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超越对立，走向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对立论文,走向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8）05-0030-36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是一部范式间辩论的历史，在经历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三次“大辩论”后，并伴随建构主义逐渐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主流理论，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趋向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第四次大辩论”。与此同时，理论的对话、沟通与融合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趋势，为顺应该趋势，一部分学者呼吁并希望两者进行对话从而产生理论综合的效果，进而增加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现象更为全面的解释与理解，促进国际关系知识的累积与学科的进步。但是，由于对两者特别是理性主义存在某些误解，许多学者反对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进行理论综合。因此，本文通过厘清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本质并比较两者的差异，来探讨两者实现理论综合的可能性与具体的综合策略。
一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两种分析框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不是两种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相反，它们是两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或者说国际关系的元理论（meta-theory），它们只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国际关系，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设，而后者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必备要素。
本文所指的“理性主义”不是马丁·怀特所区分的“三大传统”之一的“理性主义”，而具体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一称谓受到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两种研究方法——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所做的分类①、韦弗尔关于“新—新综合”观点② 以及鲁杰有关“新功利主义（neo-utilitarianism）与社会建构主义”论述③ 的影响。之所以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归为“理性主义”，是因为两者均是把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不同于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指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形式化或非形式化的运用，即那些借鉴微观经济学理论传统（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至最新的演化博弈论）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或者更宽泛地指那些通过目标寻求型行为（goal-seeking behavior）来解释外交政策的实证主义研究。”④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它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战略算计者（“经济人”假设），行为体能够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追求最佳的策略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由此，理性选择理论从行为个体的利益出发解释特定环境下个体的或集体的行为与结果。这里的“利益”即是个体的“偏好”（preference），而个体的偏好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既定的或一成不变的，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关心偏好的形成，而把既定的偏好作为研究的起点。对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或“偏好”，我们可能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把“偏好”看作是理性的；二是认为行为个体是利己主义者，其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私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不存在“偏好”是否理性的问题，所谓的“理性”指的是行为个体能够进行“理性”地计算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行为个体的利益并不局限于利己的物质利益，它也包含利他的、规范的或理念的目标。理性选择理论只是关注个体为实现既定的利益将会作出什么样的“理性选择”。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当属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两派学者把理性选择理论特别是博弈论运用到国家间冲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中，⑤ 他们均把国家看成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理性行为体，但由于它们对国家动机或利益的假定不同，因而对国家间的合作持有悲观或乐观的态度。它们均遵循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逻辑：从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出发研究个体（国家）的“理性选择”及其产生的集体后果。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有三个基本假定：首先，政治行为体（个人或国家）是原子式的、利己的理性行为体，就其身份与利益是自生的而言，行为体被看作是先于社会的存在物；其次，行为体的利益外生于社会互动，个人和国家带着业已形成的利益而进入社会关系之中，社会互动不是利益的重要决定因素；最后，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战略领域，置身其中的个人或国家聚集在一起追求它们各自的利益。⑥
关于建构主义，根据阿德勒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建构主义”：⑦ 第一个层面，建构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立场，它涉及学者试图理解的事实以及学者用于解释事实的知识；第二个层面，建构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它涉及知识的作用以及可辨认的能动者在建构社会事实过程中的作用；第三个层面，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理论与经验视角，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问题，诸如认同、规范与因果理解在建构国家利益中的作用、制度化与全球治理、新的领土型和非领土型跨国地区的社会建构等等。本文采纳“第二个层面”的理解，即把建构主义视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尽管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内部存在诸如自然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等不同的派别，⑧ 但是几乎所有的建构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均持有相同的立场。第一，社会世界是由主体间的理解、主观知识与物质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事实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意识与语言，社会事实的内容依赖于人们赋予物理事实（physical reality）的集体理解，例如，朝鲜的核武器与英国的核武器对于美国具有不同的意义，美国会把朝鲜少量的核武器看成是致命的危险，却不会把英国数量可观的核武器视为威胁。第二，国际观念结构对行为体产生构成性（constitutive）影响，而不仅仅是规则性（regulative）影响。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观念结构将导致行为体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与身份（即它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社会化”了）。⑨ 第三，观念结构与行为体是相互建构、相互决定的，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同时行为体的推论性实践也创造、再造和改变结构。
二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比较
作为国际关系的两种分析框架，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等三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问题构成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辩论的核心议题，对这些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区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重要标志。
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物质与观念因素一般被视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最根本差异，不过，以下分析将表明，理性主义并不完全排斥观念因素的存在与作用，而建构主义也不是“观念一贯到底”（ideas all the way down）的激进主义，两者的差异不在于观念是否重要，而在于他们对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
在国际关系学术界，人们往往把理性主义等同于物质主义。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地位，现实主义把经济、政治、军事等物质性权力视为国际政治演进的根本动力。而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也是把制度作为国家之间为寻求经济福利而有意设计的合作形式。所以，表面看来，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给观念因素留有任何理论空间。但是，一种理论没有涉及观念因素并不意味着这种理论就否定观念因素的作用。即使是最重视物质因素作用的现实主义也没有排斥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沃尔特的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强调对威胁的认知决定了权力制衡的对象。⑩ 而且，理性主义不仅没有否定观念的作用，而且还专门探讨了观念在理性主义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11) 该书力图解释观念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观念的作用，认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一手段关系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的战略形势下，观念影响战略形势的结果；观念能够嵌入政治制度当中。”(12) 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中，物质因素是行为体所面临的外部客观环境，而观念因素不仅是起着认识外部环境并指导国家行为的作用，而且观念因素有时会成为偏好的主要内容。
建构主义关注的核心是观念在建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些观念是被许多人所分享的，并由这些人用于实践过程中。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纯粹的物理事实（physical reality）在人类行为中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人类对其赋予某种集体的理解，物理事实才能变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从而在人类行为中发挥作用。这种由多人所共享的观念形成了一种观念结构，它决定着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认识以及对其他行为体的态度，正是这些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指导着行为体的行为和实践。须注意的是，建构主义不是主观主义，因为建构主义中的观念是由多个行为体所共享的，而不是单个行为体所具备的，因而对于单个的行为体来说，这种观念是一种无法随意改变或摆脱的客观结构。同时，建构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观念主义，它反对的只是片面强调物质因素的做法，这不是说物质因素不重要，而是说物质因素如何重要取决于行为体对物质环境的集体认知。
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后果性逻辑”将行为视为受预期后果驱动的，人们通过仔细评估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从而选择一种为实现自身偏好而提供了最有效手段的方案。“适当性逻辑”将行为视为受规则驱动的，人类行为遵循与特定情景之特定认同相联系的规则，人们遵守规则不是基于手段与目的的权衡，而是认为遵守规则是“适当的”。理性主义强调后果性逻辑，建构主义强调适当性逻辑，这种差异突出表现在它们对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不同认识上。
关于国际制度，理性主义认为，国际制度是自利的国家为追求其既定的偏好而创造的，而制度反过来又限制国家的选择与战略，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服从是出于目的和手段的权衡，即遵循后果性逻辑。建构主义则质疑理性主义关于国际制度的两个基本假设：外生的国家偏好以及目的与手段的权衡。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偏好内生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及其形成的国际制度和规范之中，国际制度建构了国家的身份与偏好，从而为国家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目标，因而国家服从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国家的利益或偏好，即遵循适当性逻辑。例如，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用建构主义方法研究了国际社会中的国际组织如何建构了国家的利益，通过阐述被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国家如何以某种方式界定自身的利益，芬尼莫尔指出，国际组织教会国家要重视特定的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国家认识到建立国家科学管理机构（state science bureaucracies）的必要性；国际红十字会教会国家决策者遵守用以规范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世界银行更新了国家的“发展”理念，即发展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包括贫困的减少。(13)
国际规范的研究主要是由建构主义学者从事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规范建构了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国家之所以服从国际规范，是因为国家认为国际规范是正确的因而服从规范是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起着建构性作用（norms as constitutive），这是典型的适当性逻辑。例如，在一项关于种族隔离规范的研究中，克洛茨（Audie Klotz）试图解释的困惑是，尽管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在过去具有战略的和经济的动机去促进与南非白人政权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现在会制裁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白人政权？克洛茨认为，种族平等的全球规范的出现是解答这一困惑的关键，因为种族平等的全球规范促使国家重新界定了自身的利益，即使他们具有不遵守该规范的物质动机。克洛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规范的建构性作用，即规范影响了国家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约束其行为。理性主义认为国际规范是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国家服从国际规范是因为国家认为服从国际规范对于实现自己的利益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起着约束性作用（norms as constraints），这是典型的后果性逻辑。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要从国际规范对国家间互动的因果作用上来解释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前者强调规范倡导者的制裁，后者强调规范框架内的利益互惠。不过一些强调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学者则从国际规范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解释国家对国际规范的服从，(14) 其理论逻辑是，国际规范得到国内行为体的支持，通过国内行为体的呼吁以及对政府的施压，国际规范逐渐纳入国内的政策辩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国际规范最终影响到国家的政策选择。
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野涉及国际关系中关于“结构与能动者”（structure-agent）之间关系的争论，前者通过微观层次上的国家行为去解释宏观层次的国际结构，后者通过宏观层次上的国际结构去解释微观层次上的国家行为。理性主义遵循方法论个体主义而建构主义遵循方法论整体主义。新现实主义诉诸国家的安全或权力动机来解释国际体系均势局面的反复出现，新自由主义诉诸国家的经济动机来解释国际制度的生成机制，而建构主义则诉诸于不同的国际观念结构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来解释国家行为的变化。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上的分歧也表现在它们各自强调因果性解释与建构性解释上。因果性解释通过寻求因果关系来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而建构性解释则通过寻求建构关系来理解“是什么”的问题，按照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密斯（Steve Smith）的说法，理性主义强调“解释”国际关系，而建构主义则偏重“理解”国际关系。理性主义要解释的是国家为实现既定的偏好所采取的国家行为与国际结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而建构主义要解释的则是国家之间的互动所创造的观念结构如何建构了国家的不同身份与利益。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解释类型上的差异使得两者对国家偏好有不同的认识：对于理性主义来说，国家偏好是既定不变的，外生于国家之间的互动；对于建构主义来说，国家偏好是随着国家身份的变化而变化，而国家身份内生于国家之间的互动。不过，理性主义对既定偏好的假定是出于简约分析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解释国家偏好的变化，理性主义对国家偏好形成的解释主要是通过分析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如何聚合为国家的偏好来完成的，但是，理性主义仍然假定这些国内行为体的偏好是既定不变的，就此而言，在理性主义框架中，国家偏好是既定的。
三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综合
尽管上文比较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诸多议题上的分歧甚至对立，但是，我们认为两者的对立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为了追求逻辑自洽和简约明了的理论品质，理论必须对经验现象进行化繁为简的剥离与抽象。但经验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单一的理论逻辑很难对经验现象提供充分而完备的解释。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物质因素和后果性逻辑以及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因素和适当性逻辑，均可能在人类行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两者的差异可能蕴含着两者在从事经验研究上的互补性，从而为两者的理论综合提供了可能。实际上，自从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问世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理论突破，为了寻求新的理论增长点，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各种建桥（bridge-building）计划，(15) 而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综合就是其中的一项建桥计划。
要探讨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综合，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问题，即两者能否综合。在这一问题上，持激烈否定态度的要数史密斯，他认为两者不仅具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而且两者在认识论上的对立更严重，因此两者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石以建立基本的真理陈述（truth claim）。(16) 不过，史密斯明显夸大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建构主义虽然关注建构性解释，但它并不排斥因果性解释，除了激进的建构主义之外，建构主义仍然把因果性通则解释看作社会科学固有的组成部分，正如切克（Jeffrey Checkel）所说：“建构主义不拒斥科学或因果解释，它与主流理论争论的是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17) 至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差异，作为分别代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两位杰出学者，费伦和温特希望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论不要成为本体论或元理论的辩论，因为这样只会使两者变成零和关系，相反，如果我们把两者看成两种不同的分析工具的话，两者就呈现一种互补的关系。(18) 因此，如果我们采取本体论多元主义的立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综合就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石”。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沟通两者的桥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经验研究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实现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综合，关键在于两者具体的综合策略。一般来说，理论之间存在四种关系：对立排斥的关系，即对某一经验现象提供了针锋相对的解释；隶属关系，即一种理论是另一种理论的特例因而内嵌在后者之中；适用领域上的互补关系，即不同的理论适用不同的领域，选择适合的理论解释其适用的领域，从而共同构成完整的解释；时间先后上的互补关系，即不同的理论解释了某种经验现象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合的理论解释其适用的阶段，从而共同构成完整的解释。显然，前两种关系属于理论间的零和关系，后两种关系体现出理论的互补关系。因此，原则上讲，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存在两种综合策略：适用领域的互补策略和时间先后的互补策略。
适用领域的互补策略的关键在于说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各自适用的不同领域。例如，《国际组织》2005年秋季号以特刊的形式专门探讨了欧洲区域的国际制度在什么条件下并通过何种机制社会化了国家及其决策者，导致他们内化了新的角色或共同体的规范。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们分别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角度并结合具体的实证研究而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化机制。作为该特刊的主持者，切克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双重诠释的方式提炼出社会化的三种因果机制及其适用领域。(19) 第一种是战略算计（strategic calculation），在这种机制下，国家及其决策者以工具理性的态度看待国际制度，他们进行仔细地算计并追求既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自身的行为适应国际共同体所倡导的规范和规则，国家的这种行为遵循理性主义的后果性逻辑。战略算计机制的适用领域是那些具有严格的政治条件性的国际制度，国家为了分享制度的红利而不得不遵守国际制度开出的各种条件。第二种机制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在这种机制下，国家以及决策者被视为是有限理性的，他们不可能同时关注每一件事物或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仔细的算计，像国际制度这样的制度环境为其决策及行动提供了线索，使他们确立一种特定的角色身份（即角色扮演）并据此行动。当角色扮演起作用时，国家以非反思的方式服从国际制度与组织规范，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服从，他们可能回答：“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我仅仅是这样做，我猜这是我现在的习惯使然。”当角色扮演发生时，国家的行为模式开始从后果性逻辑向适当性逻辑转变。角色扮演机制的适用领域是国家处于长期的、持续的、高强度的制度联系之中，并且那些以前在地区或国际决策环境中具有广泛专业经验的国家更可能内化这种跨国角色。第三种是规范说服（normative suasion），在这种机制下，具有交往理性的国家及其决策者在国际制度环境下的互动中通过劝说（persuasion）和论证（argument）行为使其他国家的决策精英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偏好需要重新界定，从而使后者接受国际制度所倡导的行为规范。与角色扮演不同的是，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服从，他们可能回答：“这样做是正确的选择，即使以前我不这样认为。”当规范说服发生时，国家的行为模式从后果性逻辑彻底转变为适当性逻辑。规范说服机制的适用领域包括国家处于新的不确定环境中因而具有分析新信息的认知动机，国家先前很少具有与社会化所传递的信息相冲突的根深蒂固的认知，国家间的互动发生在低政治化的、更独立的秘密领域，等等。在上述三种社会化机制中，战略算计属于理性主义的社会化机制，角色扮演和规范说服则属于建构主义的社会化机制。这两大机制有不同的适用领域，其中任何一种机制都不是普适的，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需用不同的理论或综合的理论。
时间先后的互补策略的关键是区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解释国家行为上的优先次序。如上文所述，在对待国家偏好问题上，理性主义假定偏好不变，建构主义则集中关注偏好的形成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在解释国家行为时，可以先用建构主义解释国家具有何种偏好，然后用理性主义解释国家为实现这种偏好会作出什么样的理性选择。正如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所言：“建构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作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两种理论，缺一不可。”(20)
勒格罗（Jeffrey Legro）就是用这种互补策略探讨国际合作的两步走战略。(21) 他指出国际合作的理性选择分析忽略了国家偏好形成的问题，只是狭隘地关注国家如何在彼此的互动中努力追求既定偏好的最大化，诸如时点、参与者的数目、交流和信息不对称等策略互动层次的因素决定着国家的策略选择。(22) 基于这一认识，勒格罗利用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理论解释了国家偏好的形成。组织文化理论强调国家官僚机构的信仰和习惯决定了国家的目标，国家官僚机构的组织文化塑造了官僚机构的身份、感知和能力，进而建构了国家的偏好。偏好形成的文化视角强调观念性的内部因素而非物质性的外部因素，它要解释的是处于同一外部环境中的国家，它们不同的集体认知和规范如何导致了不同的自我理解及行为。因此，对国际合作的研究需要分为两步：先用文化的视角解释国家偏好的形成，后用理性的视角解释国家在策略互动中的理性选择，这样方能提供完整的解释。佩特洛娃（Margarita Petrova）也用这种互补策略试图整合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以完整地解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冷战的终结。(23) 她把研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身份（identity）发生转变时学者需探究这种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身份将影响政治行为体所支持的偏好和利益；第二阶段，身份被视为固定的输入价值，从而被置于策略互动的理性主义模型中，这种策略互动产生了最终的政治选择。按照这种分析思路，苏联实力的衰退及其导致的外部物质环境的恶化，迫使苏联领导人重新审视苏联所面临的外部世界，但是，苏联领导人究竟如何审视则是由他们的观念决定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是起着这种作用，新思维改变了苏联对西方世界的认知，认为西方不再是苏联的威胁而是苏联的朋友，这种身份认知重新建构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奉行与西方对抗的政策不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基于这种被重新建构的国家利益，削减军费开支、从东欧撤军、缓和美苏关系等行动就成为苏联的理性选择，苏联这些大幅度的外交政策调整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
四、结论
本文把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两种分析框架，比较了两者在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应超越元理论的论争，以经验研究作为沟通的桥梁以实现两者的理论综合。两者的理论综合包括适用领域的互补策略和时间先后的互补策略这两种综合策略，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应采取何种互补策略，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
在论及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时，现实主义学者沃尔特（Stephen Walt）提出了被广为引用的“一个世界，多种理论”的观点，(24) 他正确地指出，没有单一的方法能够捕捉当代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但是他却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传统的理论视为彼此对立和竞争的理论，后来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斯奈德（Jack Snyder）也附和沃尔特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世界，对立的理论。”(25) 对于本文来说，我们并不赞同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两者捕捉到了复杂世界的不同侧面，充分解释复杂的世界需要我们综合两者的观点。因此，既不是“一个世界，多种理论”，也不是“一个世界，对立的理论”，而是“一个世界，综合的理论”。
收稿日期：2008－05－17
注释：
①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pp.379-396.
② 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9-185.
③ 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94页。
④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Rationalism v.Constructivism: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54.
⑤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围绕国际合作问题的辩论，可参见［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M],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 Christian Reus-Smit,“Constructiv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Edition),New York:Plagrave,2005,p.192.
⑦ Emuanuel Adler,“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96.
⑧ 关于建构主义内部派别的归类，参见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
⑨ Dale 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A Review Essay,” in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exander Wends and His Cr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6,p.3.
⑩ 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11)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同上，第3页。
(13) 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4) 参见Andrew Moravcsik,“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s:Liberal Theory and West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2,1995,pp.157-189;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4,1996,pp.451-478.
(15) 如Jeffrey Legro,“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1,1996,pp.118-137; Jennifer Sterling-Folker,“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nstructiv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4,No.1,2000,pp.97-120; Joseph Jupille,James Caporaso,and Jeffrey Checkel,“Integrating Institutions:Rationalism,Constructivism,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6,No.1,2003,pp.7-40; Judith Kelley,“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3,2004,pp.425-458; Michael Z rn and Jeffrey Checkel,“Getting Socialized to Build Bridges:Constructivism and Rationalism,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pp.1045-1079.
(16) Steve Smith,“Dialogue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Orthodox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2003,pp.141-143.
(17) Jeffrey 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Vol.50,No.2,1998,p.327.
(18)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Rationalism v.Constructivism: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cs,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67.
(19) Jeffrey Checkel,“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4,2005.pp.808-813.
(20)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组织〉杂志与世界政治研究》，［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M],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21) Jeffrey Legro,“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1,1996,pp.118-137.
(22) 系统介绍策略互动方法的著作，可见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23) Margarita Petrova,“The End of the Cold War:A Battle or Bridging Ground Between Rationalist and Ideational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1,pp.115-163.
(24) Stephen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Vol.110,Spring 1998,pp.29-32; pp.34-46.
(25) Jack Snyder,“One World,Rival Theories,” Foreign Policy,Vol.145,November/December 2004,pp.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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