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续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史学方法研究
文化革命期间，绝大部分中国史学家被剥夺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已被扼杀，更谈不上其它史学方法研究。这时只有极少量文章高唱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历史，水平极低。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搞的“儒法斗争史学”，亦自有其方法，然没有作出公开的理论说明，故本文不加考察。
（一）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底，中国大陆史学界对“儒法斗争史学”的伪科学方法进行了批判。根据揭发材料，江青集团及其写作班子曾经提出：“写历史嘛，就是七真三假”，可以进行“文学加工。造出来就变成真的了”。不少文章批判了这种七真三假、伪造历史以及他们搞的庸俗历史类比的手法，这对恢复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信誉，是必要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强调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逐步确立将改革开放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述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促成了80年代以来史学方法研究的百花齐放。
（二）历史考据方法研究。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点，真确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获得科学结论的认识前提。新中国建立的前17年，史学界对历史考据方法是肯定的。一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家，从来都对之十分重视。1955年批判胡适考据学后，史学界曾出现过轻视历史考据的倾向。文化革命中隐射史学搞的“七真三假”手法被揭露和批判后，更促使一大批史学家认识到，为着恢复历史科学的信誉及推动其发展，必须重视历史考据法。从1979年到90年代初，专门论述历史考据法的文章约40篇，著作则有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33]、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34]等。其它涉及历史考据法的论著则更多。这些论著探讨的内容主要有：阐述历史考据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搜集史料的方法，包括论述史料的范围、内容与性质以及如何分析史料的价值；史料的辨正辨伪方法，以及前辈史家有关考证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文献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方法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古老的学问，这一时期除整理总结、研究前人成果外，有关史料搜集和考证方法研究的新进展主要有：
1.关于口述史学方法。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主要是6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及其方法的发展，也有的学者介绍了中国口述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不少文章论述了口述史学方法的涵义、性质、主要手段、运作程序、作用意义及其局限。强调口述史学方法的现代性质，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录音机、信息交换器等），不仅可以搜集史料，而且也可以根据全面真实的原则，运用口述史料，或与文献史料相结合，以形成著作。它可以补充文献、文物史料的不足，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具意义。
2.灰色系统理论在考据方法中的运用。霍俊江认为，传统考证方法只能在有直接历史资料或大量旁证史料的情况下才能运用。而许多历史系统乃是一个内部特征（参数）部分确知而部分不确知的灰色系统。这种灰色系统尽管系统信息不够充分，但作为系统，必然具有特定功能并且是有序的。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记载有间断的历史现象，一般把这一现象看成连续运动的过程，因而可以依着离散的数据建立灰色模型，运用电子计算机以探索记载间断的部分，从而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这种方法不仅可为历史考证提供新手段，也可为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开辟道路。[35]
3.运用现代化手段革新史料搜集整理方法。一些学者提出，我国传统的分散的依靠手工方式搜集整理史料，产生代代重复，人人重复，造成大量人力浪费。应当尽快运用电子计算机整理、贮存、检索资料，并对大量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的分析考证，建立历史资料信息库，并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区域性的或专业化的历史资料信息中心网络，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服务。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清理与新的探索。
1.关于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研究的新进展。自1978年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到9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有30多篇。不少文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有的学者仍坚持“论从史出”说，如钟城、李新等；有的学者仍坚持“史论结合”说，如李时岳、葛懋春等；单独主张“以论带史”说的没有了，有的学者又提出“以论导史”说，如林雨如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论以论导史》[36]。还有的学者认为三种主张，概念都不清楚，无须争论了。也有的学者提出互补说，如熊德基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三者互补，[37]赵俪生主张“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二者互补。[38]《历史研究》1982年第4 期发表蒋大椿《论与史的关系考察》一文，提出应当把史与论放在不同的范围分别弄清涵义，再来处理二者关系。过去这个问题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人们把不同范围的史论搅在一起，实际上这里存在三个不同的范围：一是在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范围里，“论”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唯物史观，“史”指历史科学。二者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给历史学提供研究的指南和引线，但不提供具体研究结论；历史学则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历史知识基础。二是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史料、史实，“论”指对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看法、认识。二者的关系只能是论从史出。三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史”指历史著作中的材料，“论”指观点。这里二者的关系可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以论带史、先史后论、夹叙夹议、寓论于史均可，也可以多种方法并用，总之以适当表达出研究成果为宜。胡绳在1985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戚其章在1988年11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谈论与史的关系》， 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也都主张在不同范围区别史论涵义，再处理二者关系，使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进展。
2.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研究的新进展。
（1）关于历史主义。1978 年下半年若干篇批判“四人帮”阴谋史学的文章中，已经对翦伯赞提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予以重新肯定。从1978年底到90年代初，直接阐述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约20篇（包括译文）。著作则有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39]、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40]。文革后第1篇专论历史主义的文章，是许永璋的《试论有关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41]，此文在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理论前提下，在60年代学者的认识范围里，对历史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作了归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的有：①蒋大椿《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42]一文提出，过去只提阶级观点而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理论前提是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上，人类文明史包括了更加宽阔的内容，阶级斗争只是其中一条线索，而生产力发展、语言、文化中许多历史现象，并不具有阶级性质。故只有一个阶级观点，便不可能说明整个历史过程，必须还要有包括历史主义在内的多种方法。在人类历史除了阶级斗争还有更加广阔内容的理论前提下，此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涵是：第一，要求从客观历史现象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研究。第二，要求将产生历史现象的各种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第三，要求从历史现象的辩证发展中进行研究。它与阶级观点的关系是，在研究阶级社会历史时，阶级观点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历史主义方法是阶级观点正确运用的必需武器。②张芝联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43]，系统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过程、内容与主要特点，说明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联系及其区别。吴承明的《论历史主义》[44]则归纳出一战以后西方历史主义的五个特征并加评述，增加了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主义方法论的了解。③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在肯定中国历史主义思潮的理论贡献同时，分析了这种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消极理论”的理论缺陷。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
（2）关于阶级观点。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由于同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相关连，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论文超过200篇， 其中专门探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有20多篇。这些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阶级观点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进行了清理，也对阶级观点的内容及其运用范围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涉及内容甚多，难以备述。在认识上获得进展的主要有：
①阶级斗争是不是文明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文革前，在论及历史发展动力时，除极少数学者将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并列外，史学界基本上认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唯一的根本动力。戴逸在1979年3 月于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45]的发言，提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还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因此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他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并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刘泽华、王连升也在会上作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46]的发言，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并探讨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全国规模的讨论。在讨论中，孙达人、朱绍侯等少数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唯一的实际动力”，多数学者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动力。讨论中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多达十余种，与本文题目关系稍远，不及备列。
②关于阶级对抗，一般认为便是阶级斗争，是劳动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王学典则提出，阶级对抗主要是指阶级剥削压迫本身。没有剥削压迫就没有进步。因此，私有制社会的历史，一般不是通过反剥削反压迫而主要是通过剥削与压迫而创造的。[47]也有的学者对此表示反对。
③关于阶级观点的理论地位。中国大陆史学界50年代将阶级斗争观点视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60年代更将其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蒋大椿在80年代提出，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明史中阶级现象总结出来的较之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低一层次的历史理论观点，它不仅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也不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48]
④关于阶级分析。文革以前，中国大陆史学界基本上认为阶级分析是研究文明史的唯一科学方法。80年代，刘大年《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49]一文，认为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对象的特点内在规定了阶级分析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绝大多数学者则认为，阶级分析是文明史研究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能运用阶级分析。阶级社会中的非阶级现象，也难以运用阶级分析。即使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仅用一个阶级分析方法而不与其它方法相结合，也是不妥善的。[50]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史学方法当然并非止此。蒋大椿在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51]一文，除历史主义、阶级分析外，还发掘整理出了如唯物主义的方法即历史研究出发点的选择，历史比较方法，逆向观察方法，假说方法等。这些方法在80年代以来也被较多地探讨。为着叙述的方便，将这些方法的探究也放在这里介绍。
3.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方法。
文革以前，不少史学家都主张历史研究应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文革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则更自觉而深入。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有10多篇，主要探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1）历史研究出发点的选择。 这是区别历史研究中唯物主义方法和唯心主义方法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黎澍指出：“这个研究方法不是按照预先设想的公式剪裁历史资料，使之适应某种主观需要，而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52]。金观涛在《人的哲学》[53]一书中，依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提出微观研究中对象不可能摆脱实验手段干扰而独立存在，以此推论出外部世界并非独立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而存在。所以，唯物主义已被“证伪”。这样，研究工作当然只能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出发。物理学家何祚庥提出，金观涛的推论是对“测不准定律”的歪曲，因为电子位置和能量的不确定性“是来自电子的本性”，而并非出于测量。[54]蒋大椿则提出，在研究宇观世界、微观世界和历史世界时，即使存在中介手段的干扰，也只能促使研究者不断发展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和完善中介手段，以使观察结果更加逼近客观世界。决不能由于中介手段干扰而导致否定被研究的实在事物的客观性。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故研究工作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依然是正确的选择。[55]蒋大椿还进一步提出，史学家在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研究时，大脑当然并非如空白胶卷，而是必然要选择一种认识工具作为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人们选择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为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又恰好保证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历史事物。[56]
（2）关于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
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历史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贯彻唯物主义方法？文革前不少史家主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研究历史。文革后多数史家仍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物质生产及其发展。金观涛等提出，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是同一层次的相互作用，只从相互作用便可以理解历史的进展，而追求历史变化的终极原因是“片面”的。[57]1985年4 月上海的史学理论讨论会曾就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关系展开过讨论。蒋大椿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58]等文中提出，自然界各种现象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规律就存在于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中。只要考察各种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揭示其内在联系，而无须在此之外探索终极原因。因为自然界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是终极原因。由于人类有意识，使得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分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两大类。只要承认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那么在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出社会物质性因素（生产力及其发展）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应当是必要的，更加深刻的。他还将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的关系归纳为五点加以说明。李振宏认为，“终极原因”回答的是历史运动的内容问题，“相互作用”是指历史运动的形式。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历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唯物史观把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有机地统一于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之中，既能理解历史运动的最终根源和真正基础，又能说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历史力量如何通过相互作用方式以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正是社会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契机。[59]
4.历史比较方法研究。
没有比较就没有研究。文革以前，中国大陆史学家也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但对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研究却几乎没有进行。80年代以来，历史比较方法引起史学界的浓厚兴趣，发表的文章近百篇，其中不少文章紧密地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著作则有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60]，庞卓恒的《比较史学》[61]，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62]。这些论著介绍了国外尤其是20世纪以来历史比较法研究的进展，概述了国内自古及近代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及其特征，探索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比较方法，并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及运用等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1）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功用及其依据。
①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涵义。各家表述不尽一致，然大同小异，综合起来看，大体认为，历史比较主要作为一种宏观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历史现象（事物、概念、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求常求变，从中寻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扩大和加深对于历史的认识。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功用。论者很多，综合庞卓恒、范达人等的见解，大体如下：第一，用比较研究进行宏观观察，可以克服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使思维从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把所研究的事务纳入广阔的历史系统中，为更好地分析、综合、概括、抽象创造前提，有助于发现和认识历史的规律。第二，历史比较提供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开阔历史研究的思路，使得许多长期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通过比较研究获得解决。第三，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并促进历史研究中理论和史料的科学统一。第四，历史比较有验证假说的作用，一些学者称之为间接实验法。第五，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各个民族的相互了解，消除因相互不了解而造成的偏见。第六，历史比较包括科学的历史类比，可以起预见未来的作用。[63]
③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根据。大体一致的看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发展过程的迂回曲折和不平衡性，构成历史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和合理依据。
（2）历史比较方法的类型和运用程序。
①关于历史比较的类型。论者都强调历史比较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大体说来，有二类型说，分纵向比较（历时性比较）和横向比较（共时性比较），如谢本书的《谈比较历史研究法》等。[64]有三类型说，分历史类型比较、历史渊源比较、历史影响比较，如范达人《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65]等；也有分为时间比较、空间比较、性质比较三类，如孟庆顺《比较研究方法评析》[66]。有四类型说，分为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如赵吉惠《略论比较历史学的几个问题》[67]。有六类型说，分为同上求同、同上求异、异上求同、异上求异、同上求异同、异上求异同，如满永谦《比较史学的六种类型及其功能》[68]。以及多类型说，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比较方式，各种比较方式也可相互结合，交错进行，如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程序。分四步、五步、六步之说，涵义大体相同。以范达人见解为例，第一，明确目的性，选择好恰当的比较对象；第二，弄清比较对象的类型，建立比较研究的参照系；第三，提出规律性的假说；第四，在比较中找出同异；第五，分析原因，探求规律；第六，验证比较研究的结论。[69]
（3）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①运用历史比较的条件。大体一致的意见是，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第一，遵循可比性原则；第二，应在对被比较的历史事物的每一方都分别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加以具体比较，不能仅凭空洞的历史理论硬套；第三，力戒肤浅的类比。[70]
②关于历史比较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不少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不能滥用。如没有可比性的事物就不能比较；它只能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而无法发展新事实，它只适用于两个或更多历史现象之间，而不能代替对单个历史事实的细致研究。故不少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是有局限的，它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且任何历史比较只是以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撇开其它方面，故其所得的结论是相对的。因此，许多史家强调历史比较方法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进行。
（4）关于历史类比。60年代初， 针对中国史学中曾经简单地使用历史类比，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指出：“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针对“四人帮”史学的庸俗历史类比，以古射今，刘泽华曾提出应“在历史研究中坚决摒弃历史类比的作法”[71]。70年代末以来，中国有些史学家主张对历史类比法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庸俗的历史类比应当否定，而科学的历史类比则是一种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它能够运用类比推理，启发思路，触类旁通，帮助人们的认识由已知推展到未知，由知之不多推展到知之较多。吴寅华将历史类比划分为性质历史类比、关系历史类比、历史模拟类比三种，阐述这一方法的内涵及其运用。[72]有些学者同时也提出，即使科学的历史类比也有局限，使用时应注意条件，慎重处理。
由于近年来对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视，并初步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比较史学在我国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5.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研究。
逆向考察法是我们历史研究中实际常用的史学方法之一。80年代后，中国大陆史学家才开始对之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述这个方法的文章到目前为止有6篇。黎澍、蒋大椿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73]，亦列有“逆向地考察历史的方法”一节。这些论著对此探索的内容主要有：
（1）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涵义。丁伟志认为， 它是采取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进行考察，是从该事物以后的历史发展考察该事物，亦即从事物的未来、流向、结果，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74]朱振惠认为，这种方法由对后代历史的解剖理解前代，以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考察历史。作为一种治史出发点，它由现实出发治史，以求为社会现实服务。作为思维的出发点，它强调以当代先进的学术理论出发研究过往历史。[75]
（2）关于历史逆向考察法的根据。一些文章提出， 历史本身在延续中发展，不可割断，任何历史现象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后代历史保留着前代历史的遗物，并发展了前代历史中的萌芽，故通过后代历史的分析可以加深对前代历史的理解。[76]
有些文章还探讨了逆向考察法具有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开拓历史研究范围，既可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又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等功能。一些文章还加强，逆向考察与历史主义的顺向考察具有互补作用，在历史研究中应当结合起来进行。
6.史学假说方法研究。
罗尔纲在50年代便提出，考据方法是“先提出假说，然后去求证”，稍后又提出，全部历史考据的过程便是“发现问题，建立假说，寻求证明，检验假说”[77]。1981年，荣孟源撰《论考据》[78]一文，反对在史料考据中运用假说方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因为考据中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无需假说。但80年代以来有关假说方法的近10篇文章，大多都主张在史料考据、历史研究中应该而且可以运用假说方法。
（1）关于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说方法的依据。高栓来认为， 人类历史是全部事实和全部可能的总和。既然历史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依据一定史实或以一定史实为参照物，经过理性思维形成猜测性认识，便不可避免。另外，人们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种认识探索中，对客观历史事物形成某种猜测，也难以避免。假说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必经阶段。[79]
（2）历史假说方法的内容与运用程序。蒋大椿认为， 假说是人们为着研究工作需要，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并准备接受事实进一步检验的关于事物现象的因果性或规律性的假定性解释。首先，假说是为了回答历史事实提出的问题而设立的。其次，假说的内容和结构，与其要回答的问题的范围不同而有区别。回答的问题的范围越广，假说的内容结构便越复杂。再次，假说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的研究工作，需不断接受事实检验，证实或修正自己的内容。最后，假设检验的完成，是一个历史过程。[80]李桂海、茅家琦认为，假说方法的运用程序基本有二：一是依据一定事实形成假说的过程，二是搜集更大量材料以检验假说。[81]
（3）历史假说方法运用的主客体条件。高栓来前文提出， 建立历史假说的客体条件：①史料记载有分歧或语焉不详。②有新史料发现。③同一史料理解有分歧。④历史问题本身尚无定论，需加探索。⑤历史发展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选择及对未来历史的预测。研究主体要求则有：①具有创新意识。②研究目的明确，善于发现问题。③既有灵感、想象力，又要有逻辑思维能力。④科学的历史理论的指导。
（4）对胡适“大胆假说小心求证”方法的再认识。50 年代批判胡适时，对此完全否定。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再认识，一是继续作为实用主义方法而予以否定，如荣孟源、茅家琦。二是基本肯定，如赵俪生、赵光贤等认为，“小心求证”并没有错。“大胆假说”指读书要有怀疑精神，才能有创造性，从原则上讲，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关键在于用什么世界观指导。[82]三是持分析态度。耿云志认为，这个方法揭示了科学研究中一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鼓吹探讨精神，有积极面。但胡适忽视提出假设需要搜集资料的前提条件，小心求证又简单地归结为寻求例证。故在研究和揭示稍微复杂的历史问题时，每易陷入主观武断。[83]
（四）新的跨学科方法的引进和探索。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研究，主要分为二大类：一是史学与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相结合而交叉形成的，如史学系统方法、计量史学方法以及史学模糊方法、历史模拟方法；一是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结合而交叉形成的，如心理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人口史学方法、地理史学方法等。
1.史学系统方法研究。
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1978年由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等引进中国，并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中获得进展。最早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中国史学研究的是金观涛、刘青峰1980年初在《贵阳师院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其后，反对者有之，赞同者也有之。这个问题引起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为此而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著作则有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84]，以及李祖德编的《系统论与历史科学》[85]等。在太原、上海、安徽、天津等地举行的多次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讨会上，都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从而在1985年至1986年形成所谓系统方法热。80年代末以后渐趋消沉，这同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对史学的科学化感到失望，叙事史重新复兴有所关连。但其影响依旧存在。
（1）系统方法能否运用于历史研究？
金观涛等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一部分学者的反对。反对的意见有两种情况：一是反对金观涛等照搬以至歪曲控制论理论来研究历史，而并不认为控制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历史研究。[86]二是反对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不能代替对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研究。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和规律不一样，人类社会历史前进运动中的问题，要从社会关系、社会内在矛盾去寻找答案，不能在社会之外去寻找签案。这种系统方法论的引进，是当前开放条件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界侵蚀的一种表现。[87]
赞成将系统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观涛等主张，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及其结论都可用于史学研究。并且，他们在开始将系统方法引进史学时，虽然申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但已经表现出对唯物史观理解的不正确。后来更逐渐地显示出要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的倾向，故受到不少史家的批评。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系统方法可运用于历史研究。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运动形式虽然不同，但其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再则，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又有相对统一性。尤其是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获得了诸如整体性和综合性，横向性和跨学科性，多因素性和动态性，定量性和精确性等特征，从而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而系统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一可以加强历史科学中的整体研究，二可以加强历史研究处理大数量史料的能力，三可以促进历史的多向研究，四可以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提炼新的范畴，增添新的手段等。
（2）史学系统方法的涵义。 中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提炼出的系统科学方法涵义是：“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观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观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显著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88]。将这种系统方法运用于史学而加阐发的文章颇多，如吴廷嘉认为，系统科学方法为历史研究增加了诸如系统网络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中介分析法、模式分析法、无序有序过程分析法与开放式多元研究法等。[89]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史学中应如何引进和运用系统方法（多数文章不赞成照搬系统科学的理论结论于史学，提出引进系统方法于史学时，须注意中介和过渡条件，对系统科学成就进行哲学抽象和升华，舍去其原有具体形式，才能运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应当注意的问题（如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条件，它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等）；史学系统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关系，以及史学系统方法与传统史学方法的关系等。[90]
2.计量史学方法研究。
50到60年代，中国学术界受前苏联学术界对西方数量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的不恰当批判的影响，对此也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发表的《资产阶级计量学的虚伪性》一文。 文革前，中国大陆史学基本上是定性的研究。80年代，部分史学家认为，数学在史学中的运用是历史科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因此对计量史学方法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从1979年至90年代初，发表的有关文章（包括译文）约50篇，著作则有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91]，霍俊江撰《计量史学基础——理论和方法》[92]等。这些论著评介了国外，主要要是西方国家50年代以来数量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进展，也探讨了有关计量史学方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1）计量史学方法的根据、涵义与作用。
数量关系、空间形式、抽象结构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计量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根据；数学本身的发展，它由常量数学、变量数学发展成为研究各种变化着的量的关系和相互联系的现代数学，使它的适应性大为增强。加上其它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系统科学的发展，则为计量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93]
关于计量史学方法的内涵。各家论述不一。续建宜等认为，其具体内容有三：一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地搜集、积累、整理和储存史料，这是史学中运用数量方法的前提；二是利用数量统计方法对数据史料进行数量分析，这是它的基本内容；三是制作各种数量模型，对历史现象和过程进行模拟研究，这是它的实质。[94]霍俊江则较详细地分析和探讨了计量史学的基本方法，包括简单统计方法、抽样推断方法、回归分析方法、相关分析方法、类别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95]
关于计量史学方法的作用。归纳各家看法，大体认为，它是历史科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为历史科学吸取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可以扩大史料来源，有助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大数据史料的处理，有助于开拓新的历史研究课题，能够解决原来传统史学方法难以解决的一些历史问题，使历史研究成果更加精确化，以及促进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的建立等。
（2）计量史学方法的研究程序和适用范围。
关于这一方法的研究程序。各家表述不尽一致。霍俊江在前述著作中提出有：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定；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统计计量分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构造数理模型及其运行；结论的检验和表达等。
关于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各家所述也不一，还是霍俊江界定得较为明确：①它适用于有量或数量概念的历史分析。②它适用于对存在某种依赖关系（如因果关系、从属关系、相互作用的交叉关系等）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只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系数，就能够得出研究成果。③它适用于对某些历史结构（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人口结构等）的分析研究。④它适用于对历史变化、发展及规律的分析研究。[96]
一些文章还提出，计量史学方法存在着局限性，因为有许多历史事实是难以量化研究的，即使在它适用的范围里，定量研究也需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另外，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具体性、形象性，也是数学方法难以替代的。因此，计量史学方法在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下，同其它史学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史学模糊方法研究。
模糊史学方法实际上是计量史学方法的一种，因为有几篇文章专门论述它，故单独列出。1965年，美国数学家、控制论专家查德发表《模糊集合论》[97]一文，使模糊数学获得迅速发展。70年代末，中国开展了模糊数学研究，模糊方法得到传播。模糊数学方法是一种将模糊集合量化分析的方法，它可以使函数隶属度在0—1的区间中取值，使某个元素不是要么属于、要么不属于某个集合，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某一个集合，从而可以将模糊现象数量化，为描述和研究那些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提供有效的手段。80年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将模糊方法运用于史学。他们认为，人类客观历史进程中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存留的史料中也存在模糊性，史学文字的表述也常含有模糊性，以上是模糊方法在史学中得以运用的根据。采用史学模糊方法，可以对那些亦此亦彼的模糊历史现象和模糊历史关系进行研究，这比用准确概念往往能够更加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真相。有的学者提出，模糊性研究、精确性研究、模糊性与精确性的有机结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三种必要方式。[98]
另外，还有些文章探讨了历史模拟方法的条件（模型需近似地反映原型，在认识中能代表真正的客体，可以从研究中外推出原型的信息）、种类（实物模拟、环境模拟、动作模拟、假设模拟等）及其作用。[99]
4.心理史学方法研究。
70年代末，中国大陆重新恢复心理学研究。有的学者倡议创立历史学与心理学交叉的历史心理学。于是，如何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也引起了相当多史学家的重视。80年代以来，发表有关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文章（包括译文）约40篇，著作则有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100]等。 这些论著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史学及其流派、方法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进展情况，探讨了心理学方法及其运用的若干问题。
（1）心理史学方法的内容。
一些学者认为，心理史学方法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通过分析社会集团和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特征，以对历史现象和过程作出心理学解释的方法。[101] 彭卫则较详细地介绍和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所包括的各种具体操作方法，包括个案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问卷分析法（用于观察社会集团，适合于纵横比较）、作品分析法、语义分析法（通过作品及其用词分析了解个体的态度倾向和心理特征）、投射分析法（通过观察历史人物对各种确定事物的爱、憎或中性反应，来推断个体性格情趣特征）、释梦分析法（通过梦境探索历史人物的情绪和潜意识）、笔迹鉴定法（通过历史人物的笔迹形态以推导其性格特征和兴趣倾向）、语音分析法（主要是通过语音探讨现代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外相分析法（通过人物外在体型、相貌和动作的分析以探测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和特定环境下的情绪状态）、能力测量法（通过量表以考测人的智力水平和某种能力，主要用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社会测量法（用于分析个人或团体间的交往程度，以寻求个人或团体成员间的情感模式）、原因汇总法（在对收集的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造成个体或群体精神状况原因的归纳分析）。彭卫还强调上述方法间存在互补，应综合运用以求更全面地观察研究对象。[102]
（2）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不少论者提出，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研究增添有力手段，可以弥补阶级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的不足，拓展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对心理学方法不能滥用。在运用于历史研究时，心理史学方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历史社会性原则（将研究对象作为社会的产物）；二是历史客观性原则（切忌主观，尊重客观事实，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三是历史联系性原则（除心理外，还要考虑其它历史因素的影响）；四是历史系统性原则（用系统观点分析历史心理现象）；五是历史复杂性原则（要考虑复杂历史过程的非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非线性化）；六是历史差异性原则（考虑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个人不同时期的独特的心理倾向）；七是时代性原则。还应注意，上述原则不能割裂开，而应作为一个整体贯彻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去。[10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心理史学方法的运用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而且要注意与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起来探讨。
5.社会历史学方法研究。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中国近代史学已经采用，并有一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一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取消，这方面的研究遂中断。70年代末以后，社会学重新取得合法地位，社会学及其与历史学的结合又被提上日程。80年代以来，涉及社会历史学及其方法的文章近30篇（包括译文），然所发文章，大多侧重于社会历史学或社会史，而有关社会历史学方法，则缺乏有深度的探讨。有学者认为，社会历史学方法是社会学理论、概念和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但它不是侧重研究一系列的个体和事件，而侧重探讨社会结构、关系和状态的发展等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104]冯尔康则认为， 社会史学方法基本上同于历史研究法。如归纳法、演绎法、考证法。它也可以采用跨学科方法，引进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结构论、模式论、群体论、系统分析法、社会调查法、个案法、计量法等。[105]
6.地理历史学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缺少理论上的全面总结。80年代以来，论及地理历史学的文章有10余篇，但多为一般地阐发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及地理历史学本身，专门探讨地理历史学方法的则不多。任乃强结合自己治学心得提出的地理历史学方法是，分析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离不开地理条件的依据；把历史资料全面落实到地面上来，再从当时地面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去找寻产生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106]也有的学者提出， 历史研究中可以引进地理学方法中的自然地理学方法，如土壤学、地理学、沉积学、孢粉分析等，以获取历史地理资料，作定相、定位、定年代的复原工作；也可引进经济地理学方法，如经济图表和统计分析法，对历史上的人口、经济、贸易等加以归纳和综合。[107]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国外的人口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及其方法等。但关于方法部分，专门论述甚少，不赘述。
（五）史著编纂方法研究。
史著编纂法是中国的一门古老学问。新中国成立后，除范文澜、翦伯赞在结合自己著作的编写时有所议论外，极少公开论述。文革后，探讨这个问题的论著渐多。80年代以来，论及的文章有20多篇。在白寿彝、吴泽分别主编的《史学概论》及姜义华等撰的《史学导论》等书中，对此都有专章论及。
1.关于史著编纂方法的涵义与基本原则。
一些学者认为，史著编纂法是研究史学家如何向外输出自己研究成果的问题，它是史学著作编写经验的总结，是将史著编写中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理论原则，也就是如何以一定的体裁、结构和语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出来，它是整个史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108]
姜义华、瞿林东等认为，史著编纂方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既要反对客观主义，又要反对先验主义，而应遵循信史原则，这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历史真实基础；二是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和科学的当代意识，并使二者正确地有机地相结合，这是史著的历史品格和现实品格的统一。[109]
2.关于史著体裁的选择。
白寿彝等认为，史书体裁是史书的表达形式。史书体裁的选择，一方面出于史学家的主观要求，这种要求反映了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及其撰述目的；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历史内容也决定了体裁。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也并非僵死不变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一些史学概述性著作详细介绍和探讨了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如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图表体、历史评论体、文征体等，以及近代的章节体。[110]
一些学者还强调，客观历史以及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史家在编著史书时也要讲究体裁的运用和更新。有的史家正力求创造出一种新综合体，并对此初步地作了理论阐发。白寿彝提出，历史现象很复杂，单一的体裁很难表达出复杂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社会生活。近代的章节体较之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有更大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但也存在不足。因此，在断代史和通史编撰中，都必须按照不同内容选择不同体裁，同时要将各种体裁加以配合，使全书熔为一体。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有益的尝试。[111]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 也对这种新综合体作出了探索。这种新综合体由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各有不同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罗尔纲将这种新尝试称为多种体裁组合而成的综合体，既能有理论的阐述，又包括丰富的内容。[112] 有关史著编写的若干具体体例，如史著如何标目，史著的编次以及有关记时、记地、记人、记言的方法，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3.关于史著的结构安排。
吴泽等学者认为，史学著作的结构，从根本上说是客观历史内在结构的反映。史学家根据他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来组织历史资料，安排叙述次序，就是史著的结构。根据体裁的不同，史著结构安排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叙述次第，一是按事物发展的逻辑因果关系分轻重、主次来安排叙述次第。一般说，记叙时偏重于前者，论述时偏重于后者。另则，史著结构安排还必须注意史实的时代背景，注意全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讲究结构布局的恰当巧妙。[113]
4.关于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史学著作的语言要求。
艺术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既涉及历史研究领域，更多地则涉及史著编纂领域。对此，史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李新主张史学和文学应当分家。因为文笔与史笔各有不同的要求、特征和目的。应该严格区分，以保证历史学的科学性。[114] 更多的学者则主张在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某些艺术的方法。朱本源从历史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二重性，论证了历史研究中艺术方法的有效性。[115] 朱政惠从接受学的角度论证，为了更好地发挥史学影响读者的功能，在史学中提出美学要求是必要的。[116]王少卿等从客观历史本身具有审美特征出发， 论证了史学中艺术性所具有的客观基础。[117] 李桂海从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史学不应只囿于科学性，而应向艺术贴近和靠拢，它需要史家发挥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118] 白寿彝和吴泽分别主编的《史学概论》，则从总结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中国史学与文学本不分家，后来分家是一种进步，但仍有多种密切关系。史书编纂既要表达历史真象，又要注意表达上的艺术水平。
对于史著的语言要求，也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史学著作的语言需要准确、鲜明、生动，而科学性、准确性是其基本要求。文学语言的夸张、譬喻、拟人等形象性修辞手段不适用于史著。[119] 一种认为史学著作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应注意其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包括真实之美（反映历史真实面目的本质的美），质朴之美（恰当地写出事物的本色，说人如其人，论事如其事），简洁之美（文约而事丰），动态之美（表现出历史的运动发展），含蓄之美（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力量之美（生动感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也需要史家的激情、幽默感和洞察力），形象之美（借助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是必要的）。[120]
（六）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史学界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因此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史学界认为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从此史学方法论的研究渐趋活跃，仅文章题目出现“史学方法论”的论作，便有30多篇，涉及的文章则更多。著作也有多种。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1.关于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如史学方法的涵义、内容和特征，以及史学方法的分类和层次。有的文章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内容和特征。2.关于史学方法论研究。史学方法的一般理论探讨，实际上也属于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这里主要是指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整体研究，论述的内容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关系，史学方法论的涵义和基本内容，史学方法论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以及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精髓和关键问题所在等。上述问题的探讨都比较抽象，而这篇文章已经相当长了，不能再作更加具体详细的介绍。这里我主要根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实际，介绍几种关于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本趋向。
第一，认为阶级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基本的科学方法，以刘大年为代表。他认为，历史科学研究对象的文明史，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轴的全部社会关系体系的运动。研究对象的这种特点，内在地规定了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是阶级分析法。[121]
第二，主张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将历史科学方法纳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轨道，建设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包括社会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金观涛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科学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法，只有自然科学在发展中才总结出一套理论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般科学方法。控制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出现，为提高历史科学理论的构造性、清晰性和预见性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可以借系统方法将自然科学方法系统地引进社会历史科学，作为史学方法论建设的基础。在运用这种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全部科学的统一方法进行研究时，不能以任何哲学作指导，哲学至多只能作为对研究成果加以说明的工具。[122]
第三，主张历史学应当从自然科学的影响中彻底摆脱出来，向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从人文角度建设历史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历史学是艺术的学者显然赞同这种见解。但这种主张目前在中国尚缺少系统的论证，今后也许会吸引一批研究者的重视。[123]
第四，认为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应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采取这种倾向的学者较多，本人也是赞同并较早明确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之一。这种见解认为，历史（包括文明史）并非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是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每一大类又复可分许多细类）的发展过程，又包括创造这一切历史结果的人（氏族、阶级、民族、社团、个人）的主体活动的发展过程。因为历史过程具有如此丰富复杂的内容，所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多种多样，才能帮助人们认识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持这种倾向的学者，对于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艺术的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的有益尝试和探索，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这种见解又认为，尽管人类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复杂，但又终究是遵循一定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多样化统一的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当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按照一个固定模式前进。但这种统一性毕竟是存在的。因此，仅仅平列地使用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在一个一个历史研究领域，也可以获得成果，但终究难以深刻全面地把握多样化而又统一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物质统一性、实践性及其发展规律，正是由辩证唯物史观揭示出来的。故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将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种多样的历史研究方法连结成为一个多样化统一的开放的史学方法体系，从而逐步地揭示出多样化统一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绚烂多姿的真实过程。[124]
（续完）
*本文第一部分已刊载于本刊第5期。
注释：
[33]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34]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
[35]霍俊江：《灰色系统方法与考证》，《求索》1986年第4期。
[36]《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37]熊德基：《略谈史与论的关系》，1981年6月8日《光明日报》。
[38]赵俪生：《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5年第2期。
[39]巴蜀书社1992年7月出版。
[40]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41]《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42]《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43]《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44]《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45]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
[46]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47]王学典：《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48]参阅王和《正本清源、推陈出新——就史学理论发展问题访蒋大椿同志》，《未定稿》1985年第24期；蒋大椿：《对四十年史学指导思想的基本估计》，《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年。
[49]《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50]这类文章甚多，参阅他石《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
[51]此文收入蒋大椿主编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出版社1987年版。
[52]黎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54]何祚庥：《金观涛为什么要否定客观实在的客观性》，《求是》1989年第23期。
[55]蒋大椿：《金观涛的理论追求及其迷误》，《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6]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
[57]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58]《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李振宏：《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历史研究》1986 年第3期。
[60]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61]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出版。
[62]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63]参阅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第15—42页，庞卓恒《比较史学》第1—8页。
[64]《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65]《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
[66]《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67]《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68]《学术研究》1986年第6期。
[69]范达人：《皇权主义异同论》，《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1期。
[70]参阅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等文。
[71]刘泽华：《砸碎枷锁，解放史学》，《历史研究》1978 年第8期。
[72]吴寅华：《历史类比的类型和要求》，《江汉论坛》1982年第9期。
[73]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
[74]丁伟志：《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观察》，1984年7月25 日《光明日报》。
[75]朱振惠：《吕振羽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4期。
[76]参阅丁伟志前文及吴浩然《试论逆向考察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
[77]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分阴阳日对照表》，三联出版社1955年版，及《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又见《试说考据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
[78]《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3—4期。
[79]高栓来：《论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假说方法》，《唐都学刊》1993年第4期。
[80]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三种》，《求索》1987年第3期。
[81]李桂海：《谈历史研究中的假说问题》，1982年10月2 日《光明日报》；茅家琦：《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1983 年2月9日《光明日报》。
[82]赵俪生：《胡适历史考据方法的分析》，《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历史教学》1982 年第6期。
[83]耿云志：《评胡适的历史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8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
[85]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86]吴筑星、林建曾：《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87]参阅刘修明《史学方法论的引进要慎重》，1982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刘大年：《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88]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8页。
[89]吴廷嘉：《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90]欲详细了解，请参阅蒋大椿、刘俐娜《史学系统方法研究概述》，《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91]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93]参阅霍俊江《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项观奇：《试论历史数量研究法》， 《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
[94]续建宜、王继光：《历史研究中的数量方法》，《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95]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第148—408页。
[96]霍俊江：《数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
[97]《信息和控制》1965年第8卷第3期。
[98]参阅彭卫《略谈历史研究的模糊性》，《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李桂海：《谈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模糊方法的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99]参阅李桂海《历史模拟与历史真相》，《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1期；翁飞：《历史模式与历史规律》，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00]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101]参阅荣颂安《心理历史学简介》，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
[102]彭卫：《历史的心境》，第295—397页。
[103]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和理论层次》， 《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104] 魏承恩：《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尝试：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105]冯尔康：《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1988年10月21 日《人民日报》。
[106]任乃强：《略谈我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知识》1981 年第1期。
[107]金哲等：《世界新学科总览》，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33页。
[108]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6期；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9]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10]参阅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教育出版社1984 年版。
[111]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4章。
[112]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13]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和吴泽主编《史学概论》。
[114]李新：《文与史》、《文笔与史笔》， 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5期。
[115]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3期。
[116]朱政惠：《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 《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5期。
[117]王少卿等：《论历史的审美特征》，《社会科学家》1990 年第5期。
[118]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
[119]参阅张江明《史学编纂法》。
[120]参阅姜义华等《史学导论》； 瞿林东《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美学要求》，1989年8月9日《光明日报》。
[121]刘大年：《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1985 年第3期。
[122]金观涛：《探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方法》， 《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123]参阅庞朴《科学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124]参阅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 董进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革新的几个问题》，均收入蒋大椿主编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