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宾[1]2002年在《一种协同式CAPP系统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了适应现代制造企业动态性、多变性的特点，要求CAPP系统具有良好的柔性、可扩展性、可重用性和动态适应性；并行工程中的CAPP系统，其工作过程应当能够与上、下游功能模块协同工作；在敏捷制造的动态联盟模式下，不同工艺人员可能于不同的地点共同完成同一产品的工艺设计任务，要求CAPP系统具有支持异地工艺设计的功能。由于以上原因，本文基于多代理技术，提出了一种协同式CAPP系统的体系结构及其实现方法。 论文在分析现有CAPP系统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多代理的协同式CAPP系统的体系结构。为了对代理粒度进行合理划分，本文利用统一建模语言对CAPP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设计，通过用例图、对象类图、顺序图和协同图明确了系统对象类的功能、关联以及协同关系，进一步对协同式CAPP系统的代理粒度进行了合理划分。 代理之间的通讯机制是保证各代理协同工作的基础。本文对系统中各代理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建模，基于直接通讯方式和辅助通讯方式实现了协同式CAPP系统各代理之间的信息交互。 在协同式CAPP系统产生工艺计划的过程中，各代理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产生的冲突进行及时消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协同式CAPP系统在协同工艺计划生成过程中冲突产生的原因和类型，以及基于知识的集成冲突消解机制。 研究了系统中的各个代理协同生成工艺计划的过程和机理，并讨论了基于分布动态工艺计划的CAPP/PPC集成的方法和模型。基于BP网络、GA算法，提出了一种协同式CAPP系统内部各代理基于车间状态协同产生自适应、动态工艺计划的方法。 特征提取和可制造性评价是面向并行工程的CAD/CAPP集成的两个方面。本文讨论了基于特征的CAD/CAPP集成的方法，对基于特征的可制造性评价方法以及产品可制造性模糊多级综合评判方法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吕文晶, 陈劲, 刘进[2]2019年在《智能制造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海尔COSMOPlat案例研究》文中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迫切需求。本文以海尔集团智能制造平台COSMOPlat的建设事件为例,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剖析了海尔COSMOPlat的智能制造模式及其在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动态机理与具体升级路径,并构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基于智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整合分析框架。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制定升级战略需考虑所在行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相应通过智能生产、智能服务与智能产品转型,以智能制造为依托选择适应自身的升级路径。同时,领先企业可通过智能制造向行业制造平台转型,从而带动行业相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整体升级。研究结论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参考。
孙久文, 蒋治[3]2019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之初,借助政策优惠与地缘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趋向优化,国际竞争力获得提升。进入21世纪,湾区过分依赖资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弊病逐渐显现,加之域内地级市间产业发展不协调,调整产业结构、强化产业国际竞争力道阻且长。文章通过评估湾区整体及域内地级市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变化情况,发现湾区产业总体发展态势向好,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尚不健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湾区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戚欣, 徐佳[4]2019年在《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脚步的加快。智慧城市是当代智能化、数字化城市发展的新型趋势,它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证明,也是城市发展的转换器。智慧城市有着协调、统一的作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有利。因此,本文主要是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进而提出有关建设智慧城市的战略。
姜庆志[5]2015年在《政府合作“软实力”与合作治理绩效:资源整合与任务复杂性的视角——基于149个县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调查与分析》文中提出在合作治理实践中,有些政府并不缺乏规则构建、合作认同和领导权威等“软实力”,但却难以取得良好合作治理绩效,其症结在于缺乏让这些“软实力”运转的能力,这是合作治理失灵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理解政府“有合作潜力却乏合作绩效”这一现象,进而提升合作治理绩效,是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本项研究探讨了政府合作的“软实力”与合作治理绩效的关系,并分析了资源整合、任务复杂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尝试运用资源与权变的观点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通过对149个县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合作规范、合作认同、合作领导对合作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作用;资源整合在合作规范与合作治理绩效、合作认同与合作治理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合作领导与合作治理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任务复杂性在资源整合与合作治理绩效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即合作任务越复杂,资源整合对合作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小。这些结论表明,增强政府合作认同、规则构建与合作领导的同时,通过高效且公平的资源整合使合作治理真正运作起来是提升合作治理绩效的关键;提高合作治理网络与合作任务的契合度,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作网络是合作治理稳步发展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一种协同式CAPP系统的研究[D]. 王忠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2
[2]. 智能制造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海尔COSMOPlat案例研究[J]. 吕文晶, 陈劲, 刘进. 科研管理. 2019
[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研究[J]. 孙久文, 蒋治.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9
[4]. 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J]. 戚欣, 徐佳. 居业. 2019
[5]. 政府合作“软实力”与合作治理绩效:资源整合与任务复杂性的视角——基于149个县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调查与分析[J]. 姜庆志. 管理研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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