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诗歌论文,文献论文,唐五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各类敦煌文学文献中，诗歌文献目前主要收集在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下简称“徐著”)与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以下简称“项著”)①等书中，总量约在2300首，具有多方面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本文拟结合敦煌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七至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关系形势，特别是中原李唐王朝与高原吐蕃政权两百余年的战和往来历史，参照其他传世文史材料，对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进行探讨。 一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与影响 约2300首敦煌唐五代诗歌，依照创作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敦煌本土以及西北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士民所创作的诗歌；另一类则是产生于内地，又经过各种渠道流传并保存在敦煌的中原诗歌。与敦煌本土诗歌相比，中原诗歌数量大，从它们流传敦煌以及对当地诗歌所发生的影响中，可以看出兄弟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实况。 1.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趋势与原因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总体上呈现出初盛唐特盛，大历间稍衰，贞元、元和几近绝迹，晚唐大中以后重见回暖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与从唐初至五代宋初三百多年间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存在着绝非偶然的平行对应关系。 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中，初盛唐诗人诗作所占比重最大。据项楚等考证，390首王梵志诗，主要产生于武则天时代。徐著中所收初盛唐诗人则主要有：虞世南、武则天、上官婉儿、李昂、荆冬倩、李义府、刘希夷、王勃、宋之问、沈佺期、徐彦伯、魏奉古、屈同仙、王泠然、郭元振、李峤、苏味道、东方虬、刘允济、阎朝隐、郑愿、崔融、崔湜、刘知几、王无竞、马吉甫、元希声、乔备、房元阳、杨齐惭、胡皓、安雅、张渭、冷朝光、唐玄宗、苏晋、陶翰、王翰、严嶷、李希烈、崔颢、李邕、祖咏、张子容、王维、丘为、孟浩然、常建、崔国辅、李白、高适、岑参、梁锽、王昌龄等。又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五之著录，唐初王绩、武则天时陈子昂的作品也见于敦煌②。这份基本囊括初盛唐诗坛主要诗人的名单，表明当时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规模之盛。这一规模，与安史乱前一百余年相对稳定和平的边疆民族关系形势，关系甚密。 经过唐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唐王朝迅速建立起地区声威。贞观年间，李世民伐突厥、服南粤、巡灵州、征辽海，特别是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拉开了与勃兴的高原吐蕃政权之间交通往来的大幕，又命唐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唐蕃舅甥亲戚关系。唐高宗即位后，继续向西扩大地缘政治优势，安西、北庭两大幕府先后设立，西域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由原先松散的羁縻绥抚，变成直接的行政隶属。睿宗景云元年(710)，唐又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甘、凉、瓜、沙(按，沙州即敦煌)等七州。至此，由长安沿河西走廊，出敦煌、达西域的古丝绸之路交通线，再次被建立。尽管此后特别是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吐蕃一直兵争不止，但战火基本上被限制在陇南、川北以及青海境内，河西走廊是安宁的。因而中西人员物资的交通往来都较为便捷，这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云岑参诗歌，“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全唐文》卷四五九)。对于广大边疆民族同胞而言，只有民族和平，往来无碍，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内地；与此同时，初盛唐诗歌也只有借助畅达的交通条件，方能实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流传。 敦煌遗书中，中晚唐诗歌的数量明显偏少，贞元、元和年间的诗人诗作在敦煌更只是零星存在，乃至于与其创作实绩反差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唐与吐蕃等族关系的逆转③。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挥师东指，在较短时间内占据唐西北州郡，只不过由于吐蕃的进攻并非一蹴而就，起初河西走廊仍然被唐控制，因而刘长卿、韩翃、卢纶等大历才子的诗作才有可能在间隙中被传至西北，并得在敦煌保存。而等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达成清水之盟，吐蕃对河湟土地民众的占有，被双方正式确认，继而连西域州县也与内地失联，唐蕃两强进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僵持。此间，除使节与僧侣等特殊群体外，能够促成兄弟民族交流互鉴的主观动力与客观载体都跌至最低谷，中唐诗歌自然也就绝少见于敦煌。 从九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衰落的吐蕃，再无与唐争胜、控制河湟的能力。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随着三州七关回归、张义潮派员贡献河西图籍并获册封安抚，西北交通大门再次被开启。所谓“三边近日往来通”(姚鹄《赠边将》)，虽然早已不复张籍记忆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其三)的盛况，但中原唐人毕竟又有机会登临这大片暌违已久的疆土，来自中原的各种信息与文献也得以再次西传。李商隐诗云“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漫成五章》其五)，是说河湟来归，中原父老有缘再见西北边地风尚。其实，流离百年的河湟遗民，同样对中原文物衣冠怀有迫切渴念，一旦烟尘不再、驿路重开，他们必定会再次积极主动迎迓中原文化的西传。李商隐、薛能、贯休等晚唐诗人诗僧的篇什能够见于敦煌，伯4878、斯4444写卷所保存的《张祜诗集》残卷，连抄写格式都是地道的中原模样，足以证明这种传播不仅存在，而且原原本本。其后，由于五代时期中原大乱，敦煌甚至因为偏居西北一隅的独特地理位置，又保持较长时间稳定，反倒成为安顿中原文物的乐土。斯6171写卷留有后梁《宫词》39首，韦庄作于长安的《秦妇吟》长诗也在敦煌得到妥善保管，这表明当时敦煌对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影响 唐五代中原文人诗歌长期在敦煌传播，既促进了吐蕃等兄弟民族汉语诗歌水平的提升，更为像敦煌这样的边疆地区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与范式。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立国，为了巩固新兴政权，曾积极向先进的唐王朝学习引进制度与文化。松赞干布甫一即位，便迅速与唐展开交往。文成公主入藏后，为表示对唐朝先进礼仪文化的仰慕尊重，松赞干布不仅亲自“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而且“仍遣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到了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唐中宗朝另一位入藏的金城公主，又代表吐蕃向唐求请《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在当时的唐朝内部，甚至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④。这种持久深入的主动学习唐朝文化提升了吐蕃文明水平。譬如汉民族的经典著作《尚书》《战国策》《史记》等，即曾被用吐蕃文翻译，表明吐蕃民族语言文字水平已有显著发展⑤。诗歌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样为吐蕃高层所看重。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宗”条载： 景龙四年(710)正月五日，(唐中宗)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帝曰：“大明御宇临万方……”时吐蕃舍人明悉猎请，令授笔与之，曰：“玉醴由来献寿觞。”上大悦，赐予衣服。⑥ 柏梁联句，是很见学养与才气的汉语诗歌技巧，吐蕃使节明悉猎能娴熟掌握柏梁联句的程式，固然令唐朝君臣惊异；然而，若能充分注意到敦煌多个写卷中保存《诗经》《文选》等唐前文学总集抄本的现象，注意到初盛唐时期大量中原文人诗流传敦煌的实际，注意到武后朝重要馆阁诗歌总集《珠英集》，竟然也赖伯3771、斯2717两个敦煌残卷得以存世，注意到从禄东赞的“不识文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到论仲琮“颇晓文字”(《册府元龟》卷九八二“外臣部·才智”)的巨大转变，就会明了明悉猎使唐之前，必然已受到较为系统的汉语诗歌训练。其背景则为唐蕃在最初一百年间的深入文化交往。几位藏民族优秀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⑦，便是这种交往成果的重要体现。 中原诗歌流传敦煌，更重要的影响则是带动了西北当地的文学创作。由于唐五代时期中西交流的兴盛与民族融合的加速，敦煌等西北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因各种原因流入当地的中原民众，逐渐在西北实现世代聚居。人口的迁入与繁衍，带动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需求。在主动引进中原诗歌的同时，西北各界也通过对中原文学营养的吸收与改造，自觉展开本土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河湟落蕃的漫长岁月里，传播与学习中原诗歌更带有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意义。这就造成敦煌当地的文学创作，既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又在形式与内容等多个方面，显示出其与中原诗歌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是汉语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凡落后地区对于先进地区文学的学习，往往是从形式上的模仿开始。初唐诗人李峤的《杂咏》120首，在敦煌至少以三个写本(分别是伯3738，斯555，俄藏дx.10298、2999、3058，均残，现有17首)流传，除此之外，敦煌写本中亦有赵嘏《读史编年诗》《古贤集》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如“熔铸故实、谐以声律”(《四库全书总目·〈事类赋〉提要》)的类书。徐俊指出：“如果从它们在普及诗歌创作，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其中仍有不少值得人们重新审视的东西，不乏研究的价值。”⑧循此思路，会发现敦煌僧俗所作之《百岁诗十首》《缁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十二时行孝文》，以及《五更转》《十二时》等俗曲，也具有依时依类编排的形式体制特征，很难说没有受到李峤等人作品的影响。 考察中原诗歌西渐对敦煌等西北地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辨析两地文学创作在艺术风貌、形态与趣味等方面的相似相通。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⑨一文中，曾引许多诗例，证明中原诗歌对敦煌文学风貌的深刻影响，如伯3322庚辰年(860)正月十七日张大庆题记之五言诗，与《全唐诗》卷五武则天名下的《明朝游上苑》诗几乎完全一样；再如斯361卷背《朋友书仪》末所附之题记为“大唐乾宁二年岁次乙卯三月廿三日李”后《日落影西山》诗： 日落影西山，姑(孤)男留与君。煎(剪)刀□柳尺，煎(贱)妾且遂(随)身。含礼(匣里)□庄粪(妆粉)，留□与后人。黄泉无用处，度兰(徒劳)作徽陈(微尘)⑩。 据刘铭恕考证，此诗与《本事诗·征异》第五所录唐开元幽州衙将张某亡妻孔氏诗极为相类，孔氏诗云： 不忿成故人，掩泪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11) 两相对照，前者从后者衍化而来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语辞更显朴拙，带有突出的民间文学风味。 又，伯3441何晏《论语集解》卷六背所抄诗“白玉虽未(为)宝，黄金我未虽(须)。心在千章(张)至(纸)，意在万卷书”，竟与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土的长沙窑器表面题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12)几近相同。更加令人惊异的是，王梵志的诗中，也有与二诗诗意十分契合的作品：“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露一世人。”作为白话诗代表的王梵志诗、长沙窑诗与敦煌学郎诗，三者产生流传的时间、地点都相距甚远，却有如此高的相似度，显然不是巧合，说明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学创作，确实从内地诗歌承接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敦煌诗歌从外在形式体制到内在风貌趣味，都表现出和中原汉语诗歌的联系，其意义显然不止于文学层面，而需要从更广阔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方面加以审视。吐蕃通过积极主动引进吸收包括文学在内的汉民族先进文化，提升了自身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汉文化，吐蕃进一步增进了对唐王朝的亲情认同、文化认同。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历经近两百年攻守进退的唐蕃双方，再次于长安、逻娑两地先后会盟，所缔结的盟文中，“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13)的主旨获得重申，到了唐武宗会昌末年，吐蕃赞普大权旁落，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乘机作乱，与之对阵的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竟然以“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之语相讥，又责其部众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对论恐热的部众，起了重要分化作用。诗是文火，但兄弟民族间可贵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之最终形成，却决然离不开这份慢熬之功。 二 敦煌民族题材诗歌的认识意义 广义上讲，一切敦煌文学文献，都是数百年民族关系史的产物，但是那些直接以书写民族关系为题旨，或客观上有大量内容涉及到民族关系的篇章，无疑包含更丰富的民族关系信息，蕴藏更重大的民族史意义。数量可观的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不仅延长了兄弟民族交流碰撞的诗史，也更加全面展示了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态势及其影响。 1.深化了对唐前期边塞诗的认识 以唐与吐蕃战和往来为主轴的唐代西北民族关系史，始于贞观年间，直到高宗朝，双方才有正面冲突。从传世文献来看，诗坛对于吐蕃问题的关注，更迟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入藏之时(14)。但敦煌所存王梵志诗即有“儿大作兵夫，西征吐蕃贼”的诗句，据项楚考证，在《旧唐书·岑长倩传》，有“(天授二年)乃斥令(长倩)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的记载，与诗中“西征吐蕃贼”句字面相合，故作于武后天授二年(691)的可能性较大(15)。而敦煌伯2005所录之四言《歌谣》，主旨虽为颂赞，然所述边事一段，却显示武则天时期唐方日渐重视吐蕃，诗云： ……圣母皇皇，抚临四方。东西南北，无思不服。秃发狂瞽，侵我西土。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徼之外，各安其所。穆穆圣君，受天之祐(祜)。……黄山海水，蒲海沙场。地邻蕃服，家接浑乡。…… 按，“秃发”，吐蕃别称。武则天于垂拱四年(688)加圣母神皇号，本年唐蕃无战事。从第二年起，双方兵戎大举，特别是长寿元年(692)十月，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大胜吐蕃，复取安西四镇，故诗最可能作于此年前后。诗中指出，唐的军事行动，不仅有力扼制吐蕃扩张，而且安顿了西北其他部族。此诗与王梵志诗的存在，足以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起点，前移二十多年。 作为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歌类型，边塞诗的豪迈意气，曾支撑起我们民族精神品格中勇武顽强的一面，然其豪放有余、内敛与反思不足的缺点也是明显的(16)。而从敦煌诗歌可见，本着理性甚至悲悯心态去看待边疆战争者依然不乏其人，譬如伯3619所收与岑参同时的萧沼“阙题”诗： 生年一半在燕支，容鬓沙场日夜衰。箫(萧)关不隔阳关梦，瀚海长愁征战期。 抒情主人公将几乎半生都献给边疆、献给沙场。然而身处边塞，有家难回，只能在梦里亲近久违的故园。一朝梦醒，才发现阳关和萧关(17)依然相隔遥远，惟将满腔愁苦发泄到绵延无期的杀伐征战。敦煌文献所保留的唐代边塞诗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诗章，如伯3200卷背面所录之“阙题八首”、俄藏дx 3871与伯2555卷正面所录之47首七言诗，都从前线将士或后方妇女等角度控诉战争罪恶，表达反战厌战心理。尤其是这样三首诗： 骆驼峡口战场开，□□□从碛外来。苏武不知何处在，路旁唯见高□台。 塞上无媒徒苦辛，不如归舍早宁亲。纵令百战穿金甲，他自风(封)侯别有人。 莫道封侯在武威，请看辛苦老戎衣。书中未有黄金出，梦里羞题(提)□发归。 唐玄宗后期愈演愈烈的边疆民族战争以及为此所展开的全民动员，曾经置整个社会于极度亢奋之中。御敌于外、立功边塞，是文人士大夫不二的价值追求。但战争终究残酷，当腥风血雨含着温热，弥漫在西北的天幕；当前线将士身形扭曲，仆倒于落日的余晖，再激越的遐想，也会让位于悲凉、震动与彷徨。敦煌文献中这一首首浸透忧伤的诗章，表明真正走进边塞的诗人，无论作为观察者，还是当事人，都已从亲身体验中冷静反思战争的得失。 2.深化了对西北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认识 河湟及西域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但在传统正史的族别叙事语境中，更关心各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亲疏服叛。其实，那些被笼统称为戎羯羌胡的各边疆民族，不仅自身有丰富历史，相互走动也很密切。在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中，即有珍贵记载。如伯3328武涉《上焉祗王诗》，就通过对一位仪表堂堂、深孚民望的民族首领生活、交游、宴饮的描写，反映唐前期诸族的和谐关系。诗中“神圣赞普见相次，宝辈(贝)金帛每年赐”“理事和平惬异乡，吐言成玉人皆诵”等句，不仅透露这位“焉祗王”有效治理本地，而且还与西北大邦吐蕃建立友好关系。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前期，吐蕃便将其势力影响范围发展到天山南北(18)，此诗无疑是对传世史籍的重要补充。 到了九世纪下半叶，西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唐末五代宋初，先后统治河西的归义军、金山国政权，曾与四面诸族持续碰撞，从敦煌文献中“南破西戎北扫胡”(《张淮深变文》后附诗)的诗句可见，张氏、索氏等河西首领与诸邻曾有角力。伯3633所收之张文彻《龙泉神剑歌》写道：“三军壮，甲马兴，万里横行河湟清。结亲只为图长国，永霸龙沙截海鲸。……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东取黄河第三曲，南取雄威及朔方。”反映了当时在西北，不同民族势力间有战有和、犬牙交错的关系态势。伯3500收“阙题”诗中“四面蕃人来跪伏，献陁(驼)纳马没停时。甘州可汗亲降使，汉路当日无停滞，这回来往亦无虞”等句，则表明归义军赢得“四面蕃人”的臣服，与甘州回鹘也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些内容，在中原文献中都难得一见。 当然，唐代西北民族关系，根本上是由唐与吐蕃两强主导。特别是河湟沦陷所造成的兄弟民族关系的紧张与疏远，所带来的骨肉分离、遗民血泪，在中唐以后的中原诗歌中，已被反复吟咏(19)。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作为当地人记当时事，所写内容则可验证中原诗人的判断与推测。 安史乱后的唐蕃对峙，特别是关陇以西大片土地的离唐，让“河湟”成为中晚唐中原社会难以解开的心结。诗人们纷纷对于故地遗民做出各种悬想，如张籍的《西州》、王建的《陇头行》、元稹的《西凉伎》、白居易的《缚戎人》、杜牧的《河湟》等篇。而对于万千河湟民众而言，他们对于唐蕃关系的逆转以及这种逆转给自己生活所带来的重大改变，更有切肤之感，伯3812中所收之《忆北府弟妹二首》： 骨肉东西各一方，弟兄南北断肝肠。离情只向天边碎，壮志还随行处伤。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艰难少有安中土，经乱多从胡虏乡。独羡春秋连影雁，每思羽翼再成行。题诗泣尽东流水，欲话无人问短长。(其一) 与尔俱成沦没世，艰难终日各东西。胡笳晓听心长苦，汉月霄(宵)看意自迷。独泣空房襟上血，孤眠永夜梦中渧(啼)。何时骨肉园林会，不向天涯闻鼓鼙。(其二) 这两首诗可能的作者殷济，是否来自北庭地区，尚需考实(20)，但诗中所提到的“中土”“东流水”“汉月”，则表明作者是在怀念中原王朝，首诗“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两句，表达对民族对立与交恶的遗憾，以及自己情牵内地，却身困河湟的无奈处境。类似的句子，频见于敦煌文献，如本卷之“二年分两国，万里一长河”(《言怀》)、“梦里惌(宛)然归旧国，觉来还在虏营中”(《梦归还》)；再如伯2555卷之“不见书传清(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可能忠孝节，长遣困西戎”(《被蕃军中拘系之作》)等。如果说中晚唐诗人的河湟诗歌创作，在对故地遗民表达系念的同时，其实也包含着一种不宜明言的担忧遗民归属感日渐淡薄的隐衷，那么这些敦煌诗歌，连同中唐入蕃使节吕温在出使途中创作的《经河源军汉村作》《题河州赤岸桥》等章描写的遗民义举(21)，表明生活在沦陷区的广大士民，无时不在坚守民族文化传统，正因有这种坚强持久的情感与信念作支撑，流离百年的河湟土地民众，才会最终迎来壮丽的回归。 3.深化了对河西军民历史作用的认识 河湟沦陷所带来的故国之思固然沉痛，但在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孤悬之后，遗民们也对西北大地产生了深挚情感；对于治理河西的地方首领，也产生了真诚的拥戴之意。这一点在敦煌诗歌中有充分反映，如大中年间河湟回归，中原诗坛吟咏者众，但白敏中、崔铉、马植等权臣之诗，都将其归功于唐宣宗的谋划指挥，不仅一笔抹去前朝君相的奠基之功(如李德裕)，连张义潮等人的深明大义，也都被有意忽略。而从敦煌诗歌中可见，西北人民没有忘恩负义，伯2762所载“阙题三首”，其中有“遥愧敦煌张相国，回轮争敢忘壹飧”“从□(此)弃蕃归大化，经营河陇归唐天”等句，即是歌颂张义潮苦心经营河陇，率众弃蕃归唐的义举。在张义潮率众弃蕃归唐以后，曾出使长安的敦煌高僧悟真，在《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伯3554卷背)的序文中，就用了大量篇幅称扬张义潮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统一的功绩，序云： ……伏惟我尚书涯洼(渥洼)龙种，丹穴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