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历程_精神文明论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历程_精神文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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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发生: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 年9月十二大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和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开始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实践,在对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以及战略布局的研究、阐述和概括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不断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并将其付之于实践。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开始萌生。

1.对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概念,而且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新论断。早在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就从国家战略高度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已涉及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为形成这一概念奠定了逻辑前提。1979年9 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作出了如下论断:“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这里首次提出并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同年10月30日,邓小平重申了上述论断,并要求大家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这里表现出概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容的逻辑趋向。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成为重要议题,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党的十二大据此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概括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并指出“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67 页。)根据邓小平的理论,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这一论断不仅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使社会主义的特征有了一个更加全面完整的概括,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重大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全面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增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在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上有了初步认识,形成了“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新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注意处理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一方面,非常注意强调物质文明对于精神文明的基础作用。他在1978年12月明确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1980年1月他又强调:“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 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另一方面,又从不忽视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巨大反作用。在1979年3 月他就说过:“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尽管比较分散,但初步表达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党的十二大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6页。)

3.在精神文明与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的关系上有了初步的认识,把“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1979年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在论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时就明确指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注: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34页。) 这里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郑重地提了出来。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原则要求,进而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2、846页。)这是第一次以党的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将奋斗目标正式确定下来。党的十二大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表述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字有所调整,但基本精神内容没变。据此,党的十二大报告还明确规定:“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25页。)总之,在这一阶段,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

二、认识的形成:1982年9月十二大以后到1986年9 月十二届六中全会

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和精神文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由单项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以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时期。我们党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索外,在实践上也创造和积累了一些好的形式和经验。对于改善社会风气,美化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整体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实际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特别是与全面改革的需要很不相称。为什么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还如此不够理想?除了某些客观的因素外,正如邓小平在1985年9月所说:“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注: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 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即没有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为了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党通过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继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具有最大权威性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它处处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1982年12月4 日全国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充实了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条款,是这次修改宪法的重要进展之一。这是从根本大法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肯定。1984年10月,陈云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注: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页。)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从全面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战略高度,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在会上讲到:“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144页。)

2.注重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反复论证精神文明建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并对两个文明的关系作出新的概括。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对全面改革作出部署的同时,也对精神文明的保证作用予以关注:“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屏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86页。)尽管这里对精神文明本身的认识是非全面的,但强调它对改革的作用在思想上是正确的。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日)相继出台,这是重视精神文明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保证作用在措施上的体现。1985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不仅《建议》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强调必须切实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保证它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页。)这个概括比十二大的概括系统、精确和深刻。

3.明确提出要从现代化战略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据党的十二大的战略部署,党中央强调,全面完成“六五”计划“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方针”。(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2页。)1986年3月《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继续强调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无论是1986年计划的执行,还是为了圆满实现“七五”计划,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此基础上得出明确结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从现代化的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页。)这就使“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不仅有了明晰的社会结构背景,而且使其向具体化和实践化迈进了一大步。这既标志着我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已基本形成,也显示着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新高度。

三、认识的曲折发展:1982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到1992年10月十四大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虽然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是在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由于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再加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时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这使得在某些地区出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来。1989年的政治风波给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以严厉的警示。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存在着某些值得深思的地方,还没有走出一条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路子,还需要以改革的精神进行不懈的探索。1989年6 月下旬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及时提出要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大家本着邓小平关于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的精神,进一步思考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很快开始出现生机,并在理论上形成一些新的看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又前进一大步。

1.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又一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这个《建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将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第八条。这表明,党中央已开始注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问题,并已开始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看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突出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并在邓小平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1页。)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人的精神方面的根本体现和具体规定。

2.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化了人们对“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一结论的认识。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科技工作的时候,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气概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中央越来越强调: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1年5月江泽民重申这一观点, 并认为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页。)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5页。)1989年9 月25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不能够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党的十四大报告还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页。)

3.强调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形成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路。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从1982年起,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开始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对于精神文明在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位置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在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的安排上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这种把握的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这种表现具有越来越突出的特征。 1989年3月20日, 李鹏从全面进步的角度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它们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一个精神文明素质不高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各级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注:李鹏:《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 页。)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强调指出,要记取前几年“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发挥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一阶段,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从经验教训中得以深化,提出了符合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的某些更加深刻的论断,推动着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迈进。

四、认识的成熟:1992年10月十四大以后到1996年10 月十四届六中全会

十四大以后,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把它正式列入已经组织实施的跨世纪发展《纲要》。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主要议题。这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更加深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基本成熟,也预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1.突出强调了“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战略认识。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强调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问题,但那时的逻辑前提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经过1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重提这一论断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含义,这时的逻辑前提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看成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1993年3月15日,李鹏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两只手都要硬,不可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精神文明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注:李鹏:《政府工作报告》,《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71页。)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指出,“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我们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搞好。”(注: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8 页。)1993年12月26日又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两个文明全面发展,坚持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得出的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结论。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24 页。)这意味着高度的精神文明已经被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十四届五中全会才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变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十四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2.从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把握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确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形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的新观念。对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曾作出过明确的正确的分析。然而,这个分析又是不够的,它不仅没有上升到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层次上,更没有在这个高度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两个文明建设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有多大以及混同和割裂二者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作出科学说明。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认真总结两个文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江泽民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第25—26页。)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的进步“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2 、22、24页。)“统一的奋斗目标”、“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就使全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提高。

3.确立了“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战略意识。自从党的十四大突出地提出了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以后,近年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都写进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是我国的一个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在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正因为这样,“九五”规划较之前八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单列成项,被提到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可以说,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是“九五”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第39页。)提出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在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的极大提高。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基本趋于成熟,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趋向深刻。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历程中可以看到,经过十几年来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一个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已经诞生。随着这个成熟的理论的诞生,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将更加符合实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实践中也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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