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中国战略利益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迅速崛起。应该说，这得益于邓小平以思想家的深刻、战略家的敏锐、政治家的英明果断，放眼世界风云，既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又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战略利益。——邓小平在国际战略的宏大视野中，以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形成了“中国战略利益论”。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战略利益神圣不可侵犯
邓小平在宏大的全球眼光和国际主义胸怀中，以赤诚的爱国主义深情，坚决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在谋求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追求、实现和捍卫中国的战略利益上。
邓小平明确强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中，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特别是和一些大国的关系上，中国的战略原则是：胸襟开阔，消除历史的恩怨；尊重现实，尊重对方，不分大小强弱，和平共处；不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1](p.330)。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既维护世界和平，又捍卫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捍卫中国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报刊和人士认为，中国很穷很弱，装备落后，在国际舞台上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重视的。针对这种“时论”，邓小平高屋建瓴，在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上，明确指出，从全面正确的国际战略来看，中国虽然还不富强，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般人看不到这一点，不大要紧；但是，政治家如果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就会犯致命的错误，“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2](p.376)。他以宏观的全球眼光，回顾中国的历史，公正客观地分析我们的长短：“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2](p.376)他从正确的国际战略出发，看世界，论中国；总结历史，指点现实；不卑不亢，既承认我们落后，又毫不示弱绝不妥协。以清醒的民族主体意识，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捍卫中国战略利益的决心和能力。
邓小平坚决捍卫中国战略利益的思想，还突出地体现在，他以高超的胆略和智慧，为成功地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从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上，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政府坚持当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并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他们认为中国关注的焦点是香港主权回归和继续保持繁荣；因此，他们借口把香港的繁荣稳定放在首位，要求就未来的管制达成协议，认为如果这些协议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英国才会开始考虑主权问题；并且威胁说，如果英国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肯定会有大量资金外流，香港的崩溃就不可避免。基于这种判断，英国的谈判打算是，英国至少取得对一部分香港领土的主权，并且迫使中国政府承认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再让出主权，以换取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他们自认为这是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
然而，他们一走向谈判桌，就发现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痴想。谈判一开始，邓小平以坚定不移的立场，以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气魄，以中国政府对历史负责的气概，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寸土不让。他斩钉截铁，明确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1](P.12)他还提醒英国方面，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战略利益的大问题上，中国绝不让步；当然，至于1997年以后，中国以什么方式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以及1997年之前如何过渡，使香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此强又富于弹性，使英方措手不及。后来，尽管英方制造了一系列障碍，使谈判几次陷入僵局，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向中国政府交还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经过几十轮谈判，中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回归祖国，实行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随后，中国经过和葡萄牙谈判协商，解决了一系列难题，恢复了对澳门地区行使主权。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被侵略的屈辱史，走上了和平统一祖国，实现和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新阶段。
二、战略目标：富民强国
落后就要挨打。在当今世界上，要从根本上，从长远上，改变贫穷落后局面，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国战略利益，就必须加快经济建设。由此出发，邓小平一贯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扭住不放”，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建设年代，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以来，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不论多么艰难，都坚持不渝。20世纪80年代初，他高瞻远瞩，制订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贫困到解决温饱；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到现代化。其中的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1](p.88)。谋求人民富裕、祖国富强，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是中国战略利益之所在。
为此，邓小平坚决主张，在国内，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追求、实现和捍卫中国的战略利益。在国际形势上，他洞察世界风云，得出科学的判断：世界上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并且制约着战争力量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和世界各国发展友谊和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制约战争因素。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最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引进和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东西，放胆地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我们的发展，谋求富民、强国，坚定不移。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向国内外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坚决捍卫中国战略利益的坚强决心：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全世界范围里，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充满活力。世界上许多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都在讲，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要看中国发展得如何；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因为，世界上有50多亿人口，亚洲有30亿；中国大陆就占10多亿，如果加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潜力更加不可限量。只有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大起来，“亚洲太平洋世纪”才会成为现实。他满怀信心，欣喜地展望，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大陆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有很好的基础；还有几千万海外爱国同胞，他们希望祖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大陆同胞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1](p.358)。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把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大家共同奋斗，抓紧机遇，一心一意搞建设，把中国发展起来，共同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用不长时间，21世纪中叶前，成为经济大国，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活生生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正在富裕起来，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设好祖国。以香港为例，曾经有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中国人没有能力治理好香港。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只是老殖民主义思想的残余。确实，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来，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到现在，这一类思想和做法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其现实依据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仍以香港为例，回归之前，平稳过渡；回归之后，管理得很好，并且成功地抵御和战胜了亚洲金融危机。铁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有能力收回香港，也有能力治理好香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任人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有能力站起来，也有能力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富民、强国”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历劫不坠的夙愿，一代代先驱者生死以求的理想。邓小平从青年起，就加入了这个行列，为人民富裕、祖国强大，而英勇奋斗。不论在什么压力和挫折中，都坚韧不拔。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彻底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之后，邓小平一贯坚持：人民富裕起来，祖国强大起来，综合国力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全方位地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现代化建设，消灭贫穷，消灭落后，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使祖国一步步地富强起来，走向现代化。短短20多年中，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增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迅速增强，中国战略利益迅速增强。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理想一步步成为现实。“邓小平使中国人富起来”，老百姓以肺腑之言，形象地概括了邓小平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朽的贡献：富民、强国。
三、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和平统一祖国
针对国际上一些势力妄想分裂中国的图谋，在许多场合，邓小平代表中华民族，多次庄严地声明，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首先是个民族统一的问题，是全民族（而不是某个党派）一个半世纪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实现和维护祖国的统一，维护统一国家的利益，这是讨论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核心，是讨论一切与此有关问题的条件，是炎黄子孙共同的大前提，共同的目标。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气概庄严宣布：“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p.59)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战略利益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只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只会损害中国战略利益，后患无穷。
中国战略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坚定不移。但是，如何真正捍卫中国战略利益，还要从实际出发，要有灵活性。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在坚决维护中国战略利益的原则指导下，以高度的灵活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来解决国家内部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消除分裂，结束敌对，实现祖国的统一。并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也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
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用什么方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重大的战略任务。不仅牵动中华儿女的心，而且引起全世界关注。从战略上看，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
邓小平选择和平方式，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捍卫祖国的战略利益。他打破“左”的束缚，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强调要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才能走出僵持对抗的死胡同，找条新的路子，解决问题。他再三权衡，不能用战争手段，而只能用和平方式。而即便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也不能伤害任何一方，而是要对各方都有利，要各方都能接受，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那样，才能有利于祖国的统一、稳定和繁荣。
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邓小平明确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捍卫祖国的战略利益，就要中国、英国，加上香港居民，各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并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还会引起非和平的后果，不但不能捍卫中国战略利益，而且危害极大。如果实行“一国两制”的战略，对中国政府来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维护了中国战略利益，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居民来说，回归祖国后，现行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的原则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只派少部分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而决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这样就能够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维护香港同胞的利益。对英国，这样做，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英国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众面前得到好评；而且香港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对英国在香港的投资者，也是有利的。这种创造性的战略构想对三方有利，无一不利，是最优的选择。
以“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对各方都有利而无不利。对中国，实现了和平统一，维护了国家的战略利益。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宪法规定的高度自主权。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更有利于壮大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人民，对祖国，都有利。对美国，其利益不受损害，应该能够接受：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和平统一，对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对保卫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对台湾，回归祖国后，一切不变，除了享有香港的那些权利外，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仍然搞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经济、社会各方面都稳定。“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这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统一。需要各方面充分照顾到历史和现实，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共同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作出贡献。灵活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到互利，“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1](p.86)
中国战略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和平统一是为了捍卫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为了真正从根本上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邓小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庄严宣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不能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中国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大陆谈判，怎么办？难道中国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中国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p.87)，是为了排除一切干扰和威胁，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战略利益。
为了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战略，完成祖国统一，促进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各方面的繁荣和发展，邓小平以更大的战略远见和更大的灵活性指出，“一国两制”战略长期不变。
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需要30至50年时间。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21世纪前50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没有开放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中国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中国制定政策的基本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中国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中国不会变。如果开放政策到21世纪前50年不变，那么到了后50年，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所以，提出50年不变，也就是长期不变；50年中，不需要变；50年后，不会变。因为这更有利于人民富裕、祖国强大。
邓小平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自信心，坚定不移地捍卫祖国的战略利益，为了人民富裕、祖国强大，奋斗了一生。但是，他绝不是民族主义者。他是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宏大视野中，以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的博大胸怀，来捍卫中国战略利益的。他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19世纪末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使人民富裕起来，使祖国强大起来；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因此，中国的富强，既是中国的战略利益，也是亚洲和世界的战略利益之所在。
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气度，邓小平一再明确主张，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1](pp.328-329)倡导各国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当世界和中国还面临战争威胁之际，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的变化，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以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赤诚的爱国主义深情，在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战略利益。他的伟大业绩和不朽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铭刻在每个中国公民的心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