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民族论文,新论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4—0027—06
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中华民族全面动员，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深刻的觉醒。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关于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觉醒、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想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时间、空间以及中国受害的程度上，大大超过以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任何一次侵略战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深重的国难。”[1] 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①
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华民族遭受到5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这5次战争中，都有不同角色的人士——既有清军的官兵，也有民众和其他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反侵略的战争或斗争。但这些反侵略的战争和斗争的参与者都只是特定的一些人，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参与者只是当时负有抵抗任务的清军官兵和受到侵害的战争所在地民众，同八国联军的作战只是义和团的成员。局部的侵略引起局部的反抗，涉及的层面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华民族最深刻而又最全面地觉醒和动员了。
这种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就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意识到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2]（P274）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今天我们放弃平津，放弃芦[卢]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2]（P295）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认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3]（P620）
而最全面的动员则是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种团体，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不分职业，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不论贵贱，都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队伍中来。“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二十九军的官兵，激怒了北平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激怒了各党派、各阶层，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如同愤怒的雄狮，站立起来，咆哮着，扑向侵略者。”[4]（233）宛平的工人、农民，老人、妇女、孩子，都自发地走出家门，有的帮助修建战斗工事，有的帮助运送战斗物资，有的帮助救护伤员。其它各地的各种团体和民众，或发表通电，或举行游行，或组织抗日团体，或捐款捐物，或直接参加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活动，甚至直接组织或参加抗日武装，走向抗战第一线。[5]（P73—80）以抗战为契机，长期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开始走向团结和统一，各派系的军队，桂军、川军、滇军、粤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分赴各个战场，参加对日作战。[6]（P13）“在整个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系统中，无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爱国官兵，都英勇抗战，演出了许多悲壮的爱国抗日故事，有的在大后方发展经济、生产、交通运输，有的搞宣传文化教育。不同的战线，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分工，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支持抗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保卫祖国。”[7]
正因为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才使战争的双方都十分重视民众的力量。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8]（P511）“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8]（P480）必须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8]（P346）“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9]（P487）日本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战争刚开始时，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文章中说，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国民党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党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1] 全面动员又是建立在最深刻的觉醒基础上的。而这种最深刻的觉醒不仅表现在对于民族危机的深刻感受和抗争，而且更体现在“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8]（P449）这个进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各界人民在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同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民生政策，并掀起了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决不是单纯军事意义的对外反侵略战争，其社会的、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战争本身。抗日战争进一步促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的社会形态的分化和新兴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10]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次全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现代化运动。它不仅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②
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起，大陆学术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表现和作用越来越走向客观的评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然觉得有未尽之义。实际上，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说，国民党始终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执政党，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否抗战，决定着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抗战。而这一点，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政府抗战有着标志和象征的意义。中国政府存在着并且抗战着，标志这个国家没有亡国。如果这个政府投降了，成为傀儡政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已经亡国。
第二，就是政府的动员力。国民政府抗战，就能够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进行抗战，这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等组织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的。政府能够动员全国的武装力量、经济力量进行抗战，也能发动它所控制的全部宣传机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
第三，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它所控制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军队。1937年国民党共有党员165万人，其中普通党员52万多人，军队党员101万人，海外党员11万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到1945年，有党员806万人。而同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分别是4万人和121万人。相差极为悬殊。[11] 国民党军队人数1937年是170余万，并有海陆空军，1945是军队440万；而同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数分别是5.6万人和100万人。[12]（第三册，P3；第二册，P30，P111）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表现不佳，但仍然是抗战时期人数最多的军队。特别是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弱小，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在当时是主要的，正面战场对于打击日本的进攻势头、迟滞日本的进攻速度、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论及。
第四，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否抗战，决定着抗战是否合法，而直接影响着其他力量的抗战态度和抗战方式。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对抗战活动进行压制和打击，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其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范例。而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压制、打击下，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局面。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如果不抗战，也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这也就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合法政党。其它阶级、阶层和各种力量的抗战态度、抗战方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态度的影响。抗战前，救国会七君子因抗战而被当局逮捕，而卢沟桥事变后，他们被释放并被请上庐山，参与协商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其它主要的爱国党派，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联共抗日。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等致函蒋介石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一念，此外都非所计”。战前因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而一度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张申府说：“我曾说，蒋先生只要发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幸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6]（P13）“各国华侨迅速组织起‘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侨筹饷会’团体，捐款、汇款，捐输财力，征集药品、衣物，发行、购买救国公愤，或亲自回国，支援祖国抗战。”[4]（P237）
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其它各爱国党派、各族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现的。它的抗战态度的及时性、坚定性、彻底性、全面性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党派，也不及深刻、全面觉醒了的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采取了抗战的态度后，它的动员力、号召力又是其它任何党派、团体所不能取代的。
第五，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的代表，它代表中国进行抗战外交，在不同的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战争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制订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策略，确定了战略重点。这些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运作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效应和国际影响。
一是政治上的收获。卢沟事变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在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战。为此，中国的抗战先是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国家政府及民众在政治上的同情、声援和支持，后来又与美、英、苏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是经济上，中国先后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等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和支持，也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援助和支持。据统计，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用于战争的消耗近500亿美元。[13]（P174）这是当时中国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对外求援就成为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任务。当时中国政府与美、苏、英、法等国来往的函电，蒋介石与外国驻华使节的谈话，国民政府与驻外使节、派出的外交人员相互往还的函电中，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最大收获也是经济上的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主要来自苏联，总计苏联对华借款为2.5亿美元，实际使用苏联的对华信用借款是1.7亿多美元。[14]（P8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援助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获得的外国贷款共25项，其中美金10多亿美元，英金1亿多英镑，法金10多亿法郎，国币1.2亿元。③ 虽然中国获得的援助无论是与中国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比，还是从中国获得的租借援助占美国租借物资总的比重（占3.2％）看，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这些援助都是中国抗战急需的物资，因而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军事上，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部分空军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对日本的作战或参谋，后来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与美、英等国进行军事合作，进行同盟抗战，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了保证。
仅举几个数字，便可说明这些援助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一是中国空军获得的飞机援助。抗战时期，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飞机，空军的飞机全部靠国外的援助。抗战前，中国仅有飞机600架，可用于作战的飞机305架，而抗战期间，中国从国外补充的飞机共计2351架，全部用于战争使用（包括运输），是中国原有飞机的7倍多。[15] 而在抗战期间，这种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抗战之初，中国的空军在战斗中即受重创，一段时间内，制空权完全陷于敌手。自从外来的飞机补充到中国空战后（包括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美国的“飞虎队”），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其二，“数千名德、苏、法、英、美等国的军事顾问，近十万名苏、美空军志愿人员和来华参战官兵”参加中国的抗战，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其自身参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带来的战术和技术，以及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使中国比较落后的军队从人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上开始具有了现代气息，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经过训练和装备的中国军队与未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战斗力大不相同。这是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其三，在经济方面，除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外，外援也是国民政府维持通货稳定，乃至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42年2月14日，蒋介石致罗斯福感谢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的电文中说：“我中国人民此四年半以来，经过不可以言话形容之经济及物质上之困难，而得获阁下此次之借款，不仅能改良吾人之经济情况，且可提高我民众抗战之精神。回忆过去各种借款与接济，俾我国长期抗战维持至今得与各友邦并肩作战，使整个反侵略阵线均蒙其利……此次借款，除为军事上之需要外，大部分将用以加强我国之经济机构，收回法币，紧缩通货，平定物价，保持战时生活水准及增加生产。”[16]（第一册，P337）
四是外交上，中国利用同盟抗战的时机，积极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先后与凡是与中国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签订了平等新约，中国从此摆脱了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不待战胜而承认中国为完全国家，实开新纪元，租界权利乃不合潮流，总理主张废除，蒋委员长成功，诚为民族吐气。日寇虽不能占全中国领土，中国享此新约权利，当待日寇驱逐以后，故战胜为急务，以中国之坚卓抗战，得英、美之明白承认完成主权，其精神将益加强，并保证战胜后居大国优越地位，以重整新亚洲。”[16]（第三册，P783）中国作为四强国之一，还参与组建了联合国的工作，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外交上收获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抗战本身，它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这种国际之间的交往，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政府来承担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始终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从学科的内容和特点来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自然强调共产党领导说，而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则必然强调国民党领导说”。“有的学者强调共产党领导是指政治领导，有的提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有的提出分别领导、共同进行说，有的提出具体分析说，有的提出领导权转移说，有的提出不应笼统地说是谁领导的，应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17]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
“要科学地、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领导权的含意。”[17] 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领导是“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了确定和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18]（P33）我们认为，领导权的实现，有以下几个必要的因素：首先领导与被领导者应该是在一个组织系统内；因此，第二就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法定的或有组织系统授权的；第三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命令的权力，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除此而外，还有领导者必须能够代表大多数被领导者的利益，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的解放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各个阶级、各个党派都参加了。按一般的常理，各党派、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也确实都声明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但这个政府提不出一个能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路线，其所作所为又不断背离全民族的利益，因此，除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体系内部的各种力量外，没有什么党派、团体再服从它，它也就不能领导抗战。但是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各民族各党派了呢？由于各抗日党派不在一个组织系统内，无法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不能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只能说是导向。
导向是指指导行动或发展的方向，使事物向某个方面发展。就是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提出正确的方针和路线，促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保证正确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对国民党和其它抗日党派、各种抗战力量发挥了导向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就是全民族抗战，最终目标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是提出并贯彻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考察全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些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得出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它各抗日党派、各族各界、各种抗战力量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贯彻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路线、这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指出，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参加了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出并实行的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基本相同，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战略中的一些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得到了除国民党外其它各个阶级、阶层和和各种抗战力量的拥护。整个全民族的抗战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发展的，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也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全民族抗战发挥导向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它所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向和目标、方针和路线、战略和策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向和目标。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除国民党外唯一具有武装力量的政党，虽然军事实力在抗战初期仍然不大，但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唯一能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配合抗战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以根据地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军事力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重要和扩大。而国民党则走向反面。
三是政治导向的内容包括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的斗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虽然参加了抗战，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统治利益的需要，还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因素和行为。在抗战之初，不能提出一个取得抗战全面胜利的目标，只是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因此过于依赖国际社会，一方面与日本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影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士气。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上升，抗日战场上表现不佳，反共行动却有增无减，影响甚至危及抗战大业。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能团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留在抗日阵营内部，又抵制它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大业的破坏，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必然条件。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也保证了抗日战争始终向着胜利的方向迈进。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由这个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与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还认为，由于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最重要、最有实力的政党，只有国共两党具有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军事力量，因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核心，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关键。
注释：
①关于日本侵华的范围和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多赘述。参见刘学照著《抗日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5页。
②参见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刘学照：《抗日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③董长芝、马东玉：《民国财政经济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2页。参见《1939—1941年美国对华贷款》、《英、苏、法、中各国接收美国“租借”统计》、《1942年5亿美元贷款动用表》，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254页、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