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作用——兼评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石刻论文,向南论文,作用论文,辽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辽史》则是于辽亡200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进行修撰的。由于当时国柄将移，人心惶惶，加之国家财政亦已极为困难，修史工作亦便匆匆行事，敷衍塞责。据载，史官廉惠山海牙、王沂等四人仅用了11个月时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便将一部记述200余年历史的《辽史》仓促修成。由此，便注定了《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亦正如中华书局版《辽史》“出版说明”所云：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由于《辽史》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便给历代学者研究辽代历史带来极大不便。有鉴于此，自明清以来，尤至近现代，不少史实便参阅其他历史文献，对《辽史》进行校勘疏证。但限于历史上传留下来的记述辽朝史事的文献资料奇少，便使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成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史家为疏证《辽史》，在广泛勾沉文献史料之基础上，又把目光转向地下出土的、极富史料价值的辽代各种石刻（包括石经、庙碑、塔铭、经幢、造像、哀册、墓志、神道碑、石棺、枕石、井栏、题名等）。然而，由于辽代石刻出土（或被发现）的时间不一，出土及存放地点又极为分散，再加上大多数石刻文字缺损、剥蚀、泐漫不清及无标点断句等等，因而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较多困难。值得庆贺的是，向南先生历10余年的艰辛搜集、拓抄、考证和整理，如今，一部收文300余篇的《辽代石刻文编》终于付梓，给辽史研究者带来了福音。
本文试就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补阙、订讹和释疑作用、略作论述：兼就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一书的史料和学术价值，简加介评。
一、补阙——填补《辽史》记事之缺漏
后世史家编纂前代历史，主要依据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因而，所编成史书之内容是丰富还是寡略，记事是详实还是简缺，均取决于史官修史时所参阅的前朝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建立辽朝的主体民族契丹属北方游牧民族，原起松漠，崇武少文。建国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虽有长足发展，但政府书禁甚严，不仅严禁文字出境，而且民间私刊书籍亦以死罪定论。因而，有辽一代文献流传极为有限。至辽末，女真、蒙古起于北方，五京兵燹，缣帛扫地，辽朝有限之典籍文献亦散佚殆尽。至元人修《辽史》时，几乎无直接文字可依，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戴。故而，史事记述之缺漏，实在所难免。《辽史》记事之缺漏，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补之：
其一，补《辽史·百官志》中辽朝设官及机构设置之缺漏。契丹辽朝的官制及机构设置颇具民族特色。《辽史·百官志》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但《辽史·百官志》对辽代的官制机构记载却缺漏很多，尤其是对一些低级职官和下层机构，漏载尤甚。如，《辽史·百官志》“北面宫官”条有“某宫提辖司”。但云“官制未详”。即，不知该机构内设有何种职官。查应历五年（955年）《刘存规墓志》，即有墓主人曾“拜积庆宫都提辖使”之记。又，统和二十年（1002年）《平州赵府君墓志》见“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庆三年（1113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见“诸宫提辖制置使”；重熙十四年（1045年）《王泽妻李氏墓志》见“知延庆宫提辖”，等等。积庆宫，为辽世宗耶律阮的宫帐，契丹名“耶鲁盆斡鲁朵”（耶鲁盆，契丹语“兴盛”）。延庆宫，为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宫帐，契丹名“窝笃盆斡鲁朵”（窝笃盆，契丹语“孳息”）。《辽史·百官志》只记辽置“诸宫提辖司”机构，但缺漏该机构内的设官情况。然由上述诸墓志石刻文字，可知辽“诸宫提辖司”内设有“提辖使”、“提辖制置使”等官员。可补《辽史》之缺略。
其二，补《辽史》“列传”中辽代人物授职宫衔之缺略。《辽史》“列传”记载的均是有辽一代著名历史人物。这些人生前大多是辽代官贵名人，其中不少人官居要位，身兼数职。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所任之官职爵衔，可以了解和研究辽代的职官制度及机构设置情况。但，元人撰《辽史》时，却将不少辽代人物的官职名衔给遗漏掉了。如，刘六符是兴宗、道宗朝著名汉官。《辽史·刘六符传》仅载其官至“三司使”。然乾统元年（1101年）《悟空大德发塔铭》有“兴宗道宗朝宰相、守太尉、兼侍中刘公，讳六符”。由此知刘六符曾在兴、道两朝任过宰相之职，《辽史》“本传”失载，应补之。
其三，补《辽史·地理志》中辽代州县机构设置之缺漏。辽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其中州、县是辽朝地方的两级主要行政机构。据《辽史·地理志》“序”载：五道共辖“州、军、城百五十有五，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这是元代史家修撰《辽史》时统计的数字。但，查诸辽代石刻，辽代还有些州县，《地理志》漏记。如，金州，《辽史·地理志》即不见载记。但，乾亨三年（981年）《陈公之铭》中有墓主人陈公任“……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使”之记。又，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中有：墓主人王悦之长女“适金州防御使国（管）内诸处置使张近武之次男日行为妻”。再，重熙八年（1039年）《张思忠墓志》中有：墓主人张思忠的一个儿媳为“金州防御使大守节女”。由上，知辽朝确置有金州。《辽史》漏载，石刻可补之。
其四，补《辽史》中人物名、字之缺漏。古人有名亦有字，辽代人亦不例外。同时，辽代契丹族人的名、字更复杂，他们既有契丹语名和字，又有汉名和汉字。然而，《辽史》中不少汉人及契丹人的名或字却被缺漏未载。如，耶律隆庆是辽景宗耶律贤的次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据《辽史·皇子表》：“隆庆，子五人，查葛、遂哥、谢家奴、驴粪、苏撒”。此五人之汉名，《辽史》均未载。据清宁八年（1062年）《耶律宗政墓志》：“王即孝贞皇太叔元子”。“王”，即墓主耶律宗政；“孝贞皇太叔”，指耶律隆庆。由此可知，耶律隆庆之长子契丹名为耶律查葛，汉名是为耶律宗政。查葛，圣、兴二宗“纪”又作查割、查哥、查割折，《契丹国志》作查个只，均为契丹语音译致岐。又，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有：“王即孝贞皇太弟之第三子也”。“孝贞皇太弟”亦指耶律隆庆。由《皇子表》知隆庆第三子名谢家奴。这就是说，谢家奴是隆庆三子的契丹名，宗允是其汉名。该墓志还记：宗允“兄二人，长曰宗政，守太傅，兼中书令，魏国王；次曰宗德，大内惕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湃王”。由此又知隆庆次子汉名宗德，即《皇子表》中的遂哥。《契丹国志》记宗教为圣宗之子。然《耶律宗教墓志》的出土，知驴粪（旅坟）即是宗教，且为隆庆庶子。以上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五，补《辽史》中人物世系之缺漏。前已言之，凡于《辽史》入传者，均为对辽代历史在某些方面有过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多出身宦家大族，或兄弟、或父子、或祖孙几代人均授官封爵，世袭显赫。因而，明晰《辽史》中人物之世系，有益于辽代社会政治及文化习俗的深入研究。但恰恰《辽史》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之世系由于记载疏漏而模糊不清。如，王郁是辽初从中原投奔契丹辽地的汉官之一。《辽史·王郁传》未记其子孙，故其世系不详。据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知王郁有子名王廷阮，曾任左千牛卫大将军、检校司空。墓主王悦是王廷阮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宁远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又据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知王郁还有一子名王廷鹗，官至龙化州节度使。墓主王裕是王廷鹗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崇义军节度使、御史大夫等职。此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六，补《辽史》中辽代某些大事记述之缺漏。一部《辽史》，记录了有辽一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礼仪风俗等等。但有些大事却漏载未记。如，辽与周邻国家均有互使来往，但有些互使活动却于《辽史》中缺漏未载；有些被记载者，亦缺漏使者姓名。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辽朝政府曾派韩橁出使高丽，然此次出使活动《辽史》却失载。据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乃命使高丽国，贺王询之诞辰也”。些即可补《辽史》之缺漏。韩橁此次出使高丽，《高丽传》亦有载：“显宗十六年秋七月辛已朔，契丹遣监门卫大将军韩橁来贺生辰”。可为佐证。又，《辽史·圣宗记》：开泰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九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恭）顺衣物”。《辽史》中这两次派员出使沙州事，均不记出使者姓名。而由《韩橁墓志》，知出使者正为韩橁。墓志云：“明年，奉使沙州，州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此亦可补《辽史》之缺漏。
二、订讹——纠正《辽史》史事之错误
《辽史》不仅记事简漏，而且因元末修《辽史》时距辽代时间已较久远，加之缺乏第一手资料，因而，所记之辽代史事，存在不少错误。此外，《辽史》修成后，在后世传抄、刊刻过程中，也难免有笔误出现。《辽史》存在记事之错误，对研究辽代历史亦极为不利，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所幸，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订正《辽史》中的许多错误。
其一，对《辽史》中人名错误的订正。《辽史》中记载的辽代人物之名字，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缺漏，而还出现了种种错误。如，《辽史》“帝纪”、“皇子表”及“列传”中均记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长子名耶律宗真（辽兴宗），次子名耶律重元。《辽史》记耶律重元在道宗朝曾与其子涅鲁古谋反，失败后自杀。据咸雍八年（1072年）《耶律仁先墓志》：“时帝（辽道宗）叔宗元与子涅里骨，恃宠跋扈”。由此墓志，知耶律重元应作耶律宗元，《辽史》误。因为，辽代契丹人受汉族文化影响，其同辈兄弟间的汉名有一字必是相同的，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均为“隆”字，萧孝穆兄弟们汉名的中间字均为“孝”字，等等。那么，兴宗皇帝耶律宗真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即应为“宗”字。宗、重音近，是为音译所致岐也。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道宗纪》中的贾士勋，应据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及《续资治通鉴》等改为贾师训。《辽史·兴宗纪》中的邓延贞，应据寿昌四年（1098年）《邓中举墓志》改为邓延正。
其二，对《辽史》中官称错误的订正。《辽史·百官志》中记述了有辽一代置设的各级诸类职官名称。但史官们在修史过程中，因避讳、笔误等原因，有意或无意地致使某些辽代职官名称出现了错误。如，《辽史·百官志》中记有“西头承奉”之官职。而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中却作“西头供奉”。据考证，《辽史》作“承奉”，误。其致误原因应是金人修“辽史”时，为避金章宗父允恭名字讳，而改“供奉”为“承奉”。元人修《辽史》时又因袭沿用致讹。应改之。
其三，对《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错误的订正。《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指《地理志》及《百官志》中出现的辽代地方州（军）县机构之名称。这些地方州、县机构名称，亦常因字形、读音相近等原因，在史书刊刻传抄过程中被弄错。如，《辽史·百官志》记“西南边防官”中有“五州制置使司”。又云：“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而《地理志》却载：“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上述五州，《百官志》与《地理志》中有四州名同，惟有一州名异，《百官志》记为泉州，《地理志》记为白川州，不知孰是孰非。开泰六年（1017年）《朝阳东塔经幢记》中有“建、霸、宜、白川、锦等州”之记，可证《百官志》“泉”乃“白川”之讹。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百官志》有勝州，而《地理志》则作媵州。太平九年（1029年）《萧仅墓志》中有“次迁勝节度使”。可证《地理志》“媵”误，应为“勝”。又，《辽史·地理志》显州附廓奉先县，县与军同名。而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有“服阕，授奉玄县令”。知《地理志》作“奉先”误，应为“奉玄”。《金史·地理志》：“广宁府，旧有奉玄县，天会八年改为钟秀县”。“旧有”，指辽有也。此可为之佐证。
其四，对《辽史》中人物封号错误的订正。《辽史》中记载的亲王、公主、驸马、国舅以及其他官高位显的文臣武将等，大都有受皇帝分封的各种封号（爵号）。有些人不仅生前受封，死后还多次被追封，所以他们的封号多者可达几个至十几个。封号之多之滥，史官修史时就难免记错。如，辽景宗长女名观音女，为睿智皇后所生。观音女之封号，《辽史·公主表》记述缺略且有误：“封魏国公主，进封齐国。景福中，封燕国大长公主”。据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观音女）墓志》，知其正确封号应为：齐国公主、楚国长公主、晋国长公主、吴越国长公主、赵魏国长公主、秦晋国大长公主。《公主表》中魏国公主、燕国大长公主封号均错，应改之。
其五，对《辽史》中各类记事“时间”错误的订正。史书对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录准确与否，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辽史》记录的辽代各类历史事件，大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时间，粗略者可为“××年间”或“×年”，详细者可至“×年×月××日”。但，有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却是错误的。如，辽景宗第二子名耶律隆庆，封号为梁国王，曾官拜大元帅之职。《辽史·皇子表》记其拜大元帅时间在圣宗开泰年间：“初兼侍中，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赐铁券”。而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盘山甘泉寺就创净光佛塔记》：“定州之战，隆庆封为梁王，加兵马大元帅”。按，“定州之战”发生在统和二十一年。此可作隆庆拜大元帅时间在统和年间的傍证。又如，耿延毅是圣宗朝著名之汉臣，官至户部使、御史大夫等职。据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志》，知耿延毅死于开泰八年（1019年）冬十二月七日。而《辽史·圣宗纪》则记：太平二年（1022年）七月，“以耿延毅为昭德军节度使”。太平二年耿延毅已死三载，死人岂能再任节度之职？显系《辽史》纪年有误，应改之。再如，义州，《辽史·地理志》记其于兴宗重熙初年更名：“庆州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重熙元年降为义丰县，后更名。录弘义宫”。又，永州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废州，改今县。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庆州）。始末不可具考，今两存之”。然据重熙八年（1039年）《张思忠墓志》及咸雍八年（1027年）《创建静安寺碑》，知重熙八年至咸雍八年间，义州尚存。《地理志》所记义州改名时间显系有误，应改之。
其六，对《辽史》中各类记事“史实”错误的订正。史籍中出现的史实错误，对历史研究之影响更为严重。《辽史》因编纂粗陋，所记辽代历史“史实”错误很多。如，《辽史·耶律仁先传》载：“仁先，字糺邻，小字查刺，孟父房之后”。而咸雍八年（1072年）《耶律仁先墓志》却记：仁先“远祖曰仲父述刺实鲁于越，即第二横帐，太祖皇帝之龙父也”。由此墓志知仁先应为仲父房之后，而非孟父房之后，《辽史》所记有误，应改之。另，《辽史·耶律仁先传》：仁先“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而《耶律仁先墓志》却记：“王（仁先）父讳思忠，圣宗皇帝朝，为南宰相”。再查大安十年（1094年）《耶律庆嗣墓志》，知耶律思忠与耶律瑰引实为一人，前为汉名，后为契丹名。《辽史·皇族表》记瑰引为仁先之祖，显系错误，应改正之。又如，《辽史·地理志》：“武州，宣威军，下，刺史”。“武州统县一：神武县。初隶朔州，后置州，并宁远为一县来属”。大康五年（1079年）《武州经幢题记》有：“大辽武州宁远县”。由此“幢记”知武州统县应为宁远，而非神武，《地理志》所记有误。另，《金史·地理志》：“武州，县一：宁远，晋故县”。《山西通志》：“武州治宁远，在五寨县东北神武废县，又即宁远镇也”。可为傍证。再如，《辽史·道宗纪》：清宁元年（1055年），“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而乾统三年（1103年）《师哲为父造幢记》却记：“重熙二十四年，一举明经擢第”。按，道宗清宁元年即兴宗重熙二十四年。兴宗皇帝死于是年八月，随之道宗耶律洪基称帝改元。由上幢文知此年御殿放进士者乃是兴宗皇帝耶律宗真，而非道宗。《辽史》将此事记在《道宗记》中显系错误，应改之。
三、释疑——开释《辽史》记事之疑团
《辽史》因记事简漏，因而，有不少史事真相或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给研究《辽史》者带来不少困难。辽代各类石刻之出土，便使诸多《辽史》史事之疑团被开释、破解。
其一，释《辽史》人物世系之疑。前已提及，《辽史》存在着对所记述的辽代重要历史人物世系的严重缺漏。不仅如此，有些人物世系还迷雾重重，使人疑惑不解。如，《辽史·韩匡嗣传》记匡嗣有五子。然其是否有女儿？若有，有几个？女儿的夫家及子女如何？《辽史》中不见一字。据太平九年（1029年）《萧仅墓志》：墓主人萧仅之母为“今皇后之姨，故秦王之女。”“今皇后”，指圣宗仁德皇后萧氏；“故秦王”，即指韩匡嗣。又《耿延毅墓志》记：“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齐天章德皇后，乃姨兄妹也”。由上二墓志，知韩匡嗣有三女：一女嫁萧隗因，生女为圣宗仁德皇后菩萨哥；一女嫁左羽林统军秋绍纪，生子为耿延毅，官至户部史、武平军节度使等；一女嫁侍中萧罕，生子为萧仅，官至宁远军节度使。又如，韩匡美，《辽史》无传，其事仅见《辽史·景宗纪》：保宁三年（971年）正月辛酉：“南京统军使魏国公韩匡美封邺王”。韩知古，《辽史》有传，并记其有一子名韩匡嗣。那么，韩匡美与韩知古有何关系？匡美是否亦是知古之子？以前因材料不足，疑团无法开释。今据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知墓主人韩橁曾祖父为中书令韩知古；祖父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赠守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邺王韩匡美。由此即证实韩匡美也是韩知古之子。
其二，释《辽史》所记辽代州县置地之疑。由于《辽史》记述不清，再加上时间久远，历史地名多变，便使得《辽史》中所载之辽代设置的州、县具体地址多已不详。如，《辽史·地理志》：“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辽利州城置于何处，《辽史》无载。近世人发现在辽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门，有一古城址，东西宽450米，南北长600米。钱大昕《潜研堂金石子字跋尾》及《热河志》、《塔子沟纪略》等均论定其为辽代利州城故址。但又均缺乏足够之证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双尖山上出土了辽代《王悦墓志》。该墓志出土地正位于大城子古城西30里处。而志文恰云：“葬于利州西三十里”。由此墓志便可足证大城子古城址即为辽利州置地无疑。又如，《辽史·地理志》：“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辽安德州置地，《辽史》亦不详，近世《热河志》、《蒙古游牧记》及《朝阳县志》等皆以为“在三座塔（朝阳市）东南柏山之上”。然却缺乏有力之证据。后来，人们在辽宁朝阳南70里五十家子柏山上发现了辽乾统八年（1108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上有“灵岩寺者，北连龙岫，前俯郡城”之句。据此足证辽安德州应置于柏山之下。今朝阳城南70里五十家子村有一古城址，当是安德州故址，因其地恰在柏山脚下，北距灵岩寺遣址约5里，正与碑文所记相符。
四、拓新——《辽代石刻文编》的双重价值
向南先生以十数年之苦功，呕心沥血编就的大著《辽代石刻文编》，是近世以来研究古代石刻的拓新之作，其本身即具有史料及学术之双重价值。
说其具有史料价值，不仅仅限于如上所论之对《辽史》等文献的补阙、订讹和释疑，更重要的是，这些石刻所记述之文字，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和广泛，它能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等提供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辽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当然，出土之石刻资料亦并非百分之百的“信史”，尤其是一些“墓志铭”，同样存在着隐恶扬善、谀颂粉饰的毛病，在使用过程中，应当加以认真甄别。这些，笔者将另文介绍，此不赘述。
说其具有学术价值，是指该书并非仅仅限于汇集、整理石刻文字和断句标点，而是于书中还凝聚了编著者对每篇石刻文字的大量校订、考证及研究之心血，使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换言之，该书既是一部珍贵的辽史研究资料汇集，同时也是一部高质量的辽史研究学术著作。
其一，编著者对每篇石刻，都参照大量文献资料或其他石刻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尤其是对石刻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人物世系、官职机构等等，均予详细注释，这样，便大大方便了读者，为他们省去了大量而繁杂的考证、索释之时间与精力。
其二，编著者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某些疑难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使历史得以复原。如，编著者对辽代汉官王郁的历官职衔的考证，就是明显一例。王郁是辽代前期著名汉官，《辽史》有传，并且，王郁之后人还有墓志出土。但王郁在辽之官职，出土墓志与“本传”所记迥异。如《王裕墓志》记王郁职衔为“龙化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王悦墓志》记王郁职衔为“明殿左相、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司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定州诸军事、行定州刺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而《辽史·王郁传》则只记他因随辽太祖阿保机征渤海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太祖死后又“加政事令”。“墓志”与“本传”所记，除文散阶与加官相同外，其职事官则无一相符，究其原因乃王郁官职因时迁转变化所致也。于是，编著者经认真考证后认为，王郁在辽历官次第当是：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时间在天显三年（928年）正月。这样一来，王郁在辽历官便明了清晰矣。诸如此类之考证，在该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其三，编著者在该书中还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辽代史事错误，进行了认真订正，显示出了编著者的认真、求实之学风。如，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张俭墓志》中有“诏充南朝皇帝生辰国信副使”之记。编著者认为此句有误。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契丹遣使长宁军节度使耶律汉宁、副使太常少卿张俭来贺明年正旦”。编著者经考证后认为，墓志作“生辰”有误，应依《长编》作“正旦”为是，因为《长编》所据为宋人《实录》，不会有错。又如，大安八年（1092年）《韩瑞墓志》中有“秦王讳知古，即公之五世祖也”。编著者经认真参订《韩橁墓志》、《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及《韩瑜墓志》后认为，韩知古从未被封为“秦王”，封“秦王”者乃其子韩匡嗣，是墓志撰者误把韩匡嗣之署衔爵位加在了乃父身上。此类之例证，在该书中还有很多。
*本文所举之事例，均参引自向南先生编著之《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