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与萧红创作的相互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端木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1-0021-05
端木蕻良与萧红二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身经历、人格气质和审美修养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结合的时候，两人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家。所以在创作上，彼此的吸附力很大。相互影响，使双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萧红的创作，从对方那里受益之处似乎更多一些。虽然有人对这种影响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都注意到了萧红创作上的变化。梅林说：“她到了香港将近两年的样子，写了两个长篇小说：一为《呼兰河传》，一为《马伯乐》，但都不如她前期底作品富有生活实感和生活色泽；同时也仿佛失去了她自己原有的那种牧歌似的风格，但不足为异，她自从和萧军离开后，除了保存几分坦直的性格而外，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看出她底‘可塑性’，容易受接近她底人的影响，甚至作品的风格。”[1](P175)他认为萧红与端木结婚后，作品变得枯燥无味了，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这种看法显然存有偏见。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好是坏，现在已经用不着我们在这里多说了。对此，还是端木的说法客观些，他说：“当然也可以看出萧红的文风是有些转变，至于好坏，姑且不去谈，这点我还很佩服她的眼光，因为萧红确实有所转变。这改变是表面上的；萧红的气质、文笔、风格是一贯的，从她的短文章到长的文章都是一贯的。”[1](P176)端木不愿居功，没有具体谈到他给了萧红哪些影响。萧红的早逝，更使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难以了解。我们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去捕捉某些信息，以了解这两位作家的结合，究竟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一
萧红后期创作最显著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情感方面。总的来看，似乎比过去更加深沉。对于萧红来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以后，情感更加成熟，也更加执着了。这是自然的。在所有的感情当中，爱情的表现最能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在萧红的心目中，爱情是十分圣洁的。她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但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很少表现爱情这个主题。在香港的病床上，她写下了爱情小说《小城三月》。这篇小说实际上是萧红对自己情感的寄托，她把自己后来体验过的所有爱的感情都倾注在翠姨这个人物身上了，所以她才爱得那么深，那么执着。从心理的角度看，写作这样的小说是需要一种爱的氛围的。萧红是一个性情中人，不太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从她过去的创作表现看，如果她处于一种爱的绝望之中，就只能表现《苦杯》中那样愁苦的情绪和绝望的哀鸣，而难以确立爱情的信念和理想。《小城三月》虽然也表现了青春的短暂和爱情的夭折，但是这不足以与青春与爱情的美好相比。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女作家对青春和爱情的热情呼唤。对此，我们应当感谢端木，是他真挚的爱温暖了萧红，抚平了她心灵的创伤，使她的心充满了春天般的温馨。一些研究者已经看到，这篇小说一反过去仇视父亲、继母、伯父的情绪，而“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2]。可见当时萧红与端木的两人世界是温暖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还配有两幅插图。插图作者一幅署名金咏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所作。如果把这篇小说看做两人爱情的结晶，大概不为过吧？
同时，《后花园》这篇小说也有爱情的表现。过去，研究者对小说的景物描写比较关注，对其中的故事不大注意，其实这篇小说的爱情故事与《小城三月》有某种一致性。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佳人才子模式不同，小说表现的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磨倌的情感经历。磨倌的身份是低贱的，但他的情感并不低贱。他爱上了邻家赵太太的女儿，他把那女孩看得像神一样，小说这样写道：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谦卑的人，他爱了她，他又怕自己身份大低，怕毁坏了她。他偷着对她寄托一种心思，好像他在信仰一种宗教一样。邻家女儿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3]。
冯二成子的爱情心理和情感性格与翠姨一样，他们都把爱压在心底，表现了中国人情感的压抑。现在我们感到不解的是，萧红为什么反复表现这些？是她压抑了自己的情感了吗？显然不是。萧红对于情感的追求是大胆的，自觉的，执着的。她多次为了爱，离家出走，不顾世俗的反对，公开与爱人同居。与端木结合，也是萧红的主动行为。正是这种种叛逆的行动，才使她不能见容于家庭和社会。也许正因为她自己对爱情的自觉追求不被人理解，才使她不断检讨中国人爱情的悲剧，以作为人们对爱情和人生的警醒。在她看来，只有大胆追求，才能获得爱情和人生幸福。这是她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的肯定。其实，这也并非是笔者随意猜测。《后花园》写于1940年4月。1940年6月24日，她在写给华岗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她说：“很欢迎大家多把放在心里的理论和情感发挥出来。我想这也是对的，我们中国人，是真正的纯粹的东方情感，不大好的，‘有话放在心里何必说呢’，‘有痛苦，不要哭’，‘有快乐不要笑’。比方两个朋友五六年不见了，本来一见之下，很难过，又很高兴，是应该立刻就站起来，互相热烈地握手。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然的，故意压制着，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装着莫测高深的样子，好像他这朋友不但不表现五年不见，看来根本就像没有离开过一样。”[4]萧红从自己的情感经历中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人的情感的压抑和束缚，是人生和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她的创作就是对这种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与端木达成了某种默契。端木的性格和创作真挚而热情。他属于情感型的作家。在表现方式上，他比萧红更加外露。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可以说激情似火，情感灼人。这种情感化的叙事不能不对萧红产生影响。情感的强化，使萧红创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和人生的情感更加热烈和热情。她写后花园的喧闹，写春天的热烈与热情，几乎都可以触摸得到。从萧红的后期创作中可以看到，蕴藏在她心中的青春的热情，爱情的热情，创作的热情，想像的热情，都得到了充分而自由的发挥。谈到萧红的后期创作，人们只注意到寂寞的一面，没有看到热情的一面，实际上她经常是把这两方面对照来写。如果我们看不到萧红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就不能说是真正理解了萧红。从她对于鲁迅日常生活的风趣描摹中，从她对于弟弟的热情鼓励中，从她对于爱情的美好想像和执着追求中，从她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中，从她对于未来创作的庞大计划中，都可以看到热情的火焰。对于萧红的创作来说，没有热情是不可想像的。是热情激活了她的生命和才能，使她登上了艺术的高峰。这一切，与端木的爱有关；或者说，与萧红对端木的爱有关，与端木的理想与激情对萧红的影响有关。
二
萧红的早期创作散文化倾向比较突出，她写了不少随感式的生活实录和一些素描式的生活片断。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作家的生平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东西毕竟不是真正的创作，写得太多了，实际上浪费了作家的才华。萧红的后期创作完全改观，谋篇布局的能力大大增强，小说意识加强了，精品意识提高了，粗制滥造的东西没有了，创作追求完善精致。诸如《黄河》、《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几乎每一篇都是艺术的精品。在这些创作中，抒情性有所加强，故事性也加强了。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端木的影响。端木的创作故事性很强，情节发展富有戏剧性，哪怕是极短的文字，也写得有头有尾，有完整的情节结构。比较一下端木的《风陵渡》和萧红的《黄河》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这两部作品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创作的。小说表现的主题很接近，但是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从作品表现的情绪来看，《风陵渡》的基调是高亢而悲壮的；《黄河》的调子是低沉而灰暗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表现了作家对于民族危机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萧红刚刚经历了一场婚变，颓唐的情绪一时尚未调整过来。同样的情景，创作心境不同，立足点不同，作品的色彩不同。面对黄河，端木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激发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萧红则更多地思考的是现实的苦难。从小说的技巧来看，《风陵渡》的小说因素更多一些，也就是说《风陵渡》更像一部小说；《黄河》则仍然是萧红惯用的散文笔调，有些像纪实的作品。《风陵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虚构和想像的成分比较多。最后马老汉与两个日本兵同归于尽的情节，颇有戏剧性。这是端木惯用的手法。而《黄河》的叙事是散文化的，主要讲述的是船夫阎胡子和一个因奔丧离队的八路军战士的对话，与《牛车上》的叙事风格相近。
萧红擅长写景，鲁迅说她的《生死场》，“抒情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里有赞扬也有批评。完全写景，就无法构成小说。《后花园》仍然是抒情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但她在小说里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生活化的故事，人物的情感被生活化冲淡了，给人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萧红开始注意到故事的讲述，这为她后来创作《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打下了基础。在《小城三月》中，人物的情感被大大强化了，翠姨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在萧红以往的人物身上是不多见的。她以前所写的人物都是些自然人，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这样的描写多少消解了人物的故事性。而一个有个性的人物，一个有内在追求的人，她本身就在创造着故事。萧红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把《后花园》的故事进行重新组织和讲述，增加了一些反世俗的因素。在《后花园》里，冯二成子在心里爱着邻家的姑娘，只是单相思，没有妨碍谁。他后来与王寡妇结婚，也很自然。但是在《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与王大姐的结合，遭到了世俗社会的干预。本来人人夸奖的王大姐，嫁了一个磨倌以后，就像犯了弥天大罪，连力气大、辫子长也都成了罪过。在众人的白眼下，在贫困的生活中，王大姐过早地死去了，丢下还在吃奶的孩子和冯歪嘴子在痛苦的生活里挣扎。这个故事显然比前一个故事更富戏剧性，也更富社会意义。
三
端木对萧红的影响，还表现在创作计划上。端木的创作是自觉围绕家乡创作系列小说。从《科尔沁旗草原》开始，到《大地的海》、《大江》，以及他在上海期间创作的短篇，都紧紧围绕家乡这个辽阔的地域去写，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萧红以往的创作也写自己的家乡，但是比较零散，更多地是随着个人的人生足迹，记录身边的事情。在端木的影响下，萧红也开始有目的的写作家乡系列小说。她后期的作品，大都是对家乡的回忆。《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北中国》、《旷野的呼喊》等，组成了一个“呼兰系列”。家乡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创作的源泉，那里有他们熟悉的地域环境、风土人情、父老乡亲。他们的笔触到这里就活。
1939年5月，端木的《科尔沁旗草原》出版了。这对萧红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至少是有所启发。1940年四五月份，萧红开始构思和写作《呼兰河传》。与此同时，端木开始写《科尔沁前史》。他们都想写一部回忆性的自传。萧红凭着艺术感觉在写，越写越像文学作品；端木凭着擅长分析的天性，越写越像科学论文。所以他写到中途就停止了。但是端木创作表现的自传性和主体意识对萧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萧红本来就是一位经验型的作家。对此，葛浩文曾谈到过，他说：“萧红在本质上是个自传体和善于描写她私人经验的作家。她个人自身与作品的关系越疏，则该作品失败的成分越大。反之亦然。她作品中小说虚构的成分越浓，则故事的感人性则越少。”[1](P169-170)但是在以前，她是不自觉的，她在《生死场》里还很少写个人经验。而现在，她是自觉地在写。作家的天性一旦被自己意识到，并且变成自觉的行动，它所产生的能量就是不可估量的。萧红最终写出了名垂青史的不朽篇章，就因为她充分发挥了主体意识，她把个人的情感全部投放在创作中了。钱理群在谈及萧红时说过，没有谁比鲁迅与萧红更重视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了。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萧红以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想的情绪”。他们从不以旁观、冷漠的态度进行创作，总是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于描写对象之中；在塑造“民族魂”的同时，他们真诚地显示着自己的灵魂。葛浩文也说，感情在萧红的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1](P172)。在这一点上，萧红甚至超过了端木。从艺术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呼兰河传》不及《科尔沁旗草原》。端木作品所展现的史诗性的历史画卷、波澜壮阔的气势，是少有人能比的。端木作品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对于民族危亡的认识，对于未来的展望所提供的思想认识价值也在萧红的作品之上。但是，《科尔沁旗草原》与《呼兰河传》相比，也有不可回避的缺陷。对此夏志清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科尔沁旗草原》的不及处在于作者改动了自己的童年记忆[5]。对于夏志清的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苟同。如果端木完全不用虚构，写出了一本真实性很强的自传，那么史诗的要求可能就无从谈起。但是夏志清提到端木的创作表现出浓重的时代思潮的印记，却是值得重视的。不是说创作不要表现时代性，而在于如何表现时代性。《科尔沁旗草原》的缺陷在于把时代性变成了一股浮躁之气。人物性格的浮躁带来了情感的浮躁。情感的浮光掠影是艺术的大忌，丁宁对于他身边的人物缺乏深沉的情感，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有些放浪，没有一个人引起他长久的关注，像觉慧对鸣凤那样、宝玉对黛玉那样，或者像萧红对小团圆媳妇那样，表现情感的切肤之痛。在这方面，萧红反过来也影响了端木，使他的情感不断地深化。
四
端木经历了与萧红的生离死别之后，性格和情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没有能够从丧偶的创痛中解脱出来，其创作表现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断弦之哀。
1942年，刚刚送别了萧红的端木，辗转来到桂林。在那里，他用回忆的笔调创作了一些短篇，从中不难看出对萧红的怀念之情。《早春》的题记引用萧红《呼兰河传》的尾声中的一句话：“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小说用抒情的笔调，回忆了儿时的一段情感经历，对于自己欠下的感情债充满自责。如果从心理的角度进行查考，可以发现这是一般失去亲人的人常有的心理特征。不管自己做得多么好，一旦亲人离去，便会由衷地检讨自己的过失。这种追悔可能会伴随一生。端木正是这样。几十年过后，当有人谈到萧红的时候，端木仍然禁不住嚎啕大哭，为当年没能坚决阻止萧红的手术而痛心。《早春》是一部寄托小说，一种追悔的情绪贯穿始终。由于任性，“我”曾不顾一切地要一朵长在山洞里的花，金枝姐为了满足“我”的要求，冒着危险采来了那朵花。但是，“我”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后，“却把它置之脑后，把它忘怀了。那朵小花永远地失去了”。小说的结尾是主人公大段追悔的独白。
当端木怀念萧红的感情难以解脱的时候，他便沉入了幻想，以求在幻想中获得安慰。《海上》与《夏夜》这两篇小说所表现的就是作者的这种心理。小说没有多少情节，完全是作者的情感和意识流动，把它们看做抒情散文也未尝不可。《海上》在标题下有一句附言——当情欲绝灭时，人类便没有理由要继续存在。可见作者当时情绪的颓唐和绝望，几乎痛不欲生。他把自己埋在音乐里，以使他忘记严酷的现实。他感到，“音乐使我忘掉我自己和我所处的境地，她把我送到别的不是我的境地中去”。他在自然天地中执着地寻求那熟悉的身影，终于，她来了！她还是她，“她曾经告诉我她喜爱新奇，她曾经告诉我她喜爱刺激……她曾经告诉我有时不大怕死……”她是活泼的，俏皮的，美丽的，奇异的。两情欢愉使人疯狂，他们感到一种灵与肉的统一，“我们感到我们每个嬉戏的细微的动作都这样吻合，所要说的所要想的什么，也都这样的相似”。这就是端木对他和萧红的情感评价。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是从始至终，一种感伤和悲剧的气氛一直笼罩着他们，海浪、礁石、狂风、雷电、虎鲨一齐向他们袭来，他们的船碎了。端木在这里用象征的手法，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无情和冷酷、人们的自私和愚昧，是这些扼杀了他们的爱情和幸福。小说最后点明了题旨：克列采长曲是代表着一种男性的愚昧的妒忌。可见作者此刻是带着一种悲愤的情绪的，小说是对那些攻击他和萧红的人格的人的一次回击。
《夏夜》也是幻想中的两人世界，一个孤独的男人，与一个奇异的女子的遇合。女子似真似幻，情境似醒似梦。在梦幻中，两人跨越了生与死的界限：
死都不能阻隔，又何况也不能死……
死已经不存在，死并不能阻隔我们，因为记忆和追寻都是永生的。我要追寻呢，我奉献出我一切的追寻。
我要看见她。
最要紧的是我要看见她。
我要看见她。我要她。
我的生命[6](P90)。
写到这里，作者的思念之情简直难以抑制。尔后由爱的呼唤，转为心的交流：
“这儿是同样的天空”她说，“仅仅是离开了篱笆似的山罢了……什么东西都和这儿一样”。我叹息，“仅仅是我们不同了。”她悲哀的叹息着并且说，“你在我心里”[6](P92)。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端木心中都被这种悲痛的情绪填满着。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些神话小说，寄托自己的哀思。《女神》是一篇动人的诗篇，表达的是作者内心的创痛和无法弥补的失落感。全篇情感真切，思念如潮水一般喷涌而出，一泻千里。“我”向女神倾诉内心的仰慕和思念、痛苦与希望，如歌如泣，荡气回肠。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在《复活》中，他通过耶稣死而复活的故事，寄寓了自己心中宗教似的情感：复活对于亲人来说，是心中的一个秘密。玛利亚从来不相信耶稣会死，耶稣在玛利亚的心中复活，在她的眼睛里复活。萧红的不幸早逝，促使端木思考着生与死的人生重大主题。
端木早期的小说很少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他所写的都是性格粗犷的男子汉。萧红死后，他创作的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感情细腻深切，文笔婉曲铺张。端木在这一个时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其中都可以看到萧红的影子。《雕鹗堡》中的代代，是村子里最美的、名声最好的姑娘。她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被人歧视和嘲笑的野孩子石龙。石龙勇敢地向主宰村子命运的雕鹗挑战，向世俗和传统挑战，他爬上了陡峭的断崖，引来了全村人的围观。只有代代关心他的生命和危险，向他发出爱的呼唤。结果，石龙落身断崖，代代成了村里人嘲笑的对象。有人说这是一篇寓言小说，是端木“对文坛种种压制个性，帮派社团排斥无帮无派人士之现象的一种反批判”[7]。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性格是孤独的，但他由于获得了女主人公的爱和支持，并不显得孤立。小说中的代代，大胆纯真，在全村人的面前大声呼喊她爱石龙。不管世俗如何嘲笑他们，但从此他们就将两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安慰。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端木过于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消蚀了创作的激情，失去了早期创作表现的宏大气魄，对社会现实也关注不够，没能写出更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但是，这能完全责怪端木吗？从他那些铭心刻骨的伤痛中，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有些人对于我们的作家伤害太深，对他们太不爱惜了。回顾一下文坛的风风雨雨，我们就会看到，帮派势力、文人相轻等等恶习，是阻碍文学事业发展的极大障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端木的责难，掩盖了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贡献，以至于有关他对萧红的影响，人们都在尽量回避。笔者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旨在引起研究界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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