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会论文,民主论文,态度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了，但“一球两制”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的共处。与之相适应，仍然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并存。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这也是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搞好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民主问题做过许多论述，阐明了正确的观点，表现出科学的态度。研究、学习邓小平对待西方民主的科学态度，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一、认清西方议会民主的实质和弊端
西方议会民主的基本形式是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这种民主体制相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关于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把西方民主鼓吹为“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等言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批判，指出西方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及其狭隘性、虚伪性、欺骗性。应该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澄清了。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虽然在基本制度上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却逐步形成和实行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致使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愈益严重，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社会主义民主表示很不满意，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还不如西方议会民主好些，开始对西方议会民主感兴趣，倍加推崇，极力宣扬吹捧起来，甚而提出要用西方议会民主来改造、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前对西方议会民主所进行的揭露批判也持怀疑、否定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实质及其弊病再进行剖析，划清它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和区别。乍看起来，邓小平对西方议会民主所进行的揭露抨击，在内容上似乎比以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进行的揭露批判并无多大新意，但实则具有非常重大的时代意义、实践意义。
首先，邓小平指出了西方议会民主的实质。西方议会民主标榜其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法国的《人权宣言》就宣称：国家的本原是人民，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提出了国家权力“民有、民享、民治”的口号。二次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首先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保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确保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所以只要在经济上存在着不平等，在政治上实现平等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1〕。 资产阶级宣扬“主权在民”，其用意无非一是为了实现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防止个别人专权；二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
针对西方议会民主基本形式之一的多党制，邓小平也尖锐地指出：“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2〕。 多党制主要反映垄断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政党的权力中心是在上层，一般党员的意志对于其政纲的形成几乎起不到作用。有些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没有明确的党员队伍，而是以在选举中的投票态度来确定党员的。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操纵的少数政客的政治组织。通过多党竞选，轮流坐庄，互相攻讦，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制造民主假象。
其次，邓小平也指出了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西方议会民主尽管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完善，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巧的地步。但是它决不象资产阶级所吹嘘的和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完美。它仍然存在着诸多严重弊端。西方议会民主的最基本形式是三权分立制，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属于议会、政府和法院来分别执掌，三者互相牵制、制衡，其目的在于防止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产生。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3 〕资产阶级国家搞三权分立，“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4〕。往往出现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 近期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1 月，美国选举产生了由共和党极右势力控制的第104届国会， 形成了与民主党执掌的政府权力的龃龉、交恶状态。双方在外交政策、财政预算等一些重大问题上相左，使克林顿政府举步维艰。1995年末期，先后两次有多个政府机关被迫关门停止办公。这种状况给美国的政务处理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腐败的一种特殊表现。正如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5〕
鉴于西方议会民主所具有的剥削阶级性质和不可避免的弊端，邓小平一再告诫人们，不能盲目地迷信、崇拜西方民主，“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6〕。 在思想战线上要坚决反对“宣传抽象民主”〔7〕。 这是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的根本基点。
二、肯定西方议会民主中有某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邓小平揭露和抨击了西方议会民主的实质和弊端，但他不是对西方议会民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在谈到我国的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时，经常以西方国家的某些作法为参照物，指出我们有哪些不足，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民主制度上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这是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的重要方面。
有人认为，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东西的思想，只是就发展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东西而说的，因为这些方面的东西一般不直接带有阶级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谁掌握利用就可以为谁服务。而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问题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制度，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政的手段，因而不存在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问题，也不是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理论中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的内容要求。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提出过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继承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的问题，如共和制、代议制、普选制等等。邓小平从现阶段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的需要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借鉴当代西方议会民主的某些形式和做法的要求，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继承和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思想的进一步发挥。细研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便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邓小平一再强调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开放”。所谓“全面开放”，那就不仅仅限于经济和科技方面，也包括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内容。1980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 就强调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就需要“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8〕后来， 他又指出：我们要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一方面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9〕邓小平这番话不是在讲经济和科技问题时说的， 而是在讲“思想政治领域”的问题时说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一切”，显然是包括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民主形式和方法的。
那么，当代西方民主制度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呢？概括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某些好形式。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国家也叫文官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经过不断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包括培养、选拔、考核、晋降、奖罚、交流、退休等在内的严密体系和人事系统，可以说已经达到非常完备的地步，有利于资产阶级为自己挑选合格的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能力和积极性，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而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在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亟待改革，而改革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早在1977年9月， 邓小平在谈教育改革问题时就曾指出：“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青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的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 10 〕1979年11月，他在讲干部制度改革时又说：“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11〕1981年7月， 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又指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60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就是65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12〕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指出：要建立退休制度，大力选拔年轻的优秀人才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13〕可见，既然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相比较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缺陷”，“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优点，来克服我们的缺陷和消除这种落后性。
其二，学习借鉴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成功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通过不断探索更新，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管理环节，节约政府开支，克服官僚主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对此，邓小平指出：“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14〕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指出了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性，历数了20多种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必须通过改革彻底清除。可见，我们要改革克服行政管理中的严重官僚主义危害，提高行政效率，也很有必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某些经验。
其三，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法制建设的有益做法。西方议会民主制强调以法治国，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也很强。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很落后。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5〕。法制越不完备，破坏法制的现象就越严重。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6〕而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不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法制建设的有益做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把法制建设搞好，那就会象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17〕所以，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制建设方面，亦应认真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克服我们的不足，真正把社会主义法制健全起来，实现以法治国，以健全法制来促进、保障和维护民主政治。
其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反腐倡廉历来是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都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加强防腐惩腐的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求各级重要政府官员公布个人及家人财产、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阳光法案”，收效甚为明显。不少国家还特地成立监察和惩治腐败的专门机关，使之享有很大的权力，敢于攻坚碰硬。有些国家的政治领袖也能率先垂范，自觉保持清正廉洁。此外，西方国家的某些舆论工具在揭批腐败中，往往也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腐败现象也不断滋生蔓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干扰了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要整好我们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8〕各国的腐败问题虽然在表现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要害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所以，在惩治腐败的斗争中，我国也与外国有相通之处，也应学习借鉴外国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1992年1月，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9〕
三、坚决反对搬用西方议会民主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西方民主中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以有益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决不能搬用西方民主那一套，以此来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邓小平对待西方议会民主的科学态度的原则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过去搞得不理想，主要是在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健全，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好。对此，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20〕。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努力探索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见之于我国实际的光辉结晶。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有西方议会民主所无可比拟的许多政治优势。比如，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根本体现，是我国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民主制度。邓小平指出：“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21〕。又如，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对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力量，保持政局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22〕。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23〕。再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24〕。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进行积极的改革完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我们的政治优势，决不能妄自菲薄，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25〕。“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6〕。
要保持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就要坚决反对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指出，不能以西方民主作为评判民主与否的标准。西方的议会民主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适应资产阶级不同集团势力的政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的需要，但决不是尽善尽美的民主样板。它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中产生，必然带有其特定的局限性。1987年4月，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以三权分立、英美的议会制度，“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27〕。同年6月， 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又就民主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在这里，限于外交词令的需要，邓小平没有公开指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对之进行批判，但是却带有明显的否定语气，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搬你们的。”〔28〕1990年7月， 他在同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谈话时又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
其次，邓小平认为，西方议会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从经济制度上来说，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虽然其他经济成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发展较快，起着有力的补充作用，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也不能变。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经济利益虽然呈现出多元的色彩，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运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来平衡这种关系的经济基础。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体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由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我国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已不复存在，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矛盾已是非对抗性矛盾，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没有实行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阶级基础。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29〕这是因为，“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30〕。邓小平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是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高，又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盲目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匆匆忙忙搬用西方那一套，就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31〕这样搞的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所以“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32〕。
要正确贯彻以上原则要求，在国际上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机，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要把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观念强加于我国的行为。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想迫使我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改行西方那一套做法，对此我们绝不会答应。邓小平严正地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33〕。“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34〕
在国内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鼓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就是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需要，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来颠覆和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35〕。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所以，邓小平要求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在政治上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6〕。只要我们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议会民主的本质区别，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反对搬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努力保持我们的民主政治优势，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注意学习借鉴当代西方民主制中对我们有益的形式和方法，我们就能够全面超过资本主义民主，真正做到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正如邓小平早就满怀信心地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7〕
* 该文为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大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3〕〔4〕〔7〕〔13〕〔14〕〔18〕〔19〕〔20〕〔21〕〔23〕〔24〕〔25〕〔26〕〔27〕〔28〕〔29〕〔30〕〔31〕〔32 〕〔33〕〔34〕〔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178、195、42、92、240、313、378、116、220、256—257、257、241、257、220、244、 220、221、285、249、345、359、123页。
〔2〕〔5〕〔6〕〔8〕〔9〕〔10〕〔11〕〔12〕〔15〕〔16 〕〔17〕〔22〕〔36〕〔37〕《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267、267、176、336、369、70、225、387、332、333、333、267、322、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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