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科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科尔论文,总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10月16日，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第二次联邦议院选举。以赫尔穆特·科尔为首的执政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为48.4%，在联邦议院672席中得到341席，以10席的微弱多数再次获胜。11月15日上午，科尔在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大会上又以1票的多数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这是他自1982年以来继1983年、1987年和德国统一后的1990年后第4次在大选中获胜，第5次出任联邦总理。科尔表示，他将在1998年辞去联邦总理职务。届时，他统治德国的时间将达16年，其任期将超过阿登纳，成为历任联邦德国总理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理。
完成德国统一大业
1989年秋，在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推动下，东欧形势、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性的变化。战后一直悬而未决的德国统一问题顿时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迅速得到了解决。
民主德国政局的剧变，使科尔喜出望外。他预感到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从内心深处感到，历史的方向在朝统一前进”，“德国问题已经摆在案头”。1989年11月28日，科尔立即在联邦议院提出德统一的“十点计划”，并指定了专门机构研究与统一相关的问题，为实现统一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科尔认识到，边界开放固然对两德国公民之间的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只有给民主德国公民以更多的实惠，才能使统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为此，科尔于1990年2月8日提出建立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构想。经过两德专家的多次谈判，双方在5月12日就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条约草案达成协议，7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它标志着统一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6月，两德进入政治统一条约的谈判阶段。经过三轮谈判，双方在8月30日深夜就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妥协。条约详细规定了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办法。
德国统一，是两个德意志国家人民的心愿。但战后对德和约一直未能缔结，因此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钥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掌握在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的手里，科尔在推动两德谈判的同时，也频繁地与美、苏、英、法四国接触，交换看法，并就德国统一问题取得共识。与此同时，两德与国个战胜国通过举行四次2加4外长会议，就德国统一的所有“外部问题”达成协议，最后签定了“关于最后解决德问题的条约”。10月7日，美、苏、英、法四国外交交部长，在纽约签署了一项终止战胜国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和义务的文件，从而使德国从统一之日起，成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驻守在西柏林的美、英、法三国盟军司令也于10月2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结束盟国对柏林的战领使命，并把有关事宜全部移交给柏林市政府。同日，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告大柏林市正式统一。
1990年10月2日，德国统一庆典拉开了序幕。当日晚上，民主德国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出席了在东柏林话剧院举行的音乐会。联帮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和联邦总理科尔也应邀参加。
10月3日零时整，统一庆典正式开始，隆重的升旗仪式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联邦总理科尔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德迈齐埃等领导人，在一些部长、议员和歌星的族拥下，也来到会场。来自全德各界2000多名代表和常驻德国的外交使节出席了升旗仪式。仪式开始后，来自东、西柏林的14名运动员，高擎一面60平方米的巨型国旗走到旗杆前。人们注视着这面黑－－红－－金三色旗徐徐而上，直到40米高的旗杆顶端。在同一时刻，西柏林市政府的钟声首先响起，全德各地教堂的钟声随之齐鸣。接着，广场上燃放的焰火腾空而起，巨大的探照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欢呼的人群载哥载舞，欢庆一个统一的德国的诞生。此时此刻，科尔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德国实现统一，是欧洲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伴随着铁和血的统一。它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特征的战后欧洲史从此划上了句号，同时又宣告了以德国统一为新起点的欧洲新时期已拉开了帷幕。
振兴东部初见成效
德国统一步伐之快出人意料。统一之初，科尔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转轨并实现腾飞曾寄予希望，但事实证明统一之后的困难更是无法估量。科尔也承认，当初他对困难估计不足。主要问题是：统一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和失业人数的有增无减。为此，科尔把推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使其经济体制迅速转轨，尽快完成德国内部统一作为他首要的国内政治目标。具体来说，他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1)向东部地区提供巨额财政援助，使其经济逐渐走出谷底，实行适应性转变。早在统一之初，科尔政府就建立了统一基金。1991年3月8日，又制定了“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纲领”，筹措发展基金，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991－1994年，联邦政府给东部地区的财政拨款分别是1390亿马克、1520亿马克、1770亿马克和1740亿马克，提供的款项约占德国西部社会总产值的5%。
(2)彻底改造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提倡发展中小企业，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增强其竞争力。统一后，联邦政府委托“托管局”负责东部地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工作。至1994年7月1日，“托管局”已将14257家前国有制企业私有化，剩下120家将移交给一个常设的控股经营公司，继续完成它们的私有化。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科尔不仅多次召集西部地区工商界人士商讨对策，而且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为它们提供咨询、信息和智力的支持，使它们能尽快实现自立。
(3)改善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鼓励西方国家和德国西部地区企业家向东部进行投资。除联邦政府大量拨款外，科尔还制定了700多项鼓励性的措施，吸引西方一些国家和西部地区一些大中型企业到东部投资办厂。在基础设施方面，联邦政府在交通和通讯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投资。至1993年底，在交通设施上已投入380亿马克，主要用于整修300公里的铁路干线网络，更新900公里的铁道，改建和扩建了190公里。在通讯领域，共投资290多亿马克，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并安装了400多万部电话。
(4)稳定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外，科尔在托管局的私有化政策中，还加进了稳定劳动力岗位的内容。此外，联邦政府还拨专款组织东部失业和半失业职工的在职技术培训和改行培训，从而使失业者有机会获得新的专业技能和工作岗位。
经过4年的调整和整顿，东部地区的经济起步虽然艰难，但已初见成效。具体表现在：
(1)德国统一4年后，东部地区出现了欧洲经济最高的增长速度，增长达8%－10%。近几个月来，经济发展的势头日益迅猛，东、西部地区生产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
(2)东部地区新的经济结构已缓慢起步，工业生产已走上正轨。转变中异军突起的工业主要有塑料加工业、钢铁和轻金属、建筑业以及印刷和矿物油加工业。目前，中小企业已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1990年初至1993年底，净增企业60余万家，雇员310万人。统一之初，整个经济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建筑业、商业、手工业以及服务行业中的新兴产业。但自1993年起，经济振兴已扩及到越来越多的工业领域，工业生产首次出现回升。工业部门的生产和订货直线上升，工业领域的增长已超过整个经济的增长。此外，在结构特别艰难的行业，如化工、机器制造等也展示了明显的稳定趋势。
(3)出口的增长正在赢得活力。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专家预测，至1994年底，东部地区的出口将增加13%强，1995年增长率将超过16%。
(4)由于内需不断增长，东部地区的经济已不再象统一之初那样单纯地依赖西部地区。哈勒经济研究所所长波尔认为，今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来自“国际市场”和该地区本身。越来越多的厂家生产占领了当地市场，区内的需求和生产的差距越来越小。
(5)劳动力市场逐渐走向稳定，人民实际收入逐年增加。1993年，失业人数已下降到115万人，减少了2万人。预计1994年失业状况既不会缓和，也不会加剧，将趋于稳定。从1991年－1993年，每个就业者的工资提高了53%，达到2800马克。东部与西部个人收入的差距已从1990年的54%，降至目前的29%。退休金也大大增加，3年之中增加了1倍多。
(6)由于大规模地重建和现代化的举措，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从1991年占西部地区的28%，上升到1993年下半年的46%。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德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91年的6.4%增加到1993年的8.9%。
由此可看出，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已基本完成，经济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人们的情绪也较前稳定，但仍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失业问题严重将对东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经济增长至今仍缺乏内在的动力，要步入良性循环发展阶段尚需时日；东西部人之间长期形成的心理隔阂，依旧象一道无形的柏林墙，阻碍着人们的融合。展望未来，德国以它坚实的工业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在欧洲乃至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方略
德国统一之初，科尔忙于处理内部事务，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问题，同时又顾及邻国对德国统一的疑惧心理，因此在外交上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科尔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德国正以坚实的步伐向世界政治大国迈进。
积极推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既是德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也是科尔政府今后4年中对外政府的重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科尔一再表示要致力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立以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府的制定。1994年11月23日，科尔在施政演说中表示，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将是进一步确保欧洲的政治统一和促使其取得决定性进展”。但他比较强调要在“多样化中统一的原则”，反对组织超级国家，并含蓄地主张搞多速的欧洲。鉴于德国一国的力量有限，科尔认为要想在世界上发展挥大国作用，必须以联合的欧洲为依托，首先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为避免邻国的疑虑，他一再强调德国必须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状大，并宣称德国将置身于欧盟之中，决不谋求“德国的特殊道路和采取民族主义的单独行动”。
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科尔尤其重视密切与法国的友谊，加强与法国的合作，近年来，“德法轴心”虽出现了裂痕，但他表示要与法国一起充当欧洲联合“发动机”的角色，要以致力于德国统一的决心，全力推动欧洲的统一。
战后数十年来，德国一直是美国的忠实盟友。科尔任总理后把密切德美关系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强调“美国仍将是欧洲安全必不可少的保证”。去年11月，美国作出解除波黑穆族武器禁运的决定时，曾遭到英法的强烈反对，但却得到了德国的支持。经济上，美国是欧洲联盟以外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的大部分投资均直接来自美国，因此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对德尤为重要。防务上，德国统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对德国构成的直接威胁虽然已不存在，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德国在安全上仍离不开美国。科尔也很清楚，统一后的德国要谋求大国地位，没有美国的支持也是很难实现的。然而，随着德国摆脱冷战体制对它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之后，德美关系也从“被保护者”和“保护者”的关系，发展到共同分担“领导作用”的“独特伙伴”关系。1994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欧之前一再重申，德国是美国的“决定性盟国”，美要与它建立“领导伙伴关系”。由此可见，德国受到美国重视的程度已超过了英、法。科尔也利用美国在新的世界挑战面前“力不从心”有求于德国的处境，谋求与美国一起分享西方世界的“领导责任”。
积极推动独联体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支持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科尔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他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俄罗斯和东欧稳定经济和社会形势，但强调必须更均匀地分摊财政负担，因为德国提供资金的能力已经耗尽。科尔强调德俄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欧洲安全与稳定的基本条件。他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至1993年底德俄贸易已达221亿马克，在俄罗斯的2000家合资企业中，德国就占1141家。近年来，科尔还与叶利钦总统商定，要按莫斯科－－华盛顿联系的模式建立热线，主张“新俄罗斯参加民主工业大国的行列”欢迎俄罗斯在政治上参加西方七国的活动，支持俄罗斯与欧洲联盟之间尽快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东欧发生剧变后，在对东欧的援助、投资和贸易上，德国均居首位。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1993年，德国向东欧国家共提供了411亿马克的援助。1994年12月9日，在埃森举行的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上，科尔要求欧盟在今后5年内向东欧至少要提供67.1亿美元，以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欧盟统一市场。目前，东欧正在成为德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基地。1993年，德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出口增长了10%，而对东欧的出口却增长了15%。其中最突出的是波兰，1993年德波贸易达183亿马克，合资企业13000家，约占波合资企业总数的30%。捷德贸易额1993年达140亿马克，在总共6000家合次企业中，德国占2000家。德国与匈牙利的贸易也有明显的增长。德国在匈牙利的投资占匈外资的25%。与此同时，科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致力于欧洲联盟的“东扩”战略，以帮助它们尽快缩短与欧盟在经济上的差距，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将亚洲列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新重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初，德国外交政策的主攻方向在东欧，而对亚太地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1992年下半年，德国着手调整亚洲政策。特别是科尔于1993年春出访亚洲四国之后，产生了一种清晰的“亚洲概念”。他由此认识到亚洲经济的发展，亚洲对未来世界的重要性以及日、美在该地区所占份量之大，而德国则远远落于人后。为此，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在《世界报》撰文，大声疾呼要开展一个“亚洲攻势”，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的角逐，而且力促工商界组建了由西门子公司董事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为主席的“亚洲太平洋委员会”，共同推动对亚洲的贸易、投资及经援事宜。他认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地位，并为迎接下个世界更为激烈的竞争作好准备。
科尔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他极为重视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表示“在维护世界和平合作及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德国愿成为中国“具有长久发展前途的可靠伙伴”。为密切德中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科尔在总理任内曾先后于1984年、1987年以及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他多次强调中国在德国亚洲政策中所处的关键地位，表示要从长远观点，继续加深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和对外政策上，以及文化、科学领域的合作关系。重申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赞成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在贸易上，德国已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中国自1985年以来也成了德国在第三世界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在亚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邦障总理科尔于1993年11月对中国的访问和中国总理李鹏于1994年7月对德国的访问。在访问中，双方分别签订了金额达数十亿马克的一系列合同和协定，这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科尔曾把发展德中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培植树苗”，强调德中关系不仅要考虑本世纪，而且要着眼于“21世纪”。
联邦德国任期最长的总理
科尔是联邦德国第一位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理。
1930年4月3日，科尔出生在莱茵河畔的化工城路德维希港市。父亲汉斯，曾是财政局职员。童年时的科尔很喜欢饲养小动物，生活无忧无虑。然而战争的爆发，却破坏了他一家的安宁生活。1944年夏，科尔和一批与他年纪相仿的孩子被疏散到奥登瓦尔德地区。同年底进入希勒特斯加登军训营，接受入伍前的军事训练。战争结束后，他长途跋涉数百里回到故乡，继续在路德维希港高级中学读书。1950年起，他先后在法兰克福和海得堡大学攻读历史、法律和政治，八年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早在中学时代，科尔就热心于政治活动。1946年底，他参加了路德维希港市基督教青年联盟的创建工作。翌年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为该党当时最年轻的党员。1955年进入莱法州基民盟执委会。1964年被选为基民盟执委会委员。两年是出任莱法州基民盟主席。1969年11月任基民盟联邦副主席和基民盟纲领委员会主席。1973年6月，，在波恩举行的基民盟特别党代会上，当选为基民盟联邦主席。此后连选连任，至今已20余年，任期之长已超过该党首任主席康·阿登纳。1990年10月1日，在民主德国基民盟和联邦德国基民盟合并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科尔以943票的绝对多数，被选为全德基民盟的首任主席。
科尔的议员生涯，起自于1959年春。起初，在莱法州议会预算和财政委员会任职。期间，他积极主张改革，工作卓有成效。三年后，他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莱法州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9年，39岁的科尔出任莱法州州长，也是当时联邦德国最年轻的一位州长。1976年，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合称）站先推选科尔为该党竞选总理的候选人，与当时的联邦总理赫·施密特对垒。在大选中，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48.6%的选票，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多得6%。但因联盟党所获选票未能超过半数，而具有举足影响的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暂时还不打算放弃与社民党联合执政，科尔才失去一次当选联邦总理的机会。同年12月，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1982年9月，社民党和自民党因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产生分歧而爆发了政府危机。科尔与自民党主席根舍，自1972年以来就常有接触，两人关系较好。危机爆发后，科尔及时地与根舍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联合执政的协议。10月1日，联邦议院议长施蒂克伦正式将联盟党和自民党联合提出的“建设性不信任案”议案提交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大会进行表决。结果施密特政府败北，科尔出任联邦总理，时年52岁，是联邦德国最年轻的总理。1990年12月2日，德国举行了统一后的首次联邦议院选举。在大选中，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以54.8%的明显优势击败主要的反对党－－社民党。1991年1月17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当选为德国统一后的首任联邦总理。去年10月6日，科尔在德国统一后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又再次获胜，蝉联总理。（1995年1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