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重生的社会阶层_中国的人口论文

女工:重生的社会阶层_中国的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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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人口普查,因此根据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将女工定义为女性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

在知识界女性主义日益高涨的年代,广大普通女性正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改写历史。在她们当中,女工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关于女工的研究已经很多,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但是利用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她们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从人口普查资料出发,尝试对女工这一群体的变化作一些描述分析,并且从世界体系理论的宏观角度对其内在成因作初步探讨。

一、女工变动基本情况

工人是中国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职业群体,对于女性而言也是如此。在1982-2000年间,中国女工数量从2953万人增长到3725万人,增加了近772万人(见表1)。尽管女工数量上升,但是其增长的幅度略低于整体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见表2),因此其就业结构中的地位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其间女工占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12.96%下降到2000年的11.67%,女工占全体工人中的比重从35.42%下降到33.43%;以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幅度来看,女工增长幅度仅仅略高于农民,而低于其他几类职业;以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人数来看,女工数量增长低于商业、服务业和专业人员的增长。从变化中可以看出,虽然女工在女性就业体系当中依然是重要角色,但是重要性正在下降。

表1 1983-2000年女工基本情况

年 女工人数(万人)占女性在业人口比重(%)占全体工人比重(%)

19822953.212.96 35.42

19873435.313.20 35.78

19903501.012.03 35.68

19953506.710.98 34.82

20003724.811.67 33.43

说明:1.1987、1995年资料根据1%抽样比、2000年是根据9.5%抽样比的推算,下同。

2.1987、1995年抽样资料涉及到各地区抽样比不同,因此除特别说明之外,一般不使用这两个年份的分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1982、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1987和1995年1%人口抽查资料。

表2 1982-2000年各类职业女性人口的变化

人数(万人)

职业增长率(%)

1982年 2000年 增加数

负责人84.4 196.7

112.3 133.1

专业人员1012.6 2076.9 1064.4 105.1

办事人员 166.1 659.7

493.6 297.1

商业、服务业人员 983.2 3229.5 2246.2 228.5

农民

17565.822015.5 4449.7 25.3

工人2953.2 3724.8

771.6 26.1

其他不便分类职业 19.1

16.9-2.2 -11.7

合计

22784.431920.0 9135.6 40.1

资料来源:同表1。

在这个变动的过程当中,女工承受了巨大的失业压力,这一群体为社会变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从表3中可知,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除不便分类职业者),工人是失业率最高的,而女工的失业率又比男性工人高出近2个百分点。实际上,一些30岁以上的失业女工很难再找到工人的工作。

表3 2000年失业人口失业前的职业分布

失业率(%) 失业人口分布(%)

职业 男 女 男 女

负责人

0.98

1.11

1.47

0.39

专业人员 1.88

2.86

5.66 10.80

办事员

2.34

3.26

5.56

3.92

商业服务业人员

4.33

5.29 22.28 31.81

农民 0.09

0.06

3.34

2.51

工人 5.13

7.09 61.09 50.13

其他不便分类职业11.69 13.02

0.60

0.45

全部/合计1.68

1.75 100.00 100.00

说明:失业率=失业人口/(失业人口+在业人口),这种失业率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口径不同。

资料来源:同表1。

二、女工的群体更替

除了在女性就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之外,今天的女工,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女工,而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更换的新职业群体。这种更替有自然更替,但是更多的是社会性更替。自然更替指的是由退休者退出及年轻人进入而产生的更替;社会更替指的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化,原有群体退出和新的群体进入出现的更替。女工的更替主要表现为群体性更替、空间性更替、行业性更替和来源地更替几个方面。

(一)同龄群体更替

用人口同龄群(cohort)的分析方法,可以大体上估计出女工群体替换的程度。1982年的女工当中有多少还留下来,又有多少人已经被更替,这需要把女工分成三部分人加以分析。

第一部分是当年35岁以上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24.5%。由于中国的退休制度,绝大部分女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1982年时的35岁以上女工到2000年时基本上已经退休。因此这部分人的工作岗位要么已经被其他人占据,要么已经不存在。

第二部分是当年20-34岁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55.8%。这部分人的情况见表4,根据同龄群推算,超过半数的女工已经流失。

表4 1982年-2000年间部分年龄女工人数变化

1982年时

人数(万人)

年龄(岁) 1982年2000年 保留率(%)

20-24

637.0 355.8

55.86

25-29

606.4 294.5

48.57

30-34

404.9 106.4

26.28

合计

1648.3 756.7

45.91

说明:1.2000年的年龄为1982年年龄加18岁。

2.保留率=2000年人数占1982年人数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1。

第三部分是当年15-19岁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19.7%。这部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1982年以后仍然有大量的青年女性成为工人。例如1985年有一位20岁的女性成为工人,她在1982年只有17岁,而她不属于当年统计的范围之内(其他年龄组也会有这种情况,只是人数不会太多)。因此对15-19岁年龄组是无法简单用同龄组推算的办法来估计人数的流失的。这里只能根据20-24岁中保留率的情况,大体上估计15-19岁女工的保留率是80%。

根据上述三部分女工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推断出1982年的女工当中,60-70%的人已经不是工人了。换句话说,以人口同龄群分析的方法可以推断,今天的女工当中,大体上只有30%左右是1982年的女工。今天的女工与当年的女工基本上是不同的社会群体。

(二)空间更替

空间更替又可以划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东南沿海替代老工业基地,另一种是城市郊区替代城区。

1.东南沿海替代

从表5中可知,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女工集中在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是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476万人,比重也降至12.78%。

表5 1982年与2000年女工的地区分布

人数(万人)占全国女工比重(%) 人数增长

地区 1982年

2000年

1982年

2000年

(%)

京津沪

324.0224.510.97 6.03

-30.71

东北三省 443.4251.515.01 6.75

-43.28

江苏省

290.9435.4 9.8511.6949.67

浙江省

263.2444.1 8.9111.9268.73

福建省67.5167.0 2.29 4.48

147.41

广东省

208.8770.8 7.0720.69

269.16

其他地区1355.4

1431.545.9038.43 5.61

合计2953.2

3724.8

100.00

100.0026.13

说明:广东省按现行政区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1。

与此相反,东南沿海地区女工数量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沿海省份的经济突飞猛进,大量新企业诞生,造就了庞大的女工队伍。1982年,上述四个省有830万女工,占全国女工的28.1%;而到2000年高达181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升至48.8%。如果加上海南省和上海市的女工,2000年时中国有1949万女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占全国女工的52.3%。

显而易见的是,老工业基地中绝大部分女工不可能迁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沿海绝大部分女工是新生的一代女工。

2.城市郊区替代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走上破产或者重组的道路,这些企业所在地也往往被改成其他用途,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城市中特别突出。城市中原有企业搬迁或者消失,而这些企业中的女工往往失业或者改行,导致市区中女工数量大幅度下降。表6是广州市1982-2000年间女工数量的变化情况,从中不难看出旧城区中女工,特别是本地女工数量急剧下降的过程,相反的是在郊区,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女工数量迅速增长。

表6 1982-2000年广州市各区女工数量(万人)

1990年 2000年

类型 区、市 1982年

全部 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全部本地人口

外来人口

东山 3.52 3.14

0.38

0.90 0.77

0.12

荔湾 5.29 4.82

0.47

1.21 1.02

0.18

旧城区越秀 29.56 3.27 3.05

0.22

0.59 0.53

0.05

海珠 7.6

6.22

1.38

6.07 2.19

3.88

黄埔 1.71 1.16

0.55

4.39 0.71

3.68

天河 2.82 1.83

0.99

4.39 0.91

3.48

新城区芳村

9.31 1.64 1.30.34

2.01 0.61

1.40

白云 6.07 4.25

1.82 18.06 2.99 15.06

花都

2.23 3.24 2.73

0.51

5.75 2.21

3.54

番禺

3.88 6.69 5.66

1.03 27.19 4.28 22.91

郊区 增城

0.74 1.52 1.27

0.25

6.63 1.37

5.26

从化

0.50 0.97 0.89

0.08

2.17 0.79

1.37

合计46.22 44.34 36.32

8.02 79.34 18.38 60.96

说明:1.旧城区指的是1982年已经设区的地区,新城区为1982年时的郊区,郊区为1982年时的市辖县。

2.黄埔区实际上离开市中心区有相当距离。

资料来源:同表1。

(三)行业更替

改革开放以前,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家强调各个行业内部男女在就业规模上的平等,因此在一些并不适合于女性特点的职位也安置了女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岗位的女工往往首当其冲,失去工作机会。因此在1982-2000年间,女工的行业分布发生明显变化。由于1982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粗略,没有分性别的工人行业分布资料,所以本文仅仅是分析1990-2000年间的情况。

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1990-2000年间,女工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其间,全国总共增长女工223.8万人,同期制造业增长女工379.4万人,大多数行业女工的数量是减少的。虽然不能排除一些女工离开原来工作的行业之后,会转入制造业或建筑业,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失去职业或者转行从事其他职业。因此,女工当中存在着明显的行业更替。在各个行业当中,女工主要集中在制造、建筑、交通通讯和采掘业,而从1990-2000年间的情况看,更加进一步集中到制造与建筑行业。2000年制造与建筑行业集中了89%的女工,而男工只有66.5%的人在这两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说,女工的行业集中体现出她们被男工从一些行业中挤出的事实。

表7 1990年与2000年女工的行业分布

人数(万人) 占全部女工比重人数增长

行业 (%) (%)

1990年 2000年 1990年 2000年

制造业

2812.7 3192.1 80.34 85.70 13.49

建筑业113.3 121.0 3.24

3.25

6.80

交通通讯

92.0

91.2 2.63

2.45 -0.87

采掘业114.4

78.2 3.27

2.10 -31.64

其他 368.6 242.3 10.53

6.51 -34.26

合计 3501.0 3724.8100.00 100.00

6.39

说明:1990年的行业分类与2000年有差别,制造业包含在工业大类中,本表按2000年口径作了调整。

资料来源:同表1。

(四)来源地更替

1982年的数据中没有显示农业户口的女工所占比重,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城乡隔离户籍制度下,估计女工当中属于农业户口的比重不会有多少;而1990年的女工当中,持农业户口的人达到42.6%;2000年则增加到63.3%,大约三分之二的女工直接来自农村。

综合以上各种更替的情况,保守的估计,1982年的女工当中,至少80%的人已经离开女工这一职业岗位。

三、新女工群体

本文把当工人的女性外来人口(注:外来人口的定义是根据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为了与1990年资料相比,同时也因为本节以广东省为分析对象,因此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流动人口统计口径为准,这一口径不包含本市市区内部、本县内部的流动。)称为“外来女工”。在女工的替代过程当中,外来女工已经构成了当代女工的新群体。全国的女工当中,外来女工占36.8%,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广东省最为突出。2000年广东省有外来女工572万人,由于人口普查只调查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因此还有大量女工并没有列入普查范围,实际上外来女工的数量超过600万人。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只能研究那些属于人口普查登记范围内的外来女工。

1982年时,广东省的女工当中,属于外来人口的寥寥无几;而1990年,27.26%的女工属于外来人口;2000年这一比重猛升到74.3%。从1982-2000年的18年间,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体上完成了外来女工替代本地女工的过程。在广东省的外来女工当中,87.2%来自外省;12.8%来自广东省内本市(地级市)以外地区,后者基本上出自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区。以户口性质看,外来女工当中93.2%是农业人口。显然绝大多数外来女工是属于远离家乡的一个社会群体,她们当中有86.3%的人以集体户的形式居住,居住格局基本上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相对分离的。

因此,目前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与本地女工是差异巨大的两个群体,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行业差别。外来女工当中,将近98%的人集中在制造业,比该行业的本地女工比重高出将近9个百分点。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行业属于垄断经营行业,是高利润行业;交通通讯业也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这两个行业中本地女工所占比重比较高,而外来女工则极少进入这两个行业。

其次是年龄差别。外来女工比较年轻,她们当中不足25岁的人超过66%,相反本地女工中这一比重不足25%。在外来女工当中,34.4%的人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不满一年,29.9%的人在一至两年之间,14.2%的人在二至三年之间,换句话说,78.5%的外来女工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不满三年。

第三是教育程度差别。外来女工当中,85%以上受过初中及以上的教育,相反本地女工这一比重不足80%;但是本地女工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高于外来女工。

第四是地区分布。虽然广东省有大量的外来女工,但是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呈现出强烈的地区集中性。

第五是工作强度的差别。工人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职业群体,与本地女工相比,外来女工的工作强度更大。在人口普查前一个星期,86.3%外来女工的周工作时间超过5天,其中接近44%的外来女工工作时间是7天,也就是没有休息日;相比之下,本地女工超过5天的占57.2%,这一比重虽然也偏高,但比外来女工低了29个百分点。

从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情况看,以年轻的、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来自农村的女孩为主体的外事女工,正在成为新的女工群体。当然珠江三角洲的情况不能够完全代表全国,但是外来女工代替本地女工,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北京等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表8 广东省本地与外来女工的行业分布比较

(%)

指标 全体女工

本地女工 外来女工

制造业95.48 88.8697.78

交通通讯

0.56

1.69 0.17

行业分布电力、煤气、水供应 0.44

1.62 0.04

其他

3.52

7.83 2.01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5-19岁

24.70 10.0429.78

20-24岁

31.22 14.6836.95

25-29岁

18.87 17.7419.26

年龄构成30-34岁

11.43 17.59 9.29

35-39岁6.52 15.11 3.54

≥40岁 7.26 24.84 1.17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小学及以下20.17 35.7014.79

初中 68.76 50.0675.24

教育程度高中与中专10.54 13.19 9.63

大专及以上 0.53

1.05 0.35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区74.01 25.0490.99

珠江三角洲外围地区 8.17 13.51 6.32

地区分布广东省其他地区17.82 61.44 2.69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4天 5.18 19.33 1.12

5天

14.60 23.4812.54

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 6天

37.14 17.6442.63

7天

43.08 39.5543.71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说明: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6个市,珠江三角洲外围区包括惠州、肇庆和江门3个市。

资料来源:2000年广东省人口普查资料。

四、讨论:世界体系视野下的女工群体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女工群体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1949年以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女工阶层的诞生和成长期。这一时期女工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1928年上海市工业系统中女工比重高达56%,男工为35%,童工为9%,根据1946年的统计,上海市女工以粗工和半技术工为主(郭瑞敏,2002)。这一时期女工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上是由劳动力市场运作而造成的。

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1960年间,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女工数量也有相应的增长,其来源一部分是农村妇女,另外一部分是城市中的家庭妇女。可是好景不长,在1961年开始的精减和下放职工的过程中,女工首当其冲(李若建,2001),大部分失去了工人的工作。在此之后,女工数量出现了一个漫长平缓增长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情况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基本清楚。

在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与第三两个阶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的学者从上世纪初期与近年女工所遭遇的一些突发事件入手,指出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以再次出现,此时时间失去意义,事件呈现出结构的相似性(佟新,2003)。

事实上今天外来女工的境况,与第一阶段的中国女工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孩子。如果把视野放开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女工,可以发现她们同样是出自农村的年轻女孩子。如果把一些事件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女工相比,甚至于可以找出相似之处。但是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中国的女工与当年的女工及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女工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她们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女工群体,而不完全是新生的群体。

如果不仅仅分析一些孤立的事件,而是把事情放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看,中国女工的命运,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的位置是紧密联系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女工群体的诞生是中国开始大范围进入世界体系的结果,而建国初期女工群体的扩展却是中国企图摆脱世界体系的产物,当今的新女工群体又是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表现。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整个世界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继续作为主要的制造加工区的角色是不可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中国依然需要大量的女工。为了在世界体系中维持中国的经济竞争能力,保持大量的体力充沛的廉价工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女工群体的更替依然要不断演变下去。随着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垄断行业进一步减少,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女工将会不断离开岗位,新的相当程度上是农村来的女工将取代她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广大农村为女工这一职业群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续队伍,因此进入工人群体的农村女性同样会被更年轻的女性所替代。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现有女工的部分群体特征。其实她们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其他特征将导致她们可能被替代,其中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婚姻与生育状况。以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为例,调查时她们当中69.2%的人未婚,26.5%的人没有活产子女。但是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相当一部分女工在生育过程中至少要暂时退出就业,因此外来女工在生育期间,其岗位不可避免地要被替换。

过去被更替下来的女工,大多数是城镇人口,一般还有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也比较容易重新在城镇找到工作,或者得到亲友的帮助。而今后被更替下来的女工,将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女性。以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为例,她们当中93.2%是农业人口,因此绝大部分外来女工被替换后,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因此她们的命运如何就变得更加复杂。

除了少数幸运者可以从女工上升到白领阶层,甚至于社会上层之外,绝大多数被更替的女工只有这么几条出路:(1)转行到其他职业,如商业服务人员;(2)成为专职家庭主妇;(3)进入地下经济,如成为性工作者;(4)返回农村,然而她们就是因为农村的贫困和缺少机会才离开农村的,因此有多少人愿意回农村是个问题。随着20世纪如年代初期成为女工的那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被更替,上述几种结局会有什么社会影响,是否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很快就能看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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