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文化学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它是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汇集和描述研究的基础上，亟需总结升华出一些规律性认识的迫切要求下出现的。方法论的建设已成为民族文化学理论建构中尤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民族文化学属新兴学科，它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文化哲学等学科的嫁接交叉中孕育而脱胎，也反映了上述学科发展的一些客观实际和必然趋势，上述学科较为成熟、系统的理论方法奠定了民族文化学理论方法的基础，民族文化学又在此基础上吸收、综合而形成了适应自身学科对象的方法论体系。
一、学科发展与方法论建设
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诸学科均有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传统，尽管切入点、理论视角不尽相同。但由于这些学科自身的局限，也由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分别出自上述学科的中国学者在运用它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时有得有失，这就加速了民族文化学这一更具针对性和文化适应性的新兴学科的发展进程。
1、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兴起初期，主要研究世界各地（尤其是殖民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50年代以后，人类学在中国未获重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分别独立出去并得到发展，而以研究文化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直到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才重新归队。客观历史原因造成的学科断裂，使文化人类学在我国未能有效地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其先进的思想方法如整体观、比较观、相对观未能积极参与社会变迁和文化论争，未能影响社会。80年代后，文化人类学呈复兴态势，但仍属成长期，有关的理论方法还处于吸收消化阶段，还谈不上有意识地将之运用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完全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既缺乏学科传统的延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家曾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成果问世），又存在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因为文化人类学毕竟不是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土壤里成长的理论体系。
2、民族学
民族学主要是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对文化人类学的又一学科称谓，与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有着交叉叠合关系。其注重社会形态、社会组织与生产关系的学术主旨，在我国50年代以后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中受到推重，因此而获得了与人类学迥异的发展命运。建国以来，民族学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硕果累累，推动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为解放前尚处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做了对策性、现实性很强的调研和理论铺垫。但民族学却至今未能积极有效地关注文化研究，一方面是丰富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亟待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深入挖掘、研究，另一方面却是业已获得民族研究“权威”学科地位的民族学对之无能为力。这种情况颇令一些深入在少数民族研究第一线的研究者焦虑，他们呼吁民族学寻回“文化”这块领地，呼唤“民族文化学”或“文化民族学”的诞生。〔1 〕民族学要发展就要承担全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重任，就必须正视长期忽视文化而面临的民族学危机。
3、民俗学
民俗学参与文化研究虽较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来得活跃、直接，但也存在学科对象、理论方法与少数民族文化不能完全吻合的情况。
民俗学是伴随着人类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关学科，从宏观上看，则是文化人类学的子学科或分支学科，它经历了从研究古文化残留物到整体的民俗文化的学科发展历程。早期民俗学家班尼女士在其《民俗学概论》中曾强调民俗仅指无形的文化残留物，即民众心理、观念意识，而将物质文化排除在外。中国民俗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时接触并引进了上述人类学派的民俗学观点。解放后受前苏联影响，又将民俗局限在民间文艺的范畴。而当今世界民俗学的发展趋向则认为社会各个群体都有民俗，因而民俗文化可以涵盖社会各阶级、阶层。即便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也存在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整合的民俗文化。
民俗学从创立至今都把文化（民俗文化、口承文化）作为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早期则又主要针对精神文化现象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仪式、口头文学等展开研究（我国在50年代到80年代曾出现过只研究人民口头文学即民间文学的偏颇）。同时由于早期民俗学注重文明社会遗留的原始文化习俗以及尚处于无文字社会、民族的口承文化，与早期人类学研究落后民族（即无文字民族）的学术旨趣不谋而合，这对大多数仍处于无文字社会，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活形态的民俗文化载体和口头文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来说，便产生了学科传统、研究方法与对象的契合。也就是说，运用民俗学方法来记录、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较少前述文化人类学、民族学那种学科传统断裂和脱节现象。于是我们看到，大量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料、论著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民俗文化切入，运用了民俗学的学科理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民族文化学从民俗学中借鉴吸收了更多理论营养。假若我们设计一份民族文化调查提纲，将会发现在具体项目设计上，它更像是一份民俗学（民俗志）的调查提纲，这种类同绝非偶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文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民间文艺生态学”、“民间文化学”等将民间文学回归民俗学的发展态势。
民族文化学因研究“文化”而注定要从文化人类学这门文化研究的本体学科中吸取营养，又因研究“民族”而必然从民族学的视野出发，复因研究对象文化形态的特殊性而采用民俗学、民俗文化的研究手法。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单位，较为注重“民族”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各个方面，它系统描述了民族产生、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并对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婚姻家庭制度、宗教等做了独到研究，这是民族文化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这些领域正是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背景。民族文化学也从社会学研究社会阶层、社群关系、人口与家庭、社区发展等方法中获得广义文化的观照途径。文化哲学对文化精神、民族性格与心理的独到把握则启发民族文化学去探索文化中核心、本质的层面。
二、确立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原则
民族文化学的方法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波及文化观和研究方法；二是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有益影响。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相关文化论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作为世界观，也作为方法论全面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它要求一切从少数民族文化本质、发展规律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在民族文化领域，既注重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对民族文化的基本制约机制，同时也不忽视对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的探究；既看到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价值和文化适应性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又不忽视每一民族文化的历史局限和不足。而从唯物史观出发，每一民族文化都被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中，都是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还启示人们，创造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主体是各民族劳动人民，是整体的民族群体。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留下了关于民族文化的许多宝贵思想财富，如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是在全人类一切进步文化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论断，恩格斯关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主要是“经济生产和种的繁衍（人类再生产）”的论断，都为民族文化学在发展中加以运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它不仅揭示了美的本质，而且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对摩尔根以生产方式和技术文明（工具）为标准将人类原始社会划分为野蛮时代、蒙昧时代、文明时代的方法备加推崇。我国民族文化研究领域受其影响颇深。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家庭婚姻、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过程。
斯大林则对马克思和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阐述作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关于民族的定义，他所提出的共同地域、共同生产方式、共同语言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四个必要条件的论断，对我国民族学界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研究影响很大，这个定义虽只是针对现代民族而言，但对发展阶段各异的我国少数民族仍具相当指导意义。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文化人类学集100 多年来学科发展形成的系统理论方法，为民族文化学提供了整体观、比较观和相对观三大方法论原则。
2、整体观
整体观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最普遍的原则，也是它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等近代分支学科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水岭。近代各分支学科在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中体现了一定的针对性，发展了各学科的系统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客观上使得这种研究越精细，离把握人类文化本质就越远。而文化人类学则以整体的观点、整合的观点和普遍性的观点作为学科建立和发展的核心观念。
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所有人类群体、人类文化都具有普遍性，文化人类学关注任何人类群体和文化，并试图比较它们的异同。整体的观点则说明文化人类学试图研究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宗教、语言、礼仪活动、技术方式、文化传承乃至儿童养育方式、人种等，人类学整体的研究方向包括了对人类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各方面的总体研究。同时，人类学也注重整体观支配下的微观的深入研究，这反过来大大加强了对总体的认识。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要把特定文化的各个方面作为与更大的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整合的系统来研究。只有当我们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整体——整合的观点在文化人类学文化观念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文化人类学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各派理论，基本上都是把人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从文化定义看，各派文化人类学家也都表现着相同的整体观：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一个“统合的整体”，其内部要素相应发生依存、制约功能；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集团得来的社会性的遗产”。
整体观作为方法论，对中国少数民族这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内在结构及形态具有独特的针对性。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研究其社会文化形态必须运用整合方法。任何民族社会，其内部因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而形成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又导致各个阶级、阶层、群体、种姓、种族、少数民族、移民群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进而决定了殊异的思想观念、行为、心理及文化价值观，从而形成等级社会。〔2 〕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以阶级分化，生产分工等为契机，人类社会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种等级社会，有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层、文化分层现象十分突出；而有的尚距离原始社会不远，其社会组织虽然已出现分化，但社会各阶层仍拥有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的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价值观念，这就要运用整合的方法研究其共性。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就反映出以上特征。
3、比较观
比较观是随着人类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成熟的一种方法论和科学思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心往往从文化本位出发来构建对世界文化的认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解放思想，活跃对人类文明的探索作了思想启蒙。此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殖民浪潮的兴起，关于世界各地原始文化的资料方始大量为西方人士接触，在异质文明的联系、比较中，朴素的比较观萌芽了。但早期西方人类学的比较观还受到进化论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直到当代美国历史批评（文化相对论）学派崛起后，博厄斯等人才以其“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价值、运作机制”这一客观的认识修正了上述偏差。这一修正正是在继续对各民族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和深入的内部个例剖析中提出来的。时至今日，更多的人类学家已自觉地掌握了以下方法论原则：在广泛的跨文化比较中确定单一文化的价值、坐标；在充分肯定每一文化的同时又不孤立地评说。
文化人类学的比较观也同步影响了近代乃至当代人文学科的走向，比较文化、比较哲学等具体领域不断扩展。比较的方法已成为各门学科深化研究，加强系统性、综合性研究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比较研究法，如对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民族气质的认识都是在比较中得以深化的。
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中肯地评价一种文化，用第一手的材料建立解释人们行为的理论框架。而共时的比较对于研究广泛联系的文化现象，较之对单一文化的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更具普遍意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将田野工作所得从单一民族志的材料，上升归纳为跨文化、跨民族的人类学理论观点，其中比较的意义不言而喻。由此，人类学家无不希望自己的假设和理论能够建构在对世界范围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家从单一民族中发现的文化事象需要更多其他民族、文化的事例加以联系、比较，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观点，也需要通过泛文化比较予以验证。这些都凸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在实际操作中，人类学家也常常用“泛文化比较”来说明这一比较观指导下的具体手法。泛文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即是从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中搜集的资料中抽样，并对抽样材料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用以说明一种风俗、一种宗教或一种社会关系等的规律。因此，泛文化研究对“抽样”点的选择，“抽样”中的精确性都有所要求，以保证比较分析的结果建立在客观、翔实的基点上。而“抽样”基点的选取则是以研究目的、针对性为标准进行的。这种比较方法上的精细、可操作性，也说明比较研究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科学思想，还作为一种实用性强的技术手段逐步成熟起来，现代人类学所采用的四种抽样技术：（一）“概率抽样”；（二）“随机抽样”；（三）“分层取样”；（四）“判断取样”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民族文化田野调查中，常常会听到被调查者自豪地宣称本民族最爱唱歌、最爱跳舞，但这只是限于本民族文化传统视野的一种自我评价。研究者或调查者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只把这种说法当作一种个例，并不能得出这个民族最能歌善舞的结论。
4、相对观
相对观又称“文化相对论”，其核心观点是：必须打破研究者原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程式，对各种文化用不同的科学标准去考察；不应当把我们的道德评价标准移到另一文化类型的民族头上，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自己的道德规范，每一文化都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因而评价一种文化最好能从其本身的立场、视角出发，即从本位出发。世界上并不存在通用于所有文化的唯一标准。
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存在的充分价值，都具有对特定生态、社会、文化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这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文化相对论对各民族文化独特存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在理论上也从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那里汲取了营养。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各民族文化是一个整合系统，各文化因子在其中发挥相关功能，强调对文化因子的功能做整体的、联系的把握，充分肯定了每一文化在满足、适应本民族生物的社会性心理的需求方面所发挥的功能；结构主义通过对每一文化内部结构要素、结构形式的分析，也客观地论证了每一民族文化独立的存在价值。
文化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学的目的都是科学地、客观地认识人类及其文化，文化相对论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思想武器。妨碍人们客观地认识不同于自己的社会、民族的最大障碍是“民族中心主义”，又称“我族文化中心主义”。而文化相对论则要求在判断与解释其他民族的行为与信仰时，一定要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与经验去解释。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是正确的信仰与行为，在另一文化中却被认为不可思议。文化相对论的主旨在于告诉人们，当我们评价一种文化模式时，必须将它放在具体的环境背景之中去考察。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我们常会使用“主位”与“客位”这对概念。文化相对主义要求研究者在观察了解一种文化时，应杜绝纯粹从“主位”的角度、价值观出发，但又不能完全照搬被调查者的“客位”叙述，最好能将主客位置对比互换，以确保材料的准确、客观和研究结论的公正。一些研究者则将这一概念转述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关系，即看待一种文化，不应从“他称”出发，而应从“自称”出发，尊重该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看法、叙述模式。这是避免研究异质文化时出现偏差的一种有效修正手段。
文化相对论的思想精华在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它指导人们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将之放在与汉文化同等的地位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尊重各民族发展自己文化的意愿和选择，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的少数民族处理内部自己事务的权利。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替阶段，在各民族移风易俗，接受现代文明，选择本民族文化变迁方向时，一定要尊重各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形成自主的、来自内部的、渐变的发展动力，杜绝以“汉文化”价值观念否定，贬低少数民族特殊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的做法，扶助和保护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自尊心。
由于数千年来历史形成的大汉族主义及其造成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汉文化中心主义一直是妨碍人们正确认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等问题的障碍。尽管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中已包含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重要内容，但要真正全面地实现中国各民族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及文化发展上的平等，要真正认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还需不断地系统地从文化相对论的理论方法中吸取、借鉴。
此外，宏观地看，田野工作（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本质的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在方法上的最大差别。因此，田野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带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即具有方法论的某些特征。这是从田野工作这一方法对文化人类学的关键作用来看的。田野调查对民族文化学也具有同等意义。我国民族文化研究者一直注重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以此作为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途径。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促使研究者在整个研究工作中时常将其放到起决定作用的地位，显然，在此田野工作已不仅只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了。
Abstract:The systematic methodology of national culturalscience mainly comes from cultural anthropology, ethnology,folklore and other branches of learning.In this article, theauthor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structure of the methodologyof national cultural science,holding the view that the ideaof entity,comparison,relativity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are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注释：
〔1〕林超民：《文化的本质与民族学的发展》， 祁庆富：《文化学和文化民族学》，载《民族文化学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美） 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第261页。 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