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词人群词学特征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南宋论文,理学论文,特征论文,群词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6－0101－10
“理学家词人群”作为南宋实际存在的词学群体，因其本身与主流词派相悖的词学特征，在过去常被视为边缘形态的亚文学群体，遭到唾弃和批判。目前学界虽对它有所认识，但尚处于初步阶段，有待深入探讨。笔者不吝谫陋，拟从结群状况、创作实践及词学理论三方面作综合考察，以求抛砖引玉。
一
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界定，因观念本身的模糊性而有不相一致的标准，范畴内涵和外延往往有一定的伸缩度；在一定度的区划内，种种界定均有它合理的前提。对此我们本着双重合一标准，即以理学家兼词人身份的特殊个体为观照基点：首先，理学家词人群须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本文采较宽泛的界定原则，一定程度突破了《宋史·道学传》的圈划，据有明确师承记载的史传、理学丛书及理学家书简、语录等可靠文献重新考索，并依《宋元学案》、《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通史》等较融通方法，故不将浙东学派等排出理学范围。其次，理学家词人群须有一定量的词作。基本依王兆鹏先生“存词10首以上者为‘词人’的基本条件”之定量标准[1](P96)，同时考虑到因流传而佚尽的词人文献中尚有曾经存在的痕迹，故不把存词10首以下者排出词人区划。经反复考证，我们发现理学家兼词人身份的个体约有110人左右。如加上有目而无词的理学家佚失词人，则要超过此数目。
但如此众多的理学家词人是否有严格意义的群体含义呢？按“群”的划分须符合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须有一定数量相似旨趣的创作个体，二是须有个体间分题、分韵、联吟等酬唱活动。考察南宋理学家词人的创作活动，基本沿“抟搦义理，劫剥经传”[2](卷二十一《与郑景元提干》)词法系统发展，人数之多，声势之大，是南宋词史不容忽视的词学现象。特别在发挥《春秋》、《礼记》“复仇大义”，《论语》、《孟子》有关士的“名节”与《大学》、《中庸》“正心诚意”修身思想方面，基本有类型的趋同，这与“群”的第一个前提是吻合的。又，词作为实用色彩浓厚的文体，在理学家学术生活中，也起到加强群体纽带的媒介作用。以魏了翁为例。魏了翁与吴猎、李壁、刘光祖、吴潜、陈
等均有酬唱，且其词多为日用层面，如劝酒、祝寿、贺庆等词连篇累牍，不厌其烦，个别甚至与贺启没有本质区别。原其动机，探讨词艺的成分微乎其微，而深化群体友谊，发抒理学义理的成分十分浓厚。另一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词人群，朱熹与张栻、黄铢、陈亮、徐安国及诸弟子间多有酬唱联吟活动。朱熹历来有浓厚的结群意识。《游宦纪闻》载：
朱文公移简辅汉卿云：“得赵昌父书，以致政大夫见呼，此甚真实，而又雅驯。可为报同社诸人，今后请依此例也。”[3](P72)
“同社诸人”似是一文学“社”群。据朱熹《水调歌头》（联句问讯罗汉同张敬夫）看来，其理学蕴涵亦较明显，如“若向乾坤识《易》”、“处处总圆成”等，便有以《周易》阐发人生大义的用意；又朱熹另有《忆秦娥》（雪梅二阕怀张敬夫），据王柏解释，此词“有大力量、立大功德者”，“所以示学者尤亲切”[4](卷十一《跋文公梅词真迹》)。又据张孝祥《南乡子》（送朱元晦行，张钦夫、邢少连同集）、徐安国《满江红》（晦庵席上作）、陈亮《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寿朱元晦）、《蝶恋花》（甲辰寿朱元晦）、《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等词，可知理学家席间索赋活动相当频繁。朱熹本人词学观较开通，如弟子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朱熹断然曰：“今州县却用，自家如何用不得？亦在人斟酌。”[5](P2349)朱熹有时命门人歌小曲以增雅兴[6]（《沧州诸儒学案》上）；有时示范本以求和作（黄铢《渔家傲》〈朱晦翁示欧公鼓子词，戏作一首〉）；有时公开宣扬宗义理词的好处，如《书张伯和诗词后》用[7]（卷八十四）……在他的周围，俨然形成一个松散型的理学家词人群，其中有词学主张，有联吟活动，有示范本索赋的次韵、步韵、分题创作行为，视之为词人群体并不过分。
即使从文学群体完整形态的体派特征及地域特征作严格估测，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存在也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如活跃于孝、光、宁三朝的信州词人群，即是一个典型的理学家词人群。信州词人群以韩元吉、赵蕃、韩淲、吴绍古、巩丰、徐斯远等为代表，除韩元吉年辈较长外，多崇信朱（熹）、陆（九渊）之学。词作以韩浣为多，有197首，韩元吉82首，而赵蕃仅存2首、1片句，吴绍古、巩丰、徐斯远词则均已散佚。信州词人的真实面貌虽不复存在，但群体特征较为明显。仅据韩淲词看，信州词人群酬唱活动地点繁多，或“南池”，或“涧上”，或“方斋”，或“市中客楼”，或“赵崇公家”；且唱和人员较固定，酬唱形式或分唱，或合唱；酬唱动因或生朝，或节候，或游观，或互访，气氛热闹，场面多样。酬唱或有主题之命（《水调歌头》〈坐间有伤仲至，且怀昌甫……〉），或有品题之约（《菩萨蛮》〈赵昌甫折黄岩梅来，且寄菩萨蛮，次韵赋之〉），或有笔法之限（《减字木兰花》〈昌甫以嵇叔夜语作曲，戏用杜子美诗和韵〉），如诗家分题、步韵，井然有法。从体派特征看，为辛弃疾一和再和的“赵昌父体”，即为赵蕃所创。今虽因词作多散失不传，但仍可略考其基本蕴涵。据辛氏《蓦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则“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为赵昌父体蕴涵之一。又据辛氏《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看，赵昌父体含“鸢飞鱼跃”之意，其中似有理学义理化情趣。可见信州词人群已具备严格的词人群体特征。
另外，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及体派特征的庐陵词人群，则可视为完整形态理学家词人群的典型个案。庐陵词人群活跃于宋季，以刘辰翁、邓剡、文天祥、赵文、赵功可、王炎午、刘将孙等为代表，学术上“皆出巽斋之门”，是朱子学在江西的重要据点。庐陵词人酬唱活动如邓剡《念奴娇》（驿中言别）、文天祥《酹江月》（和）、赵文《八声甘州》（和孔瞻怀信国公……）等，都是围绕文天祥“正气歌”式的酬唱吟咏，有“黍離”、“麦秀”之思，包蕴忠义刚大之气，蕴涵“弘毅”、“杀身成仁”的名节精神。除正气歌式的酬唱外，在庐陵词人群内，和“后村调”也有较鲜明类型系统。如刘辰翁《酹江月》（古岩以马观复潜舟，约余与中斋和后村海棠韵……），明标“和后村海棠韵”，所涉词人有邓中斋、张古岩、马观复等；又《满江红》（海棠花下歌后村调，共和），明确以“后村调”为尚，“共和”所涉人数当较多；又《金缕曲》（古岩取后村和韵示余，如韵答之），是和“后村调”之一例；又《谒金门》（风乍起，约巽吾同赋海棠）、《谒金门》（和巽吾重赋海棠）、《谒金门》（和巽吾海棠韵）、《水龙吟（巽吾赋溪南海棠……）、《忆江南》（二月十八日，臞轩约客，因问晏氏海棠开未……）、《八声甘州》（和汪士安海棠下先归……），疑亦系“后村调”。可见，由“和后村海棠韵”，歌“后村调”而“共和”的历次创作行为，而形成了一个类乎词社性质的词人群。除“和后村海棠韵”外，“和易安词”在庐陵词人中也极风行。刘辰翁《永遇乐》词序云：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和作很快得到了邓剡的响应，据刘辰翁《永遇乐》（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其事吊之）推测，庐陵词人“和易安词”不只此三首。广义的“和易安词”（即以“伤春”、“悲秋”寄寓亡国之痛的骚人笔法）则更为普遍。刘辰翁《虞美人》（客中送春）、《大圣乐》（伤春）、《宝鼎现）（春月）、《兰陵王》（丙子送春）、《青玉案》（暮春旅怀）、《柳梢青》（春感）等，均蕴有“易安笔法”。这一笔法邓剡词也有体现，除《永遇乐》“痛海上元夕之习”明言“和易安词”外，据刘辰翁《江城子》（和邓中甫晚春）、《忆秦娥》（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齐天乐》（节庵和示中斋端午齐天乐词，有怀其弟海山之梦……）等，邓剡尚有《江城子》（晚春）、《忆秦娥》（上元客散感旧）、《齐天乐》（有怀弟海山之梦）等词。这些词情调都以“凄然”为主。邓剡佚词较多，与刘辰翁等酬唱极频繁，据刘辰翁和中斋诸词看，多次酬唱都是有组织的节候类活动。与魏了翁词人群日用酬唱不同，刘辰翁、邓剡等庐陵词人都是有意识拟“体”活动（所拟有“易安体”、“龙洲体”、“后村体”等），且分咏的又是“伤春”、“怀梦”及“海棠”等具故国情思的骚人题材；从刘辰翁和中斋词看，庐陵词人词事活动既有组织者的主题提倡，又有较稳定的创作群体，故已具词社规模，把它界定为词人群，应是靠得住的。除此之外，南宋理学家词人群体尚多，文繁不述。
据此，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存在应是一个历史事实，基于“群”的层面对此作群体观照，无论从历史状况还是从文学流派层面考虑，都是切实可行且有相当研究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太同意用“理学词派”来界定“理学家词人群”。前贤云：“客观地看，与诗坛上存在着一个理学诗派相似，在宋代词坛上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理学词派。但与理学诗派不同的是，理学诗派在北宋即已兴起，而理学词派则是在南宋时期才形成。”[8](P251)前贤对“理学词派”的界定，乃基于“理学诗派”的界定顺势而成，实际上还可商榷：
其一，“理学诗派”的存在并不说明“理学词派”就相应存在。理学诗派以金履祥《濂洛风雅》的成书为界定基础，所收理学家诗四十八家，数量可与《江西诗社宗派图》相比。不仅如此，理学诗派范畴还为同时人及后人所认可，《沧浪诗话》专列“邵康节体”，辛弃疾亦标举“康节体”（《有以事来请者，效康节体作诗答之》），四库馆臣云：“自（金）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9]（《濂洛风雅提要》）至此理学诗派殆可成定论。但“理学词派”之界定则不存在类乎《濂洛风雅》等选本依据，词论虽也对理学家词作过论列，但均不把它作为一个有别于主流词派的范畴论述。虽指出“词之最丑者，为酸腐，为怪诞，为粗莽。诒案：酸腐者，道学语也”[10](P3275－3276)、“（魏了翁）道学宗派，词不作艳语”[10](P515)，但并不以此为理学家词的全体特征。如：
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季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10](P3291)
真西山，作《大学衍义》人也，而有《蝶恋花》之词。……大抵发于情，情本于性。[10](P3466)
真西山、朱晦庵，大儒也，而皆工于词。……罗涧谷讲程朱之学，而词格婉丽。[10](P4152－4153)
均非视为一特殊词派进行论析。可见，把理学家词人群视为“理学词派”也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
其二，“理学词派”的界定模糊了“理学词”与“理学家词”的区别。理学词派基于“理学词”而界定。所谓理学词，应指抒发理学义理的纯“道学语”词，两宋词真正属于这一类型的理学词并不多。不仅如此，以经语与理学语入词的作法还遭到理学家词人内部的反对，详见吴泳《与魏鹤山书》其三[11]、刘克庄《跋刘澜乐府》[12](卷一百零九)等，文繁不引。理学词既在理学家词人中有如此多反对意见，则更谈不上有以理学词成“派”者。另外，理学词派之“派”者，应是由写理学词的众多理学词人组成。但两宋词史似只有兼写多种雅俗词（包括理学词）的“理学家词人”，而没有专写“理学词”的“理学词人”①，更何遑论理学词派？故把理学词作为词风类型研究是可行的，但上升至理学词派的范畴，则似有拔高之嫌。
其三，理学家词人群虽有较明显的群体特征，但这种“群”还不成为真正意义的“派”。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理学家轻视词的原始意义，不愿以作“词”名家，更不屑为结成“词派”而发表宣言。这和南宋词史有明确“词统”意义并有众多词论摇旗呐喊的“雅词派”与“辛派”相比，显然不具有文学流派的涵义。因南宋除王柏等个别人对朱熹、张栻、石笋翁临时酬唱有附会性的解说外，还没有发现成“派”富有说服力的宣言性文字，更没有如诗家江西派、词家雅派与辛派的座次排列。另一方面，理学家词人群在风格上仍受主流词派潜控，而无法形成独具特色的心性或性理词派。如吕本中《蝶恋花》幽婉曲折，含蓄深致，故有“不减《花间》”之说（《艇斋诗话》）[13](P2642)。而朱熹则受苏、辛影响，如《水调歌头》豪迈激越，超旷自由，极类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又如《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则有辛派表现特征。
由此可见，所谓“理学词派”仍不能摆脱南宋主流词派两大范畴系统的潜控，创作实践仍依附两大系统风格指向，不能形成独立于两大系统外的新风格内涵。而理学家词人群则多可归为辛派范畴，如南渡理学家词人实即辛派前身；乾、淳后理学家词人或与稼轩本人唱和，属典型的辛派；宁、理后理学家词人仍沿稼轩词拓开的道路前行，而将稼轩词纵谈心性、义理的一面增衍其繁，并蔚为特色鲜明的义理化词风。但这一群体虽有多种义理化特征，却最终不能成为与雅派、辛派分庭抗礼的第三词派。故南宋词史只有理学家词人群而不存在理学词派，所谓“理学词派”仍是不能成立的一个虚拟范畴。但基于“群”的历史事实，对理学家词人作群体层面而非范畴层面的观照，无论从历史状况还是从文学系统权衡，都是切实可行的。
二
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创作除保持主流词派的传统特征外，还将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词法作了较大开拓。与传统词派风格接近的词，前贤有详论，此不赘述，今仅就异于传统词风的地方略作探讨。这一类型的词往往有一个由粗入精的表现过程，即以引述儒家经典、理学名号及术语、烛理方式等为“语汇层”，向以理学精义为系统单元的“意蕴层”提升，形成理学家词人群的创作特征。以下分而述之。
（一）表现在“语汇层”的创作特征
理学家词人群语汇层的创作表征，多以《四书》《五经》语汇入词，并通过理学家名号、行事方式、理学典故的泛咏，将理学与词两种形态粘接、融通，以提升词的审美品位，转移词的歌咏内容，雅化词的情调内涵。如：
与我言兮虽我愿，不吾以也吾常乐。
（魏了翁《满江红》）
吾亦老吾老，谁不敬其亲？
（江万里《水调歌头》）
汪氏门风，《大学》、《中庸》正脉通。
（沈瀛《减字木兰花》）
鶗鴂鸣矣，卉木萋止，维暮之春。
（吴泳《沁园春》）
迥立八风前，八音相宣知孰贤。
（楼钥《醉翁操》）
燔柴升辂……也胜郊特。
（刘克庄《满江红》）
乾坤开泰，君臣相遇，机缘恁巧。
（陈著《水龙吟》）
画鷁将飞江上。
（周必大《西江月》）
上述词或用《论语·雍也》语，或用《孟子·梁惠王上》语，或用《大学》、《中庸》语，或用《诗经·小雅·杕杜》语，或用《尚书·虞书·尧典》，或用《礼记·郊特牲》语，或用《周易》乾卦、坤卦语，或用《春秋·僖公十六年》语，表现出生硬的“劫剥经传”笔法。用《四书》《五经》语汇在理学家词人群中形成了类型化特征，其手法与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颇为类似，但亦微有差异。辛派多为事功派人物，其出入经史以实用为旨归，在王霸、义利中多倾向于霸、利一面，侧重点在词内涵的扩充，趣味不在学术而在文学。理学家词人群多是“内圣外王”的理学人物，其“劫剥经传”写法，侧重点在以词曲宣扬经典义理，趣味在学术而非文学。他们力图将词纳入儒家诗教与理学义理的轨道，在宣扬经典义理时基本忽视了词的文体原义，比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走得更远，更充满非本体色彩。
理学家词语汇层的另一表征，是多以理学家事迹为歌咏对象，在浓厚的理学氛围中发抒对义理的向往。于是，对理学家名号、典故、行事方式的泛咏与理学义理的暗指，成为一种重要的写作特征。如：
濂溪家住江湄……莫空当太极，散打《图》碑。
（洪咨夔《沁园春》）
但多吟，康节醉中诗，频相寄。
（吴潜《满江红》）
虎皮撤起付伊川。
（刘克庄《最高楼》）
四海止斋老，百世水心翁。
（洪咨夔《水调歌头》）
攻媿流风。
（陈著《沁园春》）
西山弟子，鹤山宾客。
（刘克庄《满江红》）
夫子惠收我，谓我古心徒。
（刘辰翁《水调歌头》）
按濂溪、“太极”、“《图》碑”云云，指周敦颐；康节为邵雍；“虎皮”云云，用张载付讲席于程颐事；又止斋为陈傅良，水心为叶适，攻媿为楼钥，西山为真德秀，鹤山为魏了翁，古心为江万里，均用理学名号、典故、行事方式入词，在语汇层形成鲜明的义理化特征。理学家词人还在其行事方式的歌咏中渗透辨悟与烛理的精神，如：
吟风弄月：与君吟风弄月，端不负平生。
（朱熹《水调歌头》）
光风霁月：胸襟洒落，光风霁月澄寥廓。
（叶秀发《醉落魄》）
程门立雪：诸生立尽门前雪，半偈重翻为渠说。 （吴泳《青玉案》）
吾道俱东：四海止斋老，百世水心翁。都将不尽事业，付与道俱东。（洪咨夔《水调歌头》）
按“吟风弄月”见《象山语录》二程“吟风弄月而归”事[14](卷三十六)，“光风霁月”见朱熹《濂溪先生事实记》[7](卷九十八)，“程门立雪”见《二程外书》[15](卷十二)，“吾道俱东”见《二程集》[16](P436)，文繁不引。上述词以意象化语句衍展理学大义，表现出“活泼泼”的辨悟、烛理精神。所烛之理向正心、诚意等内在修为靠近，审美趣味则以个体心性、宇宙精义、悟性思辨为旨归。如：“形臞道胜还肥。”（朱熹《西江月》）“物欲强时心节制。”（魏了翁《满江红》）“初春景里，太极光中。”（魏了翁《柳梢青》）“谁为我、指无极？”（魏了翁《贺新郎》）“物象芸芸，知几许、功夫来格。”（魏了翁《满江红》）所谓“道”、“物欲”、“无极”、“太极”、“格”，为理学烛理术语，详见《太极图说》、《二程遗书》、《二程粹言》、《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5](P1331－1332)等，文繁不述。这些词多在程、朱理学逐步确立主流地位背景下衍生，创作者多为程、朱一系弟子及后学，词作多具有道统意识，甚至可以勾勒出清晰的道统线索。
（二）表现在“意蕴层”的创作特征
理学家词人群意蕴层的创作表征，多以“活泼泼”的思理辨悟精神呈现万物备我、人与道合的理想境界，以生命主体、个体心性与宇宙万物浑然同体而至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的审美合一。王晓骊博士在《宋代理学精神与宋词境界的开创》一文中，揭示了宋代理学精神对宋词崇高境界、和乐境界、醇厚境界的开创之功[17](P107－111)。本人深表赞同，并认为南宋理学家词人的创作实践与这三种境界密切相关。以下略申其义。
南宋理学家阳枋《临江仙》词云：
乐意相关莺对语，春风遍满天涯。生香不断树交花。个中蕴实理，何处是浮华？收敛回来还夜气，一轮明月千家。看梅休用隔窗纱。清光辉皎洁，疏影自横斜。
词意实为涪州北岩研读《周易》而发，借咏梅发抒理学意蕴。词中万物备我、人与道合及和乐、浩然、超然的思悟精神，确实体现了崇高、和乐、醇厚三种境界合一的综合审美形态。《二程集》：“石曼卿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明道曰：‘此语形容得浩然之气。’”[16](P413)朱熹《答李尧卿》：“（问）‘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语形容得浩然之气。莫是那相关不断底意，可以见浩然者本自联属？又‘交花’、‘对语’，便是无不慊与不馁底意否？（答）只是大意如此，难似此逐字分析也。”[7](卷五十七)阳枋词无论是语源还是义理蕴涵，都从程、朱语“悟”处生发，所烛之理除“浩然之气”外，又有“相关不断底意”，又有“生生不已”、“体化日新”之意，又“一轮明月千家”含“理一分殊”、“民胞物与”之意。其所含理学意蕴深厚丰富，难以言诠，“道充”、“和乐”中确实体现出“乾坤的造化之心”、“天人合一而生意浩然的独特乐趣”[17](P110)。
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词人“乐意相关”的多种境界呈现，其意蕴表现方式并不是凝固、单一的，而是“活泼泼”的。其“道充”、“和乐”境界无不潜涵于个体心性与宇宙万物的同体日用中，在自然景物与生命主体的会心交感中体现“生意浩然的独特乐趣”。如：
优游，取次凝眸。春浩浩，思悠悠。爱万木欣荣，幽泉流注，好鸟勾舟。感生生、自然造化，玩吾心、此外复何求。（吕胜已《木兰花慢》）
欲觅存心法，当自尽心求。此心尽处，豁地知性与天侔。……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鸢飞鱼跃，妙用正周流。（汪莘《水调歌头》）
秋意冷然，对宇宙、一尊相属。君看取、都无凝滞，天机纯熟。水拍池塘鸿雁聚，露浓庭畹芝兰馥。笑何曾、一事上眉头，索心曲。（魏了翁《满江红》）
上述词取景邈远窅阔，烛理深湛灵转，借自然界鸢飞鱼跃、草木欣荣的“天地生物气象”，表现主体知性、存心的悟知之美，在极广阔的物象背景与极高远的艺术境界中呈现“活泼泼”的理学妙趣。其文学与义理、理蕴与美蕴的交融，可谓深相契合、无迹无间，因意蕴的深厚和烛理而不凝于理的取象方式获得特殊的美学效果。从思理渊源看，理学家崇尚“观造化之妙”[16](P674)和“观物之乐”[18]，并从中体会到“道充”、“和乐”之境。张载云：“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正蒙·神化篇》）[19]程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20](卷十一)“万物之生意最可观……茂叔窗前草不锄去，云与自家意思一般。观天地生物气象，静坐独处，不难居。”[21]朱熹认为“观天地生物气象”即“见与自家意思相契”、“生生自得”中含有“天理流行”之妙[5](P24177－2478)。这些都为南宋理学家词“意蕴层”所本，而众多“观物”之词恰好体现了这种“活泼泼”的理学意蕴。以魏了翁为例。如：
咏兰：“惟国香耐久，素秋同德。既向静中观性分，偏于发处知生色。”（《满江红》）
咏梅：“但得溶溶生意在，随冷酸、镇芳菲。”（《唐多令》）
咏竹：“竹深花静机藏密。对窗前、屏岫老仪刑，真颜色。”（《满江红》）
咏海棠：“且特地、留花相待。荣悴故寻常，生意长如海。”（《海棠春令》）
咏无名之花：“因花识得自家天。”（《临江仙》）
“看露花风叶，跃跃精神，生生意思。”（《醉蓬莱》）
上述词于浩然生意中隐含鸢飞鱼跃的活泼生机，体现出性与天侔、人与道合的审美愉悦。所谓“观性分”、“知生色”，所谓“跃跃精神，生生意思”，所谓“因花识得自家天”，呈现的是一派身安心乐、万物备我的理想境界，包含道德追求与情感愉悦合一的主体悟知之美，是和乐、醇厚、崇高三种境界的综合显现。
南宋理学家词固然有许多“押韵之语录体”[9]（《方壶存稿提要》），特别是“崇高”境界的歌咏中，更多生硬之语，如“直节”（汪莘《水调歌头》）、“风力”（王迈《贺新郎》）、“义事”（陈著《沁园春》）、“功烈”（文天祥《沁园春》）等，乃儒家“气节”论与理学“真儒”论的拼凑，“是胸次义理之富，浇灌于舌本，滂沛于笔端……是则可惧也”[11]。故对义理的追求与和乐、醇厚境界的展现，多推崇“清婉骚润”的意蕴化表现方式。理学家词人吴泳说：“虽（朱）文公老先生，素号秉笔太严，而乐府十三篇咏梅花与人作生日，清婉骚润，未尝不合节拍。”[11]所谓“清婉”，乃侧重语言风格与音韵节拍；“骚润”则指意蕴的骚雅和润，与和乐、醇厚之意颇合。可见，南宋理学家词人在词的义理化创作中有更高的美学追求，并非一味为“押韵之语录体”。如：
酴醾依旧香浓……鸢飞鱼跃矣，风虎更云龙。（韩滤《临江仙》）
暮鸢飞、不尽秋空碧。真意思，浩无极。（魏了翁《贺新郎》）
鱼鸟自飞自跃，红紫谁开谁落，天运渺无声。（魏了翁《水调歌头》）
淡香凝一室，自观生意。（吴泳《满江红》）任草色、片空庭交翠……到底春风生意满。（陈著《宝鼎现》）
诸词对寻常草木、禽鸟的摹写融和了“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的理学旨趣，表现方式也一如“鸢飞鱼跃”、“窗前草不除”的理学意蕴，充满“活泼泼”的烛理精神。按“鸢飞鱼跃”语出《诗经》，《礼记·中庸》以喻“道”，至南宋理学而有“道无所不在”[5](P1534－1535)、“随所在而乐”[5](P1538)、“天机自完”[5](P1534)等新解。理学家词人取其意蕴，往往上升到心性高度，与“宇宙”、“天机”等范畴结合起来，着意阐发其活泼无穷之理。而对周敦颐“窗前草不除”的理学意蕴，则纯用意象思维加以表现，“生生自得”中含有“天理流行”之妙[5](P2477)。蒙培元先生说：“所谓‘窗前草不除’，就是……自然界充满了生意，满腔子是生生之心。这种意思，只有在直观体验即‘静观’中才能体会到。这是一种境界，体现了人和自然界的完美的和谐一致。这种乐，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它是一种意象思维，超出了一般语言的境界。”[22](P511－512)理学家词人笔下的草木、禽鸟，体现了更为广博的理蕴内涵和更为丰富的和乐、醇厚意蕴，满涵“生生意思”与“跃跃精神”。这种意象思维因合于以直觉意蕴增强艺术表现力及伸延艺术形象的审美维度这一原则，而表现出比传统“香草美人”更为多元的美学蕴涵和活泼灵动的意蕴指向。可见，理学家词意蕴层的创作表征，既是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的转换，也是文学美感和艺术本体的延伸与扩充，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
长期以来，南宋理学家词人群复杂的词学理论因隐藏在重“道”轻“艺”的表层下，乃至习惯性思维使我们误认为理学家评判词的标准只有“道”本论，而忽略了其词论本身所存有的二重混合特征，将理论系统原本存有的矛盾性、多元性简化为单一形态的观念本身。其实，理学家词人的词论有着批判型与艺术型、道义伦理型与本色型的二重混合特征，这使得理学家词论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形态。
（一）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批判型词学理论
理学家词人的批判型词论乃基于儒家经义理念与理学实践理念所衍生的理念批判与伦理批判，往往从“道”层面、“经”层面及“雅俗”层面对词曲进行全方位批判。批判型词论的目的是为南宋词坛树立“正统”，并引导词学朝“雅正”之路发展，故带有浓烈的正统、道统论气息。批判型词论集中体现在“词派”理论方面。理学家词人的词派理论具有正统论色彩。与理学领域争夺正统地位一样，南宋理学家词人纷纷把东坡词作为词学正统，以廓清政、宣时代的衰靡词风。为达到在词学中尊尚正统的目的，理学人士不仅以《诗》、《礼》解坡词，还将其贯以“道”的蕴涵。受此影响，理学家词人的词论有浓厚的道统意识，如“正”（韩元吉《焦尾集序》）[23]、“正气”（汤衡《张紫微雅词序》）[24](P223)、“犹有与道德合者”（曾丰《知稼翁词集序》）[25]、“逸怀浩气”（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26]等，均有浓厚的说“道”气味。理学家词人的词派论以崇“义理”、“气节”、“复仇大义”为主要审美祈向，高扬“失位不足吊，得名为可贺”的气节论[27](卷四十七《跋张仲宗送胡邦衡词》)及“禽灭雠虏、扫清中原”的复仇大义[7](卷八十四《书张伯和诗词后》)，是对《孟子》、《春秋》等儒家经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复仇大义为旨趣的倾向在朱熹后学表现尤著，如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翁应星乐府序》、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赵文《吴山房乐府序》等，都明确以复仇大义与气节论为正统，崇尚苏、辛而黜斥柳、周，具有明显的义理性和批判意识。
为达到树正统的目的，理学家词人的词派理论还有严密的承传“统”系，如：“芗林居士步趋苏堂，而哜其哉者也。”[26]“窃意可与文忠相后先。”[25]“门人以为（张于湖）过东坡。”[28](P72)“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然陈同甫效之……亦无面而返。”[29](卷六《辛稼轩词序》)“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12](卷九十七《翁应星乐府序》)“鲁斋已矣，子孝迈……殆欲摩刘改之、孙季蕃之垒。”[30]以图示之，即：
这种尚“统”意识固然是理学道统观影响下的产物，但仍含有较独特的艺术成分，并形成具有义理化色彩的“词法”理论，即“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这种词法本专为个体词学祈向而发，但理学家词人在张扬义理时还贯以尚“统”意趣，由东坡词“如诗如文”，到稼轩词“用经用史”，再到龙川词“抟搦义理，劫剥经传”，显然是宗派论的进一步发展（详见陈亮《与郑景元提干》、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等，文繁不引）。“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词法被上升至词派论的高度，在理学家词人创作语汇层与意蕴层都有多方面的实践，上文已述及，此不赘。
理学家词人批判型词论以崇“正”斥“邪”的宗派论为南宋词学鸣锣开道，其提倡雅正、力斥纤艳并力图恢复《诗》、《骚》风雅传统以正本清源，确实为南宋词学树立了正统，这为南渡后词学走向及苏、辛词派的流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南宋词出现复归《诗》、《骚》风雅传统的崇“苏”词风及贯穿南宋中后期的辛派，理学家的词学正统论与词学宗派论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对词派认识还处于较为直观的南宋词坛，理学家词人对词派的认识与提倡，及其充满道统色彩的义理化阐释方式，是南宋词史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对其词派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深层面寻绎词学发展的内在学术动因，且对词派演进规律之研究也将起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南宋理学家词人群的艺术型词学理论
理学家词人的批判型词论虽在南宋初中期词派演变中产生了极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批判型词论并没有丰富的理论蕴涵，也缺乏词学本体论的纯艺术气息。但是，理学家词人的词论并非永远停留于纯伦理层面，大量实例表明理学家词学观与普通词家有相通的一面。
第一，从体系方面考察，理学家词人的词论不乏完整性，特别是在撇开伦理或义理制约情况下，理学家对词的探讨也有完整的体系和系统内容。如：
对词源的探讨：“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5](P3333)
对词乐的探讨：“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55](P2612)又：“今之乐皆胡乐也……古之宫调与今之宫调无异，但恐古乐用浊声处多，今乐用清声处多。”[5](P2347)又：“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31]
对词牌渊源的探讨：“今乐府有《兰陵王》，乃北齐文襄之子长恭，一名孝瓘，为兰陵王……武士国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谢枋得《碧湖杂记》）[32](P556)
对词声情的探讨：“夜饮武将家，有歌《霜天晓角》者，声调凄婉。”（韩元吉《霜天晓角》序）“坐上有举昔人《贺新郎》一词，极壮。”（韩淲《贺新郎》序）
对词体的探讨：论“隐括体”云：“隐括他人之作，当如汉王晨入信、耳军，夺其旗鼓……坡公此词是也。”[33](卷三十二《东坡〈颖师聴琴·水调〉及山谷帖》)论“庆贺体”云：“贾似道始生之日，钱唐郭应西以词贺之……识者谓晋楚之富，不可及也。”（黄震《古今纪要逸编》）[32](P535)
从词源、词乐、词牌渊源、词声情、词体诸方面阐述词的发生及撰写演唱规律，对词曲作为一种音乐文学的探讨可谓包举无遗，应有尽有。尽管文献方面散佚过甚，但上述几条例证表明，理学家不仅关心词曲的社会功能，还对词的本体特征有较深入的了解，个别理学人士还是精通词曲理论的行家，如宋季沈义父，其学乃“以程朱为归”[10](P286)，其词学名著《乐府指迷》以精于词曲技艺著称，有极为丰富而精湛的词学思想，在两宋词论史有极重要的地位。
第二，从词艺理论考察，理学家词人对词艺进行品赏时，其实与普通词家一样，理论范畴也有本色的词曲格律性质，如：
（1）“入律”、“叶律”。如：“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34]“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君所作未知叶律否？”[12](卷一百零九《跋刘澜乐府》)
（2）“可歌”、“能歌”。如：“苏子瞻极爱此词，患不可歌，乃稍损益，寄《浣溪沙》……。’”[35]“（陆游词）流丽绵密……而世之歌之者绝少。”又：“姜尧章（夔）平声《满江红》……惜无能歌之者。”[12](卷一百七十三《后村诗话》)
（3）“入调”。如：“后叠云：‘于今憔悴（词略）’，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36](卷上)
（4）“随声而协”。如：“今曲行而参差不齐，不复可以充口而发，随声而协矣……及柳耆卿辈以音律造新声，少游、美成以才情畅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齿如负之矣。”[37](卷九《新城饶克明集词序》)
所谓“入律”、“叶律”、“可歌”、“能歌”、“入调”、“随声而协”，都可见理学家对词曲格律（音律）的重视。不仅如此，理学家对“歌者多因讳避，辄改古词本文”的现象表示十分不满。如：“苏词‘乱石崩空’，因讳‘崩’字改为‘穿空’。秦观‘杜鹃声里斜阳树’，因讳‘树’字，改为‘斜阳暮’，遂不成文。‘满庭霜’以‘霜’为惨，遂改为‘芳’，‘照不眠’以‘不’为入声，遂改为‘无’，或改为‘孤’，而不知乐府中以入与平为一声也。今年因为慈福太后家讳‘近’字，凡‘近拍’者，皆改为‘傍拍’。他时必不能晓‘傍拍’之义也。”[38]本色理论还表现在对词为艳科的首肯与阐发，如：
（5）“唐末诗格卑陋，而小词最为奇艳。今世人尽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尝以唐《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陈善《扪虱新话》）[32](P307)
（6）“其清丽，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绵密，骎骎秦郎‘和天也瘦’之作也。”[30](卷八《黄孝迈长短句跋》)“间为乐府，丽不至亵，新不犯陈。”[30](卷二《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利登）尝有《水调》……涵婉沈细。”“（邓有功）词旨流丽，富于情者也。”[39]
明确提出“《花间集》当为长短句之宗”的本色论，对本色词的评赏也具当行色彩。理学家的艺术型词论多从直觉层面作点评式批评，往往用“工致”、“工”、“极有作路”、“精工”等作画龙点睛的评判，与宋人词话体毫无二致。如：“（李清照）词云‘落日镕金，暮云璧合’，已自工致。”[36](卷上)又：“元泽遂作《倦寻芳慢》，时服其工。”（《扪虱新话》）[32](P307)又：“（邵氏）词亦工，如云：‘阿郎去日（词略）。’此词极有作路。”（《艇斋诗话》）[13](P2660)又：“（吴允文）长短句甚精工。”[39]理学家词论既有对词曲整体美的要求，又有对词曲片段的鉴赏。如：“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词略）。’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舒信道亦工小词，如云（词略）。亦甚有思致。”（《艇斋诗话》）[13](P2660)对词曲片段的鉴赏则包括语句的新奇绝艳、用字的奇险天成与才思的艳丽精工诸方面，如：
（7）“奇语”。如：“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40](P150)
（8）“奇字”。如：“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36](卷上)
（9）“语意奇绝”。如：“（朱敦儒）‘横枝销瘦一如无（词略）’，语意奇绝。”“（赵彦端）‘波底夕阳红湿’，阜陵问：‘谁词？’答云：‘彦端所作。’‘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喜甚。”[36](卷上)又：“山谷词‘杯行到手莫留残（词略）’。诗话谓或作‘莫留连’，意思殊短。又尝见山谷真迹，乃是‘更留残’，词意便有斡旋。”[36](卷下)
（10）“无斧凿痕”。如：“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36](卷上)
（11）“才情有余”。如：“见许君举荆公所记三句，且云此词才情有余，他人不能道也。”（朱松《六一词跋》）[24](P193)又：“温庭筠才思艳丽。”“（和凝词）惟其艳丽，故贵后嫁其名于偓。”（尤袤《全唐诗话》）[32](P435)
除标举本色论外，理学家对打破格律羁绊的变风、变雅之作也有极高评赏，在内容层面往往用“兴寄最深”、“寓悲慨”等加以阐发。如项安世对苏词“乳燕飞华屋”赞以“兴寄最深”、“意亦深切”[38]，刘克庄评词“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之感”[30](卷二《跋刘叔安感秋八词》)。在格调层面，往往以“激昂慷慨”、“飘逸高妙”、“旷达”、“豪宕清婉，各极其趣”、“豪放”、“调度高放，词语洒落”加以概括。如：“（陆游词）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12](卷一百七十三《后村诗话》)又：“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蕲王之旷达者。”[41](卷七十五《跋韩忠武王词》)又：“两词豪宕清婉，各极其趣。”[7](卷二十八《答陈同甫书》)又：“（朱敦儒）月词有‘插天翠柳（词略）’之句，自是豪放。”[36](卷上)又：“调度高放，词语洒落，俗所谓稼轩长短句是也。”[42]或用“气格”、“气象”、“间气”、“气魄”、“意气”、“风气”加以论析，表现出“任意使气”的审美趣尚。如：“然（秦观词）以气格为病。”[34]又：“（李清照）‘染柳烟轻（词略）’，气象更好。”“（李清照词）妇人中有此文章，殆间气也。”[36](卷上)又：“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12](卷九十七《翁应星乐府序》)又：“（利登）‘花外潮回（词略）。’意气又豁然矣。”“气象不同，居然可见。”[39]又：“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近世辛幼安跌宕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43](卷二《吴山房乐府序》)对变风、变雅之作的首肯，前贤论之颇多，此处从略。需要说明的是，理学家在论及变风、变雅词时亦重“作法”，认为一者需借助词采（李光《水调歌头》序），二者需借助诗法（真得秀《石屏词跋》）[24](P233)，三者需借助学问（《童蒙诗训》）[13](P2899)，四者需借助技巧[27](卷十六《跋米元章书秦少游词》)，并非全为“押韵之语录体”张本。
南宋理学家词人群批判型与艺术型兼容的词学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从其原生形态看，也极符合多样性统一原则。理学家既强调“高雅”、“雅正”、“正气”，但也大谈“本色”、“清丽”、“丽不至亵”。在捏合雅、俗两大层面理论范畴时，情俗与义理对立统一的美学情趣在极不平衡中达到了极平衡的系统状态。这些理论阐述因展现了词人创作的真实状态，以致本属悖反的矛盾统一体显得几乎和谐而自然，充满了交织理性与艺术直觉的多层次色调。
收稿日期：2009－03－10
注释：
① 魏了翁“理学词”约60首，在两宋词人中为最多，但仍只占其词总数的三分之一，也不能称为纯粹的“理学词人”。
标签：宋朝论文; 水调歌头论文; 南宋论文; 理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朱熹论文; 满江红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沁园春论文; 蝶恋花论文; 念奴娇论文; 永遇乐论文; 贺新郎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