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裕[1]2016年在《社会空间网络分析视角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逻辑框架、治理机制和管控策略》文中提出纵观人类文明史,农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活动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的最主要方式。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时期,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正从根本上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实现着重塑。然而城市化并不简单是提升城市人口比重和国有土地比例的扩展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制衡机制中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自主选择以及劳动力的自由迁徒。由于未能深刻认识到城市化体系构建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耦合机理,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要求下,存在着东部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发展普遍面临着“城市建设用地短缺”,而中西部地区“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方式粗放浪费”的矛盾困境,如何提高土地供应的效率和质量,降低土地供需成本成为核心问题。由于当前的土地利用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利用的“非均匀混合污染特性”和“区域土地资源的时空间禀赋差异”,一方面,在城市建设用地侧造成地方政府“公地悲剧”式多占多用建设用地指标依赖土地财政的“竞次式”发展;另一方面,土地与户籍的二元管理体制在城市化中创造了大量的两栖人口,农村土地确权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土地禀赋效应限制了农地的流转规模,从而在农村集体土地侧,造成大量农村土地的闲置浪费,形成“反公地悲剧”。本文的最终目标旨在解决当前我国建设用地利用中的这种“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困境。通过土地资源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土地供需和管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后期管护的外部性成本。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在理论研究上,本文从逻辑框架、治理机制选择和可能的管控路径叁个维度开展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的研究;在实证研究上,宏观上采用1999年-2014年全国层面的空间面板数据,以“核心-边缘”理论构建土地利用的叁次函数模型,分别进行了混合面板回归、16期的截面数据回归和面板数据的FGLS回归,并模拟了地理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边际分析过程;在中微管层面,以浙江省1999年-2007年开展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为研究案例,构建浙江省城市簇群的空间竞争与合作模型,以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识别城市个体的角色、地位和相互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最后根据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选取了 4个国家的多样化指标体系进行制度分析,在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下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用地管控模式和路径选择。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梳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边际分析和治理结构选择的逻辑思路和理论假说,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发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经历了嵌套-脱藕-融合的演变历程,以经济-社会融合的视角分析了市场制、科层制和网络制治理结构的异同属性,在全面分析土地资源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利用的特殊性基础上,确立网络制为本文治理结构,并将社会关系嵌入到土地资源的配置中,确立了由追求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向控制治理的过程效率过渡的逻辑基础。(2)以交易最低信用问题的提出为切入点,分析了网络制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并给予了数学上的逻辑证明,无重复一次静态博弈方法揭示了网络制的发生机制、约束合作和信任回报机制的原理,并以“围栏陷阱”案例介绍了自组织网络机制的作用,嵌入社会关系的诊断社会-生态分析(SESs)框架揭示了治理结构选择的机理。针对土地利用规划中“不易算”、“不易分”和“不易控”难题,在此基础上以非线性的复杂思维提出以“基础配置+奖励配置+竞争配置”的增量建设用地管控模式,并主张由追求不切实际的建设用地配置的边际效率向过程控制、结构控制和效率实现目标的过渡,实现这叁个目标也就达到了总量控制的目的。数理分析和案例分析论证了在本文提出的新的分配框架中区域间的指标交易的确可以增进建设用地利用效率。(3)以构建“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的效率函数为出发点,通过空间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FGLS)和边际模拟(GLS)证实了区位因素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符合核心-边缘模型,研究发现地理距离与建成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形规律,并存在一条北起吉林松原(15.38,1065)和吉林市(15.16,1050),中间经过河南叁门峡(14.9,1032)湖北荆门(15.41,1067)和随州(15.22,1054)以及湖南张家界(17.01,1177),西至广西百色(15.63,1082)的类似人口密度的“胡焕庸线”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边界曲线,最优效率的建设用地利用区域在距离叁大港口 350公里至400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公里以后土地利用的负面效果将越来越大,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叁大最优土地利用效率圈的边界城市大概是天津港到河北张家口(4.79,331.85)和山东淄博(5.24,363.02);上海港到浙江丽水(5.28,365.8)、台州(4.92,340.86)和安徽芜湖,5.45,376.9),香港到广东阳江(5.44,376.8)和揭阳(5.6,386)的范围。另外,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人口承载最大上限量为2.39万人/平方公里;通过对1999-2014年16条曲线的拟合发现:有效距离内的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动一倍,可以带来平均意义上1.2亿元的GDP收益;而在边际意义上,在距离叁大港口最优效率圈范围内的大城市,则可以带来每平方公里5650万元的土地利用效益增加值。(4)为了论证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机制配置稀缺社会资源,本文构建了社会网络空间竞合模型,发现浙江省1999年-2007年城市簇群空间的中介度(结构洞)变化曲线与折抵指标资源流向的曲线拟合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76.44%。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存在四组城市网络合作族群,分别是杭州、湖州、嘉兴和绍兴组合,宁波和舟山、台州组合,温州和丽水组合,金华和冲州组合。并通过宁波和绍兴的土地指标交易案例说明了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分析和地位分析可以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辨识潜在的交易分区和交易组合提供技术支持。(5)在奥斯特罗姆SES框架下通过对美国的土地发展权模式(TDR)、荷兰的分区模式(Zonal)、德国的无差异交易(UTP)、按比率交易(RTP)和分区模式(Zoning)以及中国的CAC模式比较,发现当前适合中国的指标控制模式是“Zonal+Pollution Offset+Big CAT”,大致类似于“总量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大区域的浙江折抵指标模式”,而区别在于前者CAT的交易范围更大,污染补偿模式可以不设置初始配额。传统的CAC体系有利于总量控制和保持低交易费用,缺点在于无法处理信息不对称和土地利用的时空间属性差异,事后交易成本巨大,而分区的办法既照顾了不同区域的时空间专属性,也有利于控制每个分区的总量;污染补偿模式则类似于现行的城乡增减挂钩模式,优点是不涉及到初始指标的配置,并且交易只在区域内进行,在当前的“市管县”体制下有利于近郊县的建设用地指标供应;更大范围的CAT最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大城市,这种机制的难点在于转换比率的设置需要较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如何科学划分市场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市场热点或市场淡静。
彭文兵[2]2001年在《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运用》文中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名义下,主动引入科学精神、引入自然科学分析工具,并且表现为经济学依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追求一个精确的科学标准与范式。因此它在进行理性逻辑演绎时,以理性经济人假定和自由市场制度假定为根基,构建了一个似乎睥睨天下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帝国,假设非经济理性、社会结构、制度、不确定因素等统统放进“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筐中。然而,以其表述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推导上的逻辑性,这也使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围日益缩小,以致许多经济的基本问题在这一逻辑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说明,并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也缺乏科学合理的解释,甚至于不可能有效地提出问题。从多维角度看,由于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变动性,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对它做出全面而完美的解释。这就向其它学科提出了参与到对经济生活分析活动中的任务。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学,重视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社会因素与经济的互嵌作用,研究西方经济学在进行理性逻辑演绎时从经济运行中剥离出的“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理性选择假设,从而使经济研究扩大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经济社会学正是由此而生。作为一门
姚伟[3]2006年在《关系网络、制度结构与经济绩效》文中研究说明自1970年代以来,企业集群日益盛行。与在自由交换市场、现代福特制大企业中不同,典型的企业集群中的经济行动形成的是一种独特的关系网络结构。企业集群因此是人们常说的网络化的企业与网络化的市场相结合的中间经济、网络经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企业集群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微观、宏观的经济经济、社会影响。多数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科斯、诺斯等人,主要是以现代自由交换市场、现代多部门的福特制大企业为分析对象。在他们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中参与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分散化的、非重复的和开放性的经济交换关系网络,现代福特制大企业也是一种垂直的、正式化的关系网络。他们以这样一种认知为基础,认为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中,有限理性的经济行动者,是一种机会主义者,一有机会就可能在经济交换和生产活动中采取种种搭便车行为,使经济行动存在交易成本和行政监督成本(在德姆塞茨等人那里,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交易与行政监督成本);为了减少这些成本、增加对经济行动者的激励与约束,就必须明晰产权;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市场交换就会内部化,出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组织监督成本又制约了企业扩展的边界,使市场与企业之间动态替代和平行并列,因此经济行动在宏观上主要受这种二分制度框架的影响。还有,科斯等人认识到经济行动所处的微观制度结构对其交易或组织监督成本有影响,但主要分析的是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system)在交换领域中、企业规则与社会制度在企业生产领域中的分别结合,而没有分析市场制度、企业规则与社会资本等制度的同时结合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此外,他们还认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只是一种补充性、非基础性制度要素。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企业间协调概念,以及网络、市场、企业并列,彼此之间动态替代的叁分框架,但他们的基本假设、对于经济行动的制度分析的工具理性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现代市场与现代企业的看法,及其经
林竞君[4]2005年在《网络、嵌入性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文中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产业集群问题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由各自的学科范式出发,对集群的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观点出发,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新的跨学科解释。 “嵌入”是本文研究的首要概念工具。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嵌入可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是指行动者总是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之中,并深受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后者是指在更宏大层面上,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结构之中,并受其影响、塑造。在本文的阐述中,这两种嵌入类型是贯穿全文的分析主线。 本文的第一、二章,主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相对系统地介绍了“产业集群”这一问题的研究渊源,并对国内外集群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任务、思路及方法运用;二是对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详细介绍了这一学科的叁大理论主张及核心概念体系。 第叁章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进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从分工的外部性及自我增强机制来解释集群的形成问题,与之不同,本文认为,产业集群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分工、协作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下,通过区域共同体成员间网络互动得以建构的,是嵌入于区域特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结构性嵌入)和网络成员信任网络(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区域特定的分工传统、信任水平、企业家精神是集群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它们影响着区域成员的心智模式、知识能力与行动选择,进而影响到本区域分工的演进与交易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信任、网络是规范集群内部交易行为,促进分工规模持续扩张的有效治理机制。信任的扩展是集群分工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网络以它特有的信息、规范功能有效保证了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四章主要探讨集群的发展、创新问题。由创新的本质出发,我们认为,集群实质上也是某种知识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综合体,集群的创新效率取决于企业知识的获取、整合能力以及企业间的知识扩散程度。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集群的创新活动是一种集体性学习的动态累积过程,是嵌入于本区域的合作文化、创新情境(结构性嵌入)以及网络成员的知识交流、共享网络互动(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集群本地的创新氛围、合作水平是激发本集群企业创新行动、提高区域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效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鉴于当代创新的复杂性与
李正彪[5]2005年在《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对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则是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在国外受到极大的重视,成为企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这是因为企业本身就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主体——出资者、经营者、员工、消费者、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分销商、特殊利益集团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围绕着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交织而成的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虽然新经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对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经济学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内容、变迁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却还是个崭新的课题。 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导论,在对本文选题的意义阐释的基础上,界定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和类型,对本文的研究方法、结构、创新点作了交代。第二大部分(第一章)是对相关理论的评述。第叁大部分为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章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信任;第叁章研究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经济功能。第四大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章。第四章动态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第五、六章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第七章研究企业间的关系网络;第八章研究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网络。第五大部分是第九章。作为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结论,探讨了如何构建企业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网络理论等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本文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社会资本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进行
孟召宜[6]2009年在《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运用演化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文献整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江苏为实证案例,以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综合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基于协同演化视角,从内在心智、人际网络、非正式制度叁个层面,从企业与集群、县域、区域叁个尺度,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揭示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机理、过程、效应与表现。研究内容凡8章:第1章主要是明晰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以及研究的思路、内容、方法和主要概念。第2章是文献述评。综观国内外研究,国外文化与经济研究主要从文化内容视角和文化尺度层次两方面展开实证探讨,从经济行为的主观解释、经济行为的规范约束以及信任、社会资本与网络等叁方面展开理论论争,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细致的阐释是其重要研究方法;国内主要从区域空间角度、文化主体角度、文化内容角度展开实证研究,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秩序的形成与扩展、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文化力、文化资本以及发展模式等角度展开机制探讨。现状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理论视角静态性、理论建构不够系统性、研究过程不够严谨等问题。第3章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在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与演化经济学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文化协同演化研究需要基于演化经济学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方式。进而,借助“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通过多重嵌入,表达和实现文化的立体影响;通过文化经济相互嵌入,表达和实现文化经济协同演化;通过内外同步嵌入,兼顾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内生的文化力量与外在的条件环境。通过整合上述叁个维度,形成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综合分析框架。进而,通过文化经济协调发展度定量测度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状态与过程,通过区域发展模式实现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具象与整合,最终形成由协同演化机理-协同演化过程-协同演化形式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是基于企业和集群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首先,在明晰研究方法和研究区概况以及官湖文化、经济发展历程与特征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传统文化基因使得官湖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具有内生性,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是官湖企业家解决资金、用地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板材企业组织管理也受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板材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家价值观不断拓展,企业家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家能动进行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重构。同时,企业组织管理也在不断创新。区域文化与板材企业的互动形成企业层面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在产业集群层面,官湖企业家精神扩散和变迁过程、集群内板材企业的增生裂变和技术学习方式、板材集群治理无不依赖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网络、无不渗透着浓浓的乡情。同时,随着板材集群的发展壮大,集群经济也能动促进官湖区域文化创新。区域文化与集群经济的互动形成集群层面的文化经济协同演化。最后,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审视官湖社会变迁,发现官湖文化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循序提高;发展阶段提升较快,演化进程迅速;文化经济互动明显,文化经济耦合力迅速形成。官湖模式的活力在于官湖文化经济的高效、快速协同演化格局的形成与深化。第5章是县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县域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小区。问卷调查表明,江苏县域新型文化发育水平偏低,同质性较强,文化类型分布随机,在沿海、沿江、沿东陇海分别以盐城、昆山、宿迁为中心形成叁个高值区,具有市区高县乡低的城乡二元特征。文化与经济相关分析表明,整体上文化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均未表现出相关性。按人均GDP分组相关分析,高值组表现出负相关,低值组表现出低度正相关。江苏县市信任空间格局具有类型数量分布中间高两头低,高分值类型主要分布在苏中、苏北地区,各种类型相间分布,南通、盐城及周边区域形成高值区等特征。关系网络资本形成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相关分析表明,信任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无相关性,而关系网络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表现出弱负相关。文化观念替代指标和社会资本替代指标相关分析表明,价值观念、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均有人幅度提升。最后,在定性和定量分析丰县模式、昆山模式的基础上,从文化经济协同演化视角比较了丰县模式与昆山模式。第6章是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在明晰区域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基础上,首先把江苏分为楚汉文化区、吴文化区、江淮文化区叁大文化区和徐州文化亚区、赣榆文化亚区、苏州文化亚区、常州文化亚区、金陵文化亚区、淮扬文化亚区、海盐文化亚区七个亚区。进而,运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文化区、文化亚区之间经济差异的格局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总体经济差异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但未超出警戒线;②从文化区二层次看,区间贡献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内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区间贡献逐渐成为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③文化区内贡献依次为江淮文化区、吴文化区、楚汉文化区;④从文化亚区层次看,文化亚区区内差异是文化区内差异的主要贡献者;⑤从过程上看,一阶分解、二阶分解波动变化具有阶段上的一致性。文化区、文化亚区间经济差异的形成与江苏文化传统南北迥异有关。从叁大文化区层面看,吴文化地区,以开放和实用为精神内核的吴文化,能动孕育、选择和创新“苏南模式”,形成苏南经济率先发展的能动力量和文化底蕴。苏北文化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主,具有封闭性、保守性,滞重的传统文化使苏北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第7章是促进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对策措施。从微观层面看,动员地方资源、激发和保持企业家精神等是促进企业和集群发展的文化对策。从中观、宏观层面看,强化文化规划、重视文化载体建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注重文化传承创新、重视文化交流融合、强化正式制度建设、形成良性路径依赖为促进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措施。第8章是结论与创新。主要结论为:①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研究文化与经济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②文化以“文化场”的形式立体影响经济增长;③“资本”的相互转换与循环互动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微观基础与实质所在;④文化经济协调发展度及其动态变化体现了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状态与过程;⑤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结果;⑥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类型多样。主要创新为:①初步提出基于协同演化的文化与经济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②提出并初步构建了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③从多个层面深度探讨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的机理及过程特征;④深化了文化差异的定量测度和空间表现方法。
梁思琪[7]2015年在《异化的社会资本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腐败及其防控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再次面临社会经济的重大转型,改革的重心也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领域转移。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面临着因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多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需求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高成本现状之间的不适应所产生的困境。政府职能的转变迫在眉睫。一些基层政府开始尝试将市场操作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国务院的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以及2015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几个重头文件,都对发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做出了重要批示。而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方法和机制,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会制约实践的发展,因此必须跟进相关研究。其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合谋腐败的现状、表现特征、成因分析及其防控机制,就构成了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本文梳理了以往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诱致腐败的影响因素及相关预防和治理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比较以往研究方法的适应性及优劣势基础上,指出社会学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据此,进而提出本文的“特殊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式的社会结构-政企间腐败”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后以发生于H市中的Z案例为实证案例,验证本文的理论猜想,即异化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互联交易资本,是企业政治行为的动机和根本因素,并最终导致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腐败交易的形成,引发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在本文的研究论述中,政府和企业都是具有理性思维、具有合法性地位的行动者。政府从公共服务的垄断提供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委托人;企业从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接受政府委托成为公共服务的代理供应商,转变为代理人。政府是人民的使者,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集成者;企业却是全利益的追逐者。企业具有向一切利益领域渗透和入侵的可能。特殊信任的存在,为企业的逐利动机撕开了公共部门的防御线;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其中的“桥梁”,缩短了政府与企业的距离,为两者之间的主观选择和隐形关联交易等行动策略提供便利;嵌入式的社会结构更加成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上手腐败行迹的最好掩护。而通过上述一连串系统化的运行,政府与企业才能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演绎出依赖、关联交易在先、公平竞争在后的行动策略。本文的重点在于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腐败,推断并论证异化的社会资本是公共服务合同外外包腐败的内在影响因素而非其他,指出双方合作关系的达成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利益的策略性建构而非基于规则的制度化建构的成果。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只引进市场化操作机制的“形”,而并没有真正学习到公共服务市场化操作的“神韵”,没有建立平等的、带有市场化竞争特性的合作关系,因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表现出脆弱和易腐蚀性。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腐败的成果不知凡几,将社会学理论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大多表意含蓄。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在于通过社会学视角分析企业的政治行为,是以造成了研究上的局限。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直接明确的通过社会资本理论深入地分析其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之间的关系,这是本文最显着的创新之处,也是将本文与一众研究成果进行区分的内容。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着眼于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嵌入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具象为信任、熟悉度、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结构等概念,探析各个概念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之间的关联性。同时,提出一个由社会资本和异化共同衍生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本文称之为“异化的社会资本”,特殊信任、狭隘的社会网络关系就是异化的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内容。以社会资本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是对分析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企间腐败的一种方法创新。同时,腐败运行运行机理,并通过案例对其进行验证分析,也是为创新的研究方法赋予实际价值的过程。第叁,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提出将腐败治理和反腐败研究落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领域之中,故,本次研究的重点在于找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行为的内在影响因素。过往文献中以“腐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主体间关系”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虽有,但较为分散,不成系统。而本文提出异化的社会资本对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腐败的影响是致命的,是系统的,是具体且明确的。这种研究内容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系统组合并创新的结果。这一部分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核心,并将本文与腐败研究领域中的其他既有文献进行区分。纵观全文,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腐败的研究因为研究样本的限制及实证考察上的困难而颇受阻力。案例实证中所涉及的案例卷宗也很难查找和索要。幸而最终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和材料组合成果具有较高的验证信度,颇解前期的些许无奈。虽然不能如愿做成变量实证,但,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中所存在的局限之处也将在后续学术研究中努力逐一克服,以期获得更具价值的成果。
孙涛[8]2009年在《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交易组织制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项考察经济和社会问题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和制度已有大量的研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更是将关于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基本方法论、研究主线和逻辑方法等理论构件上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对于交易组织和制度的已有分析,经济学绝大多数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企业和市场,而只有较少的研究涉及家庭或家族,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交往和网络的角度去研究家庭,侧重于将其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社会功能。但是,家庭或家族作为精神情感交流的场所,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地区一直都具有经济交易的组织功能,而且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情况下,家庭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本文力图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基本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比较及综合,尝试构建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交易组织制度分析,在对交易组织制度的研究上,将家庭、企业以及市场等作为交易组织形态和规制制度纳入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分析框架中去。理论综合是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尝试建构一种能够在理论上阐述经济与社会关系,又能对经验事实有比较好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要进行这样的尝试,首先要寻求一些基本分析概念,它们反映经济社会关系,并且包含微观行动因素和宏观结构因素,这些基本概念能使宏微观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综合的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所以,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是:从已有理论和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从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得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构件;然后,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和综合,建立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对决定交易组织制度建立以及交易组织内部结构的产生、变化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初步建构起一种综合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即交易组织制度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建构整合性的方法论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从考虑微观层面个人行为假定的中间层次分析出发,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文化信念因素等非正规制度的影响下社会交易方式和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以及既有社会交易结构和交易方式的占优——被占优关系对文化信念演化的影响。另外,也将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不同文化信念影响下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和经济交易制度变迁,分析文化因素对不同社会交易结构形成和变迁的影响,以及交易机制的结构性变化对文化信念的反作用。本文比较和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论述社会交易结构的决定和变迁,文化信念和社会交易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共同演化。对于规范分析,具体而言,在考虑个体选择的交易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化信念等非正规制度对社会交易结构影响的一般分析框架,重新理解和审视家庭、企业、市场等具体交易方式的功能和范围决定因素。对于历史分析,具体而言,立足于经济史,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不同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变迁过程中考察文化因素对不同社会交易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以及交易机制的变化对文化信念的反作用。关注“自我实施”、“第二方实施”和“第叁方实施”契约各自运行机制以及相互影响;并不简单将交易制度作为非外生变量,而是着重研究交易制度生成与进化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制度差异性的原因;将研究的视野不断地从市场交易制度拓展到包括非市场交易制度在内的交易制度结构,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尤其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言部分,第二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评述,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考察,评析了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及制度的研究及发展线索。第叁章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评述,对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理论构建进行介绍和评析。第四章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这一部分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功能等方面系统地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它们的核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进行比较以及整合。对已有理论研究进行比较和评述,探讨理论构件和体系的差异以及沟通融合的问题,以期为建立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研究框架做好理论基础准备;第五章是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初步构建,界定了其分析对象,基本前提假设,研究方法论以及分析的具体层次,并且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融合的学理基础以及学科融合的科学哲学意义;第六章界定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主要性质,对家庭、企业以及市场等代表性的交易组织和制度进行较为具体的研究,建立了引入违约风险的风险分担理论模型;第七章集中研究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性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构建,并以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养老方式安排以及社会养老结构的研究为例;第八章为研究展望,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本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第九章是本文的结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是社会科学领域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文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范畴内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概念作了分析,然后重点比较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的研究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构件上的异同。通过比较和综合,本项研究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之间的理论对立并没有两个领域某些学者所设定的那样严苛,而且,本文力图在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分析中构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特质的整合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在历史和社会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更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问题的实质。(2)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及方法的综合,本文给出了两个研究范式融合的学理基础——理论基点和价值共识(理论综合的容易程度即“成本”)以及理论的互补性(理论综合的解释力即“收益”)。并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这两个研究体系的融合所带来的“知识增长”,这种融合所带来的范式转变符合库恩的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因此,也就不存在交流失灵(不可通约)的必然性和范式替代的完全性,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争论的结局通常是接受新的理论但却不完全毁坏和抛弃旧的,综合的分析范式成为可能。(3)企业、家庭和市场等交易组织和制度形式,根据它们在经济社会中的所发挥的职能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可以从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联结成本(transacting connection cost))、交易风险分担(risk sharing,主要针对客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违约风险和契约规制特点等界区。从这些方面的定义一方面可以提炼出了交易的核心性质,另一方面契合了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框架。(4)家庭、企业、市场等交易组织和制度安排,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可以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和正式制度的双重规制下,基于交易成本和特定文化传统影响下个体偏好的分析这一本文定义的交易组织制度分析方法来进行统一研究。交易成本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个体偏好共同决定了人们对交易组织制度的选择,在初级交易(指基本的、保障性的、满足马斯洛意义上低层次需要的交易需求)中应该由交易成本主导交易组织制度的选择,而在次级交易(指非基本的、非保障性的、满足马斯洛高层次需要的交易需求)中可以充分兼顾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影响下的个体偏好。基于交易成本的初级交易组织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影响次级交易包容个体偏好的程度,即初级交易的制度安排越节约交易成本,个体在次级交易中越有能力选择包含较多个体主观偏好的组织制度形式,这种情形下次级交易的效率甚至会比初级交易还要高。本项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1)从考虑微观层面个人选择的嵌入性及社会网络分析出发,考察社会交易结构和经济效率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相关问题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研究。构建了对有关问题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框架。(2)对于交易方式的有关具体问题,例如基于家庭的互惠交易的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往往分别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尝试建立一个跨社会学科的整合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社会交易结构的决定和变迁。(3)将家庭、企业、市场等具体的交易方式(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考察的对象)置入文化信念等非正规制度和社会交易制度关系的研究中,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和理解有关的经济社会现象。(4)总结和提炼出“理论基点和价值共识”及“理论互补性”分别作为理论综合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融合的意义。本文的不足:本文的写作和论证是基于作者所梳理和总结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及制度的研究,对文献的整理和把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逻辑分析结构并不一定严谨,分析的结构安排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本文涉及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在理论逻辑上继续完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交易、交易组织形成和变迁更为一般理论数理分析的框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有约束的个人效用函数或偏好结构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的交易序对基本数理分析,并将其拓展到群体和社会一般分析;进一步从文献梳理和总结出经济社会学以及新经济社会学两个路向的学术研究传统——社会学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并且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取向的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考虑制度约束的经济学)的内在契合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对于企业理论、家庭经济学、市场理论等理论,用新的综合的交易组织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其中诸如关系专用性投资,套牢问题,经济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市场交易机制的属性,企业理论中的有关内容,金融保险安排,家庭的功能等具体问题,在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严谨的理论体系,并加入适当的案例分析。
周卫嘉[9]2010年在《网络关系、保障性住房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住房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与此同时,较高的住房价格由于越来越背离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而备受学界和民众的关注。本文通过对C市和T市的个案分析,力图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基于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去探讨我国住房市场中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住房市场中住房的生产和需求是如何生成又是如何实现市场交换的,住房价格如何受到网络关系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双重影响的。文章提出叁个观点:一是网络关系控制了每一个时段内的住房供给量小于需求量从而使得无论市场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情况如何,以网络关系为基础的住房生产和销售模式使得住房的市场价格保持上升;二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增加了住房的总供给量,分化了各个层次的住房需求,“二套房”政策的推出引导银行贷款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从而有助于降低房价;叁是指出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很多,其中以网络关系和保障性住房政策两个变量最为关键,对于住房市场的反思和重构以及平抑住房价格应该从以上两个变量对于住房价格的影响作用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
刘思亚[10]2016年在《关系嵌入性、养老保险与农户消费》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消费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消费文化学、消费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消费研究的视角不断得到拓展,消费的研究内容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我国农村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一个特殊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相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险等各种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严重缺失,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对消费产生抑制。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过程中,主要从农村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切入,而忽略了中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依赖的非正式制度。毋庸置疑,嵌入了互惠、互助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借助社会关系网络,农户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农户消费。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引入关系嵌入性的农村非正式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的正式保障制度安排,研究农户的消费问题。本研究在嵌入性理论、消费经济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将关系嵌入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农户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架构,将关系嵌入性视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障制度安排,并纳入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考察了这两种制度安排对农户消费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探求关系嵌入性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并提出本文相关命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位数回归、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多元化等多个角度实证检验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农户消费呈现出总量提高结构优化的趋势,但不同区域之间农户消费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亟待提高、消费结构也尚待进一步优化。首先,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的消费水平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恩格尔系数在逐渐降低。同时,农户的消费倾向变化总体上显示为下降的态势,但是消费波动较为频繁。其次,农户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其消费支出比重也在不断攀升,表明农户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最后,虽然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相对消费差距逐渐缩小,但就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而言依然差距明显,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农户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比重明显更高,消费结构更优。第二,关系嵌入性作为非正式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障这种正式保障制度通过弱化不确定性预期来影响农户消费,且两者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理论研究表明,缴纳养老保险费降低了农户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农户整体的消费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越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也会越高。同时,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财富比例下降,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增加时,农户的消费水平会提高更多。此外,在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越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会提高,但整体拘于低位;随着养老保险参与及缴费档次的提高,关系嵌入性会助推农户消费进入一个更高的区间,不过提升幅度在逐渐下降。第叁,关系嵌入性对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总体上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养老保险则相反。对于低消费、低收入群体,关系嵌入性作为非正式保障制度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首先,相较于高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对低消费水平农户的边际效用会更大。而参与养老保险仅对低消费水平农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对高消费水平农户无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低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会显着弱化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对高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其次,关系嵌入性对农户水平影响的显着性不受收入水平的干扰。而参与养老保险仅对低收入农户具有显着的消极影响,对高收入农户无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低收入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会显着弱化参与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最后,养老保险收支净额越大,农户消费水平越高,而这种正向关系也会被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弱化。第四,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都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农户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改善农户的消费结构,但对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户影响程度各异。与此同时,关系嵌入性弱化了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首先,关系嵌入性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及其比例具有显着的“促增效应”。养老保险参与也会显着降低农户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而增加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比重,改善农户消费结构。关系嵌入性弱化了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意味着,农户对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的依赖会弱化其对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的依赖。此外,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会由于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以及分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第五,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都会显着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的多元化,提高农户消费的合理性。相对于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制度对农户消费结构带来的改善作用更大。首先,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都会降低农户消费集中度,促进农户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关系嵌入性会弱化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集中度的消极影响。其次,相对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结构带来的改善作用更大。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多元化的贡献率达到7.33%,而关系嵌入性的贡献率仅为0.23%。最后,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多元化的影响会由于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以及分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随着养老保险逐步完善,关系嵌入性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其对消费多元化促进效应也会逐渐减弱。研究可能的创新第一,将关系嵌入性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对转型经济体中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视角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解开“中国农村低消费率之谜”。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户消费具有复杂影响。由于养老保险等农村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较为薄弱,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村居民消费的过程中,大多关注正式保障制度而撇开了中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依赖的非正式制度。事实上,长期以来农村的保障制度更多依赖于家庭和社会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供给。毋庸置疑,嵌入了互惠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的消费脱离了两种制度的结合,就难以诠释和分析“中国农村低消费率之谜”。为此,本文融合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的综合视角,在规范的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范式内对探讨影响农村消费影响因素,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结论和政策的创新。第二,本研究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多元化等多个层面探讨农户消费变化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农户消费研究的内涵体系。中国农户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着总体消费提振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消费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水平偏低,而且暴露出结构不合理和持续动力疲弱等诸多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并不拘泥于探讨农户消费水平的单一维度,而是从农户消费水平、农户消费结构和农户消费多元化等多个层面展开分析,全面揭示了欠发达区农户消费情况,从而丰富了农户消费研究的内涵体系。第叁,探索了正式保障制度和非正式保障制度对不同群体农户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揭示了农户消费行为的人口学特征。对于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群体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不确定性缓解功能存在差异,而且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及预期也有所不同。为揭示农户消费行为形成的人口学特征,本研究将样本按照年龄、收入进行分组讨论,并区分不同消费水平进行分位点回归,从而探索了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和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对不同群体农户消费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
[1]. 社会空间网络分析视角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逻辑框架、治理机制和管控策略[D]. 曹裕.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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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经济协同演化研究[D]. 孟召宜. 河南大学. 2009
[7]. 异化的社会资本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腐败及其防控机制研究[D]. 梁思琪. 浙江财经大学. 2015
[8].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交易组织制度分析[D]. 孙涛. 山东大学. 2009
[9]. 网络关系、保障性住房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D]. 周卫嘉. 吉林大学. 2010
[10]. 关系嵌入性、养老保险与农户消费[D]. 刘思亚. 西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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