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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1世纪只剩下几年，国内外都有人在呼吁：“未来在冲击我们”，“应当帮助人们适应变革”，“为未来作好准备”……我国广播电视界也已有人陆续考虑有关问题，并已作出一些设想和规划。本文根据自己接触的范围和掌握的情况，拟从八个方面对今后十年的发展走向发表一点浅见，意在参与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以求大家较有信心地走向未来。
一、“珠江模式”将得到巩固、完善、发展
1986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家经济台——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它首创了一套全新的广播节目播出方式，主要指主持人（具有编、采、播、控的综合素质）主持，大板块构架，全时段直播，听众和嘉宾对节目进行同步的深度的参与，等等。不久，人们把这套作法概括为“珠江模式”。按照这个模式行事，珠江经济台很快结出丰硕的成果——赢得大批海内外听众。于是，全国所有的经济电台和其他各种电台均相继采用这套作法，就连许多电视台实际上也在程度不同地按“珠江模式”行事。但尽管如此，人们对“珠江模式”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一些同志虽然满口称赞这个模式，但只是把它看成是节目外化的改革、节目包装上的变化。另一些同志则抽象地肯定近几年来广播改革的成绩，但从不正面、明确地涉及“珠江模式”。于是，当某些节目主持人素质上的缺陷显露以后，社会上对这个模式的议论多了起来，就连广播电视系统也有个别人对它显示出一种迷惘。其实，这都源出于对“珠江模式”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珠江模式”是我国广播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探索才找到的一条比较符合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路子，其精髓不在于那些具体作法，而在于通过这些作法体现出的把听众当作主人平等地与之交流的实质。具体作法是会发展变化的，而上述实质是不应变化、不会变化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决定了要为人民当家作主创造更好的条件。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后十年，“珠江模式”不仅会得到巩固、被全国广播电视界充分肯定、普遍采用，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发展。
二、广播的多元、分化趋向将得到加强
近几年来，广播从单一到多元，从整合到分化的发展走势相当明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综合电台派生出几家专业台，一套节目演变成几套节目。对此，一些人赞成，一些人反对，还有一些人在观望，表示没有把握。在这样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几十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听众当作没有多大区别的整体，习惯于对他们讲一种话，灌输相对统一的内容。值得庆幸的是，广播工作者逐渐发现，上述作法效果很差。于是大家便寻求改革，将适应大多数听众的一般需求变为满足一个个特定群体的不同需求和爱好。结果，凡是这样作的，凡是下功夫做的，都收到了相应的积极的效果。这样广播工作者懂得，广播的多元、分化趋向（尤其是在节目内容方面）是符合传播规律的，是应当坚持发展的。
依笔者看来，今后数年广播战线将普遍形成广播电台系列化、节目内容窄播化、广播栏目专业化、节目主持人固定化的局面。这样作是为了使节目内容深些、专些，更贴近兴趣爱好不同的听众群。系列化等上述“四化”是配套的，缺一不可的。它们要求传播者更加注重节目的个性化，需要传播者自己以丰富的个性来满足听众多样化的需求，笔者预测。“非群体化传播”可能也是我国电视迟早要广泛采用的传播方式。
三、国际广播仍将是对外宣传的主体
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办国际卫星电视形成热潮。稍后，我国的对外电视也开始起步，且发展很快。此时人们发问：对外电视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对外广播的萎缩？
笔者认为，上述担心是缺乏根据的，至少在未来的1/4世纪里，国际广播不仅不会萎缩，而且会保持发展的势头。这是由国际广播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决定的。就拿我国的对外广播来说，它历史长（1941年12月3日开创）、规模大、语种多（38种外语和汉语晋通话，4种方言）、针对性强，而且不需经过中间媒介便可使听众直接收听到，甚至直接进入外国的主体社会。上述特点和优势，从总体上说，报刊、通讯社没有，电视目前也不具备。现在，我国对外电视节目仍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英语节目为数不多，其他外语节目更是微乎其微。这意味着我国的对外电视目前主要还在华人、华侨的圈子里徘徊，尚未真正进入外国的主体社会。到1996年3月，国际台已建立22个驻外记者站（亚洲7个，非洲4个，欧洲6个，美洲4个，澳洲1个），而中央电视台仅建立2个驻外记者站（美国、比利时各1个），此外它与国际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香港合建一个记者站。1995年，我国国际台收到五大洲165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61.98万封，比上一年增加4万多封，保持了连续12年稳步增长的势头。而1991年至1995年我国的对外、对台电视一共才收到听众来信6万封。我国对外电视起步较晚，加之需要资金较多，制作技术复杂，人才（尤其是外语人才）不足，虽然进步很快，前景广阔，但要想在整个对外宣传体制中取代广播的主体位置尚需一些时日。
正因为如此，1994年1月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把国际台列为我国对外宣传的“主要手段”和“投资重点”。也正因为如此，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提出了“广播电视并重，内宣外宣并举，中央地方联合”的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指导思想，并采取切实措施为国际台的节目制作与传播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和帮助，包括：在新近竣工的国际台业务大楼配置数字设备和新的计算机系统；筹划国际台节目上星方案；购置大功率短波发射机；在强化短波广播的同时，逐步加强中波乃至调频广播；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与外国电台的节目互转合作；积极开办华语和英语的环球广播；积极在美国洛杉矶租建电台；努力办好新近在香港新城广播电台租用的粤语、普通话和英语节目；进一步加强对在华的外国人的广播；把驻外记者站从目前的23个（含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合办的香港记者站）发展到30个；加强与我国地方电台的合作，进一步办好《中国之窗》节目。所有这些，对提高国际台节目质量、改善其节目覆盖和收听必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然而即便如此，在今后若干年内，仍旧改变不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舆论垄断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对外电视的同时，大力发展对外广播。例如，美国有一个改善对外广播发射条件的计划，日本有国际广播四年改造计划，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也都对改善国际广播作出了安排。它们调整宣传战略，实施战略东移，把对华广播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广播根本不是什么“萎缩”的形势，而是要大力加强，以适应国际舆论斗争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在重视对外电视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外广播，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外广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位置。美国在率先发展对外电视的同时，还拨款开办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这再次说明对外广播在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作用和分量。
四、国际台积极参与对外电视将是我国发展国际卫星电视的一条捷径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20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国际卫星电视。其中，开办全球性国际卫星电视的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从总体上说，现在国际卫星电视已覆盖全世界2/3以上人口。办对外电视的重点对象地区先是在欧洲，现在主要在亚洲。目前约有10座跨国电视台办有对亚洲的卫星电视节目，加上亚洲国家办的对外电视，覆盖面达亚洲39个国家，观众约两亿人。在这些观众当中，讲华语的观众是各国争夺的重点。1994年9月26日，美国之音的华语电视节目《中国论坛》开始向中国直播。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电视公司、“德国之声”国际电视台、法国国际电视台等也都准备在近期开办对中国的电视广播。英刊《广播》杂志说，“这反映了西方电视集团对中国观众争夺加剧之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不少发达国家除商业性广播公司争办国际卫星电视外，官办的国际广播电台也先后办起了对外电视。1990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将其所属的“电视电影处”（包括“世界电视网”）同“美国之音”电台、“对古巴广播处”（包括马蒂广播电台电视台）合并，成为美国一个既从事国际声音广播又从事国际卫星电视的统一的对外电子传播媒介。新闻署署长布鲁斯·盖尔布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说：“这一变动将使美国新闻署处于更好的状态，以适应美国政府在对世界各国的听众和观众施加影响方面迅速改变着的需要”。世界电视网负责人司蒂夫·墨菲说：“把美国之音长期成功的经验与世界电视网的技术设备结合起来，将大大提高我们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的能力。”此后，1991年3月11日，英国广播公司办起了“BBC世界电视台”；1992年4月1日，“德国之声”开办了“德国卫星电视台”；同年，法国办起“法国国际电视台”；1995年4月3日，日本广播协会正式开始面向海外的电视广播。此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也办起了“澳大利亚国际电视台”。这些国家由本国的国际广播电台来主办对外电视，目的与美国相同，主要是为了运用国际广播长期从事对外宣传的经验，以便在国际电波战中迅速占领有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势，我们又该怎么办，我国会不会也出现由国际台来主办对外电视的形势？
针对上述形势，我国肯定会采取种种对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然而笔者认为，至少到下世纪初，我国不会出现由国际台主办对外电视的局面，但国际台积极参与对外电视将会日益受到有关各方的重视。
国际卫星电视采取何种体制，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家电视台和国家对外广播电台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总的说，电视台拥有电视技术设备，经费比较宽裕，有办电视的人才和经验，节目源（特别是新闻节目源）较有保证，但外语人才不足，驻外记者很少，对国外观众研究不多，缺乏搞国际宣传的经验；而国际台有各种外语人才，有20多个驻外记者站，国际新闻来源较多，有对外宣传的丰富经验，但经费紧缺，没有现成的电视设备，人员对电视业务不熟，节目源（尤其是国内新闻）也有困难。根据上述情况，如果对外电视另起炉灶（由国际台主办，或成立独立的对外电视台），则国家势必需要大量投入，这在短期内恐难形成一致的意见；而如果把有关业务交给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主持办理，则有关难题相对说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应当提倡对外电视与对外广播加强合作。对外广播、对外电视携起手来，广泛开展合作，把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优化组合，统筹使用，形成一个拳头，将是发展我国国际卫星电视的一条捷径。
目前，我国对外广播与对外电视的联合已有良好开端。国际台成立了对外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并已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合同，承包该台国际频道播出的《外国人看中国》栏目，节目受到普遍好评。国际台西班牙语部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向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公司传送、寄送西班牙语新闻节目，影响正日益扩大。此外，国际台外语字幕车间已经投产，仅靠一套设备，半年中完成近160集电视剧的译制任务。国际台制作的电视片和字幕片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的重要片源之一。国际台在对外电视方面能发挥的潜力是很大的。加上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的提倡和推动，相信到下世纪初，对外广播参与对外电视将会形成相当的气候。到那时，人们也许会来进一步考虑是不是该完善一下对外宣传的体制，即成立对外广播电视机构的问题。依笔者看来，在“广播大外宣”和“电视大外宣”的基础上，对外广播和对外电视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广播电视大外宣”、才能真正改变目前国际电波战中“西强我弱”的局面。
五、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可能有若干新的试验
今后10年，我国广播电视体制不会有重大的实质性的改变。然而，作若干新的试验则是可能的。
（一）事业型广播电视和产业型广播电视并存、结合。
从政治经济学上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广播电视战线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反映了广播电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近10多年来，在传统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许多电台电视台逐步引进了海外商业台的节目机制（大众化和平民化）和经营机制（靠广告费和赞助费运行）。这使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业化倾向，产生了不少弊端，从而导致其政治功能的削弱。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适当调整生产关系，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
今后10年，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会不会全盘商品化？我看不会。这是因为广播电视的作用很大，党和政府需要这个“喉舌”，需要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将一部分节目和经济实体划分出来成为产业型广播电视，形成事业型广播电视和产业型广播电视并存、结合的新的体制格局则是可能的。目前某些大台用一个频道主要播新闻性节目，不播广告；而其他频道主要搞经济报道，播服务性、娱乐性节目，播放广告。这种思路和作法，实际上就是事业型广播电视和产业型广播电视并存、结合的新的体制格局的雏形。
事业型广播电视和产业型广播电视都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宗旨都是为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是分工有所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有所不同。事业型广播电视的主要任务是全面系统地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而产业型广播电视则着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两者都讲主旋律、多样化，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事业型广播电视继续靠政府拨款运行，不拉广告，不拉赞助。而产业型广播电视的经济实体则纳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投资多元化，广开财路，自负盈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保证产业型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方向。
如果上述设想得以实现，那末党和政府手中就既有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的、经费主要靠政府拨给的、全面系统宣传党和政府主张的事业型广播电视台，又有主要通过法律手段控制的、经费自负盈亏的、主要发挥传播服务和经济功能的产业型广播电视公司。前者是主导，后者是补充。两者既分工，又结合。这样的体制格局，可能有助于促进广播电视整体效益的发挥，有助于解决旧的管理体制与新的运行机制不协调的弊端。
今后10年，估计广播电视体制不会普遍实行上述改革，但是发达地区开始试验则是可能的。
（二）电台、电视台联手，电台参与部分电视工作。
对外广播与对外电视联手，前已述及。在对内宣传方面，电台有无可能也参与电视台的部分工作呢？
依笔者看来，电台参与电视工作的前景对内远赶不上对外。办对外电视，国际台、中央电视台是互有优势、互有需要，而办对内电视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处处讲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电台要想从电视台的“碗”里分得一块“肉”吃决非易事。然而电台参与兴办有线电视则是可能的。有线电视是新兴的事业，目前体制尚未全部理顺，可开垦的“处女地”还很多，电台在这方面有相当的活动余地。广播与电视虽各有个性，但首先是有共性。基于这种共性，电台的一些干部转搞有线电视比其他行业的人搞有线电视条件会优越得多。近几年来，某些地方电台已经在参与有线电视工作。例如上海两家电台已在办有线电视，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已在承包有线电视台的个别栏目。这样作，既为有线电视台增加了力量，又有利于弥补电台经费之不足，因此各方面反映不错。如此看来，电台参与部分电视工作可能会成为今后若干年内的一种趋势。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播集团。
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经费部分靠财政拨款，部分靠自筹资金。尽管如此，广电事业仍时感拮据。从长远看，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扶持的政策不会毫无变化。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广电系统能否应付新的局面？
广电战线是个系统，但由于领导关系以当地政府领导为主，经费采用“分灶吃饭”的制度，这个系统相当松散，实际上是一台一家、一厅（局）一户。在一户当中，各台由于经济上没有绑在一起，也还是各搞各的。电台电视台也有些企业，但多是小型的，分散经营，普遍效益不高。广电系统的这种机制和实力，将对付不了国内外舆论战线的激烈竞争。怎么办？看来走联合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播电视集团是一条出路。
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播电视集团，就是以国家办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广播电视机构为核心，联合本行政区域实力、影响较小的广播电视机构及其派生的、相关的实业，兼容非广电系统的经营实体，而组成的广播电视联合体。显然，这样的联合体比一家一户的实力要大得多，抗“震”能力要强得多。它能强化自身的优势，并依靠这种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保持长期发展的势头。现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已在试点，受到全国新闻界的关注和期待。估计广播电视界也会不泛有识之士，带头试点。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形势的需要。造大“船”，精装备，乘风破浪，使中国的广播电视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进入西方国家主流社会，也是形势的需要。但建立广播电视集团这件事，既然是为广播电视探索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今后10年，这件事估计会在某些发达地区，由国家办的、经济实力雄厚、影响广泛的广播电视部门牵头试点。广播电视一开始也可能不会走在一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播集团”可能会比“社会主义现代化电视集团”早一步建立，然后两个集团可能会独自走一段路程。但到外界压力加大、两者仍感势单力薄之时，估计最终会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广播电视集团”。
六、广播技术水平将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广播技术将有明显提高。这样说，有下列依据：
（一）我国将逐步推行广播电视共星覆盖、共站接收、共缆传输、共同入户的星网结合、天地交融的广播电视覆盖网。
（二）我国将确定卫星广播节目传输体制，将开展用卫星传输多路声音的业务，采用数字化的子带压缩编码／单路单载波音频分配技术。采用这项技术，将为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提供优质的广播节目源。
（三）我国将研究开发数字音频广播(DAB)技术。DAB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崭新的广播技术，具有音质好、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发射功率小、覆盖面积大、频谱利用率高（易于实现一个频道多套节目广播，并能提供附加信息服务）等优点。我国将研究确定自己的DAB制式，制定相应的标准，建立DAB系统先导网，进行地面开路广播试验，逐步推广DAB技术。
（四）我国将推进广播数字化进程。将特别注重计算机及其软件技术在广播系统的应用。将积极采用数字设备，以实现节目录制、编辑、播出数字化。
（五）我国将注重现行广播的音频、高频传输技术研究。将采用数字技术使现有30路模拟广播信号传输改为数字式传输。将利用卫星电视频道和卫星数字电视传输通道的带宽和功率余量，提供多路广播节目传输信道，开办24小时的汉语普通话、英语环球广播。
（六）我国将积极进行二倍频短波发射天线系统的研究开发，不断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加工工艺水平。该天线在两倍波段内有良好的电气性能，一经建成就不需要再调试。此外它功率大，用该天线制成的转动天线系统还可以提高发射机的利用率，增强广播的机动性，节省天线用地，是短波天线的发展方向。
（七）我国将研究开发室内声场的计算机模拟和控制技术。将对室内音质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录音室、音乐厅等室内声学的研究要上一个新台阶，对新型吸声、隔声、隔振材料与构造要进行研究与开发，以满足人们对声音信号重放质量日益提高的需求。
（八）我国将研究开发广播同步覆盖技术。目前我国80%以上的人口仍依赖无线广播实现覆盖，因此开展这个领域的深层次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将采取措施实现中波同步广播的单频覆盖；将研究开发调频同步广播技术，确定相应的技术参数；将研制新一代中波、调频的同步广播专用设备；将研究制定采用同步广播的中波、调频覆盖网规划。
由于采取上述及其他一些措施，到本世纪末，我国广播节目的制作量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在节目质量上将有很大改观，全国广播人口覆盖率将达到85%左右。这将为我国广播技术水平在下个世纪初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七、对广播电视属性的认识将趋向全面、准确
近几年来，人们围绕广播电视属性出现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广播电视只有一种属性，即政治属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商品化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种认识都很片面，不符合广播电视的实际情况及其内在运动规律，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不利。
近来出现了第三种观点，即对广播电视应采取分析、区分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广播电视业内涵丰富，既包括新闻宣传，也包括物质技术、行业管理、经营创收等等。“广播电视”概念含义宽泛，有时指整个行业，有时指其某一部门，有时指“宣传”和“节目”，有时指经营实体，等等。按总体概念，广播电视的主体是其节目系统（因而人们把广播电视称作新闻媒介）。广播电视就这个主体而言，其产业性不在于营业性，而在于无偿的服务性；其产品（节目）不是商品（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换）而是服务产品，不通过市场交换而通过大众传播直接为受众服务。电台、电视台播送节目与受众之间没有发生等价交换的买卖关系。广播电视节目的某些内容（如电视剧、电影、音乐等）与载体（像带、音带等）相结合投入市场，成为商品，但此时它们已不是节目。至于广播电视的非主体部门，其某些产品进入市场，实现营利，无可非议，况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主体部门，增强新闻宣传的服务功能。看来采取上述分析的态度是可取的。这样分析和认识比较符合广播电视行业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其自身内在的运动规律，有利于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因而今后10年估计它会逐渐成为关于广播电视属性的主流看法。
八、香港回归将给中国广播电视带来新的局面
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我们将面临“一国两制”格局下的广播电视。目前要想全面准确地估计这件事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将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为时过早。但根据两种社会制度的特点和我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等文件，我们还是可以试着作如下初步的预测：
（一）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这就决定了我国内地的广播电视与香港的广播电视将长期共存。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广播电视长期共存于统一的中国之中，必然会出现差别和矛盾，必然会互相比较和竞争，必然会相互覆盖和渗透，必然会相互交流和合作，必然会有吸收有扬弃。人们将会承认并逐渐习惯于这些差别和矛盾，并且会寻求措施来引导这种矛盾向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国家兴旺发达的方向转变。
（二）“九七”以后，香港广播电视的传播特点将会保持，香港广播电视将继续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运行，但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必将对香港广播电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三）“九七”以后，香港广播电视现行的法规体系将大体得到维系，不过估计会有重大变化。因为原有的法规体系是殖民制度的产物，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会加以改变，以符合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原则规定。
（四）“九七”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广播电视管理模式估计不会有重大变化，但会作适当的调整，以使现有的管理模式与《基本法》接轨，并同时进行自身的完善。
（五）香港广播电视与内地广播电视的交流与合作将大大加强，其势头将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双方将加强信息沟通，将更加重视报道对方。两地的视听传媒将在不少方面逐步地、程度不同地趋同。香港的广播电视将以祖国为背景，借助内地高雅文化等优势，增加在本地、亚洲乃至世界受众市场的竞争能力。而内地的广播电视将借助香港广播电视的国际性和开放性，迅速得到世界各地的时事新闻资讯节目。此外，借助香港广播电视，我们将可比较容易地把中国的信息、进展、看法传播到海外。这种交流与合作，对改变西方在国际电波战中的垄断局面，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认同，对炎黄子孙在爱国一家旗帜下的团结与合作，对国家的统一与进步，都会产生重要的、长远的影响。
（六）岭南广播电视界以其特殊的地缘、人缘优势，在香港、内地视听传媒趋同过程中将继续发挥中介、带头作用。内地广播电视界的一些成功的做法，通过岭南视听界将比较方便地传到香港。香港广播电视界的一些做法，将自然地先在岭南试验，然后有选择地向内地纵深推广。这将有利于港人和香港视听界早日全面地了解内地和内地的视听界，也将有利于推动内地视听传媒进行适当的改革。
（七）一国两制格局下的香港广播电视，通过各种渠道给内地带来的消极内容估计会明显增加。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将增加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会，弄不好会进行杂交，生出“混血儿”。对此，内地广播电视战线估计会有清醒的认识，并将制定相应的对策加以制约。着眼点估计会放在完善内地广播电视的管理制度和大力提高自己的节目质量方面。“九七”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广播电视已不能再称之为“境外广播电视”，因此过去制定的禁止收听收看香港广播电视的政策看来已不能原封不动地沿用，而需加以重订或作必要的修改。至于香港被外国人控制、为外国服务的广播电视机构和被外界控股的广播电视公司，估计不会与香港地区的广播电视机构被等同对待，二者会被加以区别。
上面对八个问题进行了预测。笔者明白预测未来难度很大，因此并不奢望上述预测全部无误。只是想以其参与描绘我国广播事业未来的景象，希望引起人们的思考，并能以未来作为思考的起点，且与自己眼下的工作联系起来。倘能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