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
尹 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 蔡锷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时期，形成了丰富的军事外交思想，并开展了实践。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策略及其实践一方面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对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分为三个阶段：遵守国际外交规则、维护新生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目标是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核心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开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蔡锷军事外交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蔡锷； 军事外交； 护国运动； 法国
蔡锷将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除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外，在外交、特别是军事外交领域也颇有建树。蔡锷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时期，通过与英法等国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军事外交思想。当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也对蔡锷给予了关注。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策略及其实践一方面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使辛亥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军事外交是代表国家军事安全利益或国家集团军事安全利益、以军队为主体、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涉外活动，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以往对蔡锷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其军事和政治思想方面，鲜有关于蔡锷外交、特别是军事外交思想的研究。本文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基于历史学、外交学和军事学等学科，对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展开研究。根据对蔡锷在辛亥云南“重九起义”、云南都督府、护国运动等三个重要人生时期的分析，认为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分为三个阶段：遵守国际外交规则、维护新生革命政府；坚决反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目标是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核心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当前，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开展军事外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辛亥“重九起义”时期蔡锷的军事外交：维护新生革命政府
1911年10月30日，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时任大清新建陆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统领的蔡锷与其他将领在云南昆明举行了武装起义，由于是农历九月初九日，史称“重九起义”。起义部队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做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重九起义”后，起义军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宣布云南独立。“重九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云南与当时被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接壤，云南政局的变化和政坛新秀蔡锷的崛起引起了法国媒体的关注，并给予了报道，最为全面的是法国著名画刊《L’illustration》于1911年12月30日的文章。这一文章不仅对“重九起义”和蔡锷做了整版报道，而且还有三幅珍贵的照片，包括：革命军在车站驻扎，准备迎战清军的反攻；云南都督府的大门；云南政府首脑蔡锷将军拜会法国驻云南领事。
文章的标题是“云南的革命”(LA REVOLUTION AU YUNNAN)，文章还有个副标题“一个革命中的中国城市：云南府”(UNE VILLE CHINOISE ACQUISE A LA REVOLUTION: YUNNAN-FOU)，但遗憾的是没有作者的名字。
文章首先报道了发生在云南昆明的“重九起义”。在最后一段，文章介绍了蔡锷：“云南省政府的首脑是年轻的蔡将军，大约三十岁左右。他拜访了英国和法国领事馆，尽最大的努力安抚人心，并保证一切都将尽快得到恢复。”[2]
辛亥“重九起义”成功后，如何阻止西方列强支持清政府和干涉中国内政获得国际社会对革命成果的承认，是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的当务之急。因此，蔡锷在这一时期的军事外交思想核心目标是维护新生的革命政府。在这一背景下，蔡锷首先以云南军都督府的名义照会了当时云南的两个主要邻国：法国和英国，然后在军政府成立了专司外交事务的外交局，同时成立了军事情报部门，对外侦察英法两国的军事情报。
(一)发布云南军都督府照会
“重九起义”胜利后当夜，蔡锷立刻会同主要起义将领商议成立军政府事宜，并制定了五条善后条款：一、临时政府之组织并参谋部之职守；二、都督府决定以五华山师范学堂改作；三、照会英、法两国领事宣布独立；四、慰劳战胜军；五、访查李经羲所在。在第三条中即提出照会英、法两国领事，可见蔡锷对外交的重视。随后，蔡锷以云南军都督府的名义向英、法两国领事发出照会，并在这一照会中正式提出了军事外交策略：
“大汉国(云南)军都督府为照会事。
云南军民人等于九月初九日合力组织民军，光复故土，驱除满政府官吏，历年专制一旦扫除，大局底定，人心痛快，业经组织完全新政府。兹有应行照会大英，(法)国领事者计有七条，开列于左：
1.贵国官吏人民严守中立；
合理选择水表，保证水表质量，是提高计量准确度的前提。具体来说，应该分析用户的用水量、水压、水质、管道口径等因素，然后做出选择。如果用户的用水量小、流量比较稳定，优先选用口径在40mm以内的旋翼式水表；如果用户的用水量大、流量变化明显，优先选用口径在50mm以上的螺翼式水表[4]。如果水质浑浊，可以使用干式水表，利用计数机件和水体隔离开来。如果水温在30℃以下，最好选择冷水表；如果水温在30℃以上，最好选择热水表。此外，从经济成本角度看，适当降低出厂水压，可以节约电费、减少管网漏损；适当减小进水管口径，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2.贵国火车不得代清政府输运军队，并代运军用品物；
3.贵国官吏人民生命财产，本都督府承认确实保护。但如违第二条，则此条取消；
4.贵国向与清政府所订条约仍有继续效力；
5.贵国此后有关于中国旧云南省一切交涉事件，须直接与本都督府(交涉)方为有效；
6.贵领事应咨回本国承认云南独立；
7.本政府对于贵国有未尽事宜，再随时照会办理。
再次，还深化了对“评价”和“编辑”这两个阶段联系机制的认识。本研究认为，失地农民对“项目质量”“机构实力”“师资力量”的特征感知越积极，对“就业素质提升”这一选项结果的前景价值评价也会越高。鉴于“项目质量”“机构实力”“师资力量”隶属于“编辑”阶段，而对“就业素质提升”的前景价值评价隶属于“评价”阶段，因此，失地农民对“项目质量”“机构实力”和“师资力量”的特征感知，同对“就业素质提升”这一选项结果的前景价值评价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其实就是“评价”和“编辑”这两个阶段的联系机制。
以上七条均为文明革命敦睦友邦起见，谅亦贵领事所乐赞者。为此，合行照会贵领事，双方各照所列条款施行，本都督府不胜欣慰之至。须至照会者。
以“云南军都督府照会”为标志，蔡锷军事外交思想诞生于辛亥“重九起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外交思想立足于云南省情，主要针对英法两国，为后来蔡锷主政云南军都督府和护国运动时期军事外交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从上述“云南军都督府照会”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军事外交；其次，虽然这一军事外交主要针对英法两国，但是却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也适用于其他外国政府。从云南军都督府照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阶段蔡锷军事外交的目标是获得英法等国家的承认，并建立“文明革命敦睦”的“友邦”关系。
护国运动时期蔡锷军事外交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和一位法国人息息相关，这位法国人就是柏西文，又名柏励，法文名字Simon Daniel Piry。柏西文是法国布列塔尼亚人，他的父亲曾任法国驻广州领事。柏西文在广西认识了蔡锷，那时的蔡锷还是清朝新军中的一个青年军官，先后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虽然柏西文的年岁比蔡锷长十八岁，但两人还是一见如故。当时蔡锷正在督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就聘请柏西文作为教官。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担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立刻电邀柏西文前来云南。于是在1912年，四十八岁的柏西文来到了云南。
1.要求外国政府保证中立。照会在第1条中就明确要求英法两国保持中立；第2条主要针对法国，要求滇越铁路不得帮助清政府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第3条提出了保证英法两国人员在云南的生命财产安全，前提是不帮助清政府。
2.遵守前清政府所订条约。照会的第4条明确向英法两国保证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将得到继续履行。
3.要求外国政府承认云南军都督府。照会的第5、6条要求英法两国承认云南军政府的合法地位。
右照会大法，(英)国领事”
(二)成立军都督府军政部外交司
云南军都督府内置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蔡锷任命周沆为军政部外交司司长、陈度为次长，“军政部取《管子》内政寄军令意，实一省之政萃焉。以李根源为总长，李曰垓次之。其下设分司凡五：曰民政司，司长杨福璋，次长孙光庭，曰外交司，司长周沆，次长陈度……”。
几个月后由于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云南军都督府军政部改为政务厅，随着全国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蔡锷认为外交权不仅应该归属民政，而且应该归属于中央，“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在这一背景下，蔡锷先任命张翼枢为外交司长，后又报请中央任命张翼枢为外交特派员。“民国元年五月，武昌黎副总统倡议军民分治，此说遂腾于多数国民之口。军府采纳群言，斟酌时事，改军政部设政务厅，以李鸿祥为厅长……时民国大政，统一于中央，自都督以至各司长，皆加给委任状。任……张翼枢为外交司长”。两年后，国会成立，各省的省议会也相继成立，外交司被撤销，改设外交特派员，“民国二年二月，中央召集国会，各省正式议会成立……外交司裁撤，仅设特派员以司职务。”[3]16-18
张翼枢，字骥先，湖南醴陵人。幼年随父亲居云南昆明，入云南高等学堂，后入越南河内巴维学校。1904年在河内加入兴中会。1906年在河内加入同盟会。参加镇南关、河口起义，负责对外接洽及购运军械，受到孙中山的称赞。后赴法留学，入巴黎大学。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秘书，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政府全权代表，未到任。6月任云南外交司司长。1914年4月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次年10月任云南腾越道尹兼腾越关监督。1916年10月复任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1926年张翼枢调外交部任职。1928年12月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参事。后移居上海，任上海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经理、法租界公董局华董。1940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次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时赴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翼枢返回上海，在法国新闻社任职。
3.2 发枝促花剂对幼树骨干枝生长的影响从表2看出，1、2年生的幼树经过处理后当年发出17个枝条，比对照多88.9%；第2年分枝数达到23条，比对照多43.8%，并且多为长枝，成枝力显著高于对照。说明处理能够加速树形形成。处理组枝条与中干角度显著开张，2015、2016年抽生新枝平均开张角度 65.3°、57.2°，比对照高出75.5%、35.2%。角度开张有助于形成花芽，同时有利于减轻以后拉枝的人工操作。
由于年少时受过法国学校的教育，张翼枢不仅法语流利，而且熟悉法国国情，善于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人员打交道。在其云南任职期间，协助蔡锷处理涉及英法两国的外交事务，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新生革命政权的尊严和利益。
式中，LCCI为土地承载力指数，Pa为实际人口（人），Rp为人口超载率（%），Rg为粮食盈余率（%）。
(三)成立军都督府参谋部谍查部
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成立后，蔡锷任命张子贞为军都督府参谋部谍查部部长，“参谋部主军事上一切谋画……其下分设部凡七：一曰作战；二曰牒查；三曰编制；四曰兵站；五曰辎重弹药；六曰炮兵材料；七曰测地。以谢汝翼、张子贞……任之”[3]16。张子贞担任牒查部部长后，“侦探内外情形，预防国际交涉，昕夕无少休”[4]302。张子贞任谍查部部长期间，派遣密侦侦察周边国家军事情况，主要包括“旅安南法国人之情况、缅甸英国人之情况、外国兵事”等。[5]34
张子贞，字青圃，云南大理人。1905年，青年张子贞被选送到日本振武陆军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在校期间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任步兵教官。在同年举行的辛亥重九革命中，张子贞率讲武堂学生积极作战，革命成功后任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牒查部长，后任滇军第一师少将旅长、中将师长。1916年护国运动时，张子贞任护国军总参谋长、云南都督府参谋厅厅长、护国第六军军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校长，护国胜利后被中华民国陆军部授勋二等嘉禾勋章、三等嘉禾勋章。1922年，张子贞在北京被中华民国陆军部加将军衔，就任将军府将军、军务院参议。1929年，张子贞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一年后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司令部总参谋长。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军事外交也是如此。谍查部相当于今天的军事情报机构，通过张子贞领导的谍查部的侦察工作，蔡锷充分了解和掌握了英法两国在云南周边的越南和缅甸的军事和人员部署，使得云南军都督府在与英法两国政府打交道时有了充分的准备，为蔡锷开展军事外交奠定了基础。因此，军事情报谍查成为当时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云南都督府时期蔡锷的军事外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蔡锷主政云南军都督府后，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出和发展了他的军事外交思想。他认为如何避免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特别是对中国边疆领土的一步步蚕食，是当时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重要使命。因此，蔡锷在这一时期的军事外交思想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在这一期间，法国与云南军都督府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但是英国却开始觊觎中国的西南边疆领土，先后发生了英国入侵云南片马地区和英国策划西藏叛乱的事件，因此这一时期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主要针对英帝国主义。具体而言，蔡锷首先以云南军都督府的名义通电全国，揭露英帝国主义的野心，提醒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份关注边疆领土的丧失，进而更是组织西征军，开赴西藏直接抗英援藏，进行了军事外交的重要实践。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发达国家经济的回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全球木质家具总产值和贸易额呈稳步增长趋势，促进了家具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专业化生产的分工。我国是木质家具生产和出口大国，但是由于受到贸易保护的限制，导致近年来木质家具出口波动很大。鉴于此，本文重点概述全球木质家具贸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以期为我国木质家具贸易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片马通电
“顷闻蔡锷将军已于十一月八号，在日病故。此种噩耗，在世界上必生重大之反响，本委员实深感悼。盖本委员对于蔡将军素极钦仰，以其在短寿期内，于军事方面已具种种特长，于政治方面，亦具有公民之最高德性及最热之爱国心，是诚为世界之大政治家，而足表率吾人者也。本委员于最困难时与之相识，即知为贵国革命伟人，而为欧洲自由先导之亚洲代表，良以中国人民之众及其特性而论，在世界上应有相当位置。
蔡锷的这封《为片马事通电》的电文发给了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包括“北京袁大总统暨国务院、武昌黎副总统、南京黄留守、各省都督”。蔡锷首先回顾了清政府时期中国与英国的界务纠纷和谈判，“前清光绪卅一年，革道石鸿韶与英领烈敦往勘。……烈领所指之界，滇蜀藏边也，被其割去者数千里。外务部谓其直是分割华境，断难允从。即石道所勘之界，于腾越、云龙、龙陵土司领地弃去甚多，亦经外部驳诘，遂未定案。乃英人于前清宣统二年，忽有进兵占据片马之举，滇人愤激，群起抗争，李前督持非退兵重勘不可，英始退兵，重提永租之议”。蔡锷在电文中指出，英国于宣统二年第一次侵占片马地区，后经过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的据理力争，英国不得不退兵。
相对于丰富的水利资源，大多数水利风景区的文化元素和人文景观略显不足。而如何彰显源远流长的水文化魅力是水利旅游发展的基础，现代水利旅游的核心是建设富有特色的水文化，提升水利旅游资源竞争力，促进水利经济发展。现代旅游开发需要满足人们各个层次的需要，视觉、听觉、味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休闲、娱乐、游憩、康体等多方面的价值需要。仅仅依靠水体和水利工程，不足以带动整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需要在开发过程中，提升水文化内涵和历史品位，使游客达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放松。
接着蔡锷又陈述在辛亥革命时，英国趁中国内乱而侵占云南片马地区的事实，“义军适兴，议遂中止”，英人复乘间驻兵，征收门户钱，“观其行动自由，不惟不留重勘之地，且并不复顾永租之说”。在电文中蔡锷指出，英国军队占领片马地区后，单方面竖立界碑，修建用于军事的道路和兵营，并开始对当地居民征税，不再与中国谈判勘界。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步步蚕食和侵略，蔡锷忧心忡忡，“似此节节进步，势必尽蚀我腾、永、丽，维之边疆，上穷里塘、打箭炉，直拊卫藏之背，挈四川之领不止，后患何堪设想”。他认为这不仅是云南一省的地方事务，更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国家主权，“西陲关系，非独滇危，用特迫切电陈，恳请迅为筹办”。在这一背景下，当蔡锷得知英国在西藏策划叛乱，为防止英国从片马地区出兵切断云南和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他决定组织西征军，率先出兵抗英援藏。一方面直接通过军事行动消灭叛乱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展示武力给英国以警告，以打消其进一步侵略的野心，这是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重要实践。
为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美国除了动用阿盟政治力量、反对派武装之外，还暗中助长“伊斯兰国”壮大。“伊斯兰国”发动圣战，并在较短时期迅速占领叙利亚、伊拉克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区，以及包括中国石油企业在内的国际公司在叙利亚运营的油气田。“伊斯兰国”推行原教旨主义，采取极端统治手段，对世界和西方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不得不与国际力量联合开展清剿，并在军事上基本终结了存在三年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二)抗英援藏
1911年的辛亥革命宣布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达赖见此情景，在英国驻印度总督的支持下，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并在印度发表了所谓的“告民众书”，声称“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潜回西藏的达桑占东，拼凑万人组成“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英国军队也屯兵声援。在英军胁迫下，1912年4月，江孜、日喀则两地川军以“和平协议”的名义缴械，取道印度回国。随后，达赖加紧实施“独立”计划。在他的操纵下，前后藏各处起事，叛军不断东侵，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相继被围攻，前藏地区叛军势力不断加强。一小撮叛乱分子在西藏各地煽动民族仇恨，“声言洗汉”，驻藏官员、汉商、汉族人民群众，有的被杀，有的被强行驱逐出藏。在英国的公然干涉下，中国西藏局势不断恶化，严重威胁着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1915年12月，宣布讨袁独立的云南军都督府同时照会法、英、德诸国。照会首先谴责了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倒行逆施行为，“窃以中华民国政休，曾经世界友邦所公认，近因总统袁世凯违反约法，背弃誓言，乘欧战未终之时，图谋凝逆，觊覦帝制……乃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行之，既为各友邦所共弃，复为本国人民所不齿”。然后宣布了护国军都督府的正式成立和拥护共和的宗旨，“本省政府前受委任于中华民国政府，只知效忠勤于民国”，“对于袁政府脱离关系，另组织云南军都督府，即于是日成立”。照会希望各国政府继续承认中国的共和政体，并承认云南军都督府的合法性，维持外交关系，“我中华民国既蒙贵国政府承认于先，此次本都督府为捍卫民国、维持国宪起见，尤当为贵国政府暨贵交涉委员总领事所赞同，自应正式通告，以重邦交”。最后，照会承诺云南军都督府将遵守和履行以前签订的一切外交条款，“所有本都督府对于贵国应继续履行条款，及力求敦睦应行办理各事”。[7]315
这时的蔡锷在云南励精图治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英国对西藏的觊觎，他在给北洋中央政府的《汉藏交战关系甚巨请早规划》电文中表示了对西藏前景的担忧：“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川滇有唇亡之虞，现藏事危机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面对西藏叛乱局势，蔡锷向中央政府明确表示愿意率滇军出兵西藏。他在给中央政府的《电中央政府为西藏事》电文中痛心疾首地说到：“坐视危疆，焦急万状，并请速为筹处，以救危机”，“窃念云南军队，训练甚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北洋中央政府于1912年5月18日正式令滇“联合进藏，竭力镇抚”。同年8月，蔡锷组织西征军，分左右两纵队自维西和中甸分兵进藏。15日，左纵队由维西协副将李学诗率协营士兵自维西进至溜筒江一带，与西藏叛军相遇，经一夜战斗，叛军死伤五十余人，维西协营军队无一伤亡，云南援藏首战告捷。维西协副将李学诗部遂乘胜直捣盐井，并于26日攻克盐井县城。由于川军猜忌，为了避免滇、川摩擦，北洋政府下令滇军停止进军西藏，并且把盐井、乡城防务移交川军。西藏叛军见滇军撤离，遂击溃川军，重新占领盐井。李学诗部不得不火速自维西再次发兵回师救援，并再度占领盐井，随后连克乡城、巴塘。维西协营军队的两次平定盐井叛乱以及进兵神速震惊了拉萨，达赖喇嘛两次致电滇军表示：“愿意共和，愿意与汉族言归于好。”“愿意率西藏全体人民与汉族永远和好，愿结好滇军共享共和。”
后来由于川军的猜忌和掣肘，云南西征军援藏一役节外生枝，贻害边关，西藏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蔡锷指挥的西征援藏虽平叛未果，但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战斗中狠狠地打击了以达赖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叛乱分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领土完整的阴谋。云南维西一地也因为其地处片马和西藏之间更具战略意义。当时片马已被英国占领，因此只有切断片马与西藏之间的联系，才能粉碎英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西藏的阴谋。同时经过滇军援藏战役，开辟了自云南维西进藏的滇藏道路，蔡锷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滇则特辟新路，由维西、茶砼、马必立之间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向西北作一直线”，直达拉萨。这条路开出，“滇藏间之交通，略可省千数里，而国防上尤有莫大之益”，可遏止英人由片马直捣巴、里塘之路，从而控制全藏。
1916年11月8日，蔡锷不幸英年早逝，当时的中国政府为蔡锷举行了国葬，他也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享有国葬殊荣的人。在中国各界人士哀悼蔡锷的同时，包括当时法国驻云南外交官韦立德在内的很多西方驻华外交官也表达了对蔡锷的怀念。
三、护国运动时期蔡锷的军事外交：维护民主共和政体
1915年末，蔡锷返回云南，与唐继尧、李烈钧等滇军将领成立护国军都督府，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在这一时期，蔡锷就任护国第一军司令官，开始北伐出兵讨袁。同时，为了获取英法等西方国家对护国运动的理解和支持，蔡锷积极与各国展开沟通，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军事外交思想。蔡锷在护国运动时期的军事外交思想核心目标是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蔡锷、唐继尧等首先以云南军都督府的名义照会各国，揭露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野心，提醒各国政府不要支持袁世凯；进而蔡锷以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的名义照会法国驻越南河内总督，希望获得法国对护国运动的理解和支持。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三个大省，俾路支省、旁遮普和信德省，以及伊斯兰堡首都为中心的地区。重点城市为瓜德尔市、卡拉奇市、拉合尔、白沙瓦、木尔坦、费萨拉巴德等。
(一)法国人柏西文与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传播渊源
辛亥“重九起义”时期，蔡锷军事外交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点：
护国战争开始后，柏西文不仅向护国军捐赠了巨款以充军资，而且还担任蔡锷的外事秘书兼翻译，凡是护国军政府发至全世界的电文都是由柏西文用英、法、德等文字草拟和翻译的，包括《云南军都督府照会各国》和《蔡锷照会河内总督》等，向世界各国宣传和阐明了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及护国军政府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政治主张。[6]91-95柏西文是为护国运动做出重要贡献的西方人之一，因此在护国战争胜利后，云南护国军都督府颁授给柏西文拥护共和奖章和纪念章，以表彰他为护国运动所做的贡献和功绩。
第四，生物进食饲料，经过消化后会有一部分饲料转化成粪便排出体外。由于饲料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生物无法全部吸收这些元素，这就会提高水中氮、磷元素的含量，这些元素会随着排泄物留在水体中，进而影响水源质量。
(二)云南军都督府照会各国
从调查结果中，选取高校教师数据科学素养内容中男性、女性选择较为不同的方面，如图1 所示的数据知识、数据工具、数据评价、数据挖掘与大数据的五项内容。由图1 可知，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3.3%、56.7%，所调查样本量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这份照会发给了三个国家的六位外交官，其中法国三位、英国两位、德国一位，法国外交官人数最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军都督府对与法国外交关系的重视。六位外交官分别是法国驻云南交涉员、法国驻蒙自领事、法国驻河口副领事、英国驻云南总领事、英国驻腾冲领事、德国驻云南正领事。
在照会附则中，云南军都督府再次承诺前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特别是与法国、英国签订的关于滇越、滇缅之间的一切条约章程继续有效；不承认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以及举借的外债；反对各国政府或民间支持赞助袁世凯；保护旅居云南的外国人的生产财产安全。同时，云南军都督府还保证继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恪守中立。
(三)蔡锷照会法国河内总督
蔡锷与法国驻河内的越南印度支那总督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蔡锷离开北京后就是借道河内乘坐滇越铁路火车返回云南领导护国运动的。1916年1月19日，蔡锷以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身份正式照会法国总督。在这份官方照会中，他首先回顾了与法国总督的私交感情，“前年卸职入都，取道贵治，馆驿延接，待以殊礼，私衷铭感，常不去心。此次南来，再过棠封，亟愿竭诚踵谢，并抒积悃，徒以身处变局，过门不入，耿耿歉忱，谅蒙鉴原”。然后蔡锷怒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敝国不幸，元首谋叛，自为帝制，执意不回，对友邦则伪托民意，以相掩饰，对国民则又假称各国承认，互相蒙蔽，究之全国怨咨，除一二私昵佞幸而外，盖未有不深恶痛绝者”。蔡锷接着说明了这次冒险回云南，组织护国军举兵反对袁世凯的目的，“顾袁氏利令智昏，不恤祸乱，不畏人言，鄙人在京时，虽复竭忠尽智，希冀感格，卒归无效，不得已而来滇，约同各省疆吏，共举义师，驱除叛逆，拥护民国，以慰我人民倾向共和之真意，而副各友邦承认民国之厚期”。蔡锷还在照会中谈到要借鉴法国的历史，坚定维护共和政体的决心，“借鉴贵国历史，帝政王政，屡起屡仆，而后卒定共和，先进国之徽烈具在，锷与国人，亦步亦趋，何敢不勉”。蔡锷在照会中指出按照国际关系惯例，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的政府已经不具备代表中国的合法资格，云南军都督府不为袁世凯复辟政府的一切行为和引起的国际纠纷负责，希望法国与护国军都督府维护好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国际之关系，在我军本无变动，惟在袁世凯一方面擅更国体，或酿国际之纠纷，我军既起，自不能再认袁世凯有代表国家之资格，以后袁世凯政治上行动，我国民全体，当然不负其责。弗望各友邦推承认民国之善意，扶持正义，永笃邦交”。最后，蔡锷再次称赞法国为世界各国共和制度的典范，明确希望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获得法国的同情和支持，“贵国为世界共和之模范，对于我军关注尤切，念共和缔造之维艰，知必共表同憜之谊，而愿观我军之成也”。
从蔡锷给法国总督的照会来看，不仅蔡锷与法国总督保持着良好的官方交往，而且还有着非常好的私交感情。蔡锷非常认可法国的共和政体制度，将其称为世界的典范，并以法国大革命来激励自己，坚定护国运动的决心。同时可以看出，法国总督对蔡锷也充满敬意，不仅在蔡锷途经河内赴北京任职时热情接待，而且在蔡锷返回云南途经河内时并没有理会袁世凯抓捕引渡蔡锷的要求，而是保证了蔡锷的安全，让其平安乘坐滇越铁路火车返回云南。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法国对云南军都督府护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是蔡锷军事外交思想在护国运动时期的重要实践。当时的云南是中国一个偏远贫困的省份，在云南护国军都督府以一省之力对抗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背景下，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有效地获得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袁世凯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复辟的妄想，维护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
(四)法国外交官韦立德对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评价
云南军都督府的抗英援藏，是蔡锷军事外交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具体和重要的实践。在当时国家积弱的背景下，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有力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边疆地区的领土完整，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韦立德，法文名字Henry Auguste Wilden，于1879年3月23日生于法国巴黎第十区，1914年担任法国驻云南领事馆交涉员，1934年被法国政府任命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1935年9月23日于任内在中国北京逝世，享年56岁。为了表彰韦立德外交生涯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对中法外交关系做出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韦立德荣誉军团骑士勋章(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蔡锷逝世后，韦立德致函云南督军唐继尧表达了他对蔡锷的哀悼：
3.2 苹果白兰地发酵中添加适宜的铵态氮有利于降低异丁醇、异戊醇及苯乙醇的含量，但是对于可同化有机氮则不宜大量添加一种氨基酸，以防相应的高级醇大量产生。
十九世纪末，英国建立了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并以缅甸为基础觊觎云南，采取步步蚕食的方法侵占边境领土。辛亥革命时，英国趁乱而入，派兵侵占了云南片马地区，民国成立后，蔡锷遂开始就滇缅界务划分与英国谈判。在这一背景下，1912年5月8日，蔡锷就英国侵占片马地区事件通电全国，显示出了他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军事外交思想。
蔡将军之宏愿，即欲使中国得此位置，并以共和制度施诸国民，使在经济方面极力发展，而兼得政治上之完全独立也。是凡蔡将军之友人，对于其前途，均抱一极远大、极真实之希望，以深知其既具毅力，复富有稳慎持久之特质，实足以履行其宏愿也。至于中国与云南暨其最诚笃之同事，与夫敌忾同仇，如贵将军者，对于蔡将军之死，实甚可伤。然以其为国服务，鞠躬尽瘁，为精力之所不能而致死，实与死于战地无异。苟能举其原因而妥记之，实足为一般后人之模范。中国青年，自更可于蔡将军之生平寻师表，而谋为与中国相称之人也。兹仅以法国政府及本人名义，向贵将军表示最诚恳之悼忱，并请向蔡将军家室代达此意为感。专此，敬颂勋安。
在节能环保领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环境评价和净化工程技术为核心，围绕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技术、工业“三废”综合治理技术、工/农业土壤修复与改良、工业过程环保技术、工业净化与节能环保材料等方向，积极拓展，联合开发，建设“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中心”。
韦立德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8]1509
这封韦立德给唐继尧的致函，表达了他对蔡锷的哀思之情，不仅是他对蔡锷的缅怀，也包含了他对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高度评价。
四、蔡锷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分析
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那时中国内战不止，国力积弱，周边列强环伺，国家面临被侵略和被瓜分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蔡锷虽然只是云南一省的都督，但却时刻以中国为己任，站在全国的视角下思考内部问题和审视外部局势，形成了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周边国际形势的军事外交思想，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军事外交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蔡锷同时代的两位在当时对中国时局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外交思想，并也进行了实践。通过对这三个人的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展开比较研究，就能更好地分析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发掘其重要意义，显示出其特别的历史价值。
(一)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是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目标
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目标明确，那就是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与袁世凯的军事外交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是晚清重臣，也是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他曾经担任清朝驻朝鲜的总督，并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日冲突中击败过侵略朝鲜的日军，同时也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支持东南自保，可以说有着丰富的军事外交实践，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外交思想。[9]但是，从根本上分析，袁世凯军事外交思想的目标始终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而把国家利益放在次之：晚清时期是为了自己当权臣而出卖光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是为了自己当总统逼迫大清皇室退位，护国运动时期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篡改民国共和政体。
相比之下，不管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或者担任云南都督府都督时期，亦或护国运动时期，蔡锷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而不计个人利益。因此，辛亥革命之后，蔡锷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主动放弃军权，北上北京赴中央任职。同样，护国运动时期蔡锷也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重新获得军权，就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高风亮节，同时具有革命的理想主义，因此，他的军事外交思想的目标就是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与当时袁世凯等北洋军人独揽军权而不放，孙中山等海外革命派欲求军权而不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是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核心
蔡锷军事外交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核心笃定，那就是坚决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与孙中山的军事外交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孙中山在晚清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回国就任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曾经在南方策划、指挥和发动过多次反对清王朝的起义和暴动，包括在云南的河口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民国成立以后，他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府，并多次举兵北伐，例如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但也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屡遭失败并屡次流亡国外，孙中山在这一过程中仍进行了丰富的军事外交实践，并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外交思想。
“亲爱的克拉拉，”年轻的男子在字条上写道：“请原谅我再次打扰你。我的记忆如此之坏！我昨天向你求爱而现在竟一点儿也记不得你当时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的军事外交思想也存在着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为了获得军事援助而倚重外国政府，为了革命成功而忽略了国家主权。于是在反对清朝、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军事战争过程中，孙中山为了革命的成功，希望获得美日英法等外国的支持，但列强的援助并不是免费和无私的，他被迫要在国家利益和主权上做出退让和妥协。[10]与孙中山不同，蔡锷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抗击英帝国主义的西征援藏、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战争中，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核心地位，不容列强侵犯，也不妥协。一方面是因为蔡锷出身军旅，又为一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掌握一定的军权和资源，无需乞援于外邦。但更为主要的是，首先蔡锷看到了国内革命力量的存在，并重视和依靠这一力量；其次蔡锷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而不抱幻想更不愿贸然求借外援。蔡锷具有敏锐的国际洞察力、对国内革命力量的自信心和爱国主义情怀，因此，他的军事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这与当时袁世凯等北洋军人倚重列强而让步，孙中山等海外革命派欲求外援而妥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结论
当前，习近平强军思想对开展军事外交提出了指导，包括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军事外交工作服务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军事外交中不断提升军事“软实力”、军事外交活动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等。军事外交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要求坚持军事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11]作为领航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十九大报告也明确表示，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但是，国际形势风雨变幻，中国周边仍然存在着诸如南海、中印边境、钓鱼岛等热点问题，都存在着潜在的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在这些热点问题上，各方都在进行着非武装斗争和军事外交博弈。中国的军事外交在新时期将始终立足于和平、合作、共赢，中国军事外交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区域和世界和平。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开始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蓝海军的建设，军事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外交在国家地缘政治关系和战略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将更为重要，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权。未来，要继承和发扬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把蔡锷的军事外交思想与当代中国军事外交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新时代为强军建设和保卫国家利益服务。具体而言，一方面促进域内就分歧问题展开谈判、沟通甚至合作，形成各方共赢局面，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威慑潜在的敌对势力、抗衡域外的霸权力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通过军事外交，最大程度地避免掉入各种战争“陷阱”，最终为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友好和互信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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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本书，李孝友.云南辛亥革命资料[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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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大光.习近平军事外交思想内涵与特色[J].人民论坛,2014(6):40-42.
A Study of Cai E ’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Diplomacy
YIN Lun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 650034,China)
Abstract ：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Yunnan Chongjiu Uprsing and the War Against Yuan Shikai, Cai E developed 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diplomacy which resolutely safeguarded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gained th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the Yunnan Chongjiu Uprsing and the War Against Yuan Shikai.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Cai E’s military diplomac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namely adhering to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rules and upholding the new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resolutely fighting against the invasion and safeguard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winn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so as to maintain the democracy republican system. The aim and the core of Cai E’s thought of military diplomacy was to staunchly safeguar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which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day with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 Cai E; military diplomacy; the War Against Yuan Shikai; France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12(2019)02—0015—09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课题(2015HB084)
作者简介： 尹仑，男，白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标签：蔡锷论文; 军事外交论文; 护国运动论文; 法国论文;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