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辞赋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 （2000）01—0112—（09）
辞赋发展到清代，虽然有无比丰厚的辞赋范式可资取鉴，但经历了骚、散、骈、律、文赋以后，体变已穷。中国文学历来讲求参伍因革，清代辞赋也欲有所作为，清人主要采取四种方法：一是众体兼备，争胜前朝。从各体赋中剥离最典型特质，加以充分表现。如用大赋应制，富丽如《甘泉》、《上林》，而旨归于醇正，强化其润色鸿业的功能。对于律赋，清人以唐律为典范，但在用韵上，“唐二百余年之作，所限宫字，任士子颠倒叶之。”（王芑孙《读赋卮言·官韵》）而清律必依次用足官韵，因难见巧；其句法也更为谨肃整饬。二是兼容历代赋艺，泛入旁体，不拘常格，其中以用古赋作律赋为主要倾向。三是以经史学术入赋。四是以散文、股文法为赋。本文将着重论述后三个方面。
一
继承元祝尧、明徐师曾等的赋论，清初人对律赋一般持否定态度。清人对律赋的重新认定，源于康熙帝唐宋“名臣伟人多出其中（指律赋取士）”（《历代赋汇序》）的认识，律赋在清代科举中占据一定位置，从而引起人们对律赋的关注，学界的辞赋观也有所分化，大致有三种倾向：
（一）重视律赋。以诸生为对象的赋论，一般较重视律赋。如沈德潜乾隆二十三年（1758）应邀为诸生选试帖赋，其《国朝赋楷·序》云：“律者，如师之有纪，官之有令，步伐章程一定而无可易者也。”王芑孙长期为华亭教谕，其《读赋卮言·律赋》云：“读赋必从《文选》、《唐文粹》始，而作赋则当自律赋始，以此约束其心思，而坚整其笔力，声律对偶之间，既规重而矩叠， 亦绳直而衡平。 ”嘉庆十七年（1812），吴省兰为法式善《同馆赋抄》作《序》曰：“赋之有律，亦犹执规矩以程材，持尺度以量物，裨方圆长短各中乎节而后止，况协音响于钧韶，摹光华于日月哉。”把律赋之“律”抽象化，赋予传统观念中统摄天地、日月、四时、人伦等的自然律的含义。
（二）宗古斥律。此类赋论接近于传统，其内涵略有不同。如程廷祚《骚赋论》曰：“唐以后无赋。其所谓赋者，非赋也。君子于赋，祖楚而宗汉，尽变于东京，沿流于魏晋，六朝以下无讥焉。”（《青溪集》卷三）认为六朝以下赋已不值一提。张惠言赋学《文选》，“尝拟司马相如、扬雄之言”（恽敬《张皋言墓志铭》），所编《七十家赋抄》，录自屈原、荀卿，至于庾信，认为后之作者，志益寡而辞益俳，“概乎其未之或闻也”（《七十家赋抄·自序》）。对唐以下赋持否定态度。刘熙载《赋概》则执《楚辞》、汉赋辨历代赋，当之者论之，余者不置一词，不以时间为界，但也是宗古斥律者。
（三）折衷论。重律论者，考虑到辞赋的文学性时，斥律论者，考虑到律赋的功利性时，都可能趋向于折衷论，因此清代持此论者更为普遍，理论也相对丰富。其中以陆葇《历朝赋格》发其先声：
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义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律赋自元和、长庆而来，欲化密为疏，不觉其趋于薄；欲去华就质，不觉其入于理，……此人之为，非赋之咎也。……若由今而论，则律赋亦古文矣，又何古赋之有？（《凡例》，康熙原刻本）
此欲从概念上消弭古、律。鲍桂星《赋则·自序》云：“夫赋有古有律，为古而不求之律，无以为法也；为律而不求之古，犹无以为法。”（道光二年刻本）此从作法上融合古、律。赵楫、赵霖《律赋新编笺注·例言》：
每见选家以隔句对联之有无，分赋之古与律。不知古赋若《哀江南》篇中，未尝无“平吴之功，灞陵夜猎”等联；而唐人律赋如石贯《藉田》、黎逢《贡士谒文宣王》、李君房《献玺》、颜平原《象魏》诸作，皆全不用隔句对。古与律之分正不在此。（道光九年刻本）
此从句法上消解古、律。因此清人设想一种兼容众体众艺的辞赋，如鲍桂星《赋则·自序》所云：“处今日而言赋，溯源于周、汉，沿流于魏、晋、齐、梁，律则以唐为准绳，而集其成于昭代。”
清人在指导辞赋创作时，多称许以古赋为律赋者。如李调元《赋话》云：
唐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以题为韵），其起句云“臣奉某日诏书曰：唯元祀月正之三日，将有事于南郊”，中云“于是载笔氏书百辟之词曰”，“象胥氏译四夷之歌曰”，后云“帝用愀然曰”，皆以古赋为律赋。（卷二）
与之相应，清代不乏以古为律的辞赋，如诂经精舍赋，多以限韵律赋而追求“枚、马”之“沈博绝丽”，《诂经精舍五编》卷七载冯一梅《文澜阁赋》，以“游文章之林府”为韵，假句余山人与西湖先生之问答开篇，铺采摛文，有汉大赋之风。《诂经精舍三集》卷下载袁秉彝《食鹅知黑白赋》，以“张华辨鲊师旷别薪”为韵，而以文赋笔法为之。赋开头为：
客有老饕者，蚤起食指辄动，冁然曰：“今安得异味之尝耶？”忽忆青州刺史厚我，爰登其堂。瑶席初拂，绮筵乍张。客来不速，偕入醉乡。俄而庖人以鹅炙进，主人奉觞。客喜且讶曰：“是何佳肴而樽俎生香欤？”主人曰……
此为该赋第一韵，完全以散句行之，但以“客有老饕者”单句领起后，每两句一韵，又绝不出韵。总之，一些清赋虽为依韵之作，但或用骚体，或有汉风，或成文赋，都在律赋中得古赋之自由和超迈，形成清赋的独特风貌。
二
辞赋是融合儒林和文学的文体，因此，辞赋衍化往往与学术发展息息相关。从辞赋史与学术史的角度看，稷下学派对汉赋[1]、 魏晋玄学对陆机辞赋[2]、宋代理学对宋赋产生过影响[3](PP555-558)， 但这些影响多偏于辞赋艺术特色和体式的形成诸方面，较少以学术本身作为辞赋表现的内容。到了清代，辞赋各体风格业已凝定，因此，对中兴辞赋和振兴学术同样抱有热情的清人，以学术直接入赋，从而在内容上变革辞赋。
清代最早的学术赋是徐乾学的《经史赋》。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徐乾学前后主持编修过《明史》和《大清一统志》， 与之合作的多是江南得风气之先的学者，他们痛苦地反思明代空疏学风之弊，希望以实学代替之，许多参与《明史》、《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者是转向清代实证学的先锋，阎若璩、胡渭、顾祖禹、刘献廷等成为考据大家。徐乾学对日益兴起的考据学加以扶植，因而能将经传、舆地、金石、辨史等实证学的诸多方面写入《经史赋》中。如论及经史、经诂以及两者的舆地学价值云：
王郑标注，至贾孔而扶藩，迁固研精，迄欧阳而入室。表微抉绝，尚蒲陴县河汾，弃短录长最善。居巢夹鲊，幸微言之未坠，属往迹之具存。（赋序）
探名物之纷赜，恣辨博兮陆离，彼不言之深意，夫孰究其精微？
辨说诸史伪讹，而归之于“实”云：“沈约之奇说近诬，魏收之秽史失实，刘昫以泛滥贻讥，宋祁以雕镂蒙摘，脱脱繁而易讹，潜溪病其斯迫。”又论及金石云：“缅蔡邕之刻石，至孟蜀而增锼。历五厄而未烬，亘千劫兮仍留，虽逾远而弥耀，信迈迹于前修。”雍、乾之际，实证学已深入人心。全祖望为学服膺黄宗羲，亦擅长徵文考献之学，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也进入辞赋。《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共收赋25首，其中20篇赋前有“序”，每篇序都是一段考订文字。如《九夏赋序》（限韵：盛德形容分乐而序）考订《周礼》经训曰：“九夏之说，杜子春、韦昭俱属附会，惟康成以为乐亡而诗逸者最是。至陈旸、郑樵之说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绎之，尚疑有错简焉。”全祖望还创“赋跋体”，如《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官限“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祖望作了两首，第一首后跋为“右赋据唐志纠汉志”，第二篇后跋曰：
右赋代汉志答唐志。予既撰二赋逾年，偶记《汉书·翼奉传》有以五性六情配律历之说，因考之。其谓六情配六合，五性配五行，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又云：阳用其精，阴用其形，故五藏六体，分象天地。翼奉为齐传，此乃辕固之说也。然亦并不以《左传》、《素问》及卦气之说参乎其间，乃益知汉唐二志之牵合，而予言之不妄。
引辕固生“五性六情”说，辨明汉、唐二《志》为学不精，从而证成己说。可见，“赋跋”也意在考证。它如《西安学宫不经赋》为骚体赋，但目的在“极道其（学宫不经）原委”（《序》），《聘礼圭璋特达赋》（限韵：比德于玉，无物可称）为律赋，目的是考“特达之义有七”（《序》）。总之，不管其辞赋体式如何，其内容多趋向于学术，读祖望赋，有众体面貌趋于一致之感。
朱筠是乾隆中后期赞助考据学的学者型官僚。 乾隆三十四年（1771），他督学安徽，立即为安徽朴学家江永、汪绂立祠， 刻印宋本《说文》，教导士子，读书当先识字，读经当通小学，皖学为之一变。两年后，他上书建议辑录《永乐大典》中逸书，最终促成《四库全书》的编纂，从《永乐大典》中辑逸书500余部。乾隆三十八年（1775）， 朱筠在京师总纂《日下旧闻》并兼《四库全书》纂修，四库总纂对他颇为依赖。能否正确运用史料及考证方法也成为四库馆臣衡量书籍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4](P46)。朱筠辞赋也体现了读书当先识字的主张。《笴河诗文集》存赋11篇，其中6篇为应制，无甚特色，其余5篇小赋，有4 篇是自注体。与谢灵运《山居赋》自注相比，谢注大半笺阐义理，朱注则偏向于词语训释，而且不论难易，有训诂学依据的绝不轻易放过。如：
观天文于笔星（《释名》：笔星，星气有一枝，末钝似笔也），察地理于木笔（《楚辞》注：辛夷花，初发如笔，北人谓之木笔）。（《笔赋》）
芳桂（郭璞云：桂，白花，丛生山峰，冬常青，间无杂木）枞（粗送切，江东谓草木丛生曰枞）兮在岣嵧（山峰）……（《拟招隐士》）
麏麚兮呦呦，蛁呦（《广雅》蟪蛄，蛁呦，即楚词所云寒蛩也）兮啾啾。（《拟招隐士》）
其中“桂”字并不难解，大概因为郭璞《尔雅注》有此条才入附注中。所以读朱筠赋，最初很少能感觉其赋艺，而是走进《释名》、《广雅》、《楚辞注》、《尔雅注》等小学的天地，这正是赋家所希望的吧。
阮元的学术取向和对学术赞助的热情，与朱筠相似，但影响更大。朱筠有感于《十三经》文字伪舛，曾奏请校正《十三经》，立石太学，但建议未被采纳。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终于在南昌学堂重刻了宋本《十三经》并附《校勘记》，使四方读书人都可就而印之。据说戴震曾创意修《经籍传诂》，朱筠督学安徽时也有志为之，终未果。乾隆六十年阮元（1795）为浙江学政，手定凡例，选两浙经古之士20余人，由长于汉学的丁杰董其事，其曾祖为汉学开创人的臧镛司校勘，嘉庆三年（1799）终于编成此书，对古代音韵、训诂资料作了最全面的总结。在阮元几任学政和几任总督期间，受其聘请的考据家有孙星衍、王引之，钱大昕、焦循、凌廷堪、王昶、江藩等。孙星衍、钱大昕、江藩等都有赋作，并深受其学术背景的影响。孙星衍诗赋，其友唐仲冕称之为“真合考订、词章为一家而各造其极者也。”（《芳茂山人诗录序》）江藩言自己的《河赋》“事则稽之经史，水道合乎水经，产则考之于古而征之于今”。阮元辞赋亦佳，文赋《赤壁赋》趋于骈，律赋《炙輠赋》却不免出位之思。但他对辞赋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形成了辞赋创作群体，提倡写以经诂为底蕴的辞赋。
阮元的学生胡敬曾说：“吾师朱文正（珪）、阮仪征（元）两相国尤凭是（指词赋）拔取人才。”（《敬修堂词赋课抄序》）所以在诂经精舍、学海堂文集中多收录赋作。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阐释辞赋主张曰：
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昧经诂，况圣贤之道乎？（《研经室二集》卷七）
认为辞赋与经史小学密不可分。后来俞樾任诂经精舍山长达30余年，俞氏是“道咸以下，步趋乾嘉最切”[5](P526)者， 课士一依阮元成法， “不敢失许、郑两先师之家法，而戾文达建立精舍之本心也。 ”（俞樾《诂经精舍四集序》）所以经舍辞赋中学术赋比重甚大。《诂经精舍六编》载王家治《辅嗣〈易〉行无汉学赋》（卷十）曰：
其读彭也为旁，读夙也为速，知声音之可参。解甕也为雍，解包也如匏，知训诂之一贯。斯取灾而曰贱役，是以斯为厮也，知字之本通。孚踯躅而曰务躁，是以孚为浮也，知说之可按。……且夫茅茹何以言牵茹，虞吉何以言尃吉，不伸其义不觉也。蔀可训蔽，其取用因乎互文，豸贲可借墳，其渊源由于小学。
此赋完全是小学的内容，可与嘉庆四年王引之所作《经籍纂诂序》参看。如全祖望赋一样，诂经精舍赋亦常有考订之“序”。
清季“新学”兴起，辞赋很快就加以表现。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湖南学政江标以新学课士，“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6](P1843)江标果然以其校经书院为基地，设立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课取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7](PP47-48)。《沅湘通艺录》是江标光绪二十三年（1897）依其课士科目编刻的，卷一至卷五分别为经、史、掌故、舆地、算学，卷七、卷八为辞赋。两卷收赋45首，开卷即唐家丰《实学赋》，他铺衍五层，分述了“考订”、“校雠”、“缉佚”、“拟续”、“藏书”等古典实学的意义，与“新学”对照，他写道：“若夫考舆地之沿革，而不知形势之建置，衍时务之空言，而不讲当今之实事，讲勾股之虚法，而不讲创造之精意……处则无裨于儒流，出则无益于制治。”显示了“新实学”对传统实学的撞击。同书郭志正等《税赋》则是时务策，易顺豫《哀台湾赋》、欧阳鼎《七痛》完全是“时事”之作。
三
辞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文体，因此，辞赋的衍化当与文学史的发展相维系，如两汉诗歌与后汉抒情小赋、唐律诗与唐律赋、南朝骈文与骈赋、唐宋古文与宋文赋，都有同源共生的关系。清代古文堪称中兴，辞赋论者也重视古文对辞赋的借鉴意义，如鲍桂星《赋则·自序》云：“（桂星）稍长受业于同里吴澹泉先生，遂进而学赋，先生之教，桐城刘海峰先生之教也。两先生皆深于古文，其论为赋之法与古文不异。”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亦云：“赋无工拙，以文之工拙定。赋有不嫌四六者，必旁挟乎史汉散体之文，而直树以韩柳孤行之骨，然后营度无乖，波澜皆老。诗不可于诗求，赋亦不可于赋求也。”提倡把秦汉之文和韩柳之骨引入辞赋。皮锡瑞《韩昌黎平淮西碑赋》（以“公之斯文若元气”为韵），是以古文入赋的范例。赋云：
一朝碑倒，千古文存。鸾瓢凤泊，虎踞龙蟠。义山既成歌咏，东坡亦成评论。《佛骨表》同推正议，《鳄鱼文》并著精言。大石粗沙，竟卮长绳之拽，泰山北斗，终怀丹篆之吞。高文非鳌负能胜，没字犹余丹悃，硬语比螭盘更壮，雄才压倒白元。（《湖南试牍》，光绪刻本）
此为湖南善化县试中式之作，考官评其“光坚响切，无一懈字懈句，波澜更极老成”（同上）。具有韩文标格。
清代科举考试，最重股文，其次是辞赋，攻举子业者，首先精股文，有余力者兼及辞赋，因此清代一些辞赋家，如胡天游、陈兆仑、吴锡麒等，同时也是辞赋家，这使股文影响辞赋成为可能。清人喜用股文喻辞赋。如朱一飞《律赋拣金录·赋谱》云：
唐始以骈赋取士，俪以四六，限以声韵，其法与今之八股文同。第一韵擒题，即小讲也，二、三韵渐次入题，即入手、提比也，四、五韵铺叙正面，即中比也，六韵或总发或互勘，或推原，七韵或旁面证佐，或题后敷衍，总之归缴题旨为正，即后比、结比也，末韵或颂扬或寓意。
潘世恩《律学正宗》“论赋十七则”引王家相语云：“若六艺、八卦等篇，总起总收，中间分段实发，则制义之两扇三扇格也。”余纱山《增注赋学指南》（卷十一）云：“长题有截做法……扇题有分疏法……至短题则宜于中三韵另列柱头。”都用时文作法讲解辞赋作法。在这种氛围中，股文文法和句法在一定程度上渗入了辞赋。
从股文法角度看，股文极重尊题、破题，由尊题而切题，因破题而显示见识，是应试文的必然要求。如刘熙载《艺概·经义》云：“文莫贵于尊题，……尊题者，将题说得极有关系，乃见文非苟作。破题是个小全篇。……全篇之神奇变化。此为见端。”与前代赋相比，清赋显然更讲究尊题、破题。如余栋《正大光明殿赋》曰：
规模之正，则南面以听；气象之大，则会极开王；光乃被于四表，明则照于四方。丹霄紫宸，侈则侈矣，正斯斯言；白虎朱雀，靡则靡矣，大亦未然；拾翠披香，华则华矣，光于何有；芙蓉蓬莱，丽则丽矣，明以奚传。
“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40景之一，依传统的宫殿赋写法，不外乎如《鲁灵光殿》、《景福殿》般，铺写宫殿壮丽的外形、殿内的幽邃、雕梁画栋以及壁画的精美等，但此赋则在“题面”着力，就题诠题，或加以议论。沈德潜评此赋“只从殿榜四字抑扬反覆而出，遂而圆如珠玉，……在律赋中最为特创之格”（《国朝赋楷》），成为诸生的范本。实是学习股文法的结果。
从股文句法上看，清赋有化赋句为文句的倾向。如黄安涛《水嬉赋》：“其于卷握之属，则有大秦之贝，昆山之瑜，咸阳之金，合浦之珠，琉璃翡翠，玛瑙珊瑚，凡可以饰观侑供、妆首耀躯者。”《水嬉赋》是大赋体，依大赋的写法，此句多半为“其于卷握之属，则有大秦之贝，昆山之瑜，咸阳之金，合浦之珠，琉璃翡翠，玛瑙珊瑚”，而清赋则用“凡可以饰观侑供、妆首耀躯者”绾之，构成“……者”文句，从而部分消解了中间部分的铺陈效果。它如“……也”“……哉”“……者也”“……者乎”等文句，在清赋中也相当常见。而且八股文骈散相杂，不求绝对的押韵对偶，受其影响，清赋中律散杂糅，寓散于骈的句子也呈上升趋势。如阮元《炙輠赋》（以“炙輠中膏其流无尽”为韵），或两句、三句一押，或四句、六句一押，句式从三字到八字不等。其中押“流”韵一段最为错综。赋曰：“方其过稷门，坐徂邱，折宾客，抗诸侯，垣车悉纳，井辖初投，火守輠而炎炎既炽，脂得火而涎涎始流。出之愈多，如饮二斗，而赐余沥；挥之不竭，若操一盂，而得满篝。所以世惊。”（注：由于阮元赋用韵、句式都比较特别，《研经室集》点校本出现了几处逗句错误。《御试一目罗赋》：“椓之初听夫丁丁举焉，乃观其乙乙。”当逗为“椓之初，听夫丁丁；举焉乃，观其乙乙。”《炙輠赋》 ：“譬之炙輠，匪欲屯膏快流，转于輨辖，实沃泽以淳；熬如兰缸初焚，暗酌镫注，似香醪既盝，小滴银漕。”当逗为“譬之炙輠，匪欲屯膏，快流转于輨辖，实沃泽以淳熬。如兰缸初焚，暗酌镫注，似香醪既盝，小滴银漕。”同赋“出之愈多，如饮二斗，而赐余沥挥之不竭，若操一盂，而得满篝。”当如本文所逗。）
此节前八句两句一押，后六句一押，最后以单句收束，骈中带散，散中有骈。阮元自述“幼时即为《文选》学”（《扬州隋文选楼记》），但其辞赋则完全不类《选》赋。在为文方面，他拒绝承认散文、古文之为文，但是股文名家。所以阮元辞赋的句法特点与其归之为文赋、古文的影响，不如视为股文对辞赋的渗透更为恰当。
国人鄙夷股文，罕有从股文角度探讨清赋者，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较早论及此点，并称清赋时代为股文赋时代，与骚赋、辞赋、骈赋、律赋、文赋时代并列。今对此说作一检讨，以见股文对清赋影响的程度。
铃木氏的论述以李调元《赋话》为理论起点。《赋话》成于李调元视学粤东连州书院时，其间“经义之外，与诸生讲论，尤津津于声律之学。凡岁试、月课之余有兼工赋者，莫不击节叹赏，引而启迪之。”（《赋话自序》）这为李调元“股文滥觞于辞赋”论准备了条件。《赋话》云：
唐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超超玄著，中多见道之言，不当徒以慧业文人相目，且通篇局阵整齐，两两相比，此调自乐天创为之。后来制义分股之法，实滥觞于此种。（卷二）
唐李程《金受砺赋》，双起双收，通篇纯以机致胜，骨节通灵，清气如拭，在唐赋中又是一格，毛秋晴太史谓制义源于排律，此种亦是滥觞，分合承接，蹊径分明，颖悟人即可作制义读。又排句之下每用单句收束，亦是创格。（卷三）
白居易赋，在唐代属“旁骛别趋”（《赋话》卷一）者，而此赋由题中“动”“静”分成两股，通篇两两相比，局阵整齐；李程此赋先以分疏法破题，由“何以兴喻”引出“金受石砺”“君受臣砺”两股，两股交搓，反说，点题，作比，以当今君上宜于“越羲而越夔，勖而自必”作结，分合承接，蹊径分明。可见，李调元股文滥觞于辞赋说，不是从句法，而是从文法方面立论的。因此，仅从两两相对的句法，甚或把三、四句或更多的平列排句当作股文句，以此论证辞赋与股文的关系，显然与李调元此论的原义背离。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就主要从股文句法立论的。
铃木氏以为陈兆仑《盛驾南巡》、刘星炜《驾幸京口三山》、黄安涛《水嬉》、张惠言《黄山》、胡天游《笠山》诸赋中多股对。如《驾幸京口三山赋》两句：“远而望之，皛皛晶晶，层台三成，若岱舆之浮峤出玉京也。迫而察之，岳岳觥觥，绀碧朱明，若天台之霞起接赤城也。”从两两相对的意义上讲，似乎可看作是股对，但我们回溯辞赋史，发现此句法自汉赋始形成了一个系列，绝非清代独有。如：
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
不可胜原。（蔡邕《篆势赋》）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曹植《洛神赋》）
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飘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成公绥《隶书体赋》）
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卫恒《隶势赋》）
远而瞻之，谓焚裘之烟，昭俭于晋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于周王。（王起《庭燎赋》）
逼而察之，类天马出水而游；远而望之，疑晴虹截涧而饮。（白居易《黑龙饮渭赋》）
诸赋皆以“远而望之”“迫而察之”相对，而且蔡邕、成公绥赋三句一押，王起赋六句一押，甚至比刘赋隔韵更多。黄安涛《水嬉赋》的排比平列句也被铃木氏看作几个股文句。如：
其于卷握之属，则有大秦之贝，昆山之瑜，咸阳之金，合浦之珠，琉璃翡翠，玛瑙珊瑚。凡可以饰观侑供，妆首耀躯者。
其于组衽之属，则有麒麟之锦，孔雀之罗，鹤绞之绫， 蝉翼之
，冰纨雾縠，绛绡素纱。凡可以增绚错彩，斫卉雕葩者。
其于
之属，则有剡溪之藤，会稽之竹，江东之níng苧，南海之谷，浮碧殷红，明黄浅绿。凡可以剪月裁云，镂金琢玉者。
从整体上看，此句法实从司马相如《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等而来，也非清赋所独有，股文对辞赋的影响并不在此。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股文影响了辞赋，但不是全局性的，清代没有体式意义上的“股文赋”，股文与古赋、古文、实证学等形成合力，实现了清赋的变革。
收稿日期：199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