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年代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特征①
1.20世纪20年代以前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中国的成长是伴随着19世纪下半期西学东渐的过程而发生的。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开始零星传播经济学知识，19世纪60-70年代，京师同文馆等一些“洋务运动”倡导下的新式学校开始开设经济学课程。但是一直到19世纪末，近代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完整和不系统的，国人对于经济学也是不加判断地引进和吸收。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者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②此后，传入中国的经济学内容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0世纪初，在留学日本热潮的推动下，由日文转译的“经济学”一词取代了“富国策”、“理财学”、“生计学”、“资生学”等名称，190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最新经济学》和《普通经济学教科书》，是首次采用“经济学”名称的著作。20世纪20年代以前经济学引进的总体特征表现为：(1)“译”而不“述”，以翻译国外的相关著作为主；(2)以基础性、介绍性的文章为主；(3)对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引进的内容以应用经济学为主，特别是财政、贸易和金融理论被大量引入。
2.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1)新社会科学运动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探求、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重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1919年以前，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学者自编的著作，翻译的著作占三分之一，以译自日本的为多。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从西方国家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论著大量增加。中国学者自行编写的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论著，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量出现。③这一时期出现了对重要问题的论战，主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等等。社会科学类的著作大量出版，创办了《文化批判》、《新生命》、《现代中国》等一批介绍、宣传社会科学理论的刊物。关于1929年出版界的情况，《新思潮》2、3期合刊中，一篇署名“君素”的文章这样写道：“一九二九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之刊行或计划，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等等。”除此之外，“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据作者统计，更是多达160多种。④“君素”还总结到，从出版著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呈现出“关于经济学的书籍特占多数”以及“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读书界已经有更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科学的需要之表示”。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兴起使得当时国人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认识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学的引进也不仅单纯停留在学科知识本身的层面。
(2)20世纪20-40年代对理论经济学的认识的深化。“五四”运动竖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总体而言，1919年到1927年这一时期经济学传播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改变了以往对应用经济学倚重的局面，更加重视对理论经济学的引进和探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现了专门刊载理论经济学文章的学术期刊；第二，成立了一些研究经济学的学术团体；第三，经济学译著以及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作数量大幅上升；第四，译自欧美的西方经济理论著作数量不断增加，改变了此前大部分经济学著作主要来自日本的局面。
1928-1949年可以说是西方理论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一批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逐渐取代了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一手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知识传入国内，从而改变了此前以来自日本的二手的西方经济理论为主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国人自编或翻译的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著作超过了240本。这些著作中有相当比例是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小册子，反映出理论经济学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普及化、大众化的特征。从传播内容来看，传入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年代差距不是很大，当时在西方占主流的马歇尔新古典理论以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国内都有传播，反映出当时中国在经济学理论的引入上并不滞后。
总而言之，随着“西学”思潮的不断蔓延和发展以及国人对于经济学辨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现代经济学的传播逐渐经历了一个从全盘接受到有所选择；从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到重视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从单纯的知识内容的传播到重视方法论认识再到思考经济学的体系的渐进过程。正是基于对理论经济学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背景和基础，在经济学传入中国数十年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有一些中国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相关研究
根据笔者的检索和查阅，20世纪20年代以前，国内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性成果仅有一本译著，即1913年出版的由日本学者金井延著、率群译的《经济学研究法》。20世纪20-40年代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译著、专著以及论文。从文献的构成⑤来看，国人自撰著作五部，译著六部，论文五篇，学位论文两篇。从译著的内容来看，既包括对经济学方法论整体性、系统性的介绍性成果，也包括某一学派或某几个学派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既包括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内容相关的著作(详见表1)。尽管相关成果从总体数量上来看并不是很多，但是从讨论的角度和深度来看，当时的理论界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的重要性。
从经济学方法论相关著者和译者的学术背景来看，大部分曾有过留学国外学习经济学的经历并于20世纪20—30年代在国外获得学位，回国以后大多在国内高校任教或在研究机构从事经济学研究，例如刘及辰、刘絜敖、祝世康、朱通九等人。也有一些学者例如柯柏年、柳湜等虽然没有留学背景，但是他们都精通外语，对西方经济理论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因此，随着对理论经济学认识的逐渐深化，这一部分受过较为系统的理论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有能力对方法论对于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进行探索和思考。
三、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引进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经济学方法论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除了对经济学一般原理有较多著述之外，对于若干重要的经济理论范畴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很多学者的研究突破了“述而不作”的局限，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认识的全面性还是深入性来说都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1.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对于正确研究经济学十分重要。方法论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是分析经济问题的视角、工具和框架，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学者们从经济学的科学研究逻辑、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等角度论述了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概括起来，方法论之所以对经济学研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原因在于：
(1)科学研究的起点是方法论。朱通九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一文中开篇就提出“一切科学的研究，必先从其方法论始，然后才可能有一贯的线索可寻。”⑥“方法好比工人的工具，工具好，出品也好。”⑦基于经济学的科学性讨论了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状态，批评经济制度，观察人类经济行为。其研究结果，务须切于事实。其所定原理与原则，亦须精确，而与实际相符合。”⑧
(2)方法论是任何科学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的关键环节。刘絜敖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方法论研究之重要”中指出：“无论任何科学，一俟其由实践的知识发展为实践的体系，再由实践的体系发展为理论的体系，然后吾人对于其理论的构造，对于其研究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质言之，即对于其应有的方法论之研究，乃能渐次意识其重要性，而开始作种种方法论问题之研讨与陈述。及至吾人对于方法论之研讨，业已作到相当程度，且对于此科学应有的方法论，吾人更已将其确立后，此科学乃至完全发达之境，而不至再有属性不明，内容不清以及体系庞杂与众说纷纭的情事。”⑨刘絜敖指出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过分强调实用性而不重视经济理论的学习的客观现实，指出经济学的发展是以方法论的研究为前提条件的，“然科学之发达，端在一种对象之纯理论的研究”⑩，如果忽视理论方法的研究，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学停留在“经济常识大全”的水平上。
(3)对方法论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掌握经济学理论。刘絜敖提出研究方法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之学说体系。国外各种经济学流派，其方法论基础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方法论入手对于正确理解某一经济学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同一种经济现象，为什么大家研究的结果会形成福利学派、整体主义学派、制度学派、数理学派、心理学派、自由社会主义学派、改良派、社会连带主义派等各种对立的学派呢？不仅在于其研究的重点不同，更重要和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方法论的差异。二是有助于建树自己的学说体系。要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角度和立场，才能据此构建其前后一致的严密的体系。如果缺乏方法论的立场，则对于国外的学说进行吸收、评判、取舍的时候，容易陷入前后矛盾和自相攻击的境地。刘絜敖还认为，方法论的构成要素包括：认识对象、认识任务、认识方法。“现代经济学说之所以庞杂与分歧，皆由于各家所采取的方法论不同……不从方法论上加以分析不易了解各家之学说体系。”(11)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传播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除了从日本引进的知识之外，前苏联对于中国的全面影响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当时国内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2)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以留苏和留日为多，他们大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逐渐被广泛引进和接受。1930年新生命书局专门出版了科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着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进行了介绍。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译著和专著。此外，粟寄沧的《新经济学方法论》、宽恩的《新经济学方法论》(彭桂秋译)以及祝世康的论文《从方法论研究民生主义经济学》都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成果。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20世纪20-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广泛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冠以“新的”、“科学的”名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理论界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论这一观点突出体现在刘及辰所著的《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刘及辰明确指出，研究经济学的正确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13)刘及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以及唯物论辩证法的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生产关系。刘及辰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归纳为抽象的与具体的、论理的与历史的、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在该书的附录中，刘及辰还特别附上了日本最早也是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的一篇文章《〈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唯物论基础》。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判断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当时的理论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朱通九对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的方法进行了批判，认为其研究结论和现实情况大相径庭。“理论自理论、现实自现实。两不相谋，其结论有何价值。”(14)并且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的假定，“全属理想，不切事实”。刘及辰对国外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宽恩的《新经济学方法论》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分离；拉多皮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只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经济学，遗漏了辩证法三大定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并且主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凯恩斯所著《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各种研究方法都看成敌对的或者相互独立的，没有视为有内在联系的辩证统一的，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方法。(15)宋荣培在《三大经济学派方法论之比较研究》一文中对古典学派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以及社会主义学派方法论进行了比较，认为古典学派实证的抽象的演绎法忽略了具体材料的重要性，轻视历史进化的法则，太偏重抽象之绝对主义；历史学派拒绝了演绎法对建立经济法则的功效，过分重视历史资料的作用，以至于单纯用归纳方法不能建树新的原理；而社会主义学派方法论将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表面相反的方法在唯物辩证法里得到了统一，是科学而且正确的方法论。
3.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如果采用通常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划分方法来考虑经济学的具体的研究方法，由于两者在哲学基础、对人的假设、研究出发点以及侧重点的不同，两种理论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不同，但是由于认识论上的相通之处以及研究对象上的互补性，两者在某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存在共同适用性。撇开哲学层次上的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等都具有共适性。20世纪20-40年代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比较以及评述。
朱通九从分析经济现象的性质出发，遵循如下的逻辑关系：经济现象的性质(经济现象的变化)——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经济现象单位的划分——经济科学的分类(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方法之重要性，进而介绍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行为心理学的方法；数量分析法(包括数学法与统计法)；演绎法；归纳法；证验法；个例研究法；历史法；辩证法；比较法。在上述方法中，以数量分析法、辩证法、行为心理学的方法最为重要。朱通九认为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具有相互关系，既不能单独应用，也不能单独存在，例如辩证法的构成就包括了历史法和归纳法。刘絜敖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是通过寻找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问题，从其学说史、论争史以及问题的发展过程，把握其意义与本质，进而决定应有的方法和立场。在综合了凯恩斯(J.N.Keynes)、斯蒂芬格(Ludwig Stephinger)、赫兰德(Even Helander)、克夏格(Richard Kerschagl)对于经济学方法主要问题的总结，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包括理论与历史、价值判断、理念范型、经济法则、认识对象、理解方法、静态与动态、数理方法、社会法律方法、现象学的方法十大问题。刘絜敖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详细列出了98部国内外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文献，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17部。在对十大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他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明显带有认识论的倾向，并且预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方法论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刘絜敖在《现代各家经济学说之方法论的分析》一文中，列举了边际效用学派、洛桑学派、数理学派、新古典学派、制度学派等22种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几乎涵盖了当时经济学的所有流派。以德国经济学家松柏特(Werner Sombart)的经济学体系三分法为基点，对各种流派的经济学说进行了分类并且介绍了其重要代表人物和方法论特征。他也指出，松柏特的三分法对于“同一认识态度之下”不同的体系内容缺乏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刘絜敖提出了方法论含义的四分法，即“宇宙观、认识法、研究法、叙述法”。他认为宇宙观是对社会、国家以及一切事物的根本态度。经济学体系中福利经济学、记述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玄学经济学的分歧点都在于宇宙观的不同。“认识法”是认识一种事物和现象时所采取的认识方针或认识手段。静态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纯粹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价值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的区分就在于认识法的不同。“研究法”是在认识法确定之后所采取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叙述法”是进行研究得到结果后而采取的表现法。刘絜敖从上述四个角度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不同学说进行了介绍。关于同一学者的不同性质的研究体系，刘絜敖认为原因在于方法论的一元态度与多元态度。
宋培荣在《三大经济学派方法论之比较研究》一文中对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在辩证认识的基础上，他指出：古典学派忽略了具体材料的重要性，轻视历史进化的法则；历史学派拒绝了演绎法则对建立经济法则的功效，过分重视历史资料的作用；社会主义学派在唯物辩证法里对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了统一。
由此可知，学者们对于经济学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不停留在单纯介绍当时国外经济学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上，而是从实践出发，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辨析和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四、经济学方法论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从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传入、传播和中国学者的讨论过程来看，作为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应用基础的经济学方法论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从数量上来看，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学方法论相关的成果并不能称为丰硕，但是无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理论辨识的深度，以及所占据的前沿性而言，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经济理论范式的转变，还是对中国经济的实践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1.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研究对于传统思维形态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形态在知识的掌握和传承上重视归纳综合的方法，而不注重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面临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传统中国文明高度发达，为什么近代科学却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对于这一问题，李约瑟的解释是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没有能力将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起来。此后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尽管分析的视角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中国缺乏将具体的技术转化为一般的科学理论的机制。这一思维特征无疑也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传统思维侧重于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强调理论的一般性和系统性的构建，因而，传统中国社会只有经济思想而无经济理论。对于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反映出传统思维体系的重大变化，经济学研究更加重视理论性、形式化问题的思考。
2.经济学方法论与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
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在努力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致力于对其进行辨识和筛选，并且应用于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演变的历史和演进趋势来看，解决真实世界经济问题成为发展的导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特征。
朱通九认为，方法是建立在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的，“学理基于事实，由事实而产生学理”。(16)在国内各种经济学说分歧的情况下，通过掌握科学的分析工具，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现象的客观情况至关重要，从而“根据事实决定经济改造方法”。(17)朱通九在《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一文中论述了“从方法论上观察我国经济学进展之现状。”“研究经济学之方法，除宗奉马克思氏之辩证法以外计有演绎与归纳二种。”(18)对当时中国经济学者不同的方法论特征进行了分类总结。“我国学者中采用演绎法以研究经济学与从事著述者，可推马寅初与李权时二人为代表，此派常以经济学之原理与原则，以解析我国之经济现象。”(19)他还指出：“归纳法又分为统计法与历史法二种，采用统计法研究经济学者，大部分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谦尔氏(Mitchell)之数量分析法，以分析经济现象之变迁。采用历史方法者，则追随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尘，从经济史实之发展过程中，以发现其原因与结果。”(20)采用统计法的学者当时甚多，例如刘大均研究了上海的工业化程度并编写了全国工业调查报告；何廉编制了华北物价指数与中国对外贸易价格与数量指数；盛俊编制了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蔡正雅编制了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陈达运用统计方法，分析了劳资纠纷问题；陶孟和编制了北平工人生活费指数；金国宝、孙拯、姚庆三等人均运用统计方法研究货币价值的变迁；卜凯、乔启明等人在研究农村经济状况以及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时均运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方显廷则分析了当时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状况。历史研究法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陶希圣、唐庆增、金天锡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可称为历史研究法的代表作，其后周谷城、任曙、朱繁新、李达、孙倬章等人均运用历史分析法撰写了关于分析我国经济史实的著作，遂引起了1932年关于社会史的论战。此外，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金天锡的《最近经济思想史》也是当时运用历史研究法的代表性著作。
在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学者们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理论，而是重视研究方法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作用。这些学者运用当时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对中国当时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不仅成为客观认识现实情况、合理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理论的进步。
3.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研究对于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
只有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之后，并且在和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相融合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体系才逐渐形成并发展，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向更加系统、完整的方向发展。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从19世纪开始就没有间断过，分歧也一直存在。有关方法论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出版引起了对方法论探讨的热潮，方法论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来看，在西尼尔第一次系统论述经济学方法论后，19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沿袭西尼尔——穆勒——凯恩斯的证实主义传统，以归纳为基础并采用抽象演绎而得出经济学理论。20世纪证伪主义批判了证实主义与现实经验统计相脱节的缺陷，主张以预测的准确性来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因此，在20世纪20-40年代国人引入西方的经济学方法论时，其本身并不完全成熟，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之中。从国内的讨论和理论的推进程度来看，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中国并不滞后。可以说，中国在当时已经引进和吸收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前沿的理论。
另一方面，20世纪20-40年代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和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肯定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并进行批判地吸收。20世纪20年代一些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提出了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质疑(21)，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太过激烈，但是并没有引发学界的公开性的大争论(22)，也没有影响到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偏重。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进和介绍基本上比较客观，并且往往在引进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给出学者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经济学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单一的，特别是经济学的视野越来越宽泛，更促使运用和选择不同方法与工具来对经济现实做出切实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在70年前还是在今天，对于经济学方法论认识和讨论的目的同在于此。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整理这段学术史所能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应该有空间范围的限定。“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划分，实际上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称。本文的经济学方法论既包括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并且试图用“经济学”的概念来涵盖这两种经济理论体系。
②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③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家》1997年第4期。
④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2、3期合刊。
⑤笔者检索文献的范围主要是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藏书目以及复旦大学民国时期电子图书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
⑥宋培荣：《三大经济学派方法论之比较研究》，国立武汉大学1944年学位论文。
⑦⑧朱通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⑨⑩刘絜敖：《经济学方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页。
(11)刘絜敖：《现代各家经济学说之方法论的分析》，《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4期。
(12)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国学网，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868.
(13)(15)刘及辰：《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时代文化社1936年版，第6、7-8页。
(14)朱通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16)(17)朱通九：《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18)(19)(20)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5卷3期，1941年3月。
(21)许多国内有影响的经济学者都曾留学于美国，包括费雪的学生何廉、密契尔的学生金国宝、亚当斯的学生刘大均，他们在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时多采用新古典理论的方法。
(22)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03—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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