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在中共的旗帜下——20世纪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党组织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共产主义者论文,朝鲜论文,述评论文,党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农村大批吸收原朝共党员以及进步朝鲜族农民入党，建立起较广泛的农村基层组织，从此迅速推动了东北农民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农村反日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东北党史和革命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弄清这个事件对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农村主要工作的推动作用，了解当时朝鲜族党员和群众在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深入研究这个事件涉及到的中共东北党组织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的中国同朝鲜两国两党的关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情况的回顾
1930年，中共东北党组织吸收的大批朝鲜族党员，绝大多数是原朝鲜共产党党员。这与当时东北朝鲜共产党的历史情况是分不开的。
在20世纪20年代末，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多达150多万。他们主要分布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城镇和乡村，居住比较集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些朝鲜族人民一部分是东北的原始居民，另一部分是从朝鲜半岛迁来的移民。早在17世纪70年代，由于灾荒、瘟疫等原因，朝鲜半岛的难民不顾满清统治者的封禁政策，纷纷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拓荒垦田，建立家园。后来，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所谓的保护条约（即《乙已条约》），在朝鲜设立“统监府”，残酷压榨朝鲜人民。1910年，日本又强迫朝鲜与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从此，灾难深重的朝鲜人民越来越多地流亡东北，寻求生路。同时，一批朝鲜爱国志士也前往中国东北，进行秘密结社，为光复祖国，在他们的同胞中从事职业革命活动。从此，中国东北就成了“韩国独立运动者的亡命地，同时也是韩人在海外独立运动的根据地”。
日本在吞并朝鲜半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东北朝鲜族人民的统治。1907年，日本派兵侵入中国东满的龙井，设立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将“统监府派出所”改为日本领事馆，并在各地设立领事分馆、警所等殖民机构。此外，中国的军阀官僚、地主、土豪劣绅、高利贷者及土匪、朝鲜族的高利贷者、二房东、二地主、小商人等等也都欺压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民。因此，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民不仅深受民族压迫，而且饱受阶级压迫，其状十分悲惨。素以酷爱自由著称的朝鲜族人民不甘遭受殖民者的民族压迫和当地统治者的阶级压迫，纷纷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反动阶级的统治。20世纪的前20年，东满、南满和北满广大的朝鲜族居住地区的独立运动非常兴盛。到1919年，“在满洲各地普遍组织起来独立运动的团体”。但是，这些独立运动的团体由于封建主义的上层领导以及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后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了。
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影响下，东北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在“新的共产主义的目标下重新兴奋起来”，“至1924年南满、北满开始产生社会主义的团体”。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亡苏联海参崴和中国上海等地的一些朝鲜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从事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时，这些共产主义者相继组成“上海派”（后来又称“无产者同志会”）和“伊尔库茨克派”（后来又称“火曜会”）等朝共党不同派别。这些派别不仅在海外活动，也纷纷回到朝鲜国内进行活动。这时，国内又出现了“北风派”（也称“北风会”）。这样，到1925年时，朝鲜国内就出现了三大共产主义派别。这些派别由于思想不统一，在活动中常常产生矛盾和摩擦，影响了团结。这种状况急需改变。在“伊尔库茨克派”领导人金在凤的积极倡导下，1925年4月18日，朝鲜三大共产主义派别在汉城召开各派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选举组成统一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了朝鲜共产党。1926年，朝鲜共产党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族人民的领导，朝共党中央1926年4月决定在中国东北组织朝共满洲总局。朝共满洲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为在满朝共党员创造活动条件，教育提高党员的斗争本领，发展党员，扩大队伍，培养朝鲜革命的后续力量。实际上，是使朝共满洲总局成为朝共领导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机关。1926年5月，朝共满洲总局在黑龙江省珠河县成立。总局设在宁古塔，下设东满、北满、南满3个区域局，东满区域局为满洲总局的核心组织。
朝共党满洲总局及其所属各区域局的干部，大部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苏联海参崴或在中国上海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由从事独立运动的分子转变为共产党人的。因此，他们有能力在东满、南满、北满广大的朝鲜族居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朝鲜各派共产主义团体的发展，领导了朝鲜群众的组织，普遍了共产主义宣传，帮助群众斗争（取得）许多的经验。对于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推进，起了伟人的作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朝鲜族人民很快接受了新的思想。“当时，东满、南满、汤原等地都有党的组织（朝共组织），而且在乡村是公开活动的，差不多每个村里都有党的、政权的、青年团的、妇女的和儿童团的组织”。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启蒙活动，对于唤醒这些地区的朝鲜族及汉族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虽然朝共满洲总局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对推进朝鲜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朝鲜共产党成立以来，派别林立，思想上极不统一，内部矛盾非常激烈的派争状况也直接影响了满洲总局。到1928年初，朝共满洲总局就分裂为3个小组织，即ML派满洲局、火曜派及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上海及汉城派驻满洲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中，ML派在南满占有势力，火曜派在东满占有势力。虽然他们各派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光复。但是，他们互相争吵，统一不起来，争吵的焦点仍是谁掌握党的领导权的问题。
鉴于这种严重的派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背离了一国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的原则。因此，1928年7～9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针对朝共党的当时状况作出决定，取消了朝共党的共产国际支部资格，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朝共党问题。12月，共产国际以政治部书记局名义作出《关于朝鲜革命农民及劳动者任务的决议》，即“十二月提纲”，要求解散朝共派别组织，按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朝共代表金圭烈，带着共产国际决议到中国东北，向朝共满洲总局转交共产国际决议，还派人去上海向ML派领导人转交了共产国际决议。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停止了统一的组织活动。1929年1月，原朝共满洲总局各派在敦化集会，成立了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满洲部，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朝共满洲部。
1929年3月，朝共满洲总局的张时雨通过金丹冶把“十二月提纲”带回东满，首先向韩别、金昌一等人传达并征求意见。接着，他又到吉林召开南满道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二月提纲”并征求意见。会上，对应该怎样对待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问题展开讨论，在三个重要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满朝鲜人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本着“一党一国”的原则加入中共；朝鲜国内的朝共再建问题，应由朝鲜国内的同志去解决，不要在满洲进行再建党活动。会后，张时雨去北满海沟的火曜派总局传达了东满、南满同志的意见。1929年6月，火曜派海沟总局召开会议，制定出以在满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投身中国革命，求得自身解放，解决在满朝鲜农民的土地问题为目标的新路线。总之，由于朝共各派上层人物中的派争观念继续作怪，党内占多数的农村党员对再建党不感兴趣，因此，朝共再建工作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指示在东北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1月，共产国际派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韩斌（朝鲜人）和李春山（中国人）来到上海，与中共领导人协商在满洲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办法。1930年1月，中共中央指派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苏文，同共产国际派来的韩斌、李春山等一起到哈尔滨，召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同志和在满朝共党火曜派、ML派、汉城派、上海派等最高干部举行在满中朝两党干部联席会议，讨论了解散在满朝共各派组织及其所属各团体，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援助朝鲜革命运动的事宜。对此，中共方面和朝共各派代表大部分赞成。这样，在大多数同意情况下达成了“哈尔滨会议协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政治部书记局的承认。
1930年3月20日，由ML派掌握的朝共重建筹备会满洲部首先发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宣言指出：“把我们的一切事业无条件地交给中国共产党，所有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的战斗的检阅和审查，各自以个人资格加入其队列，解消原组织关系。……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者从朝鲜运动中收起手来！抛弃朝鲜的延长组织！解散各派组织！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斗争支援朝鲜革命！在满朝鲜人劳动者、农民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会后，有430名原朝共党员分别加入中共满洲省委各地组织。接着，火曜派、汉城派、上海派也先后发布宣言，指出在满洲朝鲜族工人、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并号召原朝共党员坚决放弃重建满洲总局的意图，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后来在东北的朝共党员有很多人都加入了中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鲜血液。当然，后来一段时期内在东北还有极少数朝共宗派分子没有停止活动。不过，最后也逐渐停息了。
满洲省委的积极贡献
在朝共党员加入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过程中，中共满洲省委（这一时期刘少奇和陈潭秋分任书记）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吸收朝共党员加入中共组织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建党原则，积极地吸收朝共党员，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共产国际六大作出关于朝鲜党问题的决议后，中共方面开始注意了与朝共党的关系问题。1929年9月5日，中共哈尔滨市委派代表和朝共满洲总局的张时雨等在阿城开会，讨论了实施“一国一党”原则的问题。另外，中共满洲省委在1929年8、9月的工作计划中提出：“在农民运动中，特别要注意搞好同朝鲜党的关系”。之后，经刘少奇提议，省委讨论通过了处理朝共问题的6条方针。在此基础上，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工作，努力改善与朝共各派总局的关系。
193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满洲韩国农民斗争及韩国同志加入中共组织问题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承认韩国同志加入，只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即是：不承认韩国党过去一切的派别组织，因此，不是团体的加入，而是个别的加入。不是凡是从前韩国党员都可以加入，而只是承认中国党的党纲党章，服从中国党的领导，不仅口头上如此，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才可以加入”。与此同时，还确定了4条具体原则。这一指示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又体现了中共对吸收朝鲜党员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共关于吸收朝鲜党员的正确方针。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满洲省委从刘少奇时期到陈潭秋时期都把吸收朝鲜族党员的工作纳入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了多次专门讨论。1930年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起草了《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该信指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执行委员会站在国际党的立场上，站在整个革命的利益上，号召凡属在满洲的韩国共产主义者须彻底肃清派别观念，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同时为保障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及组织上的坚固起见，在你们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必须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原则，在这里特别提出，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根本的认识，才能将这一问题求得一个正确的、彻底的解决”。《公开信》还提出了“一定要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执行党的策略和决议，参加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等5条原则。
《公开信》印出后，中共满洲省委各地方组织和党员四处散发，向朝鲜共产主义分子和广大群众宣传中共的主张，阐明联合反日的重要性，号召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派出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分赴东满等朝鲜族人民居住区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组织。其中，在东满，1930年6月，满洲省委派出以廖如愿为团长的代表团，从磐石开始，经吉林、敦化，直到东满各县，发展党组织。先后在延吉、和龙地区组织了5个区委和2个特支，发展党员670名；并于8月成立了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除特委书记廖如愿外，特委其他成员及全部的县委、区委领导人均为朝鲜族同志。在南满，1930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姜三到磐石等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42名（全为朝鲜族），并成立了中共磐石县委。后来，清原、柳河、兴京等地都有大批朝鲜族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到9月，这些地区先后都建立了县委，并发展成立了各级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1930年9月，中共南满特委成立，特委的全部领导人均为朝鲜族党员。在北满，1930年9月，中共北满特委在珠河大量吸收朝鲜族党员，相继建成珠河特支和县委，发展党员84名，其中90%是朝鲜族。另外，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遣崔石泉、黄继兴、李珠太等朝鲜族共产党人到饶河、宝清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在朝鲜族群众中发展党组织。这样，饶河、穆棱县委先后成立，其成员及基层党员绝大多数都是朝鲜族。
中共满洲省委在大批吸收朝鲜族党员的工作中，遇到了如何对待他们原来的派性这样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问题。省委依据中央的方针，以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坚决排除了派性干扰，帮助大部分朝鲜族党员克服了派性。这是吸收朝鲜族党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满洲省委又多次发文件反复强调要注意解决朝鲜族党员派争的思想残余，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以维护党的团结。因而，在大批吸收朝鲜族党员的工作中保证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纯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此后，中共满洲省委为团结与领导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抗日，同时也为吸收与教育朝鲜共产主义者，特设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另外，满洲省委还指派指导员、特派员巡视各地，了解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教育情况。上述满洲省委的工作，无疑加深了朝共党员加入中共事件向更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
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0年原朝共党员及先进朝鲜族贫苦农民大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使东北中共党员数量激增，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伊始，就把教育和争取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但满洲省委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6月，省委机关和各地基层组织几经破坏和重建，发展迟缓，最高峰时党员人数也没超过250人。从1930年6、7月到11月，不到半年时间，由于大批吸收了朝鲜族党员，东北地区党的规模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员由百余人发展到2000多人；地方组织由12个发展到55个。“这些进步是以后发展满洲党的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不能忽视和否认的”。这些不容忽视和否认的长足进步，形成东北党如下的显著特点：这时期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绝大多数是朝鲜族党员。到1931年3月，东满农村636名党员中，朝鲜族党员有618人；南满农村200名党员中，朝鲜族党员有193人；北满农村244名党员大部分是朝鲜族。到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前，东满、南满、北满都已经成立了特委。东满特委所属有延和、汪清、珲春县委；南满特委所属有磐石、柳河、海龙、通化、清原等县委；北满特委所属有哈尔滨市委和阿城、珠河、宁安、依兰、穆棱、密山等县委。这些地方是朝鲜族聚居或居住较多，朝共党活动过的地方。由此可见，原朝共党员和朝鲜族先进分子的大批加入，推进了东北党的大发展。
第二，使东北党开辟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朝鲜族共产主义分子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基层组织遍布于东满、南满、北满的广大乡村，党员深深扎根于贫苦的农民群众当中。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领导核心，为中共满洲省委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中心城市转向广大农村奠定了组织基础。1927年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以来，不仅党员人数少，而且党的组织局限于奉天、大连、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党的中心工作也主要在中心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农村自发斗争的兴起，使得满洲省委在严峻的实际斗争面前，逐渐地看到了农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农村革命的迫切性，并进而认识到在反日斗争轰轰烈烈的广大朝鲜族居住地区开展农村革命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吸收大量的朝鲜族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健全党在农村的各级基层组织，就成为这一工作的新起点，使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从此，党领导农民进行抢粮分粮、抗租抗捐的斗争，更广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反日斗争有了很大的新发展。东满延吉、和龙等地，以朝鲜族为主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1930年5月曾举行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最后发展成武装暴动，攻打日本领事馆。南满和北满的农村这时也发生了暴动。在抢粮和抗租抗捐以及武装暴动中，许多农村建立和发展了农民协会，个别地方还搞起了农民革命政权。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干部和群众，积累了经验。
第三，为迎接东北抗日战争，在干部、群众和根据地方面准备了重要条件。1930年加入中共的大批朝鲜族党员，英勇地站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前列，为东北抗日战争的开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东北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一批著名的朝鲜族抗日将领，如李红光、李敏焕、李成林、许亨植、裴治云、金正国等都是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有光荣反日斗争传统的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南满、北满的广大农村，在“九一八”后很快成为党领导武装抗日的中心地区。这些地区最初的反日游击队，都是在当地县委或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朝鲜族党员组成的“打狗队”、“特务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时期东北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特别是东满和南满，朝鲜族党员和群众占着绝大多数。后来以东满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连排以上军事干部的60%、政治干部的70%、士兵的40%～50%都是朝鲜族。发展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后仍没有朝鲜师、朝鲜团等建制。大批朝鲜族干部战士和汉族干部战士一道英勇作战，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加入中共的朝共党员，后来在经过艰苦的抗日战争洗礼后，回到朝鲜国内参加了解放战争，为朝鲜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客观上也为朝鲜革命培养了干部、准备了干部条件，这无疑对中朝两党后来友好、互助、合作良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可见，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其重大意义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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