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与屈原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端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端午起于五月之祈禳，本是源于节气与阴阳五行学说有关的岁时之节，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端午的传说主要见于魏晋以后的记载，尤其是南朝时期，所涉及的人物有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南渡的汉族士人由于对北方故土的眷念以及受玄风的熏染而对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屈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生活在屈原的故地，受到风土人情的感染，他们所记录的屈原传说多而情节生动，使屈原与端午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于是介子推、伍子胥等人物传说渐渐被遗忘。东晋南朝时，襄阳是南北交通的重镇，也是屈原传说北上传播的重要途径。历唐入宋，端午在又一次成为宫廷节日的同时，屈原已经是这节日的主角，岁时的意义已被对屈原的纪念所取代。
关键词 五月五日 端午 屈原 人物传说
闻一多先生作《端午考》，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端午节日的起源与屈原的事迹无关，而认为是起于原始初民对龙图腾的崇拜。不过，典籍中关于端午的传说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屈原，还有介子推、伍子胥、越王勾践以及汉代的陈临，而最终只有屈原一人成为端午节日的主角；而且，屈原传说之久远深入，家喻户晓，几乎完全湮灭了端午节日的本来意义，乃至于闻先生要作《端午考》加以发明。这就使屈原与端午的传说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具有了意义。那么，屈原是如何与端午节日联系起来的，其间的意义又如何，这番考察还得先从有关端午的记录谈起。
一
五月五日之俗，据《艺文类聚》卷四所引，最早是汉代的记载，有：
1.《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2.《夏小正》：“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
3.崔是《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
4.《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又曰：“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另，据《史记·武帝本纪》裴骃《集解》引：
5.如淳说：“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
以上说法，都以五月五日为祈禳之日，可除去邪毒，以祈平安。五月邪毒从何而来？《礼记·月令》作有说明：“（仲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勿躁。”疏曰：“感阳气长者生，感阴气成者死。”《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也有相同的记载。故从阴阳学说的眼光看，仲夏之月是阴阳相争、死生分判之际，人不可不慎重对待。《后汉书·礼仪志》曰：“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可知仲夏之祈禳，是三代相沿的仪式，虽然所尚之物有别，但都因仲夏是阴阳二气相替变化之时而立。三代历法不同，汉用夏历，五月为仲夏，此礼定在五月，应是汉代的制度。古代的阴阳学说起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观察，与物候农事有密切的联系。一年之中，五月是气候转换之期，自此，南方入梅，北方多旱，气候湿热，虫蠹并兴，人多病瘟。《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上引风俗中，采药、药浴、治疽疮、辟鬼兵、益人命等，都旨在防止阴阳二气转换之际人体所受到的危害。《风土记》称角黍是“以菰叶裹粘米，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初学记》卷四）。角黍即棕子，也是取阴阳转换之意而制作的节候食物。
就农事而言，五月是收麦与种稻的节候，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即因此而得名。《月令辑要》引《东阳县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盖麦秋既登，稻禾方茂，义兼祈报矣。”夏至也是五月节气。《礼记·月令》记五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雩即祈雨之祭。此时北方偏旱，稻长需水，故北方各地方志所记端午风俗中，往往既有尝新，又有祈雨；祈雨之时，必兴土龙（见《晋书·礼志上》）。此外，《太平御览》卷31引《孝经援神契》：“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或有作物。”又引应劭以五月五日集五彩缯事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
悬于门，以示农工成。”则端午风俗中的织组、佩符等又是春蚕收成的表现。
总观这些记载，端午风俗可分作两类，一是禳毒气，如桃印、朱索、悬艾、药浴等；一是助农事，如登黍、祈雨、集缯等，两类都与五月的季候相关。因此，五月之节的起源，与个别的人或个别的物并无联系，它不是宗教性的节日，也不是纪念性的节日，而是岁时之节。
五月礼俗之兴，基于古人对气候农时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先民以农为生的文化特色，其渊源十分久远，本不会固定在这月的第五日。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云云，揭示出五月之祈定在五日，也是汉代的事情。《史记·孟尝君列传》记田文生在五月五日，其父田婴令弃之勿养，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父母”。长者属感于阴气而成者，幼者为感于阳气而长者，在五月这阴阳相争之际，助阳即不利于阴，养子即不利于父母；正是《月令》所谓死生相争之理。这里田婴称“五月子”，是以月言，可知田文的生在五日只是偶然，还不是禁忌。田文之母敢于违抗夫命，触犯忌讳，也可见五月之忌只是民间风俗，可信可不信，威慑力并不强大。五月之忌，汉代以后日渐严重。《风俗通》所载当时俗语就有“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死不迁”等（《全后汉文》卷36），忌讳已从民间至于官府。汉代居于意识独尊地位的儒学，已经由董仲舒掺合进阴阳五行学说，随其地位的尊显，阴阳五行学说也愈益盛行。汉家于数字中尤重“五”字。《史记·孝武本纪》：“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集解》引张晏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雍畤起于秦，雍之四待中有“五月尝驹”，即在五月以驹祀祖。汉代承之，以雍为祭天之所，而改四畤为五畤。武帝太初二年，雍畤及诸名山川用驹者，一律改以木偶马代之，“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史记·封禅书》），是汉特重五月之祭，故与皇帝亲自祭天同列而仍然用马为祠。五月祈禳本与阴阳学说有关，在神学风气严重的汉代而更加受到重视。《后汉书·礼仪志》对五月节气的来历及风俗的记载，不仅有阴阳二气转换的说明，更有五德运转的解释，这显然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不是纯然的历史。上引服君释五彩缯，同样据以五行之说。《史记·律书》曰：“（五月）其于十二字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则五月与“午”既有音相通，涵意也相通。《风俗通》记祖为历代相沿的祭路神之礼，而“汉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人们出行，虽择吉凶，却并非定于一日，汉代因为迷信“五”（午）而作了这样的改动。那么，汉代的五月之礼定在五日，而且，汉代重视五月五日之祠，“端午”同于“端五”，看来都与“汉家盛于午”的政治神话有关。东汉光武帝时，改土德为火德。五月之帝为炎帝，其神为祝融，依然应其德运，祈禳仍然盛行。《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五月五日之祠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从民间俗忌成为正式的礼仪，其影响非昔日可比。产生于东汉的道教以“五月五日为地腊”，大约就与汉代将五月五日定为节日有关。
据《宋书·礼志》记载，曹魏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印，无磔鸡。……桃印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苇茭桃梗之设，“宋以后，皆省其礼，而郡县往往犹存”（《通典》卷55）。可知五月祈禳经过汉代国家礼典的确认而普及深入，故魏晋以后，官家虽无五月五日之祠，民间却依然盛行。梁代刘昭云：“桃印本汉制，以止恶气。今世端午以彩缯篆符，以相问遗，亦以置屏帐之间。”（《续汉书》）可证南朝端午习俗的承继与变化。
二
“端五”之名，首见于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煮黍。”（《艺文类聚》卷4），《初学记》所引作“端午”。从五月五日单纯的日期之称变为端午之专名，表明这节日的确定化，虽然时间无从细考。而与端午有关的人物传说，几乎都出现在魏晋以后。应劭《风俗通》在叙述端午的种种风习时曾言“亦因屈原”。但这种简单的介绍与附及言之的语气，表明在时人与作者的心目中，这种说法并不具有唯一性。在后来的《续齐谐记》及《荆楚岁时记》中，屈原与端午已构成—情节完整的故事，时间、地点、人物都言之凿凿，而且与五色丝、角黍、龙等旧有的节目联系到了一起。从传说的特点言，故事“一旦同具体的地物结合了起来，就再也不能照原样搬到别处去，人们也不会想到别处还有同样的故事。具体地物的指存表示人们对故事内容是很相信的。”（柳田国南《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85年版）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地物指存标志着传说的完成，传讲中的故事从此具有固定的形态，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但是，《北堂书钞》卷155引《邺中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同样是时间、地点、人物皆备。五月五日起于纪念介子推的说法还见于署名蔡邕的《琴操》，而此书，四库之臣考证为东晋孔衍所作。东晋虞预《会稽典录》载曹娥救父事称：“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艺文类聚》卷4），而且提到了竞渡之戏。《荆楚岁时记》也据邯郸淳曹娥碑称“事在子胥，不关屈平”，则五月五日又起于伍子胥化为波涛之神的传说，仍是时间、地点、人物具在。那么，端午这种与通常传说所呈现的特点相悖的情况，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端午节的起源，与人物确实没有关系，而是起于农业民族对时令的认识。三个传说，出自古代中国的中原、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的人民都以农业种植为生，既各自禀承着华夏、荆楚与吴越三种存在差异的古老文化传统，又在交往中建立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有着相同的时令节气的认识，而在具体的风俗上，则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处。如端午的风习，都从阴阳变化出发而强调辟邪。《后汉书·礼仪志》、《风俗通》、《荆楚岁时记》所谈到的中原与荆楚的辟邪之俗，上文已引出。与周处同时又同为吴人的陆机，其《要览》曰：“万岁蟾蜍……以五月五日取阴干，以其足画地，即流水，带之于身，能辟兵。”此事也见于葛洪《抱朴子》。这是吴地风习。兰浴之事，见于《大戴礼》，代表中原之俗。东晋习凿齿与褚褒书曰：“想往日与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处，追寻宿眷，仿佛玉仪，心实悲矣。”（《太平御览》卷31）江州属楚，则端午沐浴，南北共之。但南北气候又有差异，故《月令》、《淮南子》等都有仲夏雩祭祈雨之说，而周处《风土记》则称“仲夏雨濯枝荡川”。因此，端午风俗中，无论南北，都有龙事，只是北方用以祈雨，而南方模拟竞渡。
第二，时令之节与当地人物相联系，使自然现象与历史结合而具有了丰富的人文涵意，这本是节日风俗的常见现象。《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在记载仲夏之礼时都提到了“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端午之节，既是麦秋春蚕之庆，又有种植雨水之祈，这是一个农家的节日。因此，抬出本地最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祠祀的对象，正是人民的心情与愿望。《初学记》卷四引谢承《后汉书》曰：“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证实了典籍所谓仲夏祠祀于民有功德者的礼俗。结合上引有关介子推、伍子胥的记录，可知汉代端午所祀人物，各地并不相同。而这些人物都不是地方豪杰，而是士人官吏，所谓百辟卿士；这既是人民的歌舞祠祀，所祀者就必须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士人，所谓有益于民者。中原的介子推，荆楚的屈原，吴越的伍子胥，他们都是士人，都不得志于君主，都以其忠诚的品德，不幸的遭遇而赢得人民的热爱与同情。因此，各地端午所纪念的人物虽不相同，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而中原、荆楚、吴越三地的端午传说分别与本地人物相联系，表明三个地区的端午习俗的形成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间的交流汇合，是在形成以后才开始，所以才出现了这些形态完整而主角各异的传说。
第三，今天所见到的关于端午的人物传说，都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载。这当然不是说，这些传说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而是表明，各地关于端午的传说与习俗是在这个时期有了广泛的交流与新的融合。于是人们发现，在自己熟悉的传说之外，还有不同的故事，所以才激发了记录乃至于批评的兴趣。如晋陆翙《邺中记》一面记载并州民俗以五月五日起于介子推之死，一面又指辨这种传说的误会（见《太平御览》卷31）。这正是关于端午风俗传说的记载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原因。
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大量中原士族南迁，开发了南方经济，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而神州中原，自此长期处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也使汉族士民怀抱沉痛。从东晋早年的祖逖之中流击楫，王导诸人之新亭对泣，到中期以后桓温、刘裕的北伐，反映出初安江南的中原士族对故国乡土不能释怀的悲愤。桓温军北伐至霸上，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接，耆老感泣：“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卷98）北魏时，卢水胡盖吴起兵反，遣使者至南方请附宋，南方人“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宋书》卷95），予以热情响应；可见当时南北汉人的心愿。齐梁以后，南北相峙既久，人思安定 宋之土断法渐渐使后人接受南方乡贯（如《梁书》卷17：“张齐，字子响，冯翊郡人。世居横桑，或云横桑人也”。横桑，今湖北汉川。），神州陆沉的哀伤渐渐淡化，但是人们的心灵深处不能忘怀北方故土。梁朝将军曹景宗在武帝的酒宴上赋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他以“不灭匈奴，何以家为”的霍去病自况，虽是脱口之作，又何尝不是心声？在这样的时代，屈原与端午节日的传说似乎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介子推，伍子胥，屈原，都是汉代以来人们十分推尊的忠臣，尤其是伍子胥和屈原，因为同是楚人，常被相提并论。若比较他们的事迹，可以见出，介子推忠于其主，伍子胥忠于其君，屈原则忠君又爱国。三人中，唯有屈原有作品传世，汉以后广为流传。屈原的作品不仅诉说着自己的忠诚与愤怒，而且反复抒发着对楚国乡土的思念之情，缱绻悱恻，深刻感人。他对后世的影响自比介子推、伍子胥要具体生动得多。汉人对屈原，一方面褒扬他的忠贞高洁，一方面又对他的狂狷激切颇有微词。魏晋以后，士人张扬个性，高自标榜。屈原那华美而恣肆的文辞，悲愤而激越的感情，都能唤起他们的共鸣。东晋王恭以“痛饮酒，熟读《离骚》”为名士标志；梁代张缵“瞻汨罗而陨泗”，以为屈原“且杀身以成义，宁露才而扬己”（《梁书》卷34），很为班固对他的指责而不平。这个时代的士人对人之感情与个性的尊重，使他们对屈原要比汉人多一份理解。况且南渡之后的士人就生活在屈原的故地，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屈原的影响。东晋罗含《湘中记》记屈潭左有玉笥山，屈原曾栖此山而作《九歌》；王嘉《拾遗记》记屈原死后，“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都是一些动情的记载。通过作品，通过史迹，栖身江南的中原士族对屈原更多一些亲切感，更多一些自身感情的寄托，而介子推、伍子胥则相对而觉遥远了。晋宋以后，小说之书渐多。当时小说，不过是采集的民间传闻而经过文人的润饰加工。我们从散见于各种类书的端午传说中发现，屈原的传说，记录较晚。《续齐谐记》的作者，《隋志》著录为吴均，梁人；《荆楚岁时记》的作者宗懔，也是梁人（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0）。因而，屈原与端午的故事详细而生动，颇具小说的意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无论是这故事的民间版本已经比较丰满，还是因为采录者的修饰而增添文采，都表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屈原的敬爱。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使这一时期关于端午的人物传说，一方面是各地传说的交汇，另一方面则在人们了解了各种传说之后而对屈原的传说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三
《续齐谐记》在讲述屈原与端午的风俗传说后云：“皆汨罗之遗风也。”《荆楚岁时记》则分别指出屈原之事为汨罗遗迹，伍子胥之事是东吴之俗。可见屈原与端午的传说出于汨罗，曾长期在沅湘一带流传，其扩散是在东晋南朝时期，而这些小说性质的记录无疑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续齐谐记》中，屈原所嘱咐者是长沙士子区回；而在《襄阳风俗记》中，就变成是屈原托梦给自己的妻子（见《太平寰宇记》卷145），情节构想更加合理，也更富于人情。而这故事出现在《襄阳风俗记》中，可视为屈原与端午传说的北移。东晋南北朝时期，襄阳是南北交往直接而便利的通道。由于南北政权以及民族、文化的对立与差异，屈原与端午的传说由沅湘到达襄阳后，继续向北传播可能不那么便捷，但北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北齐魏收《五日诗》曰：“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所言风俗与汉代相同，人物也是汉代的陈临，似乎作者尚未闻知南方关于屈原的端午传说。到《隋书·地理志》分述各地风俗，在“荆州”之下，记录了屈原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鼓棹相救而演为竞渡之戏的传说：“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盛。”襄阳一带端午纪念屈原之隆盛竟超过传说的产地沅湘，这有助于屈原与端午传说的进一步传播，尤其是在政权一统的年代。唐代以后，宫廷中始有端午之庆，君臣赋诗，颁赐衣物，民间有官方组织的歌舞。北宋时更加隆重，不仅颁赐朝服，而且“学士院端午前一月撰皇帝、皇后、夫人阁门贴子，送后苑作院用罗帛制造，及期进入”（《岁时杂记》）。所谓阁门贴子，即汉代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的演变。欧阳修有《端午贴子》云：“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入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屈原与端午节庆一起出现在帝王的宫门上，而且再度以其忠君爱国的精神而受到赞扬。“草上之风必偃”。唐宋之后，端午的节候意义逐渐被湮灭，介子推、伍子胥等人与端午的传说已被忘却，提到端午，人们想到的只是屈原。有文秀诗为证：“节分端午候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绵绣万花谷·后集》卷四所引）
端午节日之兴，与汉代朝廷礼典有关；而魏晋以后，朝廷不祀端午，节日之盛在民间，与此同时，与节日有关的人物传说也逐渐兴起。东晋南朝时期，经过人民的传讲与文人的选择记录，屈原成为端午节日的主角，纪念活动逐渐兴盛。唐宋时，屈原与端午一起进入了宫廷，遂推动有关风俗在全国范围的流行。追溯渊源，尽管端午本是时令节气，尽管屈原只是与端午有关的传说人物之一，但最终是屈原与端午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体现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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