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七一”纪念日确立的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念日论文,中共论文,关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1-0025-05
一、中共“七一”诞生日提出的前奏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积累。尽管中共长征期间一度中断了各项纪念活动，但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各种纪念活动又开始有条不紊的恢复。
对于中共诞辰纪念，早在1936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首启了中共1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召开了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王明写了《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米夫写了《奋斗的十五年》等纪念文章，陈潭秋还在纪念会上做了纪念报告，书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第7卷上。从各位出席者的纪念文章和陈潭秋的讲话看，本次纪念明显表现出回忆过去，正视现在，面向未来的纪念轨迹，表达了远离国土的中共党员们希望通过对中共历史的回视达到纪念中共诞生，提升对中共发展认知的目的。也就是在第二年的6月20日，身处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发表了《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张闻天看来，中国共产党16年来，没有一天违反过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奋斗的目标。16年的奋斗史给了中共一个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只要我们同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在一起，依靠他们的力量，正确的去领导他们，那一切天大的困难，我们都是能够战胜和克服的。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无限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他的先锋队，他要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斗争到底。”[1]张闻天的文章无疑回应了远在苏联的中共党人对党的诞生纪念。但遗憾的是，面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急关头，本应提上日程的中共诞生纪念却并未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重视。
二、毛泽东与“七一”命题的提出
七七事变的爆发，加速了中日民族矛盾的全面激化，中共中央不仅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而且更需要对中共走过的道路作出审视，以消除原有政治路线的错误。对于中共生日的命题来说，就像一个在饥饿年代出生的生命刚刚摆脱了生存条件的限制，在相对安定环境中希冀追加对自己的生命认知一样，1938年5月26日－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论持久战》时，首次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2]，“七一”中共诞生日的命题由此产生。随后《论持久战》于7月1日在《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全文刊出，同月延安解放社还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还特意为其写了小注。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历史命题，即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并没有引起中共高层共鸣，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下发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也没有把7月1日当作中共诞生日，只是提出了“七月七日为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6月17日，张闻天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也不曾谈到毛泽东提出的命题。6月24日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更是只字没提有关中共诞生的具体日子，只是明确了要通过中共17周年纪念，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共诞生的纪念活动从此拉开了帷幕。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下发的纪念宣传大纲，边区党委宣传部与边区抗敌后援会组织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选举了各机关团体代表15人成立了纪念筹备委员会，并商定自7月1日到7月7日为纪念周。纪念周的具体安排是：7月1日为工人日，由工会负责，2日为学生日，由陕公负责，3日为抗战运动日，由抗大政治部与体育委员会负责，晚会由抗大负责，4日为妇女日，由妇联会负责，5日为青年儿童日，由青救会负责，6日为商人日，由市商会负责，7日为自卫军日，由保安司令部及后方政治部负责。每日由各单位负责进行各种扩大宣传活动——如组织宣传队，晚会等。除此之外，还决定在7月1日举行延安各界庆祝共产党17周年纪念提灯大会，7月3日举行抗战运动大会，举办各种体育以及军事比赛，7月7日白天演剧，下午举行市民纪念大会。纪念筹备委员会对各项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并选举了具体负责人，由高述先同志为提灯筹备委员会主任，谢翰文同志为抗战运动筹备委员会主任，沙可夫同志为晚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李绍炳同志负责大会会场布置，柯仲平同志负责民众戏剧筹备委员会，齐华同志为大会筹委会主任，并推定边委宣传部与边区抗日救援会宣传部起草宣传大纲、大会宣言、大会通电等，妇联负责各机关人员慰劳抗战军人家属一分钱募捐运动。
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17周年纪念活动伴随着抗战周年纪念活动同步进行，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共诞生的17周年纪念显然融入到了抗战周年纪念的主题之中。但是，对中共诞生的纪念活动，也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陕北工学学生会、边区各界工会、各团体等纷纷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发去贺信，祝贺中共17周年诞辰。在七天的庆祝活动中，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也参加了相关的纪念活动，莫文骅等参加了工人纪念日活动，李富春参加了妇女纪念日活动。莫文骅在工人纪念日的致辞中强调了“十七年来的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有两大特点，一是坚定的政治主张，二是艰苦的工作作风”[3]。在整个纪念活动的操作上，比较突出的亮点是延安提灯大会，在齐华的指挥下，提灯队伍从延安南门入城，一路上飞机灯、炸弹灯、高射炮灯、坦克灯、战船灯、五星灯、宝塔灯交相呼应，一些灯上画着斯大林的头像，一些灯上画着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的中国东北的地图，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斧头、镰刀灯上还书写着“1921-1938”、“71-77”的符号。
在中共主要领导人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张闻天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十七周年了。这是为了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十七周年。”“十七周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共是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的党。”“中共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党，就是因为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就是因为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4]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必须加强对于全党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去正确地了解与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努力。吴克坚在《光荣奋斗的十七年》的纪念文章中，尽管引用了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但主要贯彻的精神还是王明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从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宣传材料可以看出，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解读成为纪念中共17周年的主题。
1938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七一”纪念活动，显然还传递着抗战以来领导边区民众取得成绩的信号。纪念文章指出，抗战以来，中共组织了4万以上的职工会会员，扩大到16.8万的青年救国会会员，吸收了17.38万妇女参加妇联会，发展的40万左右的农民会，1万以上的学生会和同学会会员，以及各县商民各文化团体的会员也在万人左右；建立了20万左右的民众武装——自卫军，22.44万名武装青年——少先队，2.48万妇女看护、慰劳、缝衣、洗衣队，以及不断地从自卫军中选择了大批的优秀分子上前线，发动了游击战，配合了正规军，打退了东线和北线的敌军，进行了盘查路条放哨后防等工作；筹集了救国公粮1.5万石小米，慰劳前方毛裤手套8万余，“五一”一分钱募捐400余元（已收到的）普遍地帮助解决了抗日军人家属一切困难，开垦了40余万亩荒地，建立了155个民众消费合作社与30多个不同的生产合作社，保证了前方战时给养和后方民众生活初步的改进。纪念活动肯定了中共执政边区的成就，并进一步要求中共继续发挥过去艰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帮助提高边区民众政治、文化水平，增加抗战知识，巩固他们对抗战的自信心与决心，团结广大群众在抗敌后援会的周围，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并带动边区民众与全国民众团体亲密结合，拥护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抗战建国纲领，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史料显示，毛泽东的“七一”命题没能引起中共党内的共鸣，纪念活动也没有刻意去宣读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认识。相反，却主要集中在对中共两个先锋队性质的解读，以及对中共抗战一年来成绩的回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并没有就“七一”命题作出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只是以题词方式通过报端表达了对中共的要求，呼吁“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除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5]。毛泽东的历史命题之所以没能在此时引起中共中央和党内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刚刚回国的王明对毛泽东政治地位的冲击所致。实际上，在《解放》杂志刊发毛泽东《论持久战》之时，《新华日报》却拒绝刊登，从而延缓了毛泽东在党内乃至全国的影响，也推迟了“七一”中共诞生日命题在各抗日根据地的认同时间。
三、“七一”纪念日在中共党内的认同
1938年7月后，随着中央政治局许多同志逐渐意识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危害，并逐步信服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加上1938年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及相关的口头说明，从而使共产国际改变了原有的片面看法，肯定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并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向世人表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同时，王稼祥1938年7月初从苏联回国，并在9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发动了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批判，使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得以在全党贯彻。
1939年6月30日，在中共诞辰来临之际，《新中华报》发表了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文章指出了“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新闻报道中明确书写了“热烈庆祝‘七一’中共成立十八周年”，并于7月1日发表了社论《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以示对中共的纪念。在晋察冀边区，刘澜涛的纪念文章《纪念“七一”，拥护国共合作》一文中更是表述清楚，文章写到，“今年今日，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两周年纪念的伟大的七月第一日，‘七一’，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八路军总部也宣布，“今日（七月一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纪念日”[6]。可以看出，尽管1939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中，并没有对“七一”纪念作出明确指示，但中共各根据地对党的诞生纪念日安排却完全认同了毛泽东1938年提出的历史命题。
各根据地的纪念活动结合抗战实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人民争取解放、自由、幸福的最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巩固和发展，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荣和利益，而且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光荣和利益”[7]。强调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并要求中共在18周年的严重时局下加强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团结，与一切抗日团体亲密合作，负起严重责任，才是中国人民目前的民族解放和将来社会解放的最好方法和最高保证。为了纪念中共18周年诞辰，张闻天还特别写了纪念文章《在民族自卫战争最前线的岗位上》，告知国人，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因汪精卫的叛变而动摇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保卫人民利益之彻底的路线。从张闻天文章来看，它基本上全面吸纳了毛泽东在1937年7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一系列文章的根本思想，贯彻了1939年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中提出的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而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的表述方式。但同时清晰可见的是，尽管毛泽东的“七一”命题得到全党的认可，但从1938年到1939年的“七一”纪念来看，无论是纪念社论、纪念文章，还是各单位发给中共的生日贺电，其称谓并没有特意书写毛泽东的名字，采用的基本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祝贺中国共产党、预祝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等字样。只有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发给中共的贺电中把毛泽东的名字放在中央领导人第一的位置，贺电称“我们谨代表各留守兵团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工作人员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贤明的领袖毛泽东、洛甫、王明、朱德、博古、康生、周恩来等同志致最亲密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8]。而在陕公分校鲁艺师范全体教职员工及关中分区各界发给中央的贺电中则是“洛甫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9]的称谓。
1940年，“七一”纪念日已完全成为中共各根据地共同认知的内容，《新华日报》华北版在7月1日第一版发表了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并刊登了杨尚昆的纪念文章《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都在7月1日放假一天，以资纪念，各单位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如会餐、开晚会等。为了庆祝“七一”，延安市街头悬挂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并且首次单独出现了“敬祝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健康”的字样，毛泽东的名字开始作为“七一”纪念符号之一登上了中共纪念史舞台。延安中央党校写给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中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并转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中央党校全体同志谨以无限的兴奋与热忱，祝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十九周年”[10]。并在信中宣布，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才能找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引到胜利的前程。但从其它根据地刊发的纪念文章来看，基本上还是沿袭着1938年和1939年对中共伟大抗战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对妥协分裂分子的批判，并没有出现特意浓笔毛泽东的话语。
四、中共“七一”纪念日的确立
194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日纪念活动出现了首次高潮，6月底，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强调：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七一”，中共诞生日得以中共中央的正式确立。在中共中央纪念指示下，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明显突出了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书写。《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20年来的胜利，是“党二十年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是毛泽东同志二十年来百折不挠的领导和无数先烈、干部、党员二十年来不断为党牺牲奋斗的结果”[11]。并刊发了朱德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伯渠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等纪念文章。在华北解放区，纪念文章指出“中共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他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辉煌的巨著里，给抗战建国规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给未来的新中国描绘出一幅光明的图画”，对于已经20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它已懂得如何处理与各阶级的关系及团结广大的群众，它已经懂得如何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它已有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作其舵手”。[12]晋绥边区的纪念“七一”口号中，也明确提出了“拥护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朱德的画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主任续范亭、牛荫冠暨全体工作人员发给中共中央的贺信则是“延安毛泽东先生并转中共中央，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下，为民族国家之独立，苦斗二十年，不但锻炼成一支雄伟之力量，抑且奠定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基础，尤以坚持团结进步抗战之方针，博得全国人民之威望与拥护”[13]。山西省委总工会和晋冀豫总工会还提出了“向伟大的民族舵手致敬”，并代表广大工人向中央委员会发去贺电。罗瑞卿的纪念文章多次强调了中共已经有了“最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与战略家，中国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4]。平山县抗援会全体会员发给中共诞生日的贺电中特别强调了向毛泽东同志的致敬。电文称“倘若没有共产党，没有英明卓绝的毛主席领导抗战，就不会有抗战四周年来的辉煌战绩，就不会有抗战四周年的伟大胜利。今年我们纪念抗战四周年，就不能不首先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七一’，更不能不感激我们的天才的革命领袖毛主席”[15]。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历次纪念活动刊发的社论或纪念文章中，有关“伟大的天才领袖毛泽东”的称谓已经普遍存在，毛泽东处在中共第一的位置已是清晰可见。
五、结论
从1939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的纪念话语考察中可见，毛泽东1938年提出的“七一”中共诞生日命题在1939年就得到中共部分根据地的认可，1940年各根据地已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1941年正式得到中共中央的确立，成为中共沿袭下来的党的诞生纪念日。从上边的论述作出结论，即中共对自己诞生日的纪念活动应开启于1938年，而把“七一”作为中共纪念日始于1939年，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可则是1940年，1941年中共中央对“七一”纪念日作出了文件性确认。与此同时，对中共“七一”诞生纪念日的确立，从政治意义上又显示出中共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所作贡献的肯定，也为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和巩固其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及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1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