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人文性及其中国际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际遇论文,中国论文,性及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属的纠结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似乎无法破解的难题。国内学界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述层出不穷。归纳起来，无非是为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历史学这两大曾长期充当“母科学”的学科中寻找皈依，或者非此即彼，或者兼而有之。
当下，国内主流历史地理学者就这一问题形成了看似一致的观点，大都认可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这一观点最有力的倡导始于侯仁之1962年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该文标志着历史地理学学科主体意识在中国的觉醒，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1]20年后，谭其骧指出：“历史地理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很明显的。旧时代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前一个时期有人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历史与地理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些看法目前至少在我国国内已基本上销声匿迹了。”[2](P235)实际上，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从来就没有达成绝对一致，认为该学科属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的观点从未消弭。1986年，史念海指出：“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形成以前，沿革地理学实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形成之后，它对于历史学的作用还依然存在，所以它仍然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3]即便到了晚年，史念海仍旧坚持“此议虽非自我所发，我是完全同意赞成的”[4](P6)。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今，形成的积淀已经相当丰厚，其中包括的学科属性新论及构建其下二级学科的尝试不在少数。在学科互涉现象较为普遍的背景下，固守某一观点并排斥另一观点的做法显然不妥。本文初衷不在于另辟蹊径，独创新说，而是通过对学术史史实的梳理和固有逻辑的推演，揭示出历史地理学曾经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既定史实，以及历史地理学至今仍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的客观现象。
一、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形成
历史地理学被西方地理学界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不仅在地理学者的个人撰述中就此达成共识，在更加体现学界一般认识的权威地理学辞书中也认可这一点。例如，在美国人沃夫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中，“历史地理学”被界定为：“寻求对过去的地理的理解，并时常寻求对过去地理如何影响现在地理的理解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包括范围广阔的学术活动。”[5](P210)打开巴尼·沃夫的学术简历便知，他是一个关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理的人文地理学家，但却撰写了题为《时空压缩：历史地理学》[6]的专著。该书收入劳特里奇人文地理学研究丛书，也反映出历史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学属性。而在由格雷戈里等五人担纲编写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5版)中，历史地理学被界定为：“与往日地理及今日和未来地理成型的影响有关的人文地理学分支。”[7](P332)这五位编者的学术背景主要是英国地理学，由此也折射出英国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属性上的共识。欧美地理学界掌握着全球地理学的话语权，其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肯定有其合理性。探讨这一观念的形成过程，对于厘清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十分必要。
(一)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母体”
为便于叙述，本文将这一现象提炼为“历史地理学的人文性”一语。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首先在于厘清何谓“人文地理学”。
在李特尔、拉采尔、维达尔-白兰士、森普尔、白吕纳、亨廷顿等欧美地理学先驱的探索下，人文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在地理学学科中的位置日益明晰。毕生致力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法国地理学家德芒戎认为：“我们可以采用‘对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这个词组，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定义。”[8](P7)这代表了截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地理学界对人文地理学性质的认识。《人文地理学词典》(第5版)中由格雷戈里撰写的“人文地理学”词条认为，该学科“首要关注作为人类活动的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人类活动的后果的地点、空间和环境的方式的地理学主要领域”[7](P350)。换言之，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关注是地点、空间、环境的方式，它们既是人类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此前，约翰斯顿为《人文地理学词典》(第3版)撰写的“人文地理学”条目则将该学科界定为：“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9](P303)地点、空间、环境三者包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关注的是人类活动对地点、空间、环境的利用方式和后果。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始终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点对于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文性至关重要。
上述学者开创的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观念在竺可桢、张其昀、谌亚达、盛叙功、李旭旦、任美锷、胡焕庸、吴传钧等人的译介下，对我国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历史地理学创始阶段的学科属性认知
如果将人文地理学定义为“对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那么，出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8](P11-12)，人文地理学框架下的历史地理学由此孕育而出。如侯仁之所言：“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严格地说是从本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10]追述西方历史地理学创始阶段的学科属性，应从这一时期开始。
1930年，英国地理学家罗士培指出，历史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在进化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之下，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各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它的研究方面和有关观点和人文地理学可说完全一致”[11]。与此同时，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也认为：“就其考察方式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因为它主要涉及人类，它应该说是一门人类地理学的学科。”[12](P171)此处的“人类地理学”是涵盖“种族和民族、宗教、国家、聚居和城市、交通、经济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等等的地理学”[12](P170)，显然也就是后来译称的“人生地理学”(今日习称“人文地理学”)。但是，同时期成书的地理学史著述认为：“事实上，即至目前，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范围，亦仍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虽然其间差异，主要的亦仅是名称的不一。”[13](P321)可见，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
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又译为白菱汉)对于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的地理者，应用历史学‘发达’之原理，研究过去各时代之地理是也。详言之，乃就地文情况陵谷变迁之观念，或政治组织沿革变迁之观念，将地球上某一区域逐渐发达之经过，研究而论述之是也。”[14](P109)其中，“地文情况陵谷变迁”是自然地理学(或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组织沿革变迁”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此，历史地理学被视为借鉴地质学、历史学的观念而形成的新学科门类。前引罗士培演讲词中曾援引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白兰士所言：地理学的目标和方法过去常徘徊于地质学和历史学之间。地理学接受他种科学的资助而做出新贡献，主要在于使人了解各种事物的相关性，而不是大自然的整体性有所割裂。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在地质学与历史学之间长期徘徊后做出的抉择。白兰士所关注的“各种事物的相关性”，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被转换语境，代之以“人地关系”，亦即罗士培在“人地调整观点”指导下宣称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各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演变”[11]。同样，白吕纳也认为：“以地理事实，解释人类发达之历史，方面甚多，如经济地理、社会地理，皆可与政治地理并称者也。故为综核名实起见，将来迳称之为‘历史之地理’(或地理史观)……‘历史之地理’者，乃历史上一部分之事实，隶属于地理学之范围者。”[14](P112)此处，“历史之地理”就是“geography of history”。白吕纳虽然认为：“‘历史之地理(geography of history)’之名词确较‘历史的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为胜”[14](P94)，但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historical geography”应用更普遍。在白吕纳看来，“地理史观者，所以研究人类社会发达史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生活，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是也”[14](P112)。显然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文地理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历史时期内的自然地理状况考察，则被视为“历史的地理”的另一个别派——“其所述大都为地形上之物质事实，而政治事实较为罕见，若此者可称之为‘地形史’(topography)或‘历史的生物地理’(historical chorology)”[14](P111)。
此处的“历史的地理(geography of history)”基本等同于“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那么，作为“历史的地理”一个别派的地形史或历史生物地理为何又被剔除“历史地理”之外呢?原因无非如下几点：其一，历史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其研究对象为人文地理现象，以人类文明出现为研究时限的起始点。而地形、生物的形成则上溯到漫长的地质年代，此时人类文明未出现，谈不上人地关系。其二，对地质年代的地形或生物的研究，凭借的是科技手段，与以历史文献解读为主要手段的历史地理学大相径庭。其三，历史时期内的自然地理现象，有的几乎独立于人类活动影响所及范围之外(如地质、地貌等)，其变动周期动辄以成千上万年计算。对时间要素的考虑是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不必依赖于历史学。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指出的：“在历史学，由于文字记载短暂的限制，自然现象相对稳定，因而它所研究的统一体的变数，大部分限于人文因素。”[15](P36)土壤、水文等自然地理现象虽然会因人类活动而改变，但这种改变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而是“人化”的自然地理，理应属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哈特向同样申明：“我们对历史地理的考虑，限于人类世界。实际上这几乎对历史地理的所有研究都是正确的。在逻辑上，人类到达以前的地球变化要素的研究，似乎还应在地理学中占有地位。但如对这种研究予以重视，我们就需要改变地理学作为人类之家的世界研究的概念，而谈论着，例如‘恐龙地理学’。除了定义上的原因以外，还有许多理由使一般人把历史地理学限于包括人类在内的过去研究。”[15](P105)而其他原因，主要就是地理学研究的现象统一体中人类始终是主要因素。日后建立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尝试(详后)，不过是类似于“恐龙地理学”的古地理学研究。
出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必须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这样，势必要求在人文地理学框架内孕育出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的改造均被纳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对历史时期内人地关系的研究，在历史地理学初创时期就被视为该学科的固有内容，无须再作“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的区分。
(三)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固化
以地理学史(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史)研究著称的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6]和《哲学与人文地理学》[17]两书中阐述了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的看法。他认为，人文地理学“最后一个主要类别是历史地理学，该论题显然确定了从事者的实质性兴趣：他们不是关注历史时代的经济或社会或政治地理，就是关注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变化，或者两方面都关注”[17](P19)。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实质性兴趣”之一的历史地理学，其生成模式就是其他实质性兴趣(亦即经济、社会和政治地理)分别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研究。这种研究即可以分别针对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理而展开，也可糅合三者而研究“总体人文地理学”(亦即约翰斯顿定义的“holistic human geography”)。在其“历史地理”观念中，“人文”是嵌入其中的内在性要素，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学=历史人文地理学”，没有必要另造出“历史人文地理学”一词。这一点类似于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本书通篇使用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16](PⅡ)
约翰斯顿在处理自然地理研究与人文地理研究之间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更倾向于分离主义的观点”，且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其中任何一项工作综合了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两方面”[17](P11-12)，所以反对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进行合二为一的综合研究。此前，他在其《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二版序言中已指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已没有什么联系的基础。当然，人文地理学的主题问题与自然地理学仍然密切相关。但并没有明显的需求(肯定也没有发表过这种看法)要在目前的实践中将二者结合起来。”[17](PⅫ-Ⅷ)作为人文地理学一部分的历史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这就关闭了通过历史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产生“历史自然地理”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历史地理学的人文性。时至今日，将历史地理学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是国际地理学的常态。权威期刊《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刊载历史地理学年度进展报告就是明显例证。
二、西方历史地理学在华传播的际遇
(一)建国前西方历史地理学人文性观念的在华传播
在我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张印堂、林超、侯仁之、吴传钧等学者，均曾师从或追随罗士培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深造。有理由相信，罗士培的前述历史地理学观念可经由他们传至中国，产生了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
白吕纳等人的历史地理学观念，在建国前已经被国内地理学界译介。胡焕庸据此作如下阐发：“历史地理与人生地理同属于广义的人生地理；广义的人生地理乃对自然地理而言。……人生地理研究各种人地相关，其范围颇广，历史地理以外之人生地理，是为基本的人生地理。”[18]显然，历史地理学已被纳入人文地理学范畴。日本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在其译介到中国的《地理学序论》中援引了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他意识到：“人文现象之历史的要因，是不可漠视的”；并认为地理学的研究法分为“自然科学的与历史的两种方法；而在阐明地与人之相互关系史，则非两法并用不可，是很明白的”。[19](P10)由此，小川琢治认为：“在人文地理学中，便非成立具有普遍的意义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的部门不可。”[19](P19)随着白吕纳、小川琢治等人著作的传入，国内地理学家对该学科已有了相当的认知。
透过王成组《地理学》[20]一书罗列的地理学体系可知，历史地理在当时的地理学中已占有一席之地(见图1)。王成组认为，算理地理、地文地理、生物地理各门不应当归入地理学的范围。[20](P9)既然将算理地理(亦即约翰斯顿所说的“处理技术问题有关的一切地理学部门”，详后)、自然地理剔除于地理学之外，那么，历史地理在地理学体系内只能与人文地理建立联系。
图1 王成组《地理学》罗列的地理学系统
建国前，历史地理学只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而被译介，并未像后来侯仁之那样开宗明义地论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对象和方法。但是，该时期地理学界已意识到：“地理学虽是研究空间的科学，但也决不能忽略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换言之，即是说不能忽略时代的背景，否则对于地理学便无从研究。”[21]地理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已经对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展开提供了契机。
(二)建国后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丧失
建国后，历史地理学开始摆脱沿革地理的窠臼，在地理学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在1960年全国地理学术会议上，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地理学门类，并没有像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地图那样发出自己的有力声音。这次会议收到论文320余篇，经济地理方面75篇，自然地理方面197篇，地图方面41篇，其他方面7篇。[22](P391)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地理学界势单力薄。
1961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中国地理学会召开的历史地理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及今后任务。与会者就“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的科学，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这一点达成共识，且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两大部门，只是在“历史自然地理和自然地理如何分工、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不是自然科学”[23]等问题上仍旧存在分歧。转年，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的发表，实际上契合了会议上提出的“建立适合中国历史和地理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学科发展目标。[1]
侯仁之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十年间，历史地理学已经开始发展为现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我国一方面引进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在苏联所出现的‘二元论’以及把人文地理学看作是一种伪科学的错误，也同样影响我国地理学界。”[24]可见，建国之初的历史地理学发展之路走着西方地理学和马列主义两条道路。不过，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引介和传播是“隐性”的，而主动接受马列主义的指导则是“显性”的。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侯仁之对达比、克拉克等人的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只能在脚注中简略交代，而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甚至刘少奇的论述则在正文中详加引证。实际上，侯仁之留学英国时，“无论在达比教授的讲学中或是布朗教授的写作中，都未曾听到或看到有关上述恩格斯论点的介绍”[10]。在侯仁之主导开启的西方历史地理学中国化历程中，存在着一个“马列主义化”的、“后入为主”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带来了不必要的损伤，尤其是对苏联地理学体系的照搬和尊崇，使得先前形成的历史地理学人文性被剥蚀殆尽。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地理学界盲目照搬畸形的苏联地理学思想体系。除了经济地理学，整个人文地理学都被贴上“唯心主义”、“伪科学”的标签。既然“人文地理学是流行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思想武器之一，它以研究自然与人生、即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为主题，散布地理环境决定人生活动、决定社会发展的思想毒素”[25]，那么，40年来，在“中国地理学界已建立了牢固的统治”[25]的人文地理学必须被清洗，为所谓的马列主义地理科学让路。历史地理学在此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只能是从人文地理学母体中剥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既然主流意识形态仍旧允许地理学存在，那么，宣称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就没有政治风险。既然这种畸形的地理学体系由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构成，那么，“历史地理学按其研究对象，还应该区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在广义上还包括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和现代地理学依照其科学性质而区分为自然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与经济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是一致的”[25]。
随着政治局势的改观，地理学界迅速提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倡议。历史地理学“相应地区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并且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也被界定为“在地理环境中完全由于人类自己的创造而后产生的各种地理现象”。[22](P8-9)历史地理学的另一奠基人史念海也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有两个组成部分，就是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部分之下又各有若干分支。”[26]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学科门类的形成，显然受到照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分法的直接影响。而开展历史人文地理倡议的提出[27]，又强化了历史地理学的二分法。
(三)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回归及其阻力
在人文地理学复兴之后，出现了历史地理学人文性回归的势头。这一势头的出现，实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完善所必需。在地理学发展的道路上，着重现状分析的当代人文地理学，与专注历史回顾的历史地理学，势必围绕着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而结成同盟。
1985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概说》是人文地理学复兴的初步成果总结。主编李旭旦将历史地理学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并指出：“历史地理学很早就成为地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以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28](P21)在该书中，侯仁之开始考虑历史地理学是否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历史经济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或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问题。[28](P117)耐人寻味的是，该书附录中编译了约翰斯顿等人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辞典》中的“人文地理学”条目，提到人文地理学是“描述所有那些不完全与自然环境有关或诸如地图学等处理技术问题有关的一切地理学部门”[28](P244)，包括历史地理学在内。国内学界对于这一论断不可能视而不见。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29]初版之时并未对历史地理学加以详述，而随后版次则单辟一章加以论述，折射出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复苏。该书认为：“由于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和影响的结果，历史地理学主要是进行人文地理领域内过去的研究。这样，也可以把历史地理学看成是人文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其定义是：历史地理学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地表人文事象区域分布、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30](P420)该定义的弦外之音就是，历史地理学“次要”的是进行自然地理领域内过去的研究。之所以出现主次之分，是因为该书“结合我国地理学家的观点，可以认为历史地理学按照其研究客体的差别分为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两部分”后的折中。
然而，将“完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所谓“历史自然地理”嵌入“不完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人文地理学”之中，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在该问题上，侯仁之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要素在人类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而历史人文地理学则研究“在地理环境中完全由于人类自己的创造而后产生的各种地理现象”。[24]这种做法看似简明，实则难以圆满解决问题。
“历史自然地理”关注的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虽然侯仁之很早就确立了“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说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属于自然的景观如此，属于人为的景观，更不例外”[1]。但历史时期内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的变动，更多的外在于人类活动，更何况“自从历史时期开始以来，自然地理上的变迁究竟有限，而人文地理上的变迁则是无穷的”[31]。把自然地理还给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研究手段的自然地理学，并不会造成历史地理学的实质性损失。地史学(亦即历史地质学)等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分支，就是将时间要素纳入空间过程研究的产物，将之纳入所谓“历史自然地理”的范畴是不可能的。自然地理学完全可以将研究视野延伸到历史时期，这不是历史地理学所能垄断的研究领域。例如，通过对冰芯的考察就可以再现近2000年来的气候环境变化。[32]
冠以“历史自然地理”名号的研究，要么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海岸线、水体赢缩，沙漠化等)，要么关注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但人类活动对之并无直接影响的自然地理变迁。这些研究或可视为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体现，或可视为历史文献对自然地理研究的有益补充，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即便有些研究在名目上类似于“历史自然地理”，例如《历史植物地理学引论》[33]，但研究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迥异。当然，“植物历史地理学”名词在当下学术界的隐退，也能说明“历史自然地理”概念缺少足够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学者姜道章主张历史地理学不能划归人文地理学名下，而是独立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外的一门地理学分支。当然，他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也没有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之分”[34](P5)。上述论断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既然主张“假若其内容纯粹是讨论自然的现象，与人没有关系，就不可能说是地理学的研究，理论上不可能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历史自然地理学”[34](P5)，那么，何以又同时承认“自然地理现象，也可以作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34](P5)呢?其实，上文也意识到“地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涉及人的研究不能说是地理学的研究”[34](P5)。按照这一思路，历史地理学研究只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地理学。至于不涉及人的自然地理，无论是否处于历史时期，还是交付给自然地理学——虽然它已被气象学、地貌学、水文学瓦解得支离破碎。将历史地理学设为独立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以外的地理学分支，目前看来还是一个宏大到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三、结语
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仍需对学科属性这一安身立命的元问题进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探研，但本文仅是关于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学术史梳理，至于历史地理学人文性的未来命运则无力作出前瞻性判断。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小心就陷入“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做的事情”式的吊诡中。时任《历史地理学杂志》主编的迈克·赫弗南称：“历史地理学首先是一个综合学科，因而，它才可能从广泛的趋向性中受益，在北美和欧洲同样是可辨别的，通过已被解释和概念化的现代世界去质疑传统的知识门类。传统的学科忠贞，像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一样，正被瓦解为(并潜在地解放为)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再公式化、重构和解构的万花筒。”[35](P1)在21世纪再去试图为历史地理学做出明确划界和归属，似乎成了逆潮流而动。不过，在“传统的学科忠贞”被瓦解之前，首先应该认清它的本来面目，而后再决定坚守还是放弃。
沃夫主编的《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注意到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跨学科折中主义，指出该领域存在的现代性和权力(modernity and power)、认同(identity)、再现(representation)、人地关系(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等四个特别突出的主题。其中，人地关系被认为是“与历史地理学较早传统最直接相关的一个领域”[5](P213-216)。这一判断既肯定了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的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长期贡献，也提醒我们不要墨守成规，而应同时注意其他发展趋向，这无疑对国内历史地理学界有警醒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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