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农村发展的最重要资源——舒马赫关于农村发展与教育的思想概述〔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最重要论文,舒马赫论文,思想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籍德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广泛地讨论了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根本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未来学领域曾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该书虽然发表于二十多年前，但书中关于农村发展与教育的论述，对人们现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仍不乏其参考作用。
农村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问题
舒马赫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要“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必须采取“地区发展方法”，“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和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的问题。”
1、“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所谓“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开辟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解决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失业。“在大部分所谓发展中国家里，穷人的典型状况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很大限制，以致不能摆脱苦难。他们是半失业者或者全失业者，而且当他们找到临时工作时，他们的生产率是十分低下的。”“他们半失业或者全失业，于是流浪到大城市里，但是，在大城市里也没有工作给他们做，当然没有住房。可是他们照样成群结队地拥入城市，因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似乎要比在农村大些，在农村找到工作的机会等于零。”“农村的失业造成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并使城市的发展达到了一种连富有社会的资源也完全为之耗尽的速度。农村失业变成城市失业”。失业的人是绝望的人，他们的流徙实际上是被迫的，对他们来说，工作的机会是所有需要中最大的需要。农村的失业者是全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
失业者的第一需要是要得到能获得一点报酬的工作，只有当他们体会到他们的时间与劳动具有价值时，他们才会有兴趣使他们的工作更有价值。帮助失业者获得工作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舒马赫进而应用加布里埃尔·阿丹特的话说，提供足够的工作给大家做“是消除反生产力的反应与创造新的精神状态（即劳动力已经成宝贵财富必须尽量最好地利用的国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劳动者能否充分就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的社会政治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开辟就业门路，解决劳动者的充分就业问题列为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农村和小城镇开辟新的工作场所，“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发展力量应当越过大城市而直接开始在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建立‘农业——工业结构’。在这方面，必须强调首先需要的是工作场所”。
为此，必须处理好提供工作机会与个人产量、总产值的关系问题。舒马赫认为，个人产量、总产值固然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应把给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摆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说：“主要考虑的不能是最大限度提高个人产量，而必须是最大限度为失业者与半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每个人都生产一些东西比少数人生产很多东西更为重要。即使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前一种做法的总产值低于后一种做法，也是如此，总产值不会总是比较小，因为这是一种能够导致发展的动态状况”。因此，在经济发展中不考虑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只依据产值的增长情况来评价经济发展的计算方法是“十分不适合的”。
2、“采取‘地区’发展的方法”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使“最需要帮助的人”受益，让大量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采取‘地区’发展的方法”。什么是地区发展方法呢？舒马赫说：“如果发展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内的每个地区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发展。‘地区’方法就是这个意思”。要使每个“地区”都具有以城镇作中心的某种内聚力和同一性，因此必须以分散发展的方式使不同地区形成各自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国家越大，这种内部‘结构’和分散发展的需要就越大，如果忽略这种需要，穷人就没有希望了”。
采取“地区”发展方法，就要扭转名为注重国家整体发展，实际上只发展少数地区，而忽视全国范围内每个地区的发展的倾向。舒马赫以当时的印度为例说：“如果发展政策仅仅或主要关心作为整体的印度，事情的自然趋势就会是主要集中发展几个大城市地区、现代地区。包括80%或者更多人口的广大农村则很少得到好处，并且可能要深受其害。由此而产生大量失业与大量流入城市的孪生灾难。‘发展’的结果是幸运的少数人的财富大大增加而确实需要帮助的人却更加无助”。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发达国家都可以找到实证。例如，意大利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北部，作为整体的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南部的问题。来自北部的竞争破坏了南部的生产，把南部有才能和有事业心的人统统抽走。舒马赫认为：“必须作有意义的努力来扭转这种倾向”。
局部地区脱离大部分地区人为地超高速发展，必然产生“二元经济”，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说：“当然，偶然也能办成一些反常的，力不胜任的事情。人们能够在这里或在那里成功地实现一项计划。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中创造若干超现代化的小岛总是可能的。但是随后对这些小岛就要象堡垒一样加以保卫，并且要用直升飞机从远处供应必需品，否则它们就会被周围的大海所淹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他们搞得是好是坏，它们最终都将产生我所讲过的‘二元经济’”。舒马赫认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不良的、有害的倾向之一就是越来越明显的“二元经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相互隔绝，犹如两个世界。一种生活方式中即使最卑微的人的收入也比另一种生活方式中最勤劳的人的收入要高出许多倍。这种情况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中表现为过度的城市化向“特大城市”发展的趋向，在富足的环境里，留下一大片一大片极端贫困的人、失业的人、没有就业能力的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则表现为把大部分发展力量都投入到城市里，15%的人口生活在现代化区域里，主要局限在一、二个大城市里，其余85%的人口则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里而基本上被忽视。少数发达地区和城市不能与周围的社会融为一体。反而破坏社会的团结，在社会和政治上引起紧张局面。
3、使农村活跃起来
发展中国家要防止或者消除二元经济，使每个地区都得到自己的发展，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得益，最大的任务是要促进农村的发展，保持或恢复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平衡。所以，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和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居住在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的问题只有通过农村自身的发展才能解决，如果只指望城市或少数发达地区，不仅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而且会加剧社会紧张。舒马赫说，指望现代大城市地区不断发展，直到把全部人口都吸收进去为止是完全不现实的，不仅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甚至于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人口分布不均所造成的负担下呻吟。单一地发展城市经济不仅无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还会出现农村与城市相互毒害的恶性循环。如果把发展力量主要集中在最容易建立新企业、配备管理人员并找到保持企业运行的财源与市场的大城市里，来自这些企业的竞争就会进一步瓦解与破坏全国其他地方的非农产业，就会在大城市以外引起更多的失业，就会进一步加速穷人向不能吸收他们的市区流动。城市工业的顺利发展破坏农村的经济结构，农村则以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行动来报复，使城市受到毒害，而且使城市完全失去控制。舒马赫做出结论说：“照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个赤裸裸的事实！世界的贫困主要是二百万个乡村的问题，也就是二十亿农村居民的问题。在贫穷国家的城市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能够使内地的生活差强人意，否则，世界贫困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使发展深入到农村，使农村活跃起来，恢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适当的平衡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舒马赫认为，现代世界到处流行的病症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绝对不平衡，在财富、权力、文化、吸引力与希望方面不平衡。城市成了万能磁铁，变得过分扩展，农村生活失去吸引力，已经萎缩。在对农民和原料生产者长期剥削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不平衡，今天也构成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威胁。正如健康的头脑要靠健康的身体一样，城市的兴旺要靠农村的兴旺。因此，使城市与农村之间恢复适当的平衡不仅是一个提高农业产量而避免世界饥饿的问题，而且舍农村生活的整个水平的提高，大批失业和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灾害，就无法制止。因此，要使发展任务深入到每个乡村中去这就需要发展农村——工业文化，每个地区、每个乡镇都能向它的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这样，农村就会出现名符其实的发展，大量的贫民窟和每个大城市周围的悲惨地带没有了，流血革命的残酷失败也没有了。这个任务是巨大的，等待着动员的资源也是巨大的。
农村发展的重点要从商品转移到人
怎样使发展任务深入到每个乡村去，使农村活跃起来呢？舒马赫认为，农村贫困的原因就在于农村的教育、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缺陷。发展的重点要从商品转移到人，在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训练过程中实现农村的发展。
1、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教育、组织与纪律方面存在缺陷
要使农村摆脱贫穷，就要弄清农村贫穷的原因，从而找到摆脱贫穷的正确道路。舒马赫认为，考虑发展中国家农村问题的一切出发点是贫穷，更确切地说是使生活陷于悲惨境地并使人退化与愚蠢的那种贫穷。那么，导致这种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在造成贫穷的各种原因中，诸如自然财富的缺少，资金的缺乏或基础结构的不足等物质因素，完全是第二位的。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非物质的，在于教育、组织与纪律存在某些缺陷。”他们的方法往往太原始、效率低、效果差，需要注入新的知识。
经济发展要以教育背景（智力成就）为先决条件，农村发展的任务对农村智力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不能单靠物质援助，而必须加强智力援助，智力援助比物质援助更重要。他说，仅仅有钱不能达到农村发展的目的，如果政策错误，钱不会使它变成正确，如果政策正确，钱也许就不会在实际上构成一个过分困难的问题。对农村贫困地区最好的援助是知识上的援助，是赠与有用的知识。赠与知识比赠与物质不知好多少倍。赠与物质使人产生依赖性，赠与知识却使人得到自由，具有深远的影响，与“发展”密切相关。
2、贫困农村的发展不能照搬富人经济的做法
农村要摆脱贫困，缩小并最后消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恢复或保持农村与城市的平衡。但是，落后农村的发展不能照搬城市或富裕地区的做法。这是因为农村穷人与城市富人之间存在三大鸿沟，即富裕与贫穷之间的鸿沟，受教育与未受教育之间的鸿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帮助穷人摆脱贫困首先就要用很大的努力去研究如何越过这三个鸿沟。
适合比较富裕的有文化的城里人的生产方法、消费方式、概念和价值体系，未必适合贫穷的半文盲的农民，贫穷的农民不可能突然具有先进的城里人的眼界和习惯。而且富人经济的许多特点，其本身是很成问题的，穷人如果成功地适应这些特点，那带来的将是毁灭。那些只适应于已经达到富有条件的生产方法、消费水平、成败标准、价值体系与行为方式一旦在穷国确定下来，穷国就会破坏自力更生和自助机会，愈来愈陷入一种完全依赖富国的地位而无法摆脱，造成无意识的新殖民主义和穷人的绝望。在世界范围内，穷国照搬富国的做法会造成这种恶果，同样，在一个国家内贫困的农村照搬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做法也会造成类似的恶果。
3、使教育、组织、纪律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
基于以上认识，舒马赫明确提出了促进农村发展的重点要从商品转移到人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如果将人民排除在外，那么任何工作都永远不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因此，“发展并非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没有这三者，一切资源将始终是隐藏的、未开发的、潜在的，有的社会很繁荣，可是自然财富基础极其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我们有了充分的机会看到无形因素的重要性。任何国家只要有高度的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其实只有对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冰山之巅的人来说才是奇迹。山巅已经碎裂，但基础，也就是教育、组织与纪律却依然屹立。”发展的中心问题就在于此。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要摆脱贫穷主要取决于消除这三方面的缺陷，使教育、组织、纪律都必须成为不只是少数人的财富，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财富。
4、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进化过程
农村发展的基础在其内部力量，外部力量只能通过内部力量发生作用，外部力量脱离内部条件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破坏发展。内部力量的成长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农村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进化过程。舒马赫说，教育是不能“跃进”的，它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渐进过程；组织也是不能“跃进”的，它必须逐渐演变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纪律也大致一样。所以这三者都必须循序渐进，因此发展不能成为一种创造活动，不能制订、不能购买，需要有一个进化过程。发展政策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加速这一种进化。
外部力量推动、引进的新的经济活动只有在与当地广大人民现有的教育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有生命力的，这类经济活动还要有助于促进教育、组织、纪律的发展，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引进的经济活动要依靠特殊的教育、特殊的组织与特殊的纪律，而接受引进的地区还不具备这些，那么这种活动就将成为与受援地区不能融为一体的异物，不仅不能促进受援地区的健康发展，反而可能阻碍其健康发展，加剧二元经济的发展。因此，外部力量推动农村落后地区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内部力量（智力、文化、经济力量）基础上的延伸过程，决不是一个跳跃的过程。
所以，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那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持续地培育农村发展的内部力量，企图依靠大量的投入等外部力量在短期内创造经济奇迹，制造大跃进式的发展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
5、在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训练过程中实现农村发展
如上所述，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改造运动，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因此，农村的发展只能在对人民群众的教育、组织、训练的过程中实现。舒马赫认为，农村发展问题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只靠经济学就能解决的。他说，发展主要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不论什么哲学见解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有在涉及全体人民的发展政策的总方针已经牢固地确定下来的情况下，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一些明确规定范围内的技术工作中起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同经济学相比，要广得多，深得多，更不要说同经济计量学相比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经济领域以外，建立在教育、组织、训练上，还建立在政治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民族意识上，不能靠外国技术人员或脱离老百姓的本国名家施行巧妙的移植手术使它‘生长出来’。只有把它作为一种广泛的普通的‘改造运动’来推进，而且把主要重点放在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与劳动上，才能取得成功。成功不能靠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经济计划人员创造某种魔术取得。只能通过教育、组织以及训练这样一个培育过程来取得。做不到这些，必然会以失败告终。”所以，必须“自觉地坚决地将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没有这种转移，援助的结果将变得愈来愈带破坏性”。
农村教育必须培养完整的人。
教育要促进农村的发展，不仅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有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正确的教育观。这就是，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承担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1、教育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舒马赫强调：“我们能够很确切地说，教育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我们肯定相信教育是，而且应当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源于人的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舒马赫说：“全部历史以及当前的全部经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最基本的资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
舒马赫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果敢行为、首创精神、发明创造、建设性活动”的人。人的这些素质和精神力量是“通过教育得到保持甚至加强”的。教育培养、改变、提高人，人运用“通过教育得到保持甚至加强”的各种素质和精神力量改变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样，教育就通过培养、改变、提高人而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最大资源。“如果核时代带来新的危险，如果遗传工程的进展导致新的弊端，如果商业主义带来新的诱惑，答案应当是要有更多、更好的教育。现代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意味着大家必须受到更高的教育。”
不仅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必须依靠教育，而且发达国家和富裕地区要避免衰退也必须加强教育。舒马赫运用查尔斯·斯诺的话说：“如果说我们必须教育自己，否则就会灭亡，有点言过其实。但如果说，我们必须受教育，否则在我们这一生中就会看到急剧的衰败，这大概是对的。”
2、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
舒马赫在充分肯定教育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指出教育具有两重性，即正确的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资源，而错误的教育则会成为毁灭的工具。因此要使教育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教育观问题比教育的组织、管理、经费更重要。
他说：“教育的问题不过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问题的反映。它们是不可能通过组织、管理或者经费来解决的，尽管所有这些重要性不可否认。”“不能澄清我们中心信念的教育只不过是一种训练或特权而已。由于我们的主要信念是混乱的，只要目前反哲理的倾向持续下去，混乱将变得更槽。到那时，根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理，教育远不是人类最大的资源，而将成为一种毁灭工具。”
那么，教育怎样才能避免成为人类毁灭的工具，而成为人类的最大资源呢？舒马赫认为，教育必须培养完整的人。他说：“教育只有在培养出‘完整的人’时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不是样样懂一点的人，甚至也不是懂得所有科学细节的人（即使这样的事可能的话）；其实‘完整的人’对事实和理论的详细知识也许不大掌握，他可能很珍视大英百科全书，因为‘大英百科全书有的他就不必知道’，他不会怀疑他的基本信念，不会怀疑他对生活的意义与目的的观点。他也许不会用语言解释这些问题，但是他一生的行为将现出这种联系相当稳固，稳固性来源于他心灵的明晰。”可见，所谓“完整的人”首先是具有正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人。
教育培养“完整的人”，其中首要的是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舒马赫认为“教育的实质是传授价值准则”，“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授如何对待生活。”当然，他并不否认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但相比之下，他认为这“总是第二位的”，因为整个人类现在处在极大危险之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科学技术知识，而是因为我们总是缺乏智慧，破坏性地运用这些知识。更多的教育只有在培养更多智慧的情况下，才能有助于我们。
教育不仅要重视价值观念的传授，而且要使之成为受教育者的思想的一部分，人生的指南。他说，价值准则不只是公式或教条，要成为思想的一部分，成为思想和感受的工具，成为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与体验世界的工具，思想是思考的工具而不是思考的结果。当人们把已有的思想运用到某种情况或一系列事实上进行分析、判断活动时，思想又是价值观念。广义的“思想”实际上包括思想方法（思考的工具）和思想观点（价值观念）、思想活动（思维）等三个方面。他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传授思想，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之间作出选择，“过一种摆脱无意义的悲剧或内心蒙受耻辱的生活”。
教育要帮助受教育者树立坚定正确的信仰。舒马赫说，由于对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一整套荒谬的，破坏生活的思想抱有不合理的非常盲目的信仰，我们的理想已经受蒙弊。我们理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一种较为正确的信仰。在教育过程中，不管教的课程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如果教学的结果不阐明基本信仰，就不能教育人，就不能对社会有实际价值。一切学科，不论其专门化程度如何，都必须有一个中心相连接，就象光线从太阳发射出来一样。这个中心是由人们最基本的信念，为自己建立关于人，关于世界一系列有条不紊的思想构成的，这一系列思想能够调整人们的奋斗活动的方向。如果基本信念混乱了，那么行动也随之混乱、摇摆。只要让意识的光辉照射到这个“中心”，而且正视基本信念问题，就可能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引导人们从哲理混乱的黑暗中走出来。
3、科技知识的传授必须结合思想教育进行
首先要摆正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的位置。对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科学教育不能代替思想教育，科学教育必须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这是因为“科学不能创造出我们借以生活的思想。甚至最伟大的科学思想也不过是有效的假设，对特定的研究工作有用，但对我们生活的行为，或对于世界的解释完全没有用处。”他将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比较，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只不过是一条适合各类科学研究的有效假设，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充满关于人的内心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两者是不能对等的。对于人的成长发展来讲，如果没有听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毫无所缺；但是，如果不了解莎士比亚，除非能从其他渠道得到类似的思想认识，否则简直会失去生趣。如果一个人感到疏远与迷惑，因为感到对他来说生活空虚，毫无意义而寻找教育，那么靠学习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也就是靠取得技术知识，他是不可能得其所求的。单纯的科学教育只涉及技术知识的概念，对于理解事物的所以然以及如何处理生活来说，无论如何是太具体太专了。所以必须求助于人文学科以便对时代的重大思想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孤立而单一的技术知识教育不仅对人们的成长无益，而且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头脑充满的那种思想。在教育过程中如果只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而不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进而丰富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那么他们头脑中就主要是一些细小、脆弱、肤浅与零碎的思想。生活就显得枯燥、无味、渺小与混乱，由此产生的空虚的感觉是难以忍受的。头脑的空虚就可能被某种荒谬的重大观念（政治的或其他的）所填充，表现为热烈地采纳一种荒谬的教义，将现实肆意地简化，自称能回答一切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巨大危险之一。人们接受教育真正寻求的是使他们可以理解世界和自然、生活的思想。当一件事情可以理解时，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反之，当一件事情不可以理解时，就会产生一种疏远感。疏远引起寂寞与绝望，目空一切，玩世不恭，徒然的蔑视姿态。舒马赫还以达尔文为例说明，单一的科学教育会导致思想的枯竭，会丧失一切使人类生活变得崇高的高级力量，不仅使本性的感情部分衰退，而且使智力和道德品质衰退，丧失幸福，吞没整个文明。
脱离正确思想指导的单纯的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的危险性还在于它对青少年及社会的负面效应有一个潜伏期，不易被人及时觉察。一种思想观念从诞生到充分成熟，到充满新一代的头脑并使他们借助这些观念来思考，需要经过二、三代人这么长的时间。某种科学技术知识是其创始人智力活动的产物，创始人自己在其智力活动过程中很少甚至没有受这些知识所负载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支配和束缚。如果教育只单纯地向受教育者传授这些科学技术知识，而不同时进行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基本信仰的教育，那么，前人的这些思维的结果到第三代与第四代就会变成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应用它们来体验与解释世界，变成深入人心的思想的一部分，对人的生活具有支配作用。这样前辈的罪过就将在第三、第四代受到惩罚，而有毒的谬误则将给第三、第四代带来无穷的悲哀。
4、受教育者应当承担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舒马赫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受教育者发放“特权通行证”，还是使受教育者承担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毫无疑问，他要求受教育者承担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他认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人民群众要有想改善自己的觉悟与要求，这是发展的动力。接下来就是如何改善，这就要有人指导与帮助。他说：“如果有千百万人想改善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谁去指点他们呢？考虑一下印度问题的规模吧。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几千人或者几百万人，而是几亿人的问题了。问题的规模使他超出了任何一种小改良、小改革、提高或诱导的范畴，而使它变成一个基本的政治学问题。全部内容可归纳为一个问题：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中国人在第二次大战以前作过这样的计算， 供养一个人上大学需要30个农民的劳动，如果那个人在大学学五年课程，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耗费了15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这怎么能认为是合理的呢？ 谁有权剽窃15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去供养一个人上大学呢？ 农民由此又拿回了什么？这些问题把我们引到了十字路口，教育究竟是一种‘特权通行证’还是人们把它象僧侣的誓愿般的承担下来的一种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呢？”
如果受教育者应该承担义务的观念不能占上风，如果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受教育就是获得特权通行证，那么教育的内容根本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受教育者自己服务。舒马赫仍以印度为例说，为了帮助人民自助，至少需要二个人来帮助100个人，这就意味着不得不动员1000 万个帮助者，这恰好相当于印度受教育者的总人数。只有所有受教育的人真心实意地把自己看成国家的仆人，也就是把自己看作普通人民的仆人，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领导人员、足够的技术知识交流下来解决印度50万个乡村的失业或非生产性就业的问题。如果教育是特权通行证，受教育者就会以一种使他们超群脱俗的方式来学习，他们必然学会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基本生产，轻视农村等错误的东西，并且又将这些错误的东西教给别人。这样，印度这一事关50万个乡村，5 亿人民的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
舒马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规模必须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纳能力，社会接受受教育者就业的能力相适应。否则，发展教育不仅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他再次以印度为例指出：“在印度，小学大约有5000万学生，中学将近1500万学生，高等学校大致150万学生。 他们毕业的时候，除非有事情给他们做，有使用他们知识的机会，否则保持这样规模的教育机器自然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事情给他们做，那么整个教育事业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可见，教育虽然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但并不是说教育发展的速度越快越好，教育规模越大越好。教育的规模与发展的速度只有与经济对教育的承受能力和社会对教育成果的消化吸收能力相适应，才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否则将成为不堪重荷的负担。
显而易见，舒马赫关于农村发展与教育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细读这些论述，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对于我们明确农村发展的思路，认识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正确的教育思想仍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