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亚非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非会议论文,周恩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名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虽然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但是这次会议所反映的团结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和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经过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却仍旧光彩夺目，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接受邀请
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5个发起国，热情地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亚非会议？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第一，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许多国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但是，“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①]亚非人民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深入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第二，亚非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②]为了“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并使“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③]
第三，整个国际形势虽然趋于和缓，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这使亚非人民“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并急切地盼望召开一个增强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会议。[④]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他在复电中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⑤]
会前准备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响。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
西方殖民主义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⑥]
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29国中，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⑦]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⑧]。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2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持研究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月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月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踏上征途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刚动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谋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破坏亚非会议，指使隐藏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这一天，当飞机飞离香港约5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在这以前，周恩来以他对敌情的特殊敏感，曾指示有关方面加强对敌情报工作。从3月开始，我方陆续侦察到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4月9日，周恩来在确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启德机场进行破坏活动后，指示外交部立即将有关情报通知英国方面。很快，香港政府在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视了对飞机的安全检查，致使国民党特务周驹有隙可乘，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破坏力很大的小型定时炸弹。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在他的经历中，身处危局险境的事何止一次！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表郑重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和香港政府对这一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并且要求英国方面彻底查处罪犯，将特务逮捕法办。[⑨]这一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关心他和全体同志安全问题的来信。他在当天的复信中深情地写道：“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和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⑩]一封短信，真实地记录着周恩来一生都在实践的崇高思想境界。这就是他经常说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心着破案和善后工作。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处理完现场的善后工作赶往万隆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沉痛地说，历史将永远记住，烈士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他要申健把烈士的骨灰盒留给他，由他带回北京。[①①]在八宝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以后，周恩来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活动，终于促使香港政府在进行大量侦破工作之后，于1956年1月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已经发出逮捕状，要台湾当局将已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香港政府处置。
4月14日，周恩来飞抵仰光。15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思想混乱：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也可能遭到暗算；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想劝说周恩来避避风险，不要去参加会议了。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被迫暂时降落到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苏加诺总统陪同周恩来乘车驶离机场。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处处挤满了欢呼致敬的人群。
4月17日，周恩来飞抵万隆。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同时，他预见性地指出：“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①②]
以后发生的事实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一平风波
4月18日上午，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芝帽的苏加诺总统，在5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然后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场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发言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了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同情和焦虑，有的幸灾乐祸。这时，周恩来镇定自若、不急不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下午4点多钟，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顷刻间，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像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
周恩来在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会场一片肃静，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第二，“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在会上不提“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讲话结束时，周恩来诚恳而亲切地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们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发言，只有18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各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甚至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①③]
再平风波
4月20日，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于19日开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讨论以下3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3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但是，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上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所谓“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借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这时，在万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国“观察家”幸灾乐祸地声称：会议有“破裂的倾向”。
4月23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与会29个亚非国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这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①④]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①⑤]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①⑥]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①⑦]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广交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
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同行工作人员，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代表是谁？当这位工作人员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与之攀谈起来。他俩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并交上朋友的。[①⑧]当年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①⑨]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其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共14条，其中规定：凡属同时具有缔约国双方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生效时，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成年人，“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人，在条约生效时尚未成年，“应在他们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②⑩]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现在，中国和印尼“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我希望，由于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持有双重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了他们的国籍之后，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内容和精神，并加重他们对其所选择的国家的责任感”，并将为促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共同努力”。[②①]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繁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会后，缅甸总理吴努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②②]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话，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是否可以委托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②③]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②④]顷刻之间，周恩来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胜利闭幕
4月24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②⑤]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论纷纷认为，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的参与分不开的。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②⑥]一位美国记者也报道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⑦]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的伟大政治家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他所倡导并在他的身上所体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将永远为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赞许和传诵。
注释：
①②③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7、146、147—148、148页。
⑤ ②⑩《亚非会议文件选集》，第7、85—87页。
⑥《亚非会议破坏者的阴谋》，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
⑦1955年3月21日，杜勒斯在纽约广告俱乐部的演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意图的估计》。
⑧ ①③《破坏的手伸到了万隆》，195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第1版。
⑨1955年4月13日《人民日报》第1版。
⑩《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14页。
①①《纪念万隆会议，缅怀牺牲烈士》，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7版。
①②《亚非会议文件选集》，第11页。
①④ ①⑤ ②④《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6—128、130—132、134页。
①⑥ ②⑤ ②⑦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第23—62页。
①⑦《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12、62页。
①⑧1985年9月29日回忆万隆会议座谈会记录。
①⑨《万隆精神和周恩来》，1985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第7版。
②①1955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第1版。
②② ②③1955年4月30日周恩来《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
②⑥1955年4月25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