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坚定不移论文,中国论文,工作会议精神论文,中央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伟大祖国迎来65周年华诞之际，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民族事务做出承前启后的新部署，开启了我国民族工作继往开来的新征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提高做好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的总要求，针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不同看法，从“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八个方面，对我国“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思想方法等，进行了高瞻远瞩的系统阐释。同时，对一些模糊不清、脱离国情、张冠李戴、妄自菲薄等不正确的认识给予深刻而具体的回应。 讲话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的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是指导我国民族工作开拓创新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我国民族研究学界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必须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则。本文就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谈几点学习体会。① 一、脚踏实地，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民族多样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传承发展、各民族互动不懈铸就的国家特性。源自先秦时代“天圆地方”宇宙观中的“五方之民”，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世理念中，形成了“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昭示于中国的史籍。在这方面，我国民族史学界几代人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漫长的国家历史演进中，秦王朝奠定、汉王朝完善的“大一统”体制，成为“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追求、主动适应、自觉维护的目标。不论朝代如何更迭，无论江山易主于何族，国家统一的王朝体制始终延续，多民族结构没有改变，“五方之民共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诚如一位人类学家在研究元朝这段历史时所感悟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坚守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这种“‘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元朝即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和民族最大范围的一次统一。②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使“中国的文明一直处于兴盛时期，几乎没有间断，直至我们所处的时代”。③这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大势。 我们说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是指新中国，而且是指历史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多民族及其聚居地区的差异性，同样需要我们牢固树立维护统一而又尊重差异的理念。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只有掌握了这个“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这个基本国情，才能懂得民族工作有多重要，做好民族工作有多不容易。会议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给予“家底”的定性，就是要求从准确把握“统一”与“多样”的基本国情这一立足点去深刻认识民族工作事关全局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渗透于国家治理体系各方面事务之中，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这决定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全局性和社会性。因此，民族工作事务并不是局限于少数民族的事务，也不是局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事务，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事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阐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突出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基本立足点。正如他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学习会上所说，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④在这方面，民族研究学界大有可为。 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大家庭的观念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历史孕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培育的现代国家民族(state-nation)。193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和定义：“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⑤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是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关系。这个大家庭的历史基础，是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观念的基本立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是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的辩证统一。大家庭引领的方向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则要凝心聚力、相向而行，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认识到，多元一体大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是荣辱与共的血肉关系。大家庭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亲情呵护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家庭成员要和睦相处地交往、和衷共济地交流、和谐发展地交融，共同维护大家庭的统一、熔铸大家庭的一体。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创新发展的本土资源。 多民族及其承载的文化多样性，不是“负担”而是优势。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作为立国根本原则之一的实践，是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条件。56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成员，共享中华民族的身份，同时也享有各自的族别身份，这是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都姓中华民族，同时各有各的名字，这是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关系。认同共性要建立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之上，尊重个性有利于增强共性的认同，协调、和谐这一辩证关系的条件就是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那种企图以否定和取消族别身份的个性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英国新近承认康沃尔人(Cornish)是其国内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地位相同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不过是尊重差异的“补课”，在这方面中国有先见之明。同时，以西方“族群认同”理论和方法解构中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人为强化56个民族内部群体的个性或文化差异，并以此来质疑民族识别的缺失或人为性，不是中国民族研究学界去迎合、追随、模仿的“学术成就”。如果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在这种“精细识别”方面已经卓有成就，那么中国学界则应扬长避短在国家民族的建构和整合方面做出“中国特色”的探索。 在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跻身于世界现代民族之林唯一的代表。这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转变过程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华民族经历了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国家的民族自决、国家独立过程。近代中国百年遭受的内忧外患，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殖民、肢解和分裂。正是在这种国家危亡的困境中，中华民族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思想立足国情实现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任何纠结于完成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政治主张(如各民族的自决)、尝试性探索(联邦制)等方面的研究，都要从历史过程和现实结果去科学认识。新中国建立所昭示的中华民族自决，就是中国多元一体大家庭的民族自决，这是一个完成时。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国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时的民族—地区独立公决，诸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是基本国情、历史演进、经济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艰难曲折探索过程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继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都与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哪一种政治力量把握了中国的国情，哪一种政治力量就能够主导中国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握了国情，实现了从“工农国家”到“人民国家”的建国思想转变，做出了从“各民族自决”结成“联邦”到“建立统一国家”和“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道路抉择，确立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伟大成果。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所以，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试金石”。 新中国建立65年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国内发展曲折等重大因素的考验，用事实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有效性。在此期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环境最为严峻的考验，西方人也因此断言“所有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将步苏联的后尘”。其判断的直接证据就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来源于苏联。然而，这种判断如同更加宏大叙事的“历史的终结”一样，不过是弹冠相庆的“祝酒词”而已。因为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的种族、民族、宗教、族群(移民)冲突，广泛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此期间，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及其后续影响构成了国内稳定最为严重的挑战，国内也出现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地地道道苏联模式”的断言，“区隔论”、“取消论”、“改省说”比比皆是。但是，持有和迎合这种主张的人，是否意识到境外达赖集团的产生，恰恰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撕毁《十七条协议》的结果，而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今天达赖集团提出的“高度自治”方案，同样是以取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目标。当代境外的“东突”势力，是因为新疆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产生的吗？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根本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⑦邓小平指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搞“苏联模式”还是搞“中国特色”的问题。对此不能置若罔闻。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什么不同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联邦制，进行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无视这些源自延安窑洞烛光下形成的认识和思想，以“西医”之理把脉“中医”，推崇美国模式，赞颂巴西、印度模式，开出种种自我矮化、妄自菲薄的“药方”，殊不知这些看法脱离实际，也脱离国情。虽然用心不同，但是就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是“苏联模式”及其失败性的判断，却自觉不自觉地拐上了与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相同思路，可谓殊途同归。 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去深刻认识。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坚定不移地践行；只有深刻理解了，才能在国际比较中坚定自信。美国没有成功地解决种族问题，这是最近弗格森小镇事件引发美国社会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大讨论得出的共识。西欧发达国家也没有成功地解决民族问题，要么在“承认的政治”中补课，要么在“承认的困境”中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要么在“独立公投”的威胁下分权。至于移民的“族群认同”问题则更为普遍，激发着种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极右翼排外势力和新法西斯主义等“仇恨团体”，甚至延伸到海外“伊斯兰国”(ISIS)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圣战”之中。这些问题在美欧国家中都属于重大政治议题，而非“美国没有民族分裂”可以辩解的“小事一桩”。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没有为世界提供解决民族问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学界去研究，而非视而不见、违背事实，甚至弄虚作假地盲目举荐和力图效法。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拓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深刻阐释的重大政治原则。中国在尊重差异、缩小差距的实践中创造了处理民族问题的崭新模式，展现了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优越性。对此不仅要自信，而且要自尊和倍加珍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我国的民族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挑战更多了、要求更高了。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必须从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这样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实践。 解决民族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不是脱离这个实际去进行国际比较和借鉴。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意。在国家制度的选择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也不能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⑧这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要切实把握好的思想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几个基本原则：在政治方向上，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设计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工作主题上，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精神纽带上，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在民族关系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是坚持道路、完善制度、把解决民族问题置于各民族最高利益层面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会议强调指出，民族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要求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也就是不能去搞什么“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所谓“去政治化”就是“去制度化”、“去政策化”、“去法律化”，其指向就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项制度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民族政策体系由此而来、依此相存，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之中。断了这个源头，就是皮之不存，取消制度、废除法律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是“学术质疑”的问题，“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学者观察和研究民族政策，要立足于怎样坚持和如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立场，而不是在所谓“反思”中去“贴标签”、“污名化”和炒作政治上有害的“取消论”。 四、实事求是，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尤其要抓住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关键。这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指向。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为了民族地区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对此邓小平做过十分通俗但非常深刻的阐释，“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⑨因此，“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好经济权益问题”。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些论述没有过时。为什么要在区域自治中得到些好处？这就是长期以来、今天仍旧面对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问题。尊重差异，缩小差距，这是中国民族政策的两个基本着力点，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就能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在要求。 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是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突出的内容。在习近平、李克强的讲话和俞正声的总结讲话中，立足于民族地区集资源富集、水系源头、生态屏障、文化特色、边疆、贫困于一身的国情特点，厘清“家底”、肯定发展成就、直面发展困难，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的着力点和中央政府继续加强的差别化区域扶持政策，对未来六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的实现程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是重点，更是难点。这些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1个在民族地区。近些年来，虽然民族地区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拉大；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自我发展能力仍然薄弱；社会事业全面推进，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较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但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仍然明显。这些现实情况，决定了全国同步进入小康不等于进入同一水平的小康。例如，青海省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名列全国第9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2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达到全国第1位。然而，青海省国内生产总值处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末端的滞后性并未改变。增速快、增幅大，但差距并没有缩小，这在西部地区具有普遍性，可谓任重道远。 我国幅员广大、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多样，在经济发展方面基础不一，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将长期存在，这是客观事实。通过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逐步缩小差距是现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的艰巨任务。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2.84%，分别低于汉族2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一些少数民族的农牧业人口比重很高，如维吾尔、藏、彝族均为83%，名列各地区、各民族的前面。(11)因此，民族地区既要考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和时间节点，又要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打基础、谋长远、见成效的发展，关键是紧扣民生抓发展，重点是解决好就业和教育，尽快解决集中连片的贫困问题。要按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基础设施、扶贫开发、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部署，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不喊脱离实际的口号，不定好高骛远的目标，扎扎实实工作，让发展蹄疾而步稳，使发展的成就如同交通“大通道”一样，通达到基层村寨的条条“静脉”、输送到家家户户的“毛细血管”，切实惠及各族人民群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这方面，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发展、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是开拓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五、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问题，制度设计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要靠坚实、丰富的经济社会来支撑。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来说，实现各个家庭成员均等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水平，是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物质力量，这是基础，是物化的家园。但是，实现大团结还需要精神纽带，需要大家庭各个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上层建筑昭示的社会关系总和，体现在民族关系方面就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本保证。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构筑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首先要正确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中国造就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证明了中国“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在长期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生活交融中形成的民族关系主流。这不是美化历史，也不是回避战争冲突、民族压迫的阶级社会本质，而是把握历史大趋势和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到一起的事实。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的大局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稳固的。今天，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生活交融在日益广泛的社会领域展开，其深入民间社会的程度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是需要以见微知著的眼光去观察的事物，要看到民族团结进步的光明面，而不是以某个事件、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中出现的问题，甚至个人的观感、情绪化的反应去做出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把某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局部出事同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整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某一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同这个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这是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如何认识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局关系的问题。缺乏这种意识，就难免使某些持续发生，甚至外溢内地的极端事件的影响，在地区和民族指向中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了这种“捆绑”的效应，造成一些地区和更广泛的领域对民族关系的敏感反应，使特定族别、地区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排拒、歧视。这些现象，对民族关系、民族团结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放大和炒作这种消极影响，正是“三股势力”变本加厉、丧心病狂地制造极端事件，绑架“民族”、挟持“宗教”、胁迫“人心”所要达到的目的。针对这一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这是我们在民族工作领域同境内外敌对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着力点。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既要见物、也要见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各个成员的人民群众来说，见物见人的好日子，标志是和睦相处的安居乐业，和衷共济的互相帮助，和谐发展的共同富裕。人心依此而凝聚、利益依此而共存，团结依此而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就是大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团结，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团结。所以，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依法维护民族团结。这是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我国民族工作、民族团结事业提出的新高度。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民族工作就是要精心呵护、仔细守护、依法维护这条生命线。推动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大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这里所说的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文化认同。而中华文化不等同于汉文化，她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文化，是由大家庭各成员的文化共同融汇和组成的文化。这个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有多样的涓流汇聚，有密切的交融关系，伴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主流而形成、传播、传承和发展，这是构筑中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历史资源。中华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局限于现代性的问题，在中国多民族互动的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自觉的实践，这样的史实难以尽数。很多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建立王朝、载于史册，无不与“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2)直接相关。 中华民族大家庭最基本的特征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平等的前提是切实尊重差异，即文化差异及其由此形成的风俗习惯。各民族文化的表象不同、类型不一，但是其承载和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却多所相同、多所相通，合而不同、和而不同。中华文化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系统，也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依托。笔者曾专论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一观念“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是构建社会和谐、实现创新型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观念方面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的新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无论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样化世界，都揭示了处理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乃至于各种纷繁事务的新境界”。(13)这个观念确立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命题，它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重要体现，既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相对论”，也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中国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从价值层面而言，和谐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统一意味着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认同中华文化，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发展的文化，在当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凝聚的文化。历史上各民族共建了中华文化，现实中也需要各民族共同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所以，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不仅是承认多样性文化存在的现实，而且要保护、发展和传承各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在本民族认同、各民族欣赏中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因此，认同中华文化与认同本民族文化并不是矛盾的关系，也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自爱要建立在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基础之上，把自我文化认同上升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层面；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要建立在各民族文化生机勃勃的基础之上，切实尊重和包容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两种认同并育而不相悖、交织互渗，在多民族的国家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一体中实现中华文化认同，月光明亮、星光灿烂、交相辉映，这就是中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认同观。在实践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战略任务，需要通过民族工作创新载体和方式使国家意志深入人心，需要社会教育、家庭培育使中华文化认同植根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田之中。人心所向、价值相通的认同才能使中华民族凝结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六、做好民族工作要尊重差异、将心比心、精耕细作 民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渗透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社会领域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对人的工作。民族团结，不是各民族之间的“版块”连接，而是各民族之间人与人、心与心的联结，这是涉及行为、态度、心理、感情等多种因素的工作。我们党历来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均须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14)的工作原则。这是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民族工作需要倾心竭力投入其中的本钱。尊重差异是前提，这是把握民族政策原则、和谐民族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是深刻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必备条件。尊重差异在于理解差异，理解差异才能使工作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才能获得尊重，相互的尊重才能实现思想感情的沟通，才能克服思想上、实践中的两种民族主义表现。 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是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原则，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民族工作原则，也是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重申的原则。在当代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想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但是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排斥与疏离的问题，危害民族关系，甚至为敌对势力所利用，形成促发激进性、极端化的思想意识。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性、过度强调个性和特殊、容易情绪化，甚至产生抵触和“排外”的意识，等等。这在经济社会发展趋同的进程中，是普遍现象，也很容易被人感知。但是，两种民族主义也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大汉族主义并非抽象的存在，正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大汉族主义表现做出的概括：“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等等。”(15)对这类问题，虽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旧意识影响，但对各民族的党员、干部来说，总体上如毛泽东指出的，属于“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16)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把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作为党的群众观点在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来认识，而不能以自身好恶来对待民族之间的差异，这是对各民族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治理能力提高的基本要求。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昨天已经发生、今天正在发生、明天继续发生的历史过程，民族工作要顺应历史规律创造有利于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族际关系，使各民族人民舒心放松，而不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地用行政措施人为地干预民间生活，引起民族关系中的猜疑、敏感和疑惧。解决民族问题，在缩小差距方面，迫切需要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但是也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尊重差异方面，涉及社会生活多方面和心理因素，则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而不是简化过程走捷径。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些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17)所谓“急性病”虽然包含了良好的愿望，但是在处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民族问题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适得其反的结果。今天，推进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同样需要我们既不能因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而持消极态度、无所作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乱作为。 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中，中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环境已经展开了日益广阔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化推动的各民族人口的流动，使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呈现了从农牧业性聚居到城镇化式融散的态势。城镇化是各民族融散效应最强的社会场域。打工、经商、学习等诸多因素，推动着少数民族从边疆到内地、汉族从中东部到西部的进程，民族关系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区域性重点而扩大到全社会、深入到城镇社区。曾几何时，当改革开放迎来第一代“农民工”大批进入城市时，城市、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经历了怎样的磨合、适应过程？其中也不乏言语轻蔑、行为歧视、心理排斥等方面的问题。时过境迁，当“80后”、“90后”的“农民工”成为进城务工创业主体时，城市的社会舆论、社会态度、社会管理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每当春节，新闻媒体把人们的视线转向浩浩荡荡回乡探亲的新一代“农民工”时，电视机前城市人眼中洋溢的是温情、心里充满的是亲情，大家庭的感情可见一斑。 情同此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特别是跨省进入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磨合、适应的过程，但是关涉的要素较之汉族流动人口更加复杂，存在着城市与流动者之间双向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从业特点、宗教信仰等差异性适应问题。也就是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有关城市民族工作存在的“三个不适应”问题，即进城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都不能很好适应。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诸如语言不通无法管、行为不端不敢管、偷盗讹诈不服管等畸形的社会现象。结果是管理者视为“麻烦”、当地居民视为“异类”、流动者难以融入城市环境。而将这些现象“捆绑”于民族政策的“约束”或“优待”，进而产生民间层面的抵触和质疑，导致了在一些极端性事件影响下采取的不信任，甚至歧视、排拒的管理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是要积极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政策观念引导下，创造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许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不是因为没有政策，而是因为有政策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在这方面，“偷工减料”不行、激进简化不行，必须踏踏实实、事无巨细地循序渐进、精耕细作。尊重差异在于细节，精耕细作要面向个体。民族工作可谓事无巨细、关涉人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到社会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民族政策就是社会政策，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 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民族工作迅速全面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是因为我们党有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民族政策，有忠实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做好民族工作，同样要靠好干部。在民族地区条件艰苦、形势复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只有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这样的“好干部”才能深刻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才能鞠躬尽瘁于党的民族工作。同样，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尤其是应用性研究，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明辨大是大非、维护民族团结、以真诚的感情投入研究工作，在自觉学习、深刻理解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为我国的民族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事业做出科学贡献。 ①本文涉及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王正伟：《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求是》2014年第20期；《人民日报》、新华社的相关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不一一注出。 ②参见[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清、姚建根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08页。 ③[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④参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⑤《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⑥乌兰夫：《民族问题学习笔记》，《乌兰夫文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⑦邓小平：《新疆稳定是大局，选拔干部是关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⑧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5日。 ⑨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⑩习仲勋：《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11)人口普查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12)(宋)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赵儒愚编：《宋名臣奏议》卷135，“边防门·辽夏七”，《四库全书》。 (13)郝时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观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14)习仲勋：《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117页。 (15)刘少奇：《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第120页。 (16)毛泽东：《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17)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5页。标签：民族问题论文; 民族团结进步年论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习近平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民族团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