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体制方面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体制障碍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我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还有争议，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效需求不足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矛盾：需求不足导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闲置，价格下跌，使企业亏损与破产增加，这使国民经济陷入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企业亏损与破产增加，使下岗失业规模扩大了，不仅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他们收入的减少，消费支出随之减少，又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企业亏损与破产增加，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减少，一方面减少了投资量，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需求拉动，也制约了投资需求；企业亏损与破产增加，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企业亏损与破产增多，导致金融领域的不良循环，银行不良债务加重，风险增大，使银行难以加大对企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生存与发展空间更小了。
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只是表现现象，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造成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社会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消费需求又可以分解为居民消费需求与政府消费需求。从根本上说，政府消费需求缩减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将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这样传统的庞大的政府管理经济机构将需要重新改革，重叠的机构得以精简，多余的人员得以分流，这会大大减少政府的支出。另外，党与政府坚持的反腐倡廉政策对于腐败性的公款消费有一定限制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需求占主要的部分，通常所说的消费需求不足也主要是指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现阶段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是由现期收入与预期收入决定的。近几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以GDP表示的增长率1996年为9.7%，1997年8.8%，1998年7.8%。国民收入增速递减不仅限制了现期收入增长，也对预期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对城乡居民储蓄户的问卷调查资料表明，反映居民收入预期状况的收入信心指数是呈下降趋势的。问题是无论是现期收入增长缓慢，还是预期收入看淡，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问题。
从大的体制背景上说，改革以来占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国有企业一直没有摆脱困境，其亏损面与亏损额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国内民营企业与国外企业占领更多的国内市场份额下，国有企业生存空间更加狭小了。与此同时，我国非公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受到种种有形的与无形的障碍，如私有财产保护权还没有在国家宪法中得到体现；许多领域还限制非公有经济的进入；在现实中非公有经济受到的歧视以及敲诈索勒更是严重。所有这些，造成人们对非公有经济的预期是不稳定的。在国有经济萎缩的情况下，如果非公有经济不能有长足的发展，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要受到限制，这是造成现期收入增长缓慢、预期收入看淡的基本体制原因。
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料表明，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我国收入差距有较快扩大的趋势，1995年为0.382，1998年上升到0.445。基尼系数扩大有正常的一面，这就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在收入分配中作用在加强，传统的大锅饭被打破了。但也有不正常的一面，这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不规范的市场交易而产生大量的灰色、黑色收入以及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变革。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里，国家为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提供了全面就业、公费医疗、住房福利、义务教育以及退休福利等保障，居民不必为日后风险而储蓄，但现在不同了，失业风险已成为现实，福利分房制度已被取消，原有公费医疗体制正在瓦解，大学已推行了收费制，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各类收费也迫使居民必需有一定的储蓄。
现在再来分析投资需求不足问题。长期以来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社会经济中一大弊病，但现在我们却要面对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阶段投资需求的不足？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制因素仍然是主要的。我国经济长时间里需求过度、供给不足。改革开放后，巨大的社会需求造成一个供给迅速增长的空间，分权化改革，拨改贷，使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增长速度可以不受财政收入的限制，造成了我国社会经济中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无效供给过剩与生产能力闲置。这种情况，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外国企业的进入，问题更加严重了。低层次重复建设导致的无效供给过剩使大批国有企业陷入亏损与破产的困境，使银行呆坏帐增加，引发了国有银行的债务危机。这种风险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些行政的与法律的手段约束银行与企业的非经济行为，结果出现了银行有资金不敢放贷、企业也不敢从银行借款扩大生产的信贷低迷问题。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投资主要部分仍然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直接融资只占较小比例），这样信贷低迷也就造成了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需求不足应该是正常的，也是近几年中央适度从紧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成果。正是适度从紧政策使长期的由于预算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由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市场热而产生的泡沫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都还没有企业化，当政府以行政手段限制信贷即要求他们承担信贷风险的时候，由于不可能有剩余收益的激励，使他们缺少勇于承担风险的投资动力。这与私有企业不同，在那里风险与剩余收益是对称的，企业主不仅承担投资风险，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剩余收入，正是这种收入，激励他们勇于承担风险，发现市场机会，敢于创新（投资）。至于非国有经济部分的投资需求，则更多地受市场需求不景气的影响，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产品非正常库存增加，使投资机会减少了，风险更大。非国有经济对市场变化反映更为敏感，资料表明，1998年上半年，非国有经济投资是负增长。
二、扩大需求政策：总量调控的局限性
上述分析表明，现阶段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着更深刻的体制原因，所以仅仅从需求总量方面调控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分析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相对于财政政策，在这次调控中，政府首先注意了货币政策，一是从1997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了信贷额度的控制，二是更为积极的政策，这就是从1996年5月开始，中央银行连续5次降低存货利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4.2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5.17个百分点。降息幅度之大，次数之多，都是空前的。但一个很长时间里，降息并未产生有效的作用，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没有好转，反而呈持续下降之势，只是到了1998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指标才开始有所回升。
根据宏观经济学，利率下调，使投资成本降低，可以有力刺激社会投资需求，低利率也有利于消费信贷，可以扩大社会消费需求。那么为什么利率下调未能停止经济衰退呢？我们认为，原因是上面所说的体制的障碍。从降低利率刺激消费需求来说，现阶段我国消费信贷还刚刚开始，还很不完善，很难通过降低利率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福利与保障体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居民必须为今后生存风险增加储蓄，这部分储蓄是居民今后生存的基本保证，是不会因为降低利率而作为现期的消费支出的。
那么为什么利率下调对刺激投资需求也不明显呢？本来国有企业投资主要是受财政约束而不受利率限制的，在拨改货以后的一个时间，政府曾经想通过银行利率调节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但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都不对投资后果负责，因此即使提高利率，国有企业投资同样存在着膨胀问题。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投资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政府针对我国经济中潜在的风险而对国有银行贷款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下调难以刺激国有经济的投资需求。从另一方面说，在现行国有企业体制下，简单地扩大投资需求，可能又会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一般地说利率下调对非公有经济投资有刺激作用，但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投资前景看淡，利率下调对私有经济投资也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萧条时，货币政策不会有什么作用的理由。尤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非公有经济是难以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
有经济学家建议通过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陈东琪，1998年）。他们认为降低边际消费倾向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进一步降低名义利率，但由于现有利率已基本接近同期美元利率水平，如果继续降低可能造成人们抛售人民币买进美元，从而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而是不可行的。二是改变人们对市场物价的预期，变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适度的），以刺激居民的消费支出，降低储蓄倾向。我们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一是操作上的困难，过去调控政策的实践证明很难把握“适度的”通货膨胀。二是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银行的不良债务比例很高，一旦通货膨胀引发储户的挤兑，后果是严重的。三是上面分析中已经指出我国现阶段高储蓄倾向的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为减少未来生存风险而储蓄，这部分储蓄可能不会因为物价预期而改变。
再分析财政政策的局限性。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包括降低税率政策与增加政府购买、增加公共工程以及增加转移支付等政策。在目前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降低税率是难以实行的，尽管降低税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GDP增长的基础上，虽然税率降低了，但财政收入仍可能比以前增加。但这是从长期来说的，在短期里降低税率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是我国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实际上，我国企业并非税负过重，而是政府收费过多，因此减少收费或者把费改为税可以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据计算1995年我国税收为6083亿元，占GDP的10.4%，而政府的各项收费为8706亿元，占GDP的14.9%，但减少收费取决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政企不分，企业无法抵制政府的各类摊派收费；非公有企业则因为我国法制不健全也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过多，也使政府的许多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这就是说这项有效的财政政策实际上需要以体制改革为基础的。
在有效需求不足时，财政支出政策更为重要。在财政的支出政策中，目前政府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政府的公共工程支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加大了财政支出力度，1998年7月份财政部将公路投资计划由年初的1200亿元增加到1800亿元，同时大幅度地增加水利和环保等基础设施的财政性资金支出，在给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基础上又增发100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性国债。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其作用是有限的，一是我国财力有限，即使大量举债用于公共投资，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实际上举债是受财政收入限制的，因为公债是要还本付息的。同时大量举债，存在着“挤出效应”，即减少民间的投资与消费支出；二是赤字财政存在着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三是公共工程并不是随意的。我国的水利、环保基础设施落后，最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但象公路、港口、机场、铁路等究竟是否存在着滞后问题，似乎还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至少从局部说，一些地区已经是过剩了。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克服经济的周期波动，一直受到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挑战。他们认为由于政府理性有限，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没有能够纠正经济波动而且还会产生相反作用，即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尽管目前各国政府仍然在使用这些短期的总量调控政策，但一般都认识到这种逆经济风向而动的政策作用是有限的，而市场自身调节则是基本的。我国传统计划体制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地从直接管制转向间接调控。改革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四次过热周期，从这四次政府调控来看，也存在着“政府能否控制经济周期波动”的疑问。这四次调控中，经济学家认为最成功是第四次也就是最近一次的调控，而前三次（1978-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不是紧缩力度不够，经济很快反弹，重新出现经济过热增长，就是经济迅速降温，出现市场疲软和增长滑坡，没有一次实现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但不幸的是，正当经济学家陶醉在这一次调控成功的时候，我国宏观经济却继续下滑，出现了通货紧缩。进入1998年，已经有经济学家批评这次调控政策又做过了头，认为直到1998年3月政府管理层还在重申适度从紧政策，1998年6月底，财政政策仍未见明显放松。这就是说，即使是周期性波动，政府的总量调控政策也有一定局限性。我国现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只是周期性波动，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把政策局限在扩大总需求上，即使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也难以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
三、推进改革：构建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只讨论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经济制度问题，它的一个基本理论假定是制度是给定的，即制度因素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是因为它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分析背景的，但我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因素通常是我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我国经济活动分析是不可以把制度因素舍去的。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不足从现象上看是宏观问题，是需求问题，而实际上是体制问题，供给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没有建成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基础，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里仍然很脆弱。首先是占主体部分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走出困境，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落后的企业制度造成国有企业技术、产品陈旧，造成无效供给过剩。其次是非公有经济，尽管我国非公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时间很短，缺乏资金积累，缺少管理经验的积累，也就缺乏市场竞争力。因而在我国市场里，实际上是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无效供给过剩是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背后又是传统体制问题。所谓有效供给不足是指有市场需求，但由于我国企业缺乏竞争力而无力提供，例如钢材市场，我国有1700家钢厂，其中60%钢厂年产钢在20万吨以下，轧钢厂更是多达3000家，每年有2000万吨小型材生产能力闲置，与此同时却要进口大量的板材与管材，其中不锈钢薄板的自给率只有15%。在无效供给过剩的条件下，即使扩大社会需求，这部分供给也无法获得社会需要。可能只是导致有效供给产品的价格上涨。在国有企业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情况下，扩大政府的投资需求，可能是又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导致更大的无效供给。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不单是宏观总量问题，不能仅仅追求短期的刺激需求政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长期的制度调整上，重构微观基础，要把扩大需求的政策建立在构建制度的基础上。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确立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胞是社会上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这些要素所有者之所以有生产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因此保护公民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保持一个社会经济活力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社会里，更多的经济活动是由不同要素所有者组成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不同要素所有者之所以愿意组成不同形式企业，是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合作中获得比他们分别生产时更多的收益，否则他们就会退出企业。因此如何界定不同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关系，保护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权利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基础。现阶段，确立公民私有制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尤为重要。在国有企业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没有私有经济的发展，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就业问题、国家财政收入问题都将陷入困境。同时，我国私有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没有对私有财产安全的稳定预期，私有企业是难以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因此要进一步放开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允许他们兼并收购国有企业，允许他们进入金融领域以及一些基础设施产业，允许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
二是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现代经济学与各国经济实践都证明，国有企业是不应该进入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主要是提供私营企业不愿意生产但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因此，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目前，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时期已经成熟，我国非公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居民储蓄已有5万亿元。只要有步骤地出售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不会引起社会经济的波动。当前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不存在产权问题，只要更新技术，找到好产品，或者加强管理就可以有活力了。其实，企业能够不断创新、有新技术、新产品与有效的管理方式是产权明晰的结果。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是在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下取得长期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改革经验证明所有制并不是企业效率的基础，甚至一些国际上的学者也把中国经济增长看成是一个谜。张维迎、栗树和的研究指出，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过去20年改革中特别是从90年代初期起，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所有制的演变，公开的与隐蔽的民营化速度加快，1978年，工业总产值的78%来自于国有企业，1997年则只有25%。调查表明，山东和其他一些省份，70%以上小型国有企业已经被公开地民营化，至于乡镇企业，大部分已实现了股份制改制，私人股东和股份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内部人手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不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而且对于政府机构的改革以及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都是极其重要的。
三是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建设。市场无序的原因是各种权力机构直接进入市场，其背后又与所有制相联系。中央已经开始整顿市场秩序，如要求公检法部门与军队退出经济活动等。但我国市场秩序仍然很混乱，行政性垄断严重存在，部门与地方的封锁割据，政企不分仍然存在，假冒伪劣活动猖獗。无序的市场使交易费用极高，因为其产权关系不清（如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始终无法清理），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消费需求。一个简单的例子，商品房买卖中的一些欺诈行为，如房屋的质量、产权合同、面积的计量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购房的积极性。
四是开发农村市场问题。许多文章都指出农村市场是广阔的，这不仅是农村居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而且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很低。城市居民家用电器消费高潮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农村还迟迟没能出现。问题是如何开发农村市场？我们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收入水平低，有资料指出，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储蓄存款额仅有城镇居民的20%。收入水平低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现行超小型农地承包制度、城乡隔离制度、乱收费以及国家不能提供对农业的更多投入是主要原因。而在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有效提高的情况下，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只是一句空话。因此，从长期来说，提高农民收入有赖于进一步的体制改革。短期内可以采取限制乱收费（如降低电价）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开拓农村市场。
五是现阶段应该大力推进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售部分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出售国有股、减少政府的投资尤其是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来筹集社会福利与保障基金。第一，它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要求，可以大大加快产权改革的进程。第二，有利于社会安定，失业率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失业下岗人员不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证，问题将会更为严重。我国失业下岗人数的比例已经很高，最近一次调查表明，部分专家认为我国城镇失业率已在10%以上（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1998年），按国际通行的经验，一国失业率若高于12%即为恶性失业，这就是说我国失业率正接近于临界水平，是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第三，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刺激现阶段的消费支出，一是直接增加失业下岗救济人员的消费支出，由于他们的储蓄倾向低，政府的这部分转移支付可以全部用于增加现期的消费支出。二是降低整个社会居民的储蓄倾向，增加消费支出。上面分析中已经指出，现阶段居民高储蓄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第四，停止福利房分配制度，放开二级市场，有利于开发商品房市场，使其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从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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