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高速增长的范围、条件及政策选择_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区间、条件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间论文,国中论文,条件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本文首先比较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然后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界定1960年以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区间，并选取中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点，将中高速增长经济体的主要宏观指标与中国进行比较，阐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最后结合当前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档期遭遇的一些短期问题，提出中国应当采取“调结构”与“稳增长”相配合政策的建议。

      一、美欧日长期经济增长减速的经验事实

      (一)美国长期增长率下降，受科技创新推动，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大循环式回升回落的过程

      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开启了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从此时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路建设、住房建设、移民涌入、农业开发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Kuznets，1977)。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资料(Gordon，1986，NBER data)，1875年至1939年间有七年美国实际国民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为两位数，分别为1879年的10.4%、1880年的14.19%、1895年的11.8%、1901年的11.7%、1906年的11.6%、1909年的12.2%、1918年的15.6%、1922年的14.8%、1923年的10.69%和1936年的13.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194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5%；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最高增速再也没有超过两位数。从平均值来看，1870年至1918年美国国民经济产出平均增长4.2%，1919年至1947年平均增长2.7%；二战后的1948年-1973年平均增长4.0%；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974年至198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2.0%；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科技发展的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率又有所回升，1983年-2000年平均增长3.7%；2001年-2011年，美国先后发生了网络经济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些经济泡沫破灭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这11年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下跌至1.6%。

      (二)欧洲在二战后追赶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技竞争中失败

      欧美长周期的比较研究说明，大约从1870年开始，美国南北统一的政府架构就奠定了日后必然领先于欧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除了国内自然资源(土地、矿藏等)由于南北统一而得到扩张之外，统一后稳固的政治基础为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科技发明与创新应用及其推广所需的广阔市场创造了条件。相反，欧洲被政治分裂、战争泥潭所拖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终于被美国甩在后面。1913年-1950年，美国不但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吸引了大量移民，比欧洲提前30～40年推广应用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新发明，这使美国生产率的优势进一步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内部通过建立欧共体、欧盟和欧元区等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统一，其内部市场被放大，影响资源要素流动的障碍逐步消除；随着欧洲北海油田开发和欧佩克组织的建立，美国的石油资源优势被削弱；欧洲大量采用新技术和新发明以后，欧洲与美国前沿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生产率又在“新经济”的推动下有所回升，这一次欧洲没能赶上美国，欧美差距又被拉大。美国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创新、灵活的城市用地管理条例，以及促进创新、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移民的环境。以法国为例，1951年-1974年，法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5.3%；1975年-1982年，法国年均增长2.4%；1983年-2000年，法国年均增长率为2.3%；2001年-2011年，法国年均增长1.2%。除了二战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约四十年间法国平均增长率高于美国外，此后的法国经济增长低于美国(Gordon，2004)。

      (三)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率下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期

      二战结束时，日本不但损失了42%的国民财富，战后日本经济先是经历了经济恢复期，1953年的经济接近战前水平，随后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期(1955年-1973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日本197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55年的13倍，扣除物价上涨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955年的4.5倍，1956年-1973年年均经济增长为9.2%。日本的经济总量在1966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之后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但是在1974年-1983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降至3.4%，比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尽管如此，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此时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1984年-1991年期间，在1985年“广场协议”的安排下，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日本中央银行为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推行低利率政策，这导致国内资产价值膨胀，实际GDP年均增长回升至4.9%。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受银行债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长期困扰，1992年-2011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跌至0.76%，其中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均为负增长①。

      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说明，经济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内政治环境、国际环境、人口变化、资源约束、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增长速度下移并不可怕。只要推动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采取合理的宏观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可以维持的。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移的共识

      从1980年-2011年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目前中国社会各界似乎已形成共识，中国经过近30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全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可能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也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未来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人力资本约束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2014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15.5%，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已上升至10.0%。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2012年中国15～59岁人口首次下降345万人，2013年和2014年分别减少227万人和518万人；即便是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也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2013年为74.4%②。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9亿人，之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9.87亿人。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劳动力人数下降的部分负面影响，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趋缓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出于长远考虑，为防止人口迅速老化，保持人力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中国需要研究放宽计划生育、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吸引高技术移民等人口政策。

      (二)资本积累约束

      第一，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据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2011年-202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储蓄率下降2.8个百分点。随着储蓄率下降，中国资本形成的增速也会下降。第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这些在客观上都要求中国转变高投资、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逐步提高消费所占的比重，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

      (三)海外市场需求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高达60%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大国经济发展的极限，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内外经济平衡战略等因素，未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递减。

      (四)资源环境约束

      以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和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享受同样的人均能源消耗，传统的世界能源(石油、煤炭等)将无法承受。早在2010年5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的白宫讲话中就曾指出：“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是可以的，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资源环境约束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中国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要想继续提高人均收入，原有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将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如果不能成功转型，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可喜的是，2015年3月24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为中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五)创新动力约束

      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行列，力争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总体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差距仍很大，中国还未进入原创性社会，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再配置所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效应减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随着改革难度加大，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三、1960年以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界定

      中国经济增速下移的共识既已形成，当下需要确定中高速的区间。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官方采用了“中高速”这一概念。这个中高速大致是在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内？我们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来界定中高速增长的区间。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的统计数据，将1960年至2013年215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年增长率剔除异常值后，其算术平均值为3.78%，中位数为3.97%。根据累积经验概率分布(见表1)，把概率分布区间分为(0，0.3]，(0.3，0.6]，(0.6，0.8]和(0.8，1.0]四个区间，分别对应低速、中低速、中高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区间为(-21.8，2.0]，(2.0，4.9]，(4.9，7.2]，(7.2，21.8]。如果把位于概率区间0.6～0.8作为中高速的划界标准，则由其对应的分位数决定的中高速增长率区间为4.9%～7.2%(见表1)。

      

      四、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

      从人均国民收入(GNI)来看，中国位于中高速增长国家样本点的上端。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根据上一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重新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2014年7月公布的划分标准是根据2013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区间是4125美元至12746美元，总共55个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97.8美元，中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560美元(统计不包括香港和澳门)。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7.7%，超过了我们前面界定中高速的上限(7.2%)。2013年同时满足中上等收入和中高速及以上增长的国家只有九个，分别是安哥拉、阿塞拜疆、博茨瓦纳、中国、加蓬、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拿马和秘鲁。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左右，这预示着当前中国正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区域进入中高速增长区域。根据2015年一季度的数据分析，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移。

      

      图1 2013年世界各国GDP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以及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计算的估算值。

      

      图2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部分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进入中高速增长区域后，存在两条路径，一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然后进入中低速增长与高收入区间。

      第一条路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和“亚洲四小龙”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在稳步增长，俄罗斯、阿根廷、智利、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加蓬等国人均国民收入相继突破一万美元(见图2)。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受经济危机冲击而出现的暂时性极端情况，因此，对“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过分担忧。以拉美地区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两次受美元债务危机影响，2008年又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拉美地区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波动，但经济总体上仍保持增长并向高收入区间靠近。俄罗斯、阿根廷和智利在2011年以后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615美元(这还是2013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已经属于高收入组。由于中高速增长区间距离低速增长区间还有很大的缓冲带，除非中国出现战争等突发性意外事件影响，中国应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条路径，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然后进入中低速增长与高收入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今后十年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保证位于中上等收入区间，这对于中国最终突破中上等收入区间上限，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意义重大。根据中国20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6560美元来计算，初步预计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200美元左右。假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049，按照中高速增长率为6.5%来计算，中国需要5.66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一万美元的目标；而中国要达到2013年高收入组的底线——人均国民收入为12615美元，则需要9.65年。如果按照中高速增长率为6%来计算③，中国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分别需要6.15年和10.51年。根据前面界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为4.9%～7.2%，6%或6.5%左右大约是这一区间的中线水平，中国完全能保持这一增速。

      五、中国具备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我们把中高速增长的数据作为样本点，选择人均GDP、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上市公司市值、实际利率、劳动人口、老龄人口、城市化比率、储蓄率、服务业比重、贸易、资本形成、外汇储备、经常账户、外债、外商直接投资(FDI)、能源进口、人均耗电、单位能耗产出等变量做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宏观指标优于国际上中高速增长样本点的宏观指标(见表2)，中国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从通货膨胀率来看，国际样本点的通货膨胀率中位数高于中国通货膨胀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国际样本点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中国目前已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

      从劳动人口占比来看，中国15～65岁的劳动人口占比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劳动人口占比。不过，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国际样本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的挑战。

      中国“储蓄资源”丰厚，储蓄率远远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储蓄率，这也导致中国的实际利率较低，资本形成比重高于国际样本点，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货币化和土地资本化，中国货币供应已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回归至正常状态。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比重上升，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功能，促进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

      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略低于国际样本点的同一指标，但从经常账户余额占比来看，中国的情况优于国际样本点。因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被看好，中国FDI占比也高于国际样本点，中国外债占比不到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1/4。经过长期的双顺差积累，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2013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重是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四倍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为中国经济稳定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证。

      中国服务业占比低于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城市化比率已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同一指标。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能源效率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人均电力消耗指标是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三倍，单位能耗的GDP产出只有国际样本点的62%。但目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依赖度还低于国际样本点。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经济方面还可以大有作为。

      

      这些有利的宏观指标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宽泛的操作空间。尽管当前中国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但国家资产负债总体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中国政府有足够多的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除了上述有利的宏观指标外，中国经济还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金融、价格、城镇化等领域的改革步伐加快，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二是区域差距使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中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城市和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

      三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中国正在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由过去的过度依赖于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态势也比较明显。2014年，中国经济实现了7.4%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4.8%，国内消费的贡献度上升，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提高。

      四是促进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促进公平正义的新常态，在经济层面，需要在发展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规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公正的市场分配结构和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收入分配、公民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平正义。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1)缩小收入差距；(2)缩小明显的财产分布差距；(3)消除就业与劳动报酬中的歧视因素；(4)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5)公平分配公共卫生资源；(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7)促进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再分配功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物品的差异性。

      六、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换档期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出现了企业利润增速下滑、亏损增加、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滞销、房地产价格总体下降、土地出让金减少、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三年负增长产生消费物价下行风险等等一系列问题。应该看到，中国因产能过剩严重，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泡沫任务艰巨，所有上述问题基本上都是去产能、去泡沫过程的自然结果。从世界范围看，经济调整有快慢之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通过资产市场的快速调整，修复民间资产负债表，目前其经济复苏的基础已经较为稳固。欧元区和日本进入慢调整的过程，至今仍需要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与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过市场出清方式来去泡沫不同，中国选择了逐步去产能、逐步清理资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的软着陆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味着资源的再配置和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需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当前中国经济调整面临着工资刚性、债务刚性兑付、财政支出刚性三重约束，缺少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这三重约束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由此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周期进入债务处置阶段，未来任务仍很艰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债务规模过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中国应对意外冲击的缓冲带越来越窄。本轮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除了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因素之外，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债务周期。审计署在报告中指出“2012年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但这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动态债务风险。在经济下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连续负增长、企业利润被压缩、实际利率攀升的背景下，大规模债务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期限错配，借短贷长的模式无法延续，债务违约不可避免。二是资产价格下跌导致抵押物价值缩水后，可能形成债务紧缩螺旋。因此，通过债务置换来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爆发，应该是当前设定“经济增长下限”的题中应有之义。2015年中国财政部安排了一万亿地方债置换规模，标志着债务处置进入实施阶段，解决期限错配、降低利息负担、消除债务违约隐患的工作正式开始。中国财政部向地方政府下达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来置换存量债务，置换范围是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中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偿还18578亿元。一万亿元的总债券额度占2015年到期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53.8%。但中国审计署的统计表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合计数，2013年6月底是17.9万亿元，未来还有大量债务需要处置。

      二是地方债务“刚性兑付”问题未破解，去产能过程延续，实体经济受高利率挑战。真实利率高企，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高风险债务的隐性担保导致“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利率，金融资本“避实就虚”，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缺乏利率弹性部门的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资本市场，导致名义利率居高不下。二是生产部门物价长期负增长，实体经济的真实利率上升。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去产能过程已经使PPI连续三年处于负增长，2015年2月份PPI负增长4.8%。2015年3月9日降息后，中国一年期贷款利率从2007年的6.39%下降到了2015年的5.35%。如果用PPI来计算，中国实体经济信贷的真实利率将升至10%左右。再加上风险升水之后，中国现实的一年期融资真实利率应该在10%以上。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

      三是金融条件略显偏紧。虽然自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定向宽松、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受经济下行、财政存款增加、刚性兑付、股票市场上打新股的收益率上升等因素影响，2015年1月—2月中国金融条件仍略显偏紧。主要表现是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信贷增速放缓。虽然2015年2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3%，比去年同期高0.1%；但M2同比增12.5%，比去年同期低0.8%；累计新增社会融资总量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低3.9%。二是利率不降反升。2015年2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3.64%，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高0.46%和0.63%。三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不断攀升。随着美元大幅升值，人民币被动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不断攀升，抑制中国出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计算，2015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去年同期升值6%。

      七、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

      结合上述分析，中国有条件、有潜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在经济换档期，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正视经济减速的客观规律，将“稳增长、控风险、稳物价、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结合起来，统一实施，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

      (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持续增长创造宽松环境

      首先，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基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控制社会阶层矛盾积累和冲突恶化的风险，从而巩固和加强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中国在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条件逐步成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来形成中高端产品的消费市场，将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广阔的消费需求。最后，让广大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助于激发广大群众的创造力，为向创新型社会的转型创造条件。

      (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发展战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1.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改变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根本路径，应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特点来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和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增强创新能力上，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完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3.推动“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建设。在实施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财政政策要发挥其调整结构的优势。

      (三)加快落实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措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市场风险溢价。期权市场建设、注册制改革、市值管理规范、资产证券化等举措将从各个层次完善资本市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国有企业将面临战略性发展机会，民企也会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资本市场的完善，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企业创新和价值发现，释放改革红利。

      (四)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资源性产品等领域的价格改革

      利用当前消费物价下行风险加大的时机，加快价格改革，一方面可以理顺定价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阻断物价下行的传导扩散。对原本亏损、享受财政补贴的公共服务，应尽快核定其真实成本和财政补贴情况，在减少或取消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价格，医疗、教育、公交、地铁、铁路运输部门等都应研究并提出价格改革方案。资源类产品应改变定价机制，通过征收环境税、推进资源税改革、取消能源价格补贴等措施，将需要内部化的成本计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

      (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中国地产行业爆发式增长一去不复返，未来若干年中国地产投资增速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去杠杆还需经历一段时间，未来几年中国可能通过中央政府和居民两个部门加杠杆的方式来化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从各国经验来看，中国还需要通过货币宽松、降低利率来配合中央政府加杠杆。中国国内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物价下行压力加大，社会融资成本偏高，中国政府应结合存款保险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制度性改革，综合运用利率、存贷比、存款准备金率、汇率等工具，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大幅下滑，有必要通过量化宽松的类似央行购债途径来增加市场流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发债的挤出效应。

      (六)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创造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探索技术移民的政策

      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更是吸引了全球的高科技人才。中国同样需要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重点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坚持创新驱动，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加注重基础研究投入，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上的差距。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体系建设。完善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七)在一线城市扩大房产税试点，支持住房刚性消费需求

      一线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这些城市已经跨越大规模城市化阶段，依靠卖地收入来支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今后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维护投入只能依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来支持。尽快扩大一线城市房产税试点，这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当前土地财政困局造成的资金短缺和投资下滑。扩大房产税试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机，房产税还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可以利用差别税率、起征点等多种手段，在房产税设计上充分考虑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也可以从交易税费、差别化信贷等政策上支持住房刚性消费需求。

      ①参见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计算。

      ③刘世锦(2014)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新常态，期间的平均增速可能降低至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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