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溢出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岸论文,效应论文,城市群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岸带成为全球城市化最重要的区域空间单元。在不超过海平面100米沿着海岸的连续区域——低海拔海岸带（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LECZ）区域，以全世界2%的陆地面积，支撑起全世界总人口的10%以及全世界城市人口的13%（McGranahan等，2007），[1]（17-37）这在中国、孟加拉为代表的沿海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即1990-2000年间，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化以3.39%的速度在增长，低海拔海岸带地区的城市人口从1990年的5.6059亿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7.8278亿。中国低海拔海岸带地区城市化速度不仅超过了同期全国的城市化增速，而且超过了孟加拉等沿海发展中国家低海拔海岸带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海岸带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充分利用海岸带有限的地理空间，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依托，实现经济能量集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海岸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当前所有关心海洋经济、海岸带经济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尝试从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角度出发，探讨流通产业外溢效应与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
（一）经济集聚的文献述评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认为，经济集聚可以划分为产业、地理和时间三个维度。[2]尽管自然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以及寻租也能促成集聚，但劳动力池、投入共享以及知识溢出是经济集聚的最主要原因（Marshall，1920）。[3]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经济集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维度，并且主要依托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两个基本框架展开。[1]（483-499）关于集聚的微观机制，Duranton and Puga（2004）认为共享、匹配和学习是经济集聚的三种主要微观机制，[5]（2063-3073）Krugman（1991）将主要依赖劳动者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视为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Venables（1994，1996）则认为产业集聚主要依赖位于同一区位内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并将降低运输成本视作集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Fujita，1999）。[6]（371-381）Martin等（1995）则认为，基础设施和资本禀赋的分布及两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对经济集聚区位产生决定性影响。[7]（335-351）Lanaspa等（2001）则认为公共服务水平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并将政府部门纳入NEG模型进行研究，得出具有更低税收或者更高的公共服务效率水平的地区具有更强的吸引经济活动集聚的结论。[8]（1639-1649）关于集聚经济的测度，已有的研究均采用间接测量方法，比如Marcus（1965）曾尝试用产业来测度，Harris and Wheeler（1971）与Edel（1972）则认为可以用资本化的城市土地价值来测度集聚经济，Ellison and Glaeser（1997）、Duranton and Overman（2005）则分别构建了EG指数、DO指数对离散空间的经济集聚进行测度。在实证研究方面，Ellison等（2010）利用来自美国制造业的122个细分产业的数据，结合EG、DO两个指标，对马歇尔提出的经济集聚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集聚中的确存在马歇尔提出的企业相互靠近以降低运送商品、人员和思想成本的三种机制。[9]（1195-1213）Ellison等（2010）的研究同时发现，马歇尔提出的产业集聚因素对集聚模式产生的影响要比共同分享自然优势强烈，其中投入产出联系是最为重要的集聚因素。需要注意的是，Ellison等（2010）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什么构建了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联系。
由此可见，目前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均沿用了马歇尔开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均没有纳入流通产业这个媒介制造业和消费者的关键部门，将交换制度视作外生变量。在经济集聚的研究中，对流通部门或者说流通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忽视，所产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巨大差异（Melo等，2009）[10]（332-342）因此，Melo等（2009）明确提出，在未来对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中，要特别关注包括流通业在内的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集聚上所发挥的作用。
（二）流通溢出效应研究
国内对流通产业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依托Feder（1982）提出的菲德模型。冉净斐（2005）最早利用该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流通部门的发展确实对非流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在冉净斐（2005）之后，赵萍（2007）、赵凯与宋则（2009）、刘振滨（2009）等相继利用菲德模型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外溢效应进行研究。尽管数据时间跨度、流通产业产值的测度不同，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均没有发现流通产业的边际生产率比其他非流通产业更高的证据。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已有研究重点在于强调流通产业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而流通产业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则还没有展开相应研究。事实上，以Abdel Rahman（1988）、Fujita（1988，1989）、Rivera-Batiz（1988）等为代表的学者利用Spece（1976）、Dixit and Stiglitz（1977）构建的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带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不可运输的投入品生产就意味着集聚。Behrens（2004）在Ottaviano等（2002）基础上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也表明，包括流通服务在内的非贸易品的存在对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均衡解取决于移动要素和不可移动要素之间的比例，该比例的增加将引发空间集聚过程。[11]（68-92）
结合经济集聚研究中流通产业维度缺失、流通溢出效应对经济集聚研究缺乏的基本事实，本文从流通溢出效应视角出发，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例，重点探讨流通溢出效应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微观机理及其传递路径。
三、模型构建、变量定义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
其中，a为正的参数，下标0表示基期。
与Glaeser等（1992）中认为经济集聚主要依赖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初期水平的其他条件的假设不同，本文将流通规模（Scale）、流通密度（Density）和流通结构（Structnre）作为流通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引入全要素生产率项中，由式（2）进一步得到式（3）：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统计描述
表示流通结构变量，其数值为批发零售业销售额（万元）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为地区虚拟变量，分别为渤海湾海岸带Bhw、长三角海岸带C sj和珠三角海岸带Zsj。具体说来，天津市、唐山市、秦皇岛市、沧州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盘锦市、葫芦岛市被归入到渤海湾海岸带城市群；上海市、南通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被归入到长三角海岸带城市群；深圳、珠海、汕头、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汕尾、阳江、东莞、中山、潮州、揭阳则被归入到珠三角海岸带城市群。
为海岸带城市类型虚拟变量。与阿瑟·奥沙利文（2003）在《城市经济学》（2003）中将城市分为贸易型城市和工业城市类似，本文将海岸带城市分为工业主导型城市和流通主导型城市两种类型，其中，工业主导型海岸带城市是指工业总产值与批发零售业销售额的比值大于1的城市，流通主导型海岸带城市是指工业总产值与批发零售业销售额的比值小于0.5的城市。
考虑到海岸带城市类型随着海岸带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变会发生相应地变化，本文海岸带城市虚拟变量的设定分别以1990年和2008年的数据进行测算，由此得到In1990、Cr1990、In2008和Cr2008。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经典的线性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最小二乘法是普遍应用的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则需要满足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等基本假设。如果模型被检验为既具有异方差又存在序列相关时，则只能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来进行估计。和其他估计方法相比，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能有效地消除计量模型中通常遇见的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李子奈等，2003）。[12]（89）因此，本文采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结果见下页表2。
从实证结果来看，从模型（1）到模型（5），本文所关注的关键变量流通密度（
）的系数均为正，其值基本在0.6-0.7之间，并且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流通业对城市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中，流通密度存在正向溢出作用。具体说来，在模型（1）中，流通密度（）变量的系数为0.738，表明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流通密度每提高1单位，将引起经济集聚度提高77.38个百分点。在模型（2）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将使经济集聚度提高0.7469个单位。同理，在模型（3）、模型（4）、模型（5）中，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会分别引起经济集聚向同一个方向变动0.6083、0.7346、0.6375个单位。由此可见，流通密度的提高，能密切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因此，密度越高，其商品交换的速度越快，上下游耽搁的时间越短，因此，越能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具体表现为经济在空间上的集中。
从实证结果来看，表示流通规模的变量表现出和流通密度同样的特点，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流通规模前面的系数统统为负。按照正常情况，流通规模的扩大应该促进经济集聚，实证结果显示系数为负。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对流通规模的测度所采用的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既是反映海岸带城市生活水平的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对当地劳动者收入的间接反映。自1978年以来，我国海岸带城市一直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并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力军。1980-2007年的28年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了67倍，其中沿海地区的出口占到了90%以上，出口强度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Wu，2007）。[13]（1283-1293）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沿海地区出口实现了快速扩张，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渠道构建能力（Dunn等，2006）和技术提升空间（UNIDO，2002）支撑，出口贸易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包群等，2011）。[14]劳动者报酬的缓慢提升制约了沿海地区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最终影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提升。当然，要提升沿海地区的消费能力，除了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报酬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降低当地的流通成本来实现。也就是说，在名义报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流通成本提高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方式，进而提高当地居民的商品消费能力，从而达到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沿海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促进整个海岸带城市群的良性循环。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为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海岸带城市群高流通成本所带来的另一个写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实证结果都说明在样本观察期间，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尚不足以发挥其对经济集聚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
实证结果显示，流通结构系数全部显示为正，但是该变量在哪种情形下都不显著。系数为正数，说明海岸带城市群的工业如果依托流通产业进入市场进行销售和交换，借助流通商在协调生产、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将比工业本身直接参与交易所花费的时间要少、成本要低，能有效节约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这种节约对于工业再生产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工业制成品通过流通商的运作，能够更大限度地接近终端消费市场，便于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再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无论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来看，流通商参与制造业的分销活动越多，越有利于推动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只不过目前这种机制尚未完全发挥其巨大效应。实证研究结果同时显示，渤海湾海岸带Bhw、长三角海岸带Csj和珠三角海岸带Zsj这三个地区虚拟变量均不显著，而且为负，这就和我们本文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也就是说即使在总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上述3个地区，均出现流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总水平的现象，流通瓶颈成为这些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和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障碍。
五、结论与启发
本文以海岸带城市群为例，利用1990-2008年间的数据，用流通密度、流通规模、流通结构三个指标表示流通产业的溢出效应，对流通产业促进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流通密度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随着流通密度的逐步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程度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流通密度的变化会引起经济集聚同方向变动0.6375个单位。（2）在当前情形下，流通规模并没有显示出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制约了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3）流通结构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其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有如下启示：
1.继续稳步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密度，进一步发挥流通密度对海岸带城市群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海岸带城市群流通密度的提高，第一，有利于当地工业密度的提高。袁平红、王永培（2010）的研究已经指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密度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工业密度增长8.4个百分点。因此，要充分发挥流通产业在促进工业集聚上的重要作用，进而为经济集聚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15]第二，有利于密切产业之间的联系，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构建和谐的投入—产出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构建的流通密度并没有对本土和外来流通产业的流通密度进行区分。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在提高海岸带城市群的流通密度问题上，应该将提高本土流通产业的流通密度作为重点。
2.加速构建海岸带城市群与内陆地区一体化的流通体系，降低商品在不同地区的流通成本，从真正意义上推动海岸带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沿海地区的流通规模扩张实际上与海岸带城市群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存在密切关系。要提高海岸带城市群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不仅要从降低国际流通成本、获取更加合理的国际交换利益入手，同时要降低地区间的流通成本、打破地区保护枷锁，实现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为海岸带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3.充分认识流通产业在重构价值链中的主导作用。流通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既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荆林波，2010）。[16]在流通功能日益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流通产业在价值链重构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而且能够帮助制造业尤其是需求导向型的制造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去，加速沿海地区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实现，推动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实现海岸带城市群经济的内涵式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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