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的政治：中国知识阶层对意阿战争①的反应与回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旁观者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应与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1.019 1935年10月发生的意大利第二次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是一次严重挑战当时国际政治秩序的事件。盖不仅因为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通过这场战争助长了自身的侵略气焰，而且由于英、法等国对他们的纵容使得国联主导的集体安全愈加受到诟病，许多中小国家甚至因此而舍弃或避开国联，转而与法西斯国家进行接触和谈判，导致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渐走向崩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远离意阿战场的中国知识分子亦对这场战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纷纷发表他们的议论和看法，不少报刊甚至还将这些言论结集刊登，供读者阅读和研究②，可见此事在中国引发的关注之大。 作为局外的旁观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基本都未参与意阿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他们的认识大多得自书本和报刊等媒体的宣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场“远方的战争”投射了格外的热情，个中意味当然值得我们深思。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研究涉及意阿战争的本事以外③，很少有研究注意到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想和反映④。事实上，意阿战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传播和解释，不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感，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牵涉了中国的国内政治。本文不揣谫陋，试对此进行一定的考察，不足之处尚望高明指正。 一、弱国心态与事件反思 1934年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因为边界争端引发冲突。尽管冲突并未直接演化成双方之间的战争，但是这场冲突很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素来关心国际政治的“良辅”在冲突发生后即有针对性地发文，称道阿比西尼亚的反抗精神。他认为，此事的结果虽然“总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占着胜利”，但是因为其复杂的历史关系和国际背景，“这次纠纷，不应看为单纯的边境争执，而实含有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大意义在呵！”⑤易言之，因为阿比西尼亚有着弱小民族的身份，而且反抗的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意大利，它在冲突事件中便占据着当然正义的位置。 《上海防空》杂志一位署名为“石”的作者则进一步分析说，“今世弱国之处境，有非言语所能罄述其困难者。盖弱肉而强食固矣！今日之世界，原为一力的世界，唯有力的表现，始能标榜公理，鼓吹正义。而此所谓标榜鼓吹之公理正义，又为强国侵略欺骗之代名词，弱国无与焉。弱国苟图生存，强者亦不之许，必使弱者束手待毙，国亡种灭而后快。且复标榜正义人道，亲善互助，决不肯自身为一侵略者”。而且，即使弱国想要“诉诸于第三者之强国”，收获的也只是“皆袖手旁观，避免卷入漩涡，所易得者仅口头上之安慰与同情而已”。“石”能如此说，是因为他已经深刻体会到中国作为弱国的愤懑与无奈，故而他写是文并非只是对阿比西尼亚表示同情，还要对中国人呼吁：“为发奋图强之心理，不当因弱国处境之困难，稍露灰心短气之意态，是可与倨处东菲之阿国共勉。”并且，他深信“在社会进化与物极必反之原则下，被压迫民族，总有历史翻身之一日也”⑥。这种对于弱国可以“翻身”的强烈期待，既揭示出作者诠释意阿争端的真实用意，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内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扬的写照。 差不多同时，一位匿名“老总”的作者也向他认为“不好谈政治”的《论语》杂志投稿，专门讨论意阿之间的冲突问题。他特别指出，意阿之间的冲突有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那时候中国存亡攸关，《论语》当局焉能再打起‘孔子曰’的招牌拿老百姓来开玩笑，而《论语》读者也不能自信读熟一本《论语》便知天下事了”，因而不得不“‘论’一点，‘语’一点”⑦。勉强一个“不好谈政治”的杂志谈政治，原本是“老总”在民族主义的激使下强人所难的个人举动，但有意思的是，一向标榜“与本刊性质不合之稿，概不刊登”的《论语》杂志竟然刊登了该篇来稿，这不仅显示出该刊的编者相当关注意阿冲突这一事件，也恰恰说明“老总”借意阿冲突问题抒发的感想(至少在《论语》杂志的编者看来)有着相当大的受众群体。 “老总”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他之所以将讨论意阿冲突的稿件投向《论语》杂志，似乎是暗自针对当时国民政府在国难当头的情形下提倡尊孔读经的行为⑧。同年8月，傅斯年亦就坊间传言国民党尊孔是仿效日本“祀圣”的说法进行批驳，认为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走了几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败论是非，乃慕东邻，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复古”，殊不可取。他指出，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即使作同样的反应也决不能出同样的效果”，日本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摇动我们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担保将来之永远成功”，尤其不足以使得中国心悦诚服地投降⑨。这一点于“老总”来说也是同感，故而他在文章中不无影射地说：“阿比西尼亚皇帝所以不给意大利所要的地方，因为意大利并不是要阿比西尼亚一块地方；乃是阿比西尼亚全国地方。今天给一块，明天还要给。与其割亡，不如战亡，与其苟存，不如同归于尽，中国官场有一句格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阿比西尼亚皇帝最近说一句话与此相似而不尽同——‘宁为一日狮，不作万年羊’。可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乃是中外一理呵！”⑩结合中国的情境，他对中阿两国格言的比较实质上是对中国政府的变相砥砺。 不同之处在于，傅斯年虽富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但仍旧主张了解并学习他人(国)的长处，且从他肯于为当政者进言的层面来看，他相信肩负国家富强和抗御外侮使命的还是国民政府(至少是有责任)，而不是一般社会群体。为此，傅斯年在其文中勉励国人，“天然淘汰之结果，只是适者生存，适者固多不是弱者亦并不必是强者。古往今来，大抵能宽容多弹性者长存，与之暴者，每每昙花一现而[耳]”，并且引用普鲁士的事实作为例证(11)。在弱能胜强的观点论证上，傅斯年的思维显然更加严密，相比于“被压迫民族，总有历史翻身之一日也”一类的言说，精神上更为积极，对弱国国民更具有说服力和振奋信心的作用。然而，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日益紧迫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少国人肯接受政府“宽容多弹性”的对外策略，或者仍然对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抱有期待，恐怕很难积极视之(12)。 事实上，意阿冲突的发生给了不少中国人以情感宣泄的出口，借此表达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有心者不在少数。《时代公论》杂志在其“时事述评”一栏中就针对意阿边界问题指出，“野心国家侵占邻国之土地，往往以境界问题，为其口实，此种计俩，无论东西，俱出一辙”，此次意阿冲突与“中日间之察东事件及伪蒙间之哈尔哈庙事件，属于同一意义”。在谴责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同时，评论者间接对国民政府一味地同日本妥协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作者指出，就连阿比西尼亚这样的非洲小国都知道捍卫国土，保持主权，而且宣布抗战到底，决不屈服，“反视我国，不禁令人兴无穷之感喟也”(13)。一名叫杜自强的读书人则就此事件表达了对中国国民“民气”的不满。他认为，阿比西尼亚虽然在工业、交通、教育、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上都比不上中国，但是他们“有独立国国民的精神，愿意奋斗到底，不贪一日之苟安。要知道委曲求全，终无出路；破釜沉舟，或可有一线的希望”，然而中国国民的“民气”却一片消沉，“真不敢说我国比得上阿比西尼亚”(14)。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上述言论的作者在其文章中如何指责中国的不足，他们内心终究是期待中国能够奋起“一线的希望”，避免亡国的结局，而这种期待在意阿两国正式爆发战争后变得尤为迫切。陕西旅沪学会的学生“镜”便明确指出，两国战争给中国的教训是“弱小民族要真正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只有用血和肉去反帝，不抵抗主义绝难成功”(15)。而且，他还告诫国民政府，日本必定会借着意阿战争引发欧洲混乱的机会大举入侵中国，所以“在这国家生死存亡严重的关头，仍用现在忍辱于一时徐图恢复的不抵抗办法，终不是一个妥善的出路，不特不需要即用之，也是不能缓和日本的侵略。并且必会铸成亡国的大错，假若政府这次又走上了‘委曲求全’的旧道路，恐怕不会邀全国人民的原恕，必将遭遇一翻(番)严厉的指摘，故我们希望政府对日政策速改弦易辙，与其乞怜无效，何如振奋求存”，在全国一致团结的立场上和民众的拥护中，去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6)。 发出类似于“镜”的言论的人，一般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大多满怀一腔热血却又深感报国无门，相信血和肉的抵抗可以为弱国带来一线生机，故强调“意帝国主义虽有犀利的新式武器，但在多山的阿国，未必能尽量发展它的效力”，甚至认为即使战败，“死时的胜利，胜于活时偷安！”(17)这正代表了他们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比较而言，一些注重意阿两国实力差距的知识分子对阿比西尼亚的前途瞻望就悲观得多。意阿冲突之初，在《正论旬刊》杂志上刊文的“齐”便直言，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是无法战胜意大利的，唯一的希望是英国可以从中调解，消弭两国的冲突。但是，他同时也引述美国黑人飞行队支援阿比西尼亚的消息，指出“如果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都从此奋发反抗，帝国主义的崩溃，也不过是指顾间事！”(18)这反映出他本人对待帝国主义的矛盾心理：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齐”是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并因此成为阿比西尼亚的道德同情者；但考虑到世界格局的现状，他又企盼帝国主义强国可以干预时局，调解纷争，为弱国创造一定的机会。这样就等于继续承认强国对世界的主导权，弱国的命运实际上仍在未定之天。 综合这一时期关于意阿争端的言论可以看出，从意阿两国产生纠纷到付诸战争的时间过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对“事件”的发生演变给予了十分热切的关注。他们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尽管存在不同的侧重点，但大都有意放大其象征意义，将之与中日两国的纷争联系起来，进而引起中国社会对本国命运的关切。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阶层大谈特谈意阿争端，不仅仅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还包含着对国际格局和中国应对策略的进窥和揣测。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他们当时对国联的看法上。 二、对国联制裁的反响 国联，全称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是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同时也是英法等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等国和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提议很早就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顾维钧在得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联计划之后，当即向其保证中国一定会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他的提议，而且还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了关于国联问题的备忘录(19)。而萧石君在中国国内读到有关国际联盟草案大体成立的消息后，则认为“世界之新生命于兹产生，此问题于人类进化史上有重大之意义”。因为在此之前，“league一语用于国际法上特种之国际关系，且其范围不出少数国家之缔合”，但在国际联盟成立后，“所谓league与从来国际法上联盟之观念迥异，且其范围将推广及于全世界”；并且草案中对于国家(nation)的运用也更为注重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观念所生之规律与组织，必具有人类共同生活之精神，方能谋永久和平之幸福”(20)。 不过，萧石君所谓的人类“永久和平之幸福”的倾诉对象主要还是中国人，其潜在的涵义正是这一国际组织的成立与中国人的“幸福”息息相关。历史地来看，中国正是以往少数国家缔结联盟的一个受害者，新生的国际联盟宣称注重国家之间的良性关系，更是迎合了当时具有弱国心态的中国人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潜在心理。然而，随着1920年代末中日两国矛盾的升级，许多人逐渐感觉到国联并不能为中国在解决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上提供奥援，他们对于国联的期望值和认同感便有所降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处置则增强了一些中国人对它的失望和敌对情绪。基于类似的原因，意阿冲突的爆发导致国联再次成为中国知识阶层关注的焦点。但是，因为国际形势的不同，特别是当时报纸上盛传国联已经对意大利启动制裁程序，所以使得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重新拾起了对国联的信心，其中以胡适的表现最为突出。1935年9月，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上以《国联的抬头》为题刊文指出，意阿冲突“惊起了国际联盟的瘫病”，使得国联各会员国觉悟到“一个强国的欺凌一个弱国不仅是那两个国家的事，乃是关系国际盟约存废和国联自身存亡的问题”，国联的“这个觉悟来的太晚了三四年，然而一个晚了的觉悟总比不觉悟好”(21)。相对来说，胡适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少数仍然对国联抱有良好期待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还因此饱受国人诟病，他在此时谈论国联的抬头当然也是希望自己的主张可以抬头，进而言之，则是希望在国际上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可以借助国联而抬头(22)。 相比之下，《东方杂志》的一些撰稿者就不像胡适一样，因为国联对意大利启动制裁程序而倍感乐观。在国联的制裁决议还未正式公布之前，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史国纲便针对所谓的国联制裁说指出，国联的对意制裁只是出于英国的私利，所以很难获得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甚至满带抱怨地说，三年之前，英国“只要说一句有运用制裁的准备，就不会使国联的威信扫地。但是英国静默着，机会失去了。现在真心要运用它，反而得不到他国的赞助”(23)。不难看出，史国纲这番针对国联的言论其实更多带有为本国仗义执言的愤慨，反映了英国及国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应对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意阿冲突爆发之初，国联内部在对意制裁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少争议，从这种层面来说，史国纲的论说又不完全是感性的。同时，这也表明像他这样的一些人并未放弃对国联进行关注。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梁鋆立则更加注重因此产生的国家利益问题，他的评论多少也有些在其位谋其政的意味。他认为，英法两国对意阿问题的态度差异，自然影响到了国联制裁的实际效用，但是即便是国联的一般会员“亦殊不愿采取集体行动；即个别行动，是否愿行，亦在不可知之数。因多数国家，在实施制裁时，无宁对一个弱小并且遥远的被害国家失信，而不愿与一剑拔弩张的邻人冒战争之危险”。是以在他看来，国联现在的问题“乃成一如何保持体面的问题”，而且“照目前国联态度，似乎竭力使意阿关系逐渐缓和而不达到必须决定是否应采制裁的阶段”(24)。 然而，事情随后发生了转折。10月初，在意阿战争正式爆发后，国联理事会通过了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决定，而且宣布设立调整委员会研究具体制裁的手续。这一消息促使不少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国联的国际作用，梁鋆立的态度便因此产生了一定的变化。继胡适之后，他也表示此事“在国联历史上开一新纪元”，虽然说“国联的抬头”是“过早的乐观”，但是却可以断言：“国联的工作，自此以后，将益为人们所注意；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将因此而益臻巩固。不论制裁之有效与否，意阿战争之能因此消弭与否，吾人关于英国及其他国家此次竞能适用国联盟约中最严厉之条款，以对付欧洲大陆上一个飞扬拨扈的国家，不能不承认此乃增加了国联机构的重要性。”(25)由此观之，梁鋆立似乎对国联的未来已经充满了希望。这一断言虽然与时人期盼国联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兴味相左，因而可能缺乏广泛的舆论支持者，但已然表明正是国联制裁程序的推行导致了像梁鋆立这样一些人的认知转变。 具体到这一转变的思想根源，则显然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考虑紧密相联。对梁鋆立而言，他就试图通过对意阿冲突的辨析证明日本在中国的做法同样构成了侵略的战争行为。他还针对英国外务大臣艾登所谓“意阿争端未可与中日争端相提并论”的说法进行了专门的批评，认为艾登的说辞“仅足为在本国议院中，求解嘲起见，自不足认为对盟约一种权威的解释”。不过，考虑到国际社会制裁意大利的现状，梁鋆立不得不在其文章中退一步说：“英国容或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利用国联作其工具，可是吾人一忆及国联自己本无力量，要靠个别国家的力量以为其力量，则对于英国的动机，尽可不必深究，只要英国在国联机构内提倡的行为，是有裨于国联的前途，便应该认此谓国联的幸事。”(26)这就是说，倘若英国操纵国联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合理，那么便可以罔顾其动机是否正当。梁鋆立如此为英国的行为辩解，显然已与前述史国纲的观点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在事实上也背离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支持国联的最初动机。 梁鋆立之所以作出这种思想妥协是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了国联对侵略国启动制裁程序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制约和管理机制，“国际司法组织及警察权尚不确定”，给实际的制裁造成了诸多的困难。而且，“国联制裁实施的真正困难，乃在非会员国的态度。换言之，即美、德及日本的态度。倘若非会员国不与国联相合作，而继续供给军械和原料与意国，则实施制裁的国家，反因此将受重大的损害，而意国未必受有何种之不便。如此，则国联之制裁政策不久即将被会员国所抛弃而永无成功之日”(27)。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后来国际事态的发展，确实印证了梁鋆立的一些忧虑。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10月5日)，美国即宣布对意阿两国禁运军火，表面上看来这种做法是对作战国双方的制裁，但实际上工业化落后的阿比西尼亚受到的制约更大。因此，美国的这种行为无疑证明了非会员国在国联制裁实施中的重要性。身为行政院参事的梁鋆立大概已经料到，国联如果制裁日本，中国就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故而才会这样建言。他的这些言论既是希望引起谋事者的注意，促使国联改善相应问题，尽可能地对中国施以援手，也是试图调和舆论，避免中国与日本由此走向以战争解决争端的道路。 与梁鋆立相似，胡适也认为国联的未来是困难与希望并存的，然而他显然更多地看到国联富有希望的一面。意阿战争爆发后，胡适虽然承认“国联的努力，想迁就前者以求避免战争，算是完全失败了”，但是他依然认为国联此前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联的制裁对象是“一个强国，是世界七大强国之一，是国联会员之中仅存的三大强国之一”，“这是我们在三年前日日渴望，夜夜梦想，而终不曾实现的事”。胡适还提出，“应当一致的督责我们的政府训令出席国联大会的我国代表明白的投赞成制裁的票，切不可假借什么理事选举的问题逃避不出席。我们要澈底觉悟，在国际政治上，动机的纯驳是不关重要的，最关重要的是行为，是事实，是结果。古人说的好：‘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今日我们赞成的是国联会员国用共同的力量来抗拒‘一切无理由的侵略行为’，我们要使这个原则建立在倒不了的基础之上！”(28)从其力主国联制裁意大利的观点上可以看出，胡适的这番见地基本是他对待中日关系问题的主张的延伸。但颇具吊诡的是，胡适们三年前渴望梦想而不曾实现的事，在三年后却已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日本在1933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按照国联盟约，日本此时已不是国联会员国，理论上自然不必履行相应义务，那么国联对会员国意大利的制裁在中日问题上就缺乏比较大的可比性。其次，不论中国在国联的地位如何(1934年9月以后未能连任国联非常任理事)，即使国联能够立案对日本实施制裁，几乎也难以根据国联盟约的条例付诸实践，更何况单纯的强国干预已然悖离了国联盟约的初衷。 不过，胡适的说法虽然看似与前述“齐”等人主张强国干预的观点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实际上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由其言论可知，胡适在强调国联重要性的同时，还特别肯定了弱国自身在构建集体安全方面的作用。他所声称的“倒不了的基础”主要依靠道德约束的力量，就颇有为弱国着想的考虑。然而，略带讽刺的是，这类“基础”尽管在西方历史上亦不乏理论根据，但在当时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却有着纸上谈兵的尴尬，处于弱国国民地位的中国人对这一点自是感慨颇多。所以，像梁鋆立这样的人才会一面不满于英国等强国的实力外交，一面又希望它们主导下的国联可以推动外交现状的改善。另一方面，基于国联实际作用的有限，中国的一些知识阶层也开始放弃通过国联盟约解决问题的话语渠道，转而回归到结交与国的传统思维上来。其中，如何在意阿两国之间选择中国的“与国”，成为论者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三、谁是我们的“与国” 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素来以云谲波诡著称，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相互利益常常呈现出变幻莫测的景象，故迫使不少弱国、小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得不向强国、大国寻求依靠。胡适等人对国联的支持、实际上代表了他们在中国外交问题上的思想寄托。他们希望国联可以分担中国的外交压力，使中国可以免受强国的欺凌，并且不必过于孤立地在国际问题上站队。意阿之间的冲突演化为战争以后，中国民间推测这可能会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迫于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实力差距，不少人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表示了担心和忧虑。并不认同国联的史国纲便深刻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孤身闯关，因此他在10月6日由《文化建设月刊》编辑部组织的意阿问题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应该结交自己的“与国”的看法。史国纲尽管对意阿战争引发世界大战的看法持保留意见，但也认为“世界和平的现状，是大受扰动了，我们中国势必要受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待言说的”，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倘若中国在外交上再没有准备，找求自己的与国，那么当此危机是难以图存的。我们觉得弱国的外交诚然困难，但是正惟弱国，故外交工作尤为重要。我们要利用国际当前的矛盾，以为自己求得出路”(29)。不过，对于这种“以夷制夷”的思路怎样才能行得通，史国纲并未给出可行的方案。 具体到意阿问题，在193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似乎理所应当地站在弱国的立场上支持阿比西尼亚，这样既符合一定的道德正义，也有助于防止邻国日本的借题发挥，因而有不少知识分子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认定阿比西尼亚是中国的“与国”。1935年10月，傅斯年在《大公报》上针对意阿战争发文并慨然代表本国表态，指出： 我们对于此事应取下列的态度：一、我们的同情都在阿比西尼亚方面，我们的称赞及帮助都归于积极支持盟约的英国人及其合作者。二、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只尊信此事之口号，不必“心理分析”英国人之下意识，不当无知的诅咒国联，不可因东北事件待遇不同对此事灰心。三、国联如表决制裁时，我们要投赞成制裁的票，决议之后，我们要诚意执行。四、为执行国联决议，或为此事引起之新局面，我们有请世界“并案处理之机”。 不难看出，傅斯年的看法与胡适、梁鋆立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都主张中国支持国联在意阿问题上的态度，而且可以不必计较英国因此可能攫取的私利。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者，傅斯年认定中国在日寇进逼、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是必须要与日本决战的，“果真非死不可，自然要死得痛快些，荣誉些”(30)。但是，倘若存在对中国有利的情形，中国人也应该努力争取，故而他才主张在英国及其合作者贯彻国联盟约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对其进行支持。而国联盟约一旦行之有效，就意味着中国有理由请求“世界”(主要是当时的英法等强国)将中日问题并案处理的机会。 任教于南京政治学校的邵德润对国联倡导的对意制裁也持赞成态度。在他看来，国联“一反其往昔处理中日争端时之消极态度，而能趋向于积极方面以裁制意大利之侵略行为”，传递了一种稍近乐观的信号。即便它的态度转变是由于英国人在幕后操控，“其精神殆亦可嘉矣。至能实现与否则另一问题也”。所以邵德润提出，中国对国联的对意制裁应该尽力予以“同情之协助，使之复活再生”。他理性地分析道，中意两国的关系“可追溯至汉代与‘罗马帝国’之时，而最近更形亲密，似中国不宜协助对意实施制裁”，但是“国际关系复杂错综，不可拘泥一是。加之中意间近年来之经济关系，并不若何重要，中国对意输出者，仅芝麻、花生、生仁、牛皮等物稍占重要，与意大利经济本身原无若何重大影响。故纵令我国扶助国联对意施行制裁，事实上亦仅道德上之援助，中意邦交固无若何损碍也”(31)。不过，由此亦可知，邵德润的对意制裁主张是以不损害中意邦交为限度的，在他的外交观念中，意大利仍然占有一定的份量。 从实际来看，的确有不少国人倾向于选择两国中更为强大的意大利作为“与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与意阿之间的冲突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正忙于本国的复兴大业，无暇与闻外事，所以应该像美日等国一样坚守中立。黄国基即明白提出：“弱国既无能力以支配他国，且须受他国之支配，既无能力以影响世界，且须受世界之影响，此乃自然之理。今我国对意阿战争，非仅在国防上不能左右袒，即在地理上亦不能左右袒，况复风云险恶，瞬息万变，故若无适当措置，则将陷国家于支离破碎万劫不回之境，亦未可知。故吾亦主张中国现时对意亚战争，应严守中立态度，以留相机观察之地步。”(32)《东方杂志》的编者郑允恭则指出，这种观念“支配中国人的头脑，恐怕是很有势力的”。于其个人而言，他尽管认为，“中国是国联会员国，和美日等国地位不同”，自然不能抄袭美日等国的中立文章，但是“回顾四年前的事变，中国没有得到国联的实力援助，今日中国为了尊重国联，要牺牲对意贸易，似乎酬过于值”(33)。显然，在允恭心目中，无论哪种选择都应该是以中国的本国利益为衡量的，其态度在国联和意大利之间摇摆不定，则揭示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意阿问题的关注点主要是在于二者背后的国际强势力量的较量，作为弱国的阿比西尼亚在他们的观察中则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 反对中国站在国联的立场上制裁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多少受到了当时流言营造的大战氛围的影响，体现出他们作为弱国国民不自信的一面。但是，也有人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认为，意阿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爆发，犹如黑云遮空风雨欲临之势力”，中国的祸福得失“将一视吾人能否急起自觉自救以为断”。诸如“墨索里尼执政以前之意大利，欧战告终之德意志，以及基马尔当权以前之土耳其，其百孔于痍，均倍蓰于今日之中国，我国人苟能攘臂奋起，力□自拔，中国宁无得救之机会，复兴之一日？！”(34)言下之意已经将墨索里尼执政后的意大利等作为中国复兴的榜样。这种言论反映出，一战后滥觞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专制，在中国1930年代的民族复兴思潮中占有着一席之地，并且提示我们，在当时不少人的心目中，中国不仅要选择意大利作为“与国”，而且还要北面而称“弟子国”，个中意味颇为令人深思。 1935年12月，在国联宣布实行对意制裁接近半个月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全国各地，在意阿战争期间中国参与国联的对意制裁措施(35)，并责令各关税务司执行货物输出输入的禁令(36)。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意制裁是有所保留的(37)，但是其参与制裁的举动仍然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积极回应，就连政治上偏左的邹韬奋也对国民政府的制裁做法加以肯定。邹韬奋表示，“侵略者之应受制裁，这只要不是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没有不赞成的。中国能参加这个制裁，虽则不免嫌迟一点(国联决于十一月十八日起实行制裁，而中国却延至十二月二日)，但是能参加制裁侵略者，总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他还顺势指出，中国“也是被侵略的一个国家”，但是“对于侵略自己国家的‘友邦’，不但不敢说制裁，而且还要力求‘亲善’，高唱‘提携’，忍着眼泪装作欢笑！意大利在目前所凌辱侵害的是别的国家，我们义形于色，参加制裁；而对于强占我们领土的‘友邦’，却另是一副面孔，这又怎样自解呢？”(38)其中尽管暗示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不满，但大致还是希望政府能够振作，像对意制裁一样实行对日抵抗政策。 有意思的是，意阿问题还成为地方实力派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口实。1935年10月，邹鲁在西南各机关联合纪念周上发表他对意阿战争的看法时就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是效仿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意味着国际上维护和平的条约工具已经不可靠了，中国只有“本身赤手奋斗，才能生存于世界”，对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着重指出，“阿比西尼亚虽一弱小的国家，然自始至终，即坚决的拿定对意不割地不丧权的主旨”，从而使得最初袖手旁观的英法等国转变立场支持阿比西尼亚；但是，国际上对中国遭受的侵略却没有一句为助的话，对此“不抵抗的军事长官，送国的次秦桧实尸其咎”。他指出，包括他在内的西南反蒋派之所以不与南京政府“精诚团结”，就是因为南京政府“卖国尚不配，做到送国。我们不能为国除奸，已经对天下后世不起了，还敢精神团结吗？”(39)言外之意，他所代表的西南实力派组织反蒋正是爱国的行动(40)，而爱国就要像阿比西尼亚一样“赤身奋斗”。 本质上，抛开阿比西尼亚背后的英法势力不谈，意阿两国之间的战争基本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结交谁为“与国”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甚至罔顾国际道义而选择意大利，归根结底都是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邹鲁这样的政客公开肯定阿比西尼亚的抵抗斗争，则是利用了该事件的政治宣传价值，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实力派实现笼络人心的目的。 褚汇宗在分析国人回应意阿战争的心理时说，国人是“立于弱小民族之地位”，因而“对于意阿争端，异常在意”，并且讨论中所出现的乐观与悲观两派，又以“后者居多，前者甚鲜”(41)。这实际提醒我们，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意阿争端乃至战争的主动关怀，基本是根源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富强问题。惟其祖国富强难成，中国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就更容易产生物伤其类的思想共鸣。以本文考查的内容而言，尽管国人在是否支持国联、结交谁为“与国”等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但其最终落脚点几乎都是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国如何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占据比较有利的地位。 其实，由于国与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专业性和隐秘性，当时国民政府以外的人士往往很难参与到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去。然而，在意阿冲突以至战争的过程中，许多知识阶层通过意阿问题增进了对近代国际外交的理解，不少人的言说更是纷纷追求国际公理意义上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政治心态动员的作用。有关意阿问题的言论，通过学校演讲、座谈会讨论和杂志报章转载等形式为更多的人所知悉。在政府的决策层，1938年3月，当意大利向中国表示外交接近时，王世杰特意面告蒋介石，“我国对意阿问题之立场，不可轻率变更”，并且在国防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国追随英国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吞并(42)。除现实利益的原因外，国内舆论即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 1930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是否应该妥协退让以及能否对日一战，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公众瞩目的焦点问题。意阿问题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中日问题乃至中日战争的预演，基于这样的考虑，阿比西尼亚对意大利侵略的态度和实际作战的情形，顺理成章地被处境相似的中国人当作了自我参考的镜鉴。当时的许多论者都认为，既然阿比西尼亚可以同意大利一战，中国政府便没有理由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43)。这样一来，这种对阿比西尼亚看似世界主义的关怀，通过意阿与中日之间的比较，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继增高涨。 按照当时肯定阿国的知识分子的解释，道德上的关怀无疑是他们支撑自身论点的重要依据，这应当是1920年代美国、苏联提倡的两种“道德外交”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所致。邹韬奋在对中阿两国进行对比时指出，中国与阿比西尼亚至少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同为国联的会员，二是同为被侵略者”(44)，而这两点恰好与一战后美苏两国分别提倡的“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宣传的内容若合符契。1936年5月，在意大利攻陷阿比西尼亚的首都，宣布对其完成占领以后，不少人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认为中国在外交上应该“为国际正义，为民族解放计”，对意大利的吞并行为不予承认。 不过，中国的知识阶层发自于“道德主义”的外交关怀，并不完全同于传统意义上对“无道伐有道”的指责和批评。有论者曾针对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一事说，中国反对承认意大利的吞并行为，“不但是站在正义的立场，同时也是反对一切以武力掠夺的非法伪组织。尤其是表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不为任何国家的政策所左右”(45)。这就把反对意大利侵略的立场上升到了为本国争取独立外交的高度，反映了论者在外交观念上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如若中国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吞并，也就意味着给日本煽动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留下了话柄，这一点显然是坚持中国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强烈反对的。 胡适在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以后曾发表《国联还可以抬头》一文，再次为他在国联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争，指出“这个有了十七年寿命的国联是欧战以后国际集体安全的唯一机构，无数爱好世界和平的志士仁人的信心与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机构上，他们决不肯轻易容许它经过一两次挫折就夭死的”。他还相信，即将重新组阁的“左派(其中有七十二个共产党议员)的法国新政府是能够同苏联合作，拉拢英国，共同加强国联的力量的”，而国联的弱小会员国自然会诚意地拥护国联，“和苏联的国际理想主义，当然都倾向于加强国联的力量，那就更不用说了”(46)。就此时而论，胡适信任国联的言论应该仍有着一定的同情者(47)，但国联在维护国际安全以至于中国安全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明显势微了。 曾经对国联颇有期望的罗隆基针对该文章批评说，胡适“所谈的是个人的政治理想，不是世界的实际政治。适之先生所说的是‘国联还应该抬头’，却不是‘国联还可以抬头’。‘应，不应’是‘是非问题’，‘可，不可’是事实问题”。并且在他看来，国联制裁意大利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制裁太弱”，而是“实有不得不弱，不能太强的原因在”。在列强努力扩充军备的情况下，国联制裁倘若不为强国留有余地，意大利所谓的“向全世界宣战”恐怕并非虚言恫吓，而且一旦战事真的发动了，就不会只是意大利面向欧洲的战事，而是全世界的混战，这样反而给了怀抱侵略野心的国家以战争机会(48)。换言之，国联即便能在意阿和中日问题上对强国进行强势制裁，也未必会造成有利于弱国的结果。如此一来，国联对于弱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帮助就明显地削弱了。 事实上，我们应该注意到，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是在意阿战争已经爆发之后才开始实行的，从而以一种悖论的方式避免了国联制裁造成战争的危险，这样的国联制裁显然是此时千方百计地避免对日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因为它既要保障国际和平公约，以维护国联在中国的权威，又要对世界各国的既存友谊益求增进，从而扩大其对中国的同情，所以在与意阿两国的外交关系上均不便于明确表示意见(49)。此外，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态，国民政府就必须为自己的对日政策进行解释，还不如干脆对此保持缄默。但是，这种回避态度使国民政府失去了一次沟通民意的机会，加剧了知识阶层对政府主导的外交政策的疏离感，这大概是执政者所不愿看到的一种结果。 ①即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因时人多将埃塞俄比亚称为阿比西尼亚，故为更准确地描述当时中国观察者的语境，本文在行文中基本采用阿比西尼亚这一当时译法，并将它与意大利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简述为意阿冲突和意阿战争。 ②例如，《晨报》在战争爆发当月就整理了有关意阿战争的舆论，供读者参考。详见《意阿战争舆论面面观》，载《晨报》1935年10月14日，第1版。 ③这一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陈祥超：《法西斯意大利如何利用英法的绥靖政策》，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梁占军：《意埃战争爆发后法英在对意制裁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齐世荣：《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36年7月-1938年11月)》，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等等。 ④以笔者目力所及，似只有郭彩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的某一章节对此略有涉及，参见郭彩琴：《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向往——〈东方杂志〉(1932-1937)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30页。与此相关联，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研究可参见圭德·萨马拉尼：《日本侵华与中意关系》，载《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马振犊：《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⑤良辅(张明养)：《阿比西尼亚的反抗精神》，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号，第4页。 ⑥石：《意阿争端与弱国处境》，载《上海防空》1935年第1卷第45期，第16页。 ⑦老总：《大意大利向小阿比西尼亚要地盘》，载《论语》1935年第72期，第1138页。 ⑧事实上，从《论语》杂志的编辑宗旨和刊登内容来看，该杂志显然有着一定的政治关怀，并非主要意在打起“孔子曰”的招牌拿老百姓开玩笑。“老总”对该刊的“攻击”，如果不是有意借《论语》杂志的名称攻击政府的尊孔读经活动，就是因为不满政府对尊孔读经的提倡，而在误解下特意提出的批评。 ⑨傅孟真：《一夕杂感》，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32期，第3～4页。 ⑩老总：《大意大利向小阿比西尼亚要地盘》，第1139页。 (11)傅孟真：《一夕杂感》，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32期，第4页。 (12)当时在言论上相对拥护国民政府的《独立评论》就曾有任鸿隽专门作文为其立场进行辩解，希望读者能够“深察”他们拥护政府的“条件”，这种不得不辩的做法既说明他们拥护政府的立场受到了比较多的质疑，也暗示一般读者对他们的“条件”并不“深察”。参见叔永(任鸿隽)：《我们是右派吗？》，载《独立评论》1933年第48期，第5～7页。关于《独立评论》作者对政府的立场，已有的研究可参见张勇：《历史场景与言外之意：也说“民主与独裁”论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39～43页；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2～218页，等等。 (13)《意阿冲突》，载《时代公论》1935年第47期，第4～5页。 (14)杜自强：《中国与阿比西尼亚》，载《华年》1935年第26期，第503页。 (15)镜：《阿比西尼亚给我们的教训》，载《陕西旅沪学会季刊》1935年第2期，第3页。 (16)镜：《急应改弦易辙的对日政策》，载《陕西旅沪学会季刊》1935年第2期，第4页。 (17)镜：《阿比西尼亚给我们的教训》，第3页。与“镜”类似，张仲寔也认为地理与天时都“不利于意国的军队”。参见张仲寔：《阿比西尼亚问题的展望》，载《通俗文化》1935年第3期，第4页。 (18)齐：《意阿冲突》，载《正论旬刊》1935年第13期，第4页。 (19)《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69、171页。 (20)萧石君：《国际联盟之意义与吾人之希望》，载《民铎杂志》1919年第6期，第27页。 (21)胡适：《国联的抬头》，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70期，第2页。 (22)胡适的“国联抬头论”实际上是他个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互纠葛的一种表现。关于胡适在两种主义之间纠葛的论述，可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第85～109页。 (23)国纲：《国联的末路》，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5号，第2页。 (24)梁鋆立：《意阿纠纷与国联制裁》，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9号，第43页。 (25)梁鋆立：《国联制裁实施之后》，载《外交评论》1935年第4期，第3页。 (26)梁鋆立：《国联制裁实施之后》，第4～7页。 (27)梁鋆立：《国联对意制裁的展望》，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3号，第26～28页。 (28)胡适：《再记国联的抬头》，载《独立评论》1935年第172期，第4～6页。 (29)《意阿问题座谈会》，载《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136页。 (30)傅孟真：《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40期，第3页。 (31)邵德润：《国联对意制裁与中国》，载《时事月报》1935年第13卷第5期，第342页。 (32)黄国基：《意阿战争与世界》，载《一中校刊(南昌)》1935年第1期，第5页。 (33)允恭：《意阿开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21号，第4页。 (34)黄国基：《意阿战争与世界》，载《一中校刊(南昌)》1935年第1期，第6页。 (35)汪辑熙：《国联制裁问题》附录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9～251页。 (36)《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5184号》(1935年12月10日)，载黄胜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第358～361页。 (37)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意制裁决策有一个考虑的过程。而且，一些禁令的实施办法也“须由政府临时决定”。这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像一般议论所说坚定地执行紧随国联的外交政策。参见黄胜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360、362页。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过程，因本文篇幅所限，当俟另文探讨。 (38)韬奋：《中国对意实行制裁》，《韬奋全集》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1～302页。 (39)邹鲁：《意阿战争与国人应要自救》，载《澄庐文集》续编二，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6年，第141～142页。 (40)耐人寻味的是，邹鲁后来写回忆录时说，他自1935年夏以后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有明显的转变，“以为非特不能再说推翻的话，而且应该极力拥护他”。参见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第360页。不过，邹鲁在叙述与行为上的前后矛盾，不一定就是回忆录中常有的后见代入，从他在1935年以后对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的斡旋上就可以看出他对蒋的态度确有变化。至于他在此处对南京政府的批评，一方面既体现了政治人物的公开讲话与其实际的政治行动有着一定差距，也说明邹鲁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罗敏研究员提示，谨致谢忱)。 (41)褚汇宗：《意大利侵阿战争与中国经济》，载《钱业月报》1935年第15卷第11号，第1页。 (42)王世杰：《王世杰日记选(1938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2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1～152页。 (43)有人还特意制定了中日意阿之间的常规作战数据进行比较，以论证中国同日本作战的可行性。参见伯兹：《中日意阿战斗力的比较》，载《大众生活》1935年第5期，第119页。这份数据比较还曾一度成为中共进行反蒋宣传的一项内容，参见中国工农红军闽浙政治部：《中国无力抗日吗？——中日意阿战斗力比较》，载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44)韬奋：《我国可跟英国承认意并阿吗？》，载《新语周刊》1938年第4期，第62页。 (45)宗真：《反对“和平”空气反对意并阿》，载《妇女》1938年第2期，第5页。 (46)胡适：《国联还可以抬头》，载《独立评论》1936年第202期，第3、5页。 (47)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傅斯年甚至认为，“也许国联的转运靠这次极度的失败，国联的复兴靠这次的沉沦”。引文参见傅斯年：《国联之沦落和复兴》，载《独立评论》1936年第200期，第5页。 (48)罗隆基：《“国联还可以抬头”？》，载《独立评论》1936年第204期，第18～19页。胡适在罗隆基的文章编辑后记中说：“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的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这一编辑按语说明，胡适可能已经部分认同了罗隆基文中的观点，而他所谓的“乐观的观察”或许潜在有国难之际振奋国人精神的意思。 (49)这一点在中日两国正式爆发战争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秘书童蒙圣便据此指出，“国人对于当前的国际环境应该要有审慎的认识”。童蒙圣：《对于国联处理意阿问题应有的认识》，载《民意周刊》1938年第22期，第9页。标签：阿比西尼亚论文; 政治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意大利战争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论语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胡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