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文化，在本世纪初还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而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已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众文化也萌生、繁荣起来，并迅速成为社会的显性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因其自身的鲜明特性和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面目，必然会带来诸多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这种文化现象究竟怎样看，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审美维度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之，这些都是急需要回答和解决的。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呼声很高，但这种批判并没能阻遏住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当今的大众文化已如空气和水一样浸透在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存在的合理性已毋庸置疑。不积极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而一味地挥舞批判的大棒，在那里冷嘲热讽，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武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精英文化的审判观念和原则，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而唯独忘了要立足于大众文化本身。这种逻辑起点的错位必然带来批判方向的偏离。
从传统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出发，去检测、批判大众文化，这是时间上的错位。传统精英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供文化人和上流社会欣赏的文化。在那个时期，文化阶层与非文化阶层有着严格区分，一般民众被拒斥在文化之外。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现世化、世俗化的社会，它的文化特色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精英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原则包括人文关怀、价值呵护、意义追求、悲剧精神、生命本质、忧患意识，等等。这些审美观念和原则虽然具有崇高、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形而上和鸟托邦的一面，作为少数人的理想追求可以，却难以作为社会公众的共同法则。因为社会阶层差异和文化品味区别的实际存在，如果非得以精英文化的标准去框范所有的文化，则是在实质上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文化权利。毕竟大多数人更关注的是现世的、当下的生活，而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卡拉OK、MTV、摇滚音乐、 生活广告……凭借现代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大批量地轻松快捷地传达给大众，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多样化文化的渴求。要知道，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同于从前，从前的生活是平静的、舒缓的、单调的、抒情的；而现代生活则是喧闹的、快速的、多彩的、游戏的。古典的审美方式在这里只会显得捉襟见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品格，是很正常的，用任何一种品格去要求另一种品格都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关于大众文化的属性，可以列出很多：商品性、技术性、娱乐性、复制性、流行性、媚俗性、平面性、模式化、形式化、标准化、类型化、批量化……这些都构成了精英文化认为大众文化具有诟病的有力证据。而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形而上学地对这些属性妄加批判的，以上属性只是大众文化的特点，而绝非它的罪名。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于它们契合了现代人高技术、高信息、高生产、高欲求、高消费的生活结构，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我们显然不能说从前的生活方式就好于现在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产生决非偶然，它必然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大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以技术生产为前提，以现代传播为手段，以商品消费为目的。这对传统精英文化来说是陌生的和不可思议的，但对大众文化来说却正是它存在、运行的基本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对它任加鞭挞。其实，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带有许多非理性因素，它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视大众文化为洪水猛兽，其原因在于大众文化占居了文化中心地位，而把精英文化驱逐到边缘，热闹、繁华与冷清、寂寥形成强烈对比，于是精英文化以对大众文化的无情批判作为对自身昔日尊严的维护。
另外，我觉得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根深蒂固，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的思想进步。时至今日，封建文化的阴魂也并未散尽。大众文化以其强烈的现代色彩和革命精神，不仅冲击、颠覆了封建文化的余韵，也对中国人的现代品性塑造起到了巨大作用。简言之，它促进了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形成，加快了人们参与市场取向改革的心理准备；拓展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创造出人们新的心理需求；打破了把人的发展意识形态化的局限，促进了人的多种现代化素养的发展；通过改变文化传递方式推动了人的现代化的多元途径……。我们知道，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其中心理层面是最为深入和根本的，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倾向、精神特质要受到传统惯性的巨大牵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就在于国民是否有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由于心理层面的现代化必然要触及甚至动摇一个民族的传统，所以它遭受的阻力和抗拒也就最大。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社会，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见。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大众文化首先出现在少数发达国家，也是来自其内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之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所以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批判中国时下大众文化的武器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殊不知，这里已出现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位。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对现实文化的极度反应。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不仅系统论证了独裁主义国家的统治不是凭借恐怖和高压手段，而是通过在文化领域建立强制遵从的思想和模式，而且还把法西斯主义与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些如果不与当时的特殊现状相联系就无法解释。
我国目前的一些大众文化批评学者脱离“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形成条件，把它当作一个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理论而运用于一切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模式化必然地带来理论的僵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界定为文化工业，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的，而外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与当时西方的情境相去甚远的，所以置中国大众文化实情于不顾，盲目套“文化工业”理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主要把大众文化归结为四个特征：商品化、技术化、齐一化、强迫化，其中的一些分析固然精辟，但也不乏偏颇失当之处。特别是他们在抨击大众文化的时候，忽略了形成这种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间的差别，忽略了“文化资源”问题，因此，它就难免遭到他人的非议。杰姆森讥之为得了“前资本主义文化怀旧病”，伯因斯坦斥之为固守精英贵族立场，甘斯认为他们犯了“文化自主论”的错误。艾屈司·怀森则进一步指出：“阿多诺的理论盲点，必须同时理解为理论的和历史的盲点。的确，他的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就如同历史的废墟，被它的表述和产生条件所破坏和残损：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现代派艺术在中欧的先盛后衰、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冷战。……无论是试图复活或埋葬阿多诺……都必然不能为他在我们不断变化的认识现代性文化的努力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刻意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挖出一条濠沟也是偏见之举。应当看到，大众文化在冲击精英文化的同时，也给精英文化拓现出一片新的空间。为了应付现代工商业的需要，精英文化逐渐走出了世代栖息的艺术圣殿，脱离了传统社会空间的局限，从贵族城堡走向了大众社会，从精英舞台走向了大众传媒，在大众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渗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早已过去，而大众文化仍旧兴盛并遍及世界，这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及整个社会结构和形态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小，倒是那些对大众文化持积极态度的批评家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当然，我们也决不能漠视或否认大众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引导才显得那么迫切和重要。而要正确认识大众文化，只有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任何人为的障碍设置都是要不得的。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不应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也不应迷醉于什么理论体系的营造，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而让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也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