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桂林抗战文学研究看史料发掘和思路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思路论文,文学论文,桂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关于桂林的由抗战文学研究到抗战文化研究
抗战时期的桂林，由于武汉、广州的相继陷落，迅速成长为具有40万人口、上百家报刊社、上千文化人聚集的重要文化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文化名人胡愈之1978年在回忆抗战初期的文化形势时说：“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时间（指1938年11月到1939年上半年——笔者注）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①当时桂林的文化繁盛景象，文艺评论家周钢鸣称赞为“繁花竞秀，盛极一时”、“人材辈出，济济一堂”②，文学史家蓝海在《抗日战争文艺史》中称桂林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大据点”③。当时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有1000多人，著名文艺家、学者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贺绿汀、范长江、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周立波、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沈志远、雷沛鸿、李四光等。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创作而出，许多重要的剧作在这里首次上演和发表；出版和发行的书刊，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构成了支撑西南抗日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1944年2-5月举办的西南五省戏剧展览会，更是聚集了南方五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参加，演出剧目126个，造成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影响远至海外。
对这段宝贵的民族文化史迹，广西学者开展了积极研究。其源头可追溯至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时，《广西日报》副刊专门开辟“桂林文化城忆旧”专栏，先后发表了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秦似、李任仁、林路、汪巩、洁泯等当年在桂林工作和战斗过的文化人的回忆文章，与此同时，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专门组成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研究组”，对桂林抗战文学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并编成《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艺史料》初稿，可惜这些史料尚未及付印，“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桂林抗战文艺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9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重新提上日程，正式展开。1984年开始编撰出版“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1988年12月广西学者联合起来于成立了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1996年改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并正式在广西自治区民政部门登记），将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1979-2009年的30年，广西学者在桂林抗战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活动多样，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如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其中1995年的学术研讨会，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会议的主题，邀请了湖北、山东、四川等省学者参与，取得了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和上海《社会科学报》均于当年发表了会议综述。整理出版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编辑《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桂林抗战文艺词典》、《桂林文化大事记》等各种资料集29种，出版专著《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桂林抗战文学史》、《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等19种，字数在1000万以上；出版连续性论文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一至八辑共8本，出版《抗战文化研究》年刊(2007-2010)四卷。
桂林抗战文学和文化研究逐渐在国内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武汉学者章绍嗣1998年在《抗战文艺研究回眸60年》里说：“自1988年后，全国的抗战文艺研究势头减弱”，这时，“广西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2005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学术界对近10年来的抗战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析，江汉大学邓正兵的《近十年来抗战文化研究述评》在评述“抗战文化的区域发展及其特色”时，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近十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近年来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并肯定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对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的作用：“目前，专门研究抗战文化的学术团体不多，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对推动抗战文化研究起了重要作用”④。湖南学者唐正芒在论文《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中说：“当年抗战文化繁荣活跃的桂林，今天出现了同样繁荣活跃的抗战文化研究。从地区来说，当今研究抗战文化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最为热烈而又历久不衰的大概首数桂林。桂林是抗战年代名播中外的文化名城。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域优势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堪称独秀山下一枝独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已逐步从单纯的历史研究中走了出来，正形成为一种集文学、艺术、文化、党史、地方史、新闻出版、教育、图书馆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有现代信息技术参与，为改革开放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现代新型学科的雏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还进入了一些桂林高校的研究生课程，这更是可喜的开拓。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其研究成果已引起了中外学界的瞩目。”⑤
桂林抗战文学和文化研究由1979年至2009年保持了30年的活力，一个重要因素是史料发掘不断深化，史料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形成了由文学到文化的拓展、由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转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最初是从对文艺家活动的史料收集和研究开展的，经过30年的努力，目前已形成了集文学、艺术、文化、新闻出版、党史、地方史、教育、图书馆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局面，许多跨学科成果在产生，许多新研究领域在出现。研究方向也在加强向应用研究转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需求的加大和抗战文化研究的深入，自2002年9月在桂林举办广西抗战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研讨会和2004年12月在南宁举办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与文化资源开发研讨会以后，广西抗战文化研究工作正在发生一定的转变，由书斋扩展到田野，由文本扩展到图像，由历史拓展到现实。其标志一是抗战文化遗产——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纳入广西旅游发展规划，抗战文化研究与广西红色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标志二是2008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完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广西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及其项目设计研究》；标志三是2005年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2008年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联合编著《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这两本由上千幅图片和几十万文字组成的抗战文化研究著作，是将档案资料与田野调查成果、将历史图像与现实场景、将学术研究与摄影艺术和数码技术结合起来的产物。它以彩色的品相和现实文化遗产的定位，构成了独特的内质和品格。以上几项成果是发掘抗战时期文化新史料、推进研究工作深化、扩张社会影响的初步收获。
二 新史料发掘途径管见
关于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大约可以理解为三层含义：一是新史料的发掘途径，即勘查新矿源；二是辨析旧史料、废史料，开发新价值，即运用新方法、借助新史料，提炼旧史料中前人未提炼出的新价值；三是整合旧史料，发掘其综合利用价值，即借助它学科、多学科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激活旧史料的中枢，使旧史料得到二度、三度运用。第一层含义大体是宏观指导性的，第二、第三层含义大体是微观操作性的。
我是1980年开始涉足桂林抗战文学研究领域的，1981年在《广西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资料性长文《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1982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桂林文化城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已满30年。结合30年来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实践，这里重点谈谈新史料的发掘途径问题。
（一）图书馆、档案馆馆藏历史资料
图书馆、档案馆是我们史料发掘实践活动最多的处所。到图书馆、档案馆收集研究资料，是最传统的途径，也是至今学人最主要和最正统的资料收集方法。一般说来，它似乎不是我们讨论“新史料”发掘与研究的领域，其实不然，理由主要有三：
1.一个图书馆或档案馆不可能藏有你的研究需求的所有资料，你必须到几个甚至几十个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这是一辈子跑不完的。我从1980年开始，曾自费和利用出差机会到过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重庆、南京、上海、广州、南昌、贵阳、昆明、桂林等地的省级图书馆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过几乎所有能见到的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物，但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成都的四川图书馆没有去，还有许多市级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也藏有许多珍贵的资料，都还顾不上去或无法去。
2.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图书馆科技手段不断提升，档案馆档案的逐步解密，馆藏资料较80年代、90年代有了许多新的增补，馆藏史料较前丰富了许多。这是我们必须继续去图书馆、档案馆发掘新史料的又一理由。
3.一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资料被图书馆人发掘出来，有待我们各个学科的学者开发利用。例如广西柳州市图书馆在1998年1月从尘封多年的书库中意外地翻检出4000余册日文原版书籍，其中有700余册内容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据图书馆工作人员回忆：这些书籍是1958年成立图书馆时，辽宁省抚顺市图书馆“支持工作赠送的”，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它们一直“不为人知”地被保存着。柳州市为此专门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室”，夜以继日进行整理、翻译工作，目前已完成750余册，不少书籍中以不同方式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暴行。
（二）上世纪末的当事人口述资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采访当事人或亲属，收集口述资料成为发掘新史料的一个重要途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7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在这方面贡献许多，刊登了许多老作家的回忆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我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先后访问过当年在桂林工作过的夏衍、艾青、端木蕻良、盛成、林焕平、于逢、秦似、洁泯、舒芜、晏明、彭燕郊、阳太阳、曾敏之、陆华柏、张在民、徐杰民等作家、艺术家，另对一些作家作了函访。这些工作，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积累了相应的资料。但是，自上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批抗战文化人除极个别人以外，绝大部分已先后仙逝，采访当事人收集口述资料的方式已基本完结。出版界这些年来出版的大批著名文化人的回忆录可以归入此类，细细查阅和辨析，仍能从中发掘到一些可用的资料。
（三）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逐步开放和国力的强大、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来源，构成了可供发掘的新途径。我认为有以下一些：
1.田野考察资料
田野考察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过去在文学和文艺研究中运用不多。从事抗战文艺或文化研究，却越来越需要借重此种方法此种途径。抗战时期文化人大多有离乡背井到处迁徙的经历。茅盾可能是迁徙最繁、跋涉最多的作家。抗战爆发时茅盾在上海，上海沦陷前夕转到广州、香港，后去武汉，数月又折回香港，1938年底赴新疆，1940年5月到延安，10月到重庆，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3月撤到桂林，住至同年12月后去重庆。国外研究者因此称茅盾这一时期为“流浪期”⑥。其他如艾青、巴金、胡愈之、郁达夫、萧红、端木蕻良、胡风、夏衍、田汉、丰子恺，等等，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家基本上都有过一番由北到南、由东到西的大迁徙，流动性都相当大。因此，要做好抗战文艺研究，不做相应的哪怕是一定程度的田野考察，仅对作家文本作细读分析，怕是难以研究到位的。这类似于姚朝文提出的解决文学研究困境的两种总的方向拓展之一：“将严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而且集中于经典文本）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文本赖以存在的语境研究。”⑦文学研究的田野考察包括勘查作家故居、旧居、重要文化活动遗址，查看旧居及其纪念馆保存的文物、图片，体验作家活动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访问当地的知情人，查阅方志、地方报刊，等等。
2.地方志和地方文学史资料
修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研究发展很快，成果甚丰。各地整理出版了许多市志、县志、行业志，十分系统完备，还有类似《××百年》的许多资料集、图片集。这些志书收集了许多当地社会发展资料，包括文化资料。这里面包括了许多重要文化活动史实和重要文化人行踪的信息和资料，从中可以发掘许多前所未知的史料。据谢泳的资料介绍，民国时期新修的方志，现存约有1500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编纂的方志约有2000种⑧。
与此相近的一类资料还有近十来年各省学者编撰出版的地方文学史著作。据初步统计，计有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张振金的《岭南现代文学史》、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吴海和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主编的《山西文学史》、马宽厚的《陕西文学史稿》、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王嘉良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王维国主编的《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现代卷、当代卷）、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内蒙古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陈辽主编的《江苏新文学史》、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王永宽等的《河南文学史》、谭兴国的《巴蜀文学史稿》、邓经武的《20世纪巴蜀文学》、蔡定国、杨益群和李建平的《桂林抗战文学史》等20余种。这些著作，除了1960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之外，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写作和出版的，里面收集整理有许多在一般《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无法容纳和没有涉及的文学史料。
3.民间收藏资料
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藏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文物收藏业的兴盛。过去不被收藏家看好的民国报刊书籍也成了收藏家青睐的藏品。民间收藏中的现代文学资料是相当可观的。民间收藏包括学人收藏和收藏家收藏。学人收藏方面，郑振铎、唐弢是最著名的。唐弢有藏书4万余册，共计平装23000余册，线装书2000余册，外文图书60余种，期刊1888种。其中毛边书1300余册，签名本600余册，初版本1500余册，珍稀本600余册。藏书中有一级品141种。在他去世后，家人将全部藏书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起唐弢文库。继之的著名学者有姜德明、陈子善、倪墨炎和香港学者胡从经等。胡从经有藏书3万册，其中藏有近现代文学论著与作品万余册，近现代文学期刊千余种，其中有百多种为《全国期刊联合目录》所不载。私人藏书也并非完全无法借用，在有一定的交情、正当的理由和最好能达到双赢的结果的情况下，有时是可以从私人藏书中发掘到一些长期无法找到的新资料的。
收藏家中，在抗战纪念品收藏圈有“四大天王”：北京“藏书状元”秦杰集藏抗日史料30年，藏品2000余件，拍场上专购版本文献价值理想的抗日精品；沈阳詹氏“九一八侵华罪证研究室”主人詹洪阁专藏东三省抗日文物，文献和器物5000余件；四川成都企业家樊建川集藏各种文物200万件，投资5亿元筹建建川抗战博物馆，其中有抗战文物几万件，包括抗战时期的多种出版物；湖南长沙企业家刘昌年珍藏人民军队抗日书刊和日军侵华史料2万余件，集藏的日军侵华地图中就有湖南省衡阳遭日军细菌战毁灭的街巷详图，当地群众参观人数已达15万人次。据中国收藏家协会对4700位会员的调查，收藏抗日文物文献的收藏家过千人。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收藏爱好者不计其数，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出版物和器物作为收藏专项的收藏家遍布各地。收藏家的藏品大多难以使用，但有的资料通过编撰出版某一专题书籍得以面世。
4.家谱和日记资料
在一些已去世的著名文化人的家属手中，收藏有其家谱和日记。这也是新史料开发的处所。当然也要有相当的交情才能见到。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待家属、亲友整理好交出版社出版后才能见到了。民间收藏的书信数额也极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方继孝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情有独钟，十几年来共收藏7000余件，其中信札6000余通。
5.来自中国台湾和海外各国的资料
自上世纪末中国改革开发以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逐渐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带来了教育、出版和学术合作等文化交流活动的频繁。来自台湾和海外各国的现代文学新史料也逐渐增多，如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是了解现代作家生平史料的一个重要渠道；又如已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全部开放的《蒋介石日记》，2007年已由团结出版社以《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书名出版，辑录了蒋介石自1915-1949年部分日记共1000余篇。该书作者张秀章对蒋介石日记深入研究整理并逐篇进行了考释、注解和评析，内容涉及党务、军事、行政、外交以及家事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民国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6.可供整合的艺术、出版、新闻、教育、历史、文博等学科资料
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与中国政治变动、文化思潮和文化界其他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艺术、哲学、新闻、出版、教育、历史、文博等学科。许多活动是多学科交叉开展的，尤其是抗战文学，与抗战艺术密不可分。许多作家身兼两职、三职，是作家又是编辑家、是作家又是新闻记者、是作家又是教育家之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利用其他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辅助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这里要涉猎的领域相当多，发掘工作的工作量也相当大。但所得往往很多，常常有令人欣喜的收获。
三 史料发掘和思路拓展的几个研究实例
（一）拓展研究新领域实例
文学研究向文艺、文化领域拓展，是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学科建设的需要。这正如美国学者W.J.T.米切尔所说：“从过去的25到30年来，由于媒体的影响，文学理论走了下坡路，不再是人们研究的中心，许多人纷纷转向了文化研究。诚然，文学的力量变弱、走向边缘的境遇叫人难过，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对其表示哀悼，也不像许多人那样人云亦云说书本死了，文学业已终结。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⑨现代文学研究也应当取此态度，由狭隘的学术领地跳出，向广阔的学术新天地拓展，只有如此，它才有自由空阔的生长空间，才不至于被认为已陷入困境，走向死亡。如前所说，桂林抗战文学研究的历程就是一个由文学研究向文艺研究、文化研究拓展的过程，由此保持了学科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延续30年而不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广西学者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课题连续四年在国家社科基金获得立项，研究活力不断扩张，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江主持的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家群及其成因研究》(06XZW007)，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商娜红主持的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抗战时期广西新闻出版事业研究》(07XXW002)，广西师范学院新闻学院靖鸣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08BXW003)，广西社会科学院李建平主持的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桂林抗战艺术史》(09BA008)。
（二）整合它学科成果发掘新史料实例
自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逐渐形成由史料突破带动理论突破的新面貌，这就是由对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战绩的数据统计带动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大作用的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我们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绩》可以看到：从1931年9月到1945年9月，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数分别为85万、52.7万、17万。这一数据准确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作战所展开的。最权威的表述是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总书记论述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力量时说：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⑩
肯定了中共和国民党军队，一同构成了抗日战争的主体力量，各自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战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历史学的研究突破，必然冲击抗战文艺研究形成思维振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秦弓，近几年对“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包括《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河北学刊》2005年第25卷第5期）、《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5卷第2期）、《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2007年），《抗战文学中的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2008年）、《抗战文学中的武汉会战》（《抗战文化研究》第三辑，2009年）《抗战文学中的昆仑关战役》（《抗战文化研究》第四辑，2010年）等系列论文，是整合历史学研究成果，发掘抗战文学研究新史料，开拓研究新领域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三）史料发掘新途径实例
1.借助档案资料完成的《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员文丰义等编著的《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2008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桂林市档案馆、桂林图书馆、桂林市博物馆等单位的馆藏资料为基础，辑录整理出历史图片817幅，分为共赴国难、中流砥柱、文化抗战、同仇敌忾、保卫桂林、历史的启示六个部分，反映桂林抗战历史进程和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是考察桂林抗战历史的抗战文化的基本样本。其中，涉及抗战文化内容为第94至234页，共141页，约300图。
2.勘踏文化遗址完成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等单位合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2005年1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反映现存文化遗产”，即实实在在的可触摸的物质文化遗产，反映那段已经逝去60多年的悲壮历史。书中内容分为指挥地遗址、战场遗址、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灾难遗址、抗日英雄活动和死难烈士纪念地遗址、抗战机构活动遗址、名人故居和文化遗址、国际援华抗战或反战机构和人员活动遗址、抗战标语与石刻、纸质文化遗产等9部分，由420幅图片和10万多字组成。其中涉及郭沫若、夏衍、欧阳予倩、徐悲鸿、张曙、赖少其等文艺家的遗址、遗物及一批抗战书籍报刊。该项研究是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将文化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结合，通过大量田野考察完成的成果。
3.利用民间收藏完成的《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钱念孙研究员著的《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2005年8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著者从自己所藏的近7000册民国旧书中挑选出222种，每种配以书影和文字介绍，全书共刊出300多幅书影和图片，近20万字的介绍文字，其中不乏市面难见的珍品。涉及文学的著作有臧克家的《从军行》、邹韬奋的《对反民族的抗争》和《小言论》、苏雪林的《南明忠烈传》、赵超构的《延安一月》、陈树人的《战尘集》等。注意此类由藏书家编撰的著作，虽然不一定能得到直接的研究资料，但往往能从中获得有关的信息和某种启示，这也是研究工作所需要的。
注释：
①胡愈之：《忆长江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
②周钢鸣：《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③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④邓正兵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⑤唐正芒：《近十年抗战文化研究述评》，《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⑥松井博光：《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高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⑦姚朝文：《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
⑧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几个来源》，宁网-Eyii.com-网络新阅读。
⑨［美］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李平译，《文艺报》2004年7月15日。
⑩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