，从1984年到1994年，对全镇287名企业管理人员全面进行国际法规（常例）、涉外合同、海外礼仪等知识培训；对110名管理人员进行为期3个月到半年的电脑技术和初级通用交际英语（日语）培训；与科技部门联合举办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10期，受训人数1795人。1994年全员培训量达到10372人次，培训总量占全镇总人口的29.6%，初步形成了具有乡镇特点的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从锡山市的“优化社会细胞”，到张家港市开展“建文明城，做文明人”活动，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民教育的基本框架。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广泛开展，为苏南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正确的思想保证。
1991年，有关部门按照江苏省农村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对苏州市农村进行考评，在3类15项指标中有12项量化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标准，实现程度为95.98%，已经基本实现“小康”。1994年，在苏南地区基本实现小康目标之后，江苏省委、省政府及苏、锡、常三市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具有跨世纪意义的重大决策：在本世纪末把苏南地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基本现代化地区；再用20年左右时间，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赶上或超过“四小龙”，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地区。
苏南地区已经迈出了由小康向现代化跨越的历史性步伐！
三、苏南地区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与苏南教育肩负的历史
重任
苏南地区要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步发展目标，这是一项艰巨而又令人神往的社会主义系统工程，也是进一步贯彻实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整体性概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指要从中国的经济条件出发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是指要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点出发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邓小平同志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指出：“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题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会提出今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在于教育与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教育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工作母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同教育的本质功能有着内在的相同点和一致性。作为全国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地区苏南的教育，理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先导试验作用。
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事业要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下面拟对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及怎样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作一些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只有充分认识这一宝库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继承、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一位教授把古代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系统：希腊文化，是一种科学型文化，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印度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它以人与自身、人与神的关系为核心。他把当今世界文化也分为三大系统：美国文化是当今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是当今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日本文化，则代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结合。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把中国伦理价值观念与西方的经济价值观念融为一体，用日本企业家的话说，就是把《论语》与算盘结合在一起，既具有中国的人本精神，又具有西方的科学精神。[6]从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中国文化传统在许多地区，尤其在东亚影响深远。在现代社会，这种文化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尤其是伦理生活方面正在继续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新加坡政府一贯重视吸收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1982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自1984年开始，中学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都必须选读儒家伦理或宗教课程。1984年11月，《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写成课本，在学校里进行道德教育的国家。儒家伦理思想的广泛传播，加强了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识；而宗教科目的推行却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1991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族人民都能接受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目标是“协助我国政府建立一个具有道德意识和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指出：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如注意修己爱人，讲求自省慎独，重视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群体利益，强调政府有责任为人民谋求福利等等，都可以通过树立共同价值观加以发扬。1992年，新加坡小学各年级全部用上了新编的《好公民》道德教育教材。《好公民》课程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学生进行有关社会生活准则、道德责任、种族和谐以及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等方面的教育。教材中渗透了浓厚的儒家伦理思想。教材由浅入深，联系日常生活，用看图讲故事的办法帮助低龄学生认识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和世界，其中大量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如将相和、木兰从军、苏武牧羊和岳飞精忠报国等等。[7]新加坡的社会实践证明了儒家思想和文化经过选择、改造后，对维护社会安定，改造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都有积极的作用。李光耀先生在谈到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强调：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证明，儒家一些基本精神有助于工业化的发展。
苏南地区十分重视发挥地方优势，充分利用文化传统及丰富的人文资源，对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爱家乡教育，在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吴文化优良传统方面，苏南地区中小学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在范仲淹诞生1000周年之际，苏州市隆重举行纪念活动，组织几万中小学生参加了以学习发扬“先忧后乐”思想为主题的作文竞赛。顾炎武诞生380周年时，昆山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主题，举行“知我昆山，爱我昆山，兴我昆山”的征文、演讲比赛。堰桥中心小学以吴文化公园为基地，开展“知我吴文化，扬我吴文化，争做吴地小主人”系列活动。苏州市景范中学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为校训，先后编写了《弘扬先忧后乐精神，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做跨世纪合格公民》等德育教材。历史名城常熟市围绕爱国主义教育，建立了历史博物馆、碑刻博物馆、名人蜡像馆、翁同和纪念馆、仲雍墓、言子墓、王鈇墓、昭明太子读书台、铁琴铜剑楼、沙家浜革命博物馆等首批十大德育基地。锡山市中学（原无锡县中学）精心选择了“公、义、仁、信、礼、律、智、美、俭、毅”10字为校训，给每个字都赋以时代精神的新内涵，深入开展旨在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学校优良传统的“弘扬工程”。吴江市青云中心小学在进行“跨世纪少年儿童社会化教育实验”中，提出了倡导“五常”、实践“六伦”的要求，对“五常”、“六伦”的内容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界定和解释。常熟市何市镇从1994年起，积极实施中央九部委制定的“蒲公英计划”，建起了全国首家农村儿童文化园，为孩子们提供健康、高尚、欢乐、干净的成长环境。昆山市玉山镇等一中心小学为了弘扬优秀民族戏曲，办起了“小昆曲班”。何市镇的村娃艺术团和玉山镇的“小昆曲班”先后晋京进中南海汇报演出。设在“绸都”盛泽镇的吴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进行“丝绸文化为背景，提高小城镇儿童素质”的实验，使学生从小受到良好的素质教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认真研究和继承那些在我国历史发展中长期形成的优良道德思想和行为准则，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并编撰成系统的丛书。要把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在人民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道德典范结合起来，并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提出有中华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编写适合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教材、读物，拍制影视片，广泛宣传，反复教育，长期熏陶。”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和可以做。
教育文化学家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对立走向合流，是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8]中国文化的精神、原理、机制，在现代社会已经引起西方现代国家的关注，把它作为西方文化的必要补充，甚至作为克服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弊病的良药。据一些专家分析，传统的西方文化思想和基本观念正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从创导物质生活进而重视内心精神生活的建设，以求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对抗，变为个人与群体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发展观；从静观的知行分析方法转向能动知行结合方法等等。这种变化，都显示出某种程度上背离西方固有的文化思想，向东方文化靠拢的趋向。[9]在这种形势下，各国教育都必须重新考虑如何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
按照学术界一般的共识，民主与科学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伦理与道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此相应，产生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性格，如中国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情，西方文化重理；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中国文化向内探求，西方文化向外追索，等等。我们的正确抉择应当是立足本国实际，融合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文化。在这里，中西方文化的整合，应当是人文与科学、整体与个体、德性与理性、人伦与人格、向内探求与向外追索的整合。[10]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许多的问题需要探索。
教育的本质是陶冶人性，塑造人格，培养人生能力。自有学校教育以来，教育的文化功能有三次大演变：一是知识中心论；二是智能中心论；三是人格的全面发展论，即培养健全人，包括人的机体、思想智能、精神意识、道德良心的全面和谐的发展。[11]教育关注的中心不在于使人能获得某种单纯知识，而是使受教育者全面合理地摄取文化价值，消化于人格生命中，获得人生意蕴的全面体验。苏南地区是我国最早提出并实施素质教育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并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地区之一。[12]苏南教育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实现六中全会提出的三个“显著提高”，特别是在为培养面向21世纪的现代新人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复兴”不是复旧，而是在继承历史传统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也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指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而是更多地指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位著名教授在《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中曾说：“我们回顾了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深信这个凝为一体坚如磐石的民族，具有仁爱诚敬的高尚情操，通灵剔透的辩证智慧，宽厚豁厚的处世态度，出类拔萃的思辩天才，神思迭出的颖悟能力，救世济人的广阔胸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如此丰满高超，它一旦与时代精神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地融合，便将如虎添翼，达到人类精神的光辉顶点。”[13]当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文化方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和根原动力是民族化，其最高目标是世界化。苏南地区的跨世纪目标是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一个区域内复兴中国文明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从苏南地区看到了复兴伟大的中国文明的曙光！
注释：
[1]《报刊文摘》1994年3月14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认为我国文明史起源在良渚》。
[2]《扬子晚报》1995年6月15日：《人类起源的新发现》。
[3]石琪主编：《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第34页。
[4]参见李嘉球：《苏州状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页。
[5]刘爱虹：《变革传统教育：苏南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瞭望》新闻周刊1996年第30期。
[6][10][13]樊浩：《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中西比较文化原理》，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5、280、32页。
[7]参见张格民、高志罡主编：《今日新加坡》，苏州大学出版社，第54至56页。
[8]刁培萼主编：《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第73页。
[9]参见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3页。
[11]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13页。
[12]详见吴椿、周稽裘主编：《苏南地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