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学的转型——新世纪中国美学之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 （2000）03—0108—08
一、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首要问题仍是转型问题
对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进行展望，首先要抓住中国美学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一核心问题仍然是“转型”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大改革大创新转折时代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美学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必然要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转型的问题就被异常尖锐地突现出来，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日益明显地得到强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超越美学的兴起，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中国美学“中国化”的强烈要求。表面看来，这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三件事情，但我们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恰恰在美学本体论的深层，它们却又非常有趣地具有一种共同的、更为彻底的人类学本体论的意向。我认为，正是在这种人类学本体论的深度上，中国美学转型的主题才日益显露端倪，并成为中国美学发展的生长点。
应当指出，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型要求都是针对占据当前美学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提出的。超越美学直接打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旗号，其鲜明立场显而易见，其着眼点是直接指向实践美学人类学本体论的不彻底之处，直指实践美学的理性主义局限。审美文化研究采取了一种远离传统美学经院式研究，而极度贴近现实文化中生存现象的激进批评姿态，而这种传统美学的代表者也正是作为当今中国美学主流的实践美学。中国美学“中国化”的强烈要求也是针对作为当前主流美学的实践美学而来，因为实践美学就其本体论根源来说，基本是西方美学史的产物。从它的理论思维的方法到基本的理论概念体系框架，都带有浓重的西方本位倾向。由此展开的三条基本矛盾冲突线索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转型的基本态势。
二、超越美学的转型启示
所谓超越美学就是试图对实践美学实行超越的美学，它的出现即意味着对实践美学发出直接的挑战。但是由于超越美学论者大都是从实践美学中走出来的，因而在提出挑战之前，总是乐意首先对实践美学在中国美学发展中做出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众所周知，实践美学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一番极不平常的风风雨雨。在我看来，它的历史功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人类学本体论的建立，为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彻底摧毁了那种“见物不见人”的所谓纯客观的美学。从此，美的存在就和人的存在结下了不解之缘，美不仅是人的自由创造的产物，同时也是确证和表现人的自由的一个存在，这成为实践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原则。第二，以劳动，亦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本内涵的人的实践主体性的高扬，并在此基础上去解释美的产生及其过程，从而克服了以往美学中长期存在的唯心主义理论，克服了那种把美当作精神（主观精神或客观精神）的投射或外化，把美完全看作精神幻象或精神显现的唯心主义美学。第三，在现代科学理论思维的水平上，建立起了具有现代科学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体系。对美的本质、美感的本质、审美关系的本质思考，尤其充分显示出了这一体系理性思考的本质深度。
但是，为适应改革开放急剧变革时代的要求，中国美学前进的步伐也在加快。超越美学的出现，可以说较突出地体现了这一趋向。从超越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超越意向来看，它的挑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学本体论的不彻底性或非本源性。在超越美学看来，实践美学在人类学本体论的理解上，仍然不够深刻和彻底，仍然没有将其建立在作为终极目的的人的生存本体的价值存在本身，而只是建立在作为实现这一目的中介手段上。[1] 因为实践只是现实生存的手段而非本源，实践美学所说的自由只是手段意义上的、次生的，而本源则应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它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和动力源泉。实践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所谓“美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建立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上的。因而在方法上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美学，无力关注本己性的人的自身价值的无限生成。因此，超越美学主张以本己的自我相关性对实践美学的对象相关性实行超越，人类的审美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本己相关的活动，这种活动与其说是对象化的，不如说是非对象化的更为妥贴，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在关心任何外在的对象，并不是在追求任何外在的价值。它只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及其价值的关怀，是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赋予意义，以促使一种本己相关的本体价值的生成。另外，实践美学的主体性仍然是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类的主体性，即所谓社会性的生产实践，因而必然与个体相冲突，没有可能解决这种类主体与个体主体之间的矛盾，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个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之上。所以，在对人的个体生存关怀层面上，实践美学显得格外缺乏力度。
第二，理性主义倾向，实践美学对于理性抱有绝对的肯定与信任，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理性始终居于核心和主宰地位。诚然，实践美学也讲感性，但感性只是理性的一个附庸，是作为理性的显现形式而出现的。美的本质是自由，是历史的、理性的、人类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美则是显现这种自由的感性形式，只是积淀并因而可以显现理性的一个中介形式，一个理性为实现自己而存在的中介手段。在这里，不仅完全将非理性和超理性排除于外，而且在“理性—感性”的框架结构中，感性始终处于奴婢的卑微地位。这一点即使是在实践美学的“积淀说”中也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理性几乎成了感性存在的唯一根据。另外，与这种理性主义相联系的是整体主义，是以人类整体性的类本质淹没和抹煞审美中的个体性。这种整体主义不仅无视或轻视个体生存，对个体生存缺乏一种深切的关注与关怀，而且使得原本极富个性特色的无比生动的审美世界也被完全平板化、模式化了。在这里，实践美学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人类性，而超越美学则是要超越这种整体主义的人类性，或者说是将这种人类性进一步落实于生存的自由个性，即实现一种超越人类一般性的，真正具有主体间性基础的活生生地生存着的自由个性。其次，与这种理性主义相联系的还有审美的扭曲与削弱。实践美学在审美体验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理性中心主义倾向，理性的范导成为审美体验的主导原则，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理性教化严重地削弱、干扰乃至取代了审美的生存性体验，从而使审美的体验变成了一种严重受理性局限的极不充分的体验，甚至成为一种理性占主导地位的虚假体验，即审美者与自己真实生存相阻隔、滞塞，甚至隔绝的虚假体验。这种理性中心主义的体验理论由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乃至完全丧失了审美体验的生存性，因而我们对于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不引起应有的重视。当前那种非审美性体验和非文学性阅读日益普遍的严重现象，不能说与这种理论的影响和范导没有关系。
第三，以物质生产实践代替精神创造，从而抹煞了审美的精神性，以实体性的有限现实功利性遮蔽了审美的超越性。实践美学直接在以劳动、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之上规定美的本质，具有浓重的物质化倾向。这样的“人化自然”观，具有一种实体主义的有限功利性质，因而这样的自由观也是很有限的。只是一种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向度上建立起来的“人化”观和自由观，都还不是真正具有本源性和本己性的自由观和“人化”观。用这种自由与“人化”来解释审美现象时必然带有浓重的实用功利性，这在解释自然美的理论中尤其显出一种尴尬，许多自然美的根据都被归在其实用功利性及其积淀的涵义之下。在这里，物质化及其有限实用功利性严重地遮蔽了美的超越功利、超越物质、超越有限既定现实实体的超越性。
超越美学的异军突起，有力地促进了美学新时期的转型。他们以更为彻底的生存论的人类学本体论立场及其超越理性主义、群体主义的生存观，从本源性、本己性和主体间性出发，直指人的本体价值，超越了工具和手段的层面。所以，超越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超越归根结底是人学本体论上的超越。它所要求的转型，主要是在美学本体论上的转型，即要求中国美学向一种更为彻底的人学本体论基础转型。
三、审美文化研究的启示
审美文化研究以其广阔的视野、敏锐的触角和前所未有的批判力度，显示出了与传统主流美学（实践美学）研究不同的特点和巨大活力。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型意向首先表现在其研究对象、范围和关注焦点上。独特文化视角的切入和崭新文化视域的形成，使它从一开始就挺立出一种与传统美学疏远化的姿态。一方面，在研究范围上它远没有传统美学广阔。传统美学的研究范围几乎囊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领域非常广阔，就此而言，审美文化研究的范围要小得多，它只限定于文化；而在关注焦点的意义上，传统美学又以艺术为中心，将艺术作为美的高级纯粹形态来重点展开研究，就此而言，审美文化的范围又大得多。这种区别的实质何在呢？我认为在前一种意义上，审美文化研究的这种文化视域的选择具有一种精神关怀的意向，因为文化较之于现实的生活和自然界的物质性，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性，这与实践美学相对更注重物质生产实践和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性构成了实质性的差别。而在后一种意义上，审美文化研究对于传统美学艺术中心的远离，则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生存论的意向。由于审美文化研究具有一种全面的文化视野，这样也就使它能够超出艺术的狭窄范围的囿限，极大限度地贴近生活中的文化现实，从这种文化现实中去发现其中正在生成着和跃动着的生存性。这样，从审美文化研究的意向来看，就根本不是从艺术出发，不是把艺术看作审美文化的核心或典型形态，也不是要用艺术去点染整个文化，提升整个文化的审美特性。在这里，艺术并不必然地就是文化中的纯粹审美形态和文化的审美之维。相反，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倒是要依赖于在文化中发现的生存特性去激活，去给艺术注入活力和生机。就是说，艺术需要从文化中吸取营养并获得动力。这种对于用生存着的文化或文化的生存性去赋予艺术以生存性的强调，实际表达了一种对于既定艺术生存性贫弱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于传统美学艺术中心定势的挑战。正是这种对于艺术中心的远离，不仅使审美文化研究明显区别于传统美学研究，而且使审美文化与艺术之间产生出一种由于疏远而出现的紧张，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排斥。但是，审美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并非与艺术对立，更不从根本上排斥艺术。当代审美文化所不满的也只是那种在生存性，即在审美超越性上还不够彻底、不够落实、不够丰盈的艺术。
其次，审美文化研究高度重视审美敏感力和体验力，并把这种敏感力和体验力当作理论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来特别加以强调。就是说，是否具有敏感力和体验力，这决不仅仅只是关系到诗人艺术家素质的问题，同样也是关系到理论家基础素质的问题。由于审美文化极大限度地贴近了生活中的文化现实，还由于它直接地将其关注焦点集中到了当代文化的生存境遇和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因而对于文化现实的发展脉搏的跳动具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和体验深度。在这里，高度的敏感力和深切的体验力不仅成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鲜明特色，而且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素质被突现出来，正是这种高度的现实敏感力和体验力使它同传统美学在研究方式和心理定势上也拉开了距离。
从本体论的深层维度上讲，审美文化研究产生于一种深切的危机意识。审美文化对于文化中的生存性及其异化表现出了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于现实文化中所出现的生存异化，生存的技术化、工具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硬化与板结，都具有深切的体验。这正是审美文化研究最富于生命力的地方，因为只有从这里开始，理性的反省和思考才有可能不至于失真和僵化。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审美文化研究是现代思维的产物，是现代生存敏感意识和生存深度意识的突出体现，它产生于人主宰技术和组织的时代，产生于非审美文化遮蔽性日益严重、日益普遍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技术的中介性导致生存本源的遮蔽，导致文化中生存性的丧失和贫弱，使文化出现普遍性的贫血，出现大量的与生存本源相阻隔的“替代现象”。即那种既无生存性本源活力，也不能诉诸生存体验的，或只具有一种虚假替代性体验的文化代用品。审美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那种敏感的感受力，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真实体验是对实践美学的又一挑战。在这种对照之下，实践美学那种以理性主义认识论为进路的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以演绎和思辨为主的研究方式暴露出了它明显的弱点。敏感力的丧失，感受力的贫弱，以及对于体验的轻视和疏远，成了实践美学研究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再次，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型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中。对于非审美文化现状的敏感、反省、批判和抵制反映出一种深切的文化危机意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审美文化研究者那里，对于非审美文化的言说远多于对于审美文化的言说。他们对于现实文化有一种敏锐而清醒的深刻体认：文化既是家园，同时又是牢笼。质言之，文化是生存性的，文化一旦丧失它的生存性，一旦僵化，一旦技术化、板结化、工具化以及走上一种单纯的规范刻板的教化，都会异化为牢笼，都会变为异化的文化。异化的文化无美可言，所以是非审美文化。文化具有生存性，文化是生存着的，生存着的文化就是审美文化，就是美的文化，活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人的家园，才是与人的生存一体化的活的存在之家。而非审美文化则是丧失生存性的文化，是异化为牢笼的没有生命的文化。在这方面，审美文化批判表现出了极强的力度，深入到了现实文化境遇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当代文化中出现的平面化、零散化、技术化、操作化，对大众文化的生存化与非生存化，以及文化由现代传媒引起的工具化、技术化异变，对快餐文化、广告文化，以及对于文化中那种生存体验之源的“替代现象”的专门研究和批判分析，都充分显示出了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这里，审美文化批评所具有的那种生命投入姿态，也是传统美学所缺乏的。
四、中国美学“中国化”的启示
中国美学的“中国化”不是自我封闭，唯我独尊，更不是单纯地回到传统，守旧倒退，而是要回到中国美学自己生命的本源，显出自己新的生命和特色来，也是为了走向世界，与世界美学平等对话、交流和融通，在世界美学一体化中建立起自己深厚的根基，挺立出独具魅力的风神和气象。确切地讲，美学“中国化”的转型意向主要在于反对和消解当前中国美学的“西方化”主导倾向，消解它的西方进路和理论格局，回归中国美学自己传统的生命源头，从而将美学的基点建立在自己本源性的思想进路和基本内容上，这是“大破大立，而不是修修补补”[2] ，不是在“西方化”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结构中掺和进一些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和话语，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西方化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结构。“中国美学跟着西方美学跑得已经够远了，够久了”[2]， 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美学。这应当是一个非常值得冷静对待和深刻反思的大问题。
长期以来，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这就是认为它缺乏像西方美学那样的理性高度和科学的理论形式，认为它还停留于经验的鉴赏的水平，而缺乏理性的本质的概念性的认识，更缺乏一种科学的逻辑体系，所以它是一种低水平层次的美学。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很值得重新深思，中国传统美学当真不具有理性高度吗？中国传统美学所说的“道”、“气”、“风”、“神”，“境”、“象”、“言”、“意”，“情”、“兴”、“韵”、“味”，“感”、“通”、“会”、“悟”，“显”、“隐”、“虚”、“实”等等，难道都只是一些经验水平的描述吗？另外，科学的理论形式，理性的本质的概念性认识和科学逻辑体系，是否就必定是美学真正合适贴切的言说方式和话语结构呢？这恐怕都不能以西方近代美学作为尺度来裁定。我认为，当前更为重要而且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中国美学具有着西方美学所不具有的更为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高度的生命意识，亦即超理性的存在论或生存论的生命意识。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原发的生存势态，这种势态在“道”、“气”、“风”、“神”这样的范畴中得到奠基，在风骨、形神、韵味、情兴等范畴中得到发展，在意境、境界范畴最后完成。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美学所具有的一种超越实体主义的识度，即那种虚实相生、有无相生的生存势态，这才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最具有生命力的地方。比较而言，西方美学是一种光的美学，影象论的美学和实体主义的美学，它非常重视形的逼真，外在摹仿的真实。雕塑、绘画都讲究实体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其他艺术也把这种所谓真实的形象性当作出发点，形成了一种具有牢固的实体主义倾向的美学观和艺术观。而中国美学则是虚实并重，甚至重虚更甚于重实，可以说是一种不仅重“形”，而且更重“气”的美学。所以不仅虚实相生，“形神兼备，以形写神”，而且更进于“脱略形似”，“离形得似”，“不求形似”。甚至可以“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神韵妙味所在，不仅妙在有处，更是“妙在无处”。这种虚实相生的识度，它在美学本体论的基础层面是高出西方纯粹实体识度的，是更贴近生存本源的识度，因而也是更深刻也更具有生命活性的识度。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美学传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最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和珍惜爱护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美学的审美进路才开出了独特的情兴、神思、体味、兴会、交融，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感觉、知觉、想象、情感和理解，“意象”也不同于西方的“形象”，“意境”就更不同于“典型”及其环境。这所有的不同集中于一点，就是后者统统缺乏一种虚实相生的生存论本源势态的气韵生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传统美学是比西方美学更纯正、更地道的美学。正是中国美学的这种“虚实相生”和“气韵生动”使它不仅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因而可以在新世纪重新焕发青春，重放异彩，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能够为中国艺术在新世纪焕发异彩提供不可限量的巨大潜能。
当今中国主流美学的理论现状基本上是西方美学史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西方近代美学史的产物，其基本理论思路范式和话语结构，受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受前苏联美学的影响尤深。这种理论就其思路来说是科学理性主义的，这种思路的专长是抽象，是通过抽象获取本质性的认识，进而通过逻辑演绎和思辨，建构由概念命题和推理组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远离了虚实相生的生存势态，抽象的表象已完全失去了虚的识度，失去了气蕴和神蕴，失去了生命的活性。这种与生存本源相隔绝的局限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美学最根本、最致命的缺陷。美学所关怀、爱护、保存和赞美的气蕴生动的生命活性在这里都变得异常贫乏和苍白。我们当今的主流美学津津乐道并满足于理性主义的思辨和演绎，日益走向生存性的贫乏而不知，就是跟在这种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后面亦步亦趋太久的结果。而美学“中国化”的深意亦正在于改变这种沿门托钵的无根状态，使中国美学实现本源性的回归。独特的气象和风神，昭示挺立出更加玄远高深，虚实相生的美妙境界，它所独具的显隐一体，韵味深永的魅力。只有这样，中国美学对于世界美学的影响才会日益扩大，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中的地位才会不断提高，并为世界美学做出巨大的独特贡献。
五、转型：返本与开新
中国美学转型的实质何在？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返本与开新。何谓返本？返本就是返回本源，返归本根，就是返回具有本源性和本己性的人类学本体论。具有本源性、本己性的人类学本体论不同于理性主义、科技主义的人类学本体论。前者是和天地万物一体、众生一体的人类学本体论，后者是与天地万物对立的人类学本体论。前者的本源性是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的本源性，后者的非本源性则是主客对立的客观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世界的主观性。万物一体、众生一体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本源地生存着的世界，人和万物一体不失本真地保持着它的生存势态。这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主客对立的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则是非本源性的科学抽象的世界，人和万物生存的本真性早已不复存在，这至多只能说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真实。科学的真实已经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真实，这就有如科技自由不是人的终极本体自由一样。在今天大力发展科技，大搞知识经济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美学应更多地保持一分清醒。我们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大力发展，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它们的阈限和边界，科技永远都只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工具而非自由本身，人类自身的自由是生存性的，这是人文学科、人文思想领域里的事情，而不是科学的事情。[3] 我们之所以说美学不是科学，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属于人文学科，就是因为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思想的创造，是一种人文精神家园的营造，而不是科学。[4]因此， 返本就是要从抽象的非生存性的科学世界返回到本源的生存性的生活世界或人文世界。生活世界在这里不是抽象的科学的客观世界，不是那种可以让我们作为对象予以认识（抽象）和改造（宰制）的世界，那样的世界不具有本源性和真正的生活本己性，只有那活生生的，我们与万物一体共同依寓、栖居的生活世界，才是真正具有本源性和本己性的人类学本体论的真实世界，也是真正具有主体间情感性的生存世界。超越美学所说的超越从本体论上讲，就是从非本源的科学世界超越到生活世界。审美文化研究在现实文化中反对的也是文化的科技化、工具化、手段化，所要恢复和营建的不是别的，正是具有本源性的文化的生存活力和生存势态。中国美学“中国化”的意向，也首先是要回归那由“道”、“易”所开显的本源性的生存世界。总之，从非本源性的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归或超越到本源性的生活世界，是美学转型的实质意向和最重要的启示。
与回归本源相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回归？”这里涉及的是美学思想的进路取向问题，即如何与生活世界接通路径的问题。生活世界既然是一个与万物一体相通的本源世界，既然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众生一体的本源世界，通往这个世界就不能走科学认识所开辟的进路。因为这一进路是一种非本源性的外在关系的进路，它不可避免地要把生活世界疏离化、外在化和抽象化，把它外在化为我们之外的客观的科学世界，把它抽象化为一个支离破碎的毫无生气的世界，这种外在化和抽象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世界的遮蔽化，它根本无力开通通往本源性生活世界的进路，相反却使自己与生活世界严严实实地隔绝开来，从而使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终极本然真实性的生活世界对自己隐匿起来。在这里，思想进路或思想方式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因为本真的生活世界是否向我们显现，那是与我们如何同它打交道的方式和思想进路相关联，相对应的。[5]科学认识论是同非本源性的客观世界打交道的思想进路和方式， 而不是同生活世界打交道的思想进路。同本源性的生活世界打交道，需要开通另一条思想进路，这就是生存性感受，生存性体验和生存性领悟的思想进路。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涤除玄览”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可说是这一思想进路的开山纲领，而庄子的“知鱼之乐”和“物化梦蝶”则可说是这一思想进路的极致表现和生动说法。在这里完全没有科学主义思想进路的粘滞和痕迹，完全是另外一种眼光和思路，即与万物一体化的内在性感受，现象学式的看入和听入生活世界，或者说是生活世界自行无蔽地向我们显现出来，生活世界那活生生的原发状态和本来面目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保持和呈现。我认为，这是中国审美进路最出神入化的精妙之处，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路的“铁门槛”。在古代，没有跨进这个门槛，不仅根本不可能写出精妙的好诗，画出精妙的好画，同样也根本不可能写出精妙的文论、诗论、书论和画论。因为只有跨进这道门槛，才有可能走上通往本源性生活世界的进路。中国传统美学所说的“澄怀味象”，决不只是对画家，对诗人说的，毋宁说，它首先是美学思想家对自己说的，自己若没有这“澄怀味象”的功夫，又如何能说得出如此份量的妙语真言？中国古代美学家们的一个看家本领就是建立在他们非凡的生存性的感受力、体验力和领悟力基础上的鉴赏功夫，从这种鉴赏功夫中透露出来的，正是那本源世界虚实相生显隐并存的盈虚消息。而这功夫本身即是道路，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真正通往本源性存在的思想的道路。所以，这种鉴赏功夫就不只是单纯的鉴赏，就决不是与美学思想家不相干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本源性的能力和素质，是走上本源性思想道路所必须具备的根本性的能力和素质。超越美学之所以强调生存，就是因为只有在生存感受，生存体验，生存领悟的素质基础上，才有可能走上通往本源的思想之路，而美学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本源性沟通，则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源头活水。审美文化研究如前所述具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体验力，这本身就是对于生存性思想进路的重视和肯定。中国美学“中国化”在这种生存性思想进路上的洞见和体认，简直可以说已达到了与回归本源的本体论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地步。
返本是为了开新，是为了在新世纪开出一条新的美学之路。正处于急剧变革时代的美学不可能固守着一个不变的千年王国，它必须回应变革时代的呼唤。
收稿日期：200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