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政治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直被视为世界经济的奇迹。然而，近几个月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给被誉为“亚洲虎”的国家的经济腾飞史投下了一道阴影，也给东南亚模式的成功划上了一个不小的问号。本文将从政治思考这个角度来探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继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近年来GNP年均增长率都超过8%。东南亚国家迅速崛起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对于整个东南亚发展模式而言，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可以说，东南亚国家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考察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难发现，东南亚国家几乎都拥有一个“强大政府”，这类政府不仅提供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秩序和制度，而且直接置身于市场运作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最终驾驭着市场的运行。对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这种强大作用，新古典经济学曾作出的经典阐释就是其“模拟市场理论”，它认为由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不像典型发达国家那样完备，因此有些问题本来可由自由市场自动解决的，现在却要由政府模拟市场来解决，如政府鼓励出口、提供信息、加速技术进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便是以政府替代的形式来弥补其市场发育不成熟的缺陷。
由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属于后发展国家，其市场是不发育或者说是残缺的。这种不完善就形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对其经济进行干预的现实依据。为了启动、发育市场和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须以替代的形式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供给，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经济体制，以弥补市场的残缺。由于这种政府行为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使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强大的政府及其所提供的独特经济体制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迅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尽管强大的政府作用创造了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但作为强政府本身却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强政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受制于历史的演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冷战时期，冷战壁垒造成了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隔阂，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软弱又使其长期陷入战乱的泥潭。在此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强政府的形成便为日益发展和庞大的跨国资本提供了一个政治安定、生产力成本低廉的投资黄金地带，从而使得东南亚在一定时期内外来资本大量涌入，刺激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壁垒的消除，原来局部和不同集团国家之间的竞争已演变为全球性经济竞争。新开放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入，使全球竞争更为激烈，尤其表现在对外来资本的吸收和依赖上，外资的引入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的重要动力。以国家为主体、政府参与的国际经济竞争局面的形成，使东南亚国家的某些优势迅速弱化。这意味着其强政府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发挥正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其次，东南亚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在危险性在于，虽然强政府与专制统治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但政府驾驭市场的度却是难于把握的，政府干预和管制一旦过度，便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不幸的是，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专制性，这种专制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第一，在东南亚国家，其专制性常常表现为一切经济政策都由政府决定。这就要求政府须有对市场相当准确的判断力和正确的决策方向。而政府对市场的判断和决策稍有差错，就会导致危机的产生。如在东南亚，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主要是在投资层次上展开，政府驾驭着投资结构的改变，驾驭着资本的组成和流向。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的判断以及短视的决策。在泰国，贷款机构一直由政府支撑，而大量涌入的外资本来应该用于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劳动力素质，但由于政府的短视，这些资金都流向了盈利快的房地产业，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在马来西亚，政府投入巨资大搞建设项目，制定旨在到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成全面发达的国家的雄心勃勃的“2020远景规划”，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经济学家一再发出防止经济过热的警告，但政府仍强制保护其耗资巨大的高速增长战略。这种决策的专制和短视最终未能使马来西亚摆脱金融动荡的厄运。第二，东南亚国家政府的专制性还表现在国家对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的控制较严，尤其是对金融状况的信息的控制，政府甚至是刻意掩饰应该公布的政府金融、财政统计数据。不给市场提供充分的信息，而政府自身对这些信息又缺乏必要的正确分析，因而容易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国家内部泛滥着盲目的优越感，政府奉行着可能是错误的政策，同时因为社会干预和民主监督的声音较小，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监督预警机制，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缺乏警惕性和预见性。
再次，政府的导向作用过大，便不能不涉及到政府质量这个问题。一个驾驭着市场的政府的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政府作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程度。然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质量是存在缺陷的。其中政府在引导经济上最致命的两个弱点是其满足于表面增长的短视心理和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正是由于政府施行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奇迹”的短视政策以及对金融机制的管理跟不上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两方面的原因致使泰国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向建筑和房地产部门大规模发放贷款，这样，泰国所吸收的巨额外资便轻易流向了这些盈利快的行业，造成项目重复建设和过剩。而从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这些外资本该用于促进泰国的工业生产设备的升级换代和对其内陆地区工业进行长期投资。8%的高经济增长率掩盖下的事实是， 政府的短视政策并未为泰国构筑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架构。同时，东南亚国家政府管理机制的落后还在于政府管理经济仍然停留在初始工业化的阶段。政府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开放经济是缺乏管理经验的，这种经验的缺乏导致了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失控。例如政府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同时又缺乏风险管理经验，使这些银行和筹资机构在轻易得到国外低息贷款后，又在国内高息放出，因此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极易破灭的信贷气泡。政府缺乏防范措施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如菲律宾过去两年发放的贷款增加了将近68%，印度尼西亚每11笔贷款中就有一笔是收不回的。另外，长期奉行僵硬的固定汇率政策使政府的金融政策缺乏灵活性，剥夺了这些国家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权。这种固定汇率与缺乏改革的扭曲的金融管理结合在一起，显然是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的落后，因此可以说当这些国家受到货币动荡的冲击时，政府对经济的驾驭出现失控是一种必然了。
最后的问题是，既然政府作用的强大是为了对发育尚不周全的市场进行模拟和替代，那么，过于强大的政府的存在是否恰恰阻碍了自由市场的真正发育和成熟？因为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真正发挥作用，需要较少的政府干预和管制，而这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似乎是相悖的。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替代，既是对不周全的市场的补充，但同时又是对其中真正自由市场因素的压制。是否可以说，东南亚强大政府的存在使它们不可能拥有真正成熟的市场？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东南亚发展的成功模式便显然带上了悲剧的宿命论色彩。
二、东南亚官僚政治及其缺陷
东南亚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是其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提到官僚政治，便不得不涉及到“亚洲价值观”这个问题，并由此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对亚洲价值观的过分推崇是否蕴含着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而亚洲价值观能否继续为东南亚的发展提供一种成功模式？建立在东方儒教文化基础上的亚洲价值观在政治上的取向就是带有集权性质的官僚体制。可以说，官僚政治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一个载体，它的弊端所体现的正是亚洲价值观的消极的一面。而又正是这种官僚政治具有的缺陷及其必然导致的政治现象，构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首先，官僚政治往往与军人政权联系在一起，在东南亚国家亦是如此。应该说，官僚政治相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形式，这种不成熟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一些空洞或者缺口，而军队的势力常常能通过这些缺口渗透到政治领域，直接参与和干预着国家的政治，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军队在泰国拥有极大的势力，内阁甚至倒置为军人政权的附庸，其经济政策只有在军队上层人物的帮助下才能起作用。在泰国，军队开支不仅造成其政治的紧张（泰国经历的多次政变无不与此有关），而且军队开支的过大引起的预算赤字也不能不归结为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在危机爆发后，军队仍动用了一艘价值为2250万美元的航空母舰，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危机的补救措施——要求“政府必须大大限制开支”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军人政权所固有的独裁性与专制性成为东南亚国家实现民主经济的一大障碍。如果说这些国家官僚阶层的构成已扩大到政治精英和技术专家是官僚政治自身的异化和进步，那么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及其对其他阶层的凌驾则又阻碍着这种进步，这就是官僚政治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个矛盾。同时，军人政权极易导致的政变对社会稳定和秩序造成破坏。这也是阻碍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当危机到来时，军人政权的这种不稳定性更加剧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从而削弱整个社会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和承受能力。
其次，东南亚官僚政治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腐败与缺乏民主，缺乏政治上的责任心和透明度。在这些国家，官僚政府并没有负起责任来解决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问题，而本来要用于建设公路和解决污染或发展教育事业的资金却常常落入到一批腐败的商人和官僚的腰包。官僚政治的腐败还表现为“金钱买选票”的现象。官僚政客们用金钱收买选票，使金钱成为主宰新生民主制度的力量。如泰国1992年的选举中，用于收买选票的资金约为3.5亿美元；1995年的选举耗费资金升到约6亿美元；而到1996年，用于拉选票的投入则已高达10亿多美元。在每一次的选举之后，官僚政客们为了偿还这些“投资”的本息，势必要捞取足够的钱，于是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贪污现象。
东南亚国家官僚政府存在的腐败使之必然不能产生出稳健和合理的财政政策，也阻碍着它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速以及全球竞争加剧的态势下迅速对其经济进行调整，于是其产品竞争力优势的丧失而导致的贸易逆差便成为出现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
官僚政治的腐败还滋长了社会的投机现象。由于有利可图，官僚政府往往放任信贷的扩张，听任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活动，最后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到泡沫经济的泥淖中。
官僚政治的腐败阻碍着东南亚经济朝更健康稳固的方向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专制性又使其社会缺乏民主和监督。媒体没有充分的自由来揭露这些腐败现象，而社会对于腐败现象的蔓延也缺乏一种制衡力量。民主和透明度的缺乏确已成为阻碍经济良性发展的因素。
再次，分析官僚政治的腐败，便不能不提到它必然导致的一个政治现象——寻租活动的泛滥。寻租活动，或者称为“寻找门路”的现象，指的是个人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贿赂政府和政府官员，以扩大产品或服务价格与真实成本之间的差额，增大自己的利润收入，并寻求对他们的保护。在东南亚国家，寻租活动比比皆是。例如在泰国，其官僚政府一直被认为是经营房地产的商人的庇护者，许多房地产投机商人（寻租者）往往靠着与政府当权派（供租者）的关系而大获其利，而官僚政客也因纵容这种投机活动而从房地产商人那里获得收益和回报。于是造成了这种情况：房地产和投机商人将国家经济发展引向非正常的速度和畸形的方向，而政府对此不加任何干涉。这种寻租活动加速了泰国因房地产市场过热而陷入泡沫经济的过程，另外，在东南亚国家，资金的分配也是不合理的。一些在国内受保护的企业，其产品在国际上已失去了竞争力，但他们往往能得到官僚们的支持。因此，寻租活动还影响着东南亚国家调整其经济结构以及通过加速对产品更新换代和扩大增值产品的比例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出口的东南亚国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逆差无疑是对其经济的致命打击。
三、脆弱的经济奇迹——东南亚经济结构性问题
两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东亚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克鲁格曼的这种看法遭到了东南亚国家的鄙视，但他的确揭示出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经济奇迹的脆弱性。
对于东南亚而言，这种脆弱性就在于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入的大量增加和资源的惊人动员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率和知识提升的基础上。这种经济结构是脆弱的，它虽然曾创造出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由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可能毫无止境的增加，所以只靠投入增加而没有提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陷入收益递减的结局，并会导致经济增长危机。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与东南亚出现金融货币危机的必然联系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资本使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优势，带动了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国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趋势下，这种优势正逐渐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以出口为其经济先导的东南亚国家只有通过使其出口多样化，通过提高技术和生产率以扩大增值产品和服务业的比例来维持其出口的竞争力优势，才能继续推进其经济增长。但东南亚恰恰是在提高技术和生产率即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环节上有所欠缺，甚至像“四小”之一的新加坡，在全球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现象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决心拿出几十亿美元来帮助发展当地的电子产品公司和资助像半导体行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经济结构上的无所突破常常使东南亚的出口工业越来越处于一种夹缝之中的生存状态，即在低档产品方面有来自中国、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新的、巨大的出口能力的竞争，而在高档产品方面又竞争不过日本这样的强大竞争者。过分依靠投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了生产率的提高的结果是，产品的质量得不到提高和产品的附加值得不到提升，最终致使东南亚的出口产品出现竞争力危机。目前东南亚国家在欧美市场的份额已停止增长，其出口在1996年下半年已降到零，并从此未出现过重大的恢复。现在美国进口不断增加的份额来自拉美和中国，而欧洲的进口正越来越多地来自东欧。出口竞争力的缺乏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东南亚经济无疑造成了这样的恶果：出口下降导致其经常项目收支情况急剧变化，出现贸易逆差扩大和经常项目赤字，因此货币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这种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性的，只要东南亚国家不调整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就还会遭到此类危机的困扰。
东南亚经济增长奇迹背后另外一个隐患是其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向工业化发展，这种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注定了东南亚对于国际贸易的过度依赖。东南亚普遍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为东南亚经济带来了繁荣，但同时又是将其经济发展的动力维系在国外的消费需求上，也就是说，其出口的良性发展是建立在国外尤其是欧美需求旺盛的前提下。而如今欧美的需求正越来越多地得到中国或中欧和拉美新兴市场的满足，这对东南亚的出口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出口优势的弱化显然不利于以此为依赖的东南亚经济的增长。在此情况下，东南亚国家明智的作法应该是转向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一个与此相矛盾的事实是，政府长期以来鼓励超额储蓄。东南亚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显然有碍于国内需求的扩大，这便使得东南亚单一出口优势弱化加之经济结构暂时得不到升级而留下的断层得不到弥补。对国外需求过度的依存度在贸易一旦失衡的情况下，其经济增长奇迹的脆弱性就会暴露无遗。
东南亚带有的另一个后发展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弱点在于其基础设施与经济腾飞的不同步。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府过分追求高增长速度的短视心理使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如东南亚尤其是泰国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交通与污染问题。这种基础设施与经贸发展的脱节显然不是一国经济现代化健康发展所应有的现象，而基础设施的缺乏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东南亚经济的稳健发展。
四、东南亚教育制度问题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暴露出其经济结构的脆弱，也暴露出其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在世界经济竞争愈演愈烈的趋势下，东南亚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只有将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东南亚才能继续在全球竞争中找到新的优势。
然而，制约着东南亚技术和知识提升、致使其技术开发能力薄弱、生产率不高的最大因素是其亟待完善的教育制度，其技术教育系统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的教育制度证明其无力提供和培养出足以支持该地区实现经济结构升级所需的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教育制度仍停留在为农业经济而设立的水平上。虽然泰国人口的文化普及率在95%以上，但这一数字所衡量的只是初等教育而非高等教育，大多数泰国青年甚至没有上过高中。这样的教育体制导致了泰国工程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的缺乏，泰国每10万人中只有17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很难想象这种落后的教育体制能将泰国带出廉价劳动力与低增值产品的桎梏。
另外，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观念上的偏颇也是造成技术人员短缺的原因。在泰国，文科被认为是受人尊敬的学科，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大约只有10%是学理科和技术学科的。而即使那些称职的技术人员也常常希望他们的技术能够帮助他们尽快进入管理层。
而东南亚教育制度在教学方法上的缺陷则在于其死记硬背的惯常教学方法。这种缺乏创造性和个人主动性的教学制度在东南亚被认为是纪律和尊重权威的亚洲价值观的体现，但是它的弊病在于很难培养出研究和开发方面的人才。对于急需开发性的技术人才的东南亚来说，这种教育制度和方法显然是滞后和需要改革的。
其教育体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由于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盈利快的行业和直接显示经济增长速度的地方，而忽视了教育对于经济稳健增长和结构性调整的一种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教育经费的不足成为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教育水平得不到提高的一个原因，而由于货币危机的产生而不得不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又无疑会使教育经费缺乏问题雪上加霜。
克鲁格曼曾在他那篇论及亚洲经济奇迹的文章中提出，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经济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可惜东南亚国家认识到这一点却是以经济危机的爆发作为代价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暴露出东南亚经济繁荣背后潜在的、体制上的问题和缺陷。它说明东南亚国家已趋老化的体制已无法支撑其经济继续腾飞，如果继续僵守这种体制，那么东南亚经济奇迹将神话不再，而经济危机则还会有酝酿的土壤。因此，如何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以找到一种更加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应是东南亚国家在遭遇危机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这其中包含着一个痛苦而冷酷的抉择：东南亚国家政府和人民是否有勇气和胆识去改革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甚至改革一些深入到观念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因被冠之以“传统”而难以割舍与超越）？如果说危机产生之前东南亚仍可暂且沿袭旧有的发展道路和方式，那么危机的爆发便一下将东南亚推到了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已不得不在改革与固守之间作出选择。尽管改革是痛苦和艰难的。
注释：
香港特区与台湾省分别是115家和156家。
标签：国内宏观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泰国历史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亚洲金融危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