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信论文,道路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2X(2012)23-0004-05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更明确的语言，宣告了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这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与两个百年相关，这就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可预期的将来，也就是这两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这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时，第一次用了“三个自信”来表达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坚定信念，这就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中华民族复兴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走过道路的所取得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断言，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十余年的、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到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然而，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及对国情和十年动乱所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意识到，再过20年就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他开始重新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调整了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他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对于这一目标，邓小平又考虑“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2]亦即到1990年，先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1990年到2000年，再翻一番。他的这些设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被作为战略任务确定了下来。经过几年的实践，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被证明是有可能实现的。为了增强战略任务的连续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又提出第三步战略目标。1987年4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3]为此，党的十三大确认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步骤：第一步，到1990年GD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以前，我国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设想或宏伟目标，如1958年的“大跃进”中提出的15年里主要工业产品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口号。相比这些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目标，甚至196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既是宏伟的、又不是过急的目标，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发展速度适当、经过艰苦奋斗切实可行的目标；其二，它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具有量化的科学性和目标步骤的明确性，既讲GDP，又讲人均GDP，可进行国际比较，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自信；其三，“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既有经济指标，又有人民生活指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1995年已实现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预期到200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也指日可待。于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新世纪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新的前瞻性的战略思考。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21世纪头十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900美元，表明总体上达到了邓小平原设想的“小康社会”目标。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新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提出在20年里GDP就翻两番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人均GDP20年里翻两番的任务。
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头十年就实现原定20年的翻两番任务，达到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21世纪前30到50年的经济总量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生活上的目标：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如果能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在经济生活上，2020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4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接近1.5万元人民币，则基本达到了民富国强。这就为再过3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因此，实现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关键是前一个目标能否实现。而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所走过的道路看，经过艰苦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要实现十年里GDP翻两番，年增长率只要达到7%以上即可，而30多年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会下降，粗放型的大规模投资也不可能持续，但中国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进展，可拉动基本消费，而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水平的逐步提升，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会迅速发挥，加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成为上下相通的共识，GDP再稳定增长10年，是可以预期的。其必要条件，是社会总体上的稳定。
难度在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里也得翻一番，因为其一，从经济角度讲，它是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收入的翻番，而不是名义收入的增加；其二，它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缩小收入差距后的翻番，而不是大部分人的“被翻番”，也就是说，对于多数收入偏低的人群而言，其收入十年里要超过翻一番的水平，而对于高收入群体，则增长可能没有翻番，这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政策甚至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了。
因此看来，尽管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无论是实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中的GDP翻番所必需的社会稳定，还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必需的社会政策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引入超越经济因素的保障因素。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条件：“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而最根本的，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实现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的保障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过程，会遇到各种新的风险考验和各种思潮干扰，要排除风险和干扰，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所谓“道路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独特性，又蕴涵着丰富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因为这条道路既摆脱了前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高度同一、社会上高度统一因而缺乏活力和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没有照搬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盛行商品拜物教甚至货币拜物教、而且以强权建立起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现代化模式，它首先是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同时又是符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
其二是坚信在我们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这一道路能使我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从而以此既坚定方向、又随时调整政策，做到应对自如、攻坚克难。
所谓“理论自信”，其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优势。因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等理论内容，依然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是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指导原则，是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矛盾的方法论指导，是人类朝着自身解放努力的精神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可以赋予中国道路和经验以理论特色，把握中国社会朝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前进的方向，推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并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思想的“稳定仪”作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其思维方式，是以实践观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分析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主线；其价值取向，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因而这一理论范式，是客观性和主体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具有理论魅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彻底批判性，正如马克思强烈主张的，“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它立足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4]这一批判性特性，包含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总体性批判以及自我批判，因而是对资产阶级理性批判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从而具有对现实的穿透力。
其二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能够引导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关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乃至人类发展规律的一系列最大问题。因为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为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将随着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从而能使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所谓“制度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形成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发展成就的制度化体现，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坚持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可以避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并与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可以为国家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并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使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未来具有可预期性，而避免西方多党制受金钱政治的干扰和因选战需要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的弊端；中国权力结构中“三权”相对分立的议行合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并能对各种突发风险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而避免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重大问题决策时相互掣肘甚至不惜拆台而难以形成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决策的弊端；全面完整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可以造就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等等。
其二是坚信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可以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因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民主，既有人类的共同性，也有历史性和阶级性。而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尽管适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形式上演化得也比较完善，但它并非人类民主发展的终极形式，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需要，更不是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尽管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它毕竟既符合当下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发展进步，从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宝库。
三、以理论自觉为前提的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
在坚持“三个自信”中，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涉及政治信念和立场问题。而立场坚定取决于思想清醒，思想清醒则取决于理论彻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面临各种风险考验和思潮干扰时，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必须使我们的理论具有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力、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群众困惑的解释力，才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当代价值以及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今天，我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不是期待马克思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比较优势，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以更准确地揭示实际问题、更深刻地批判社会矛盾、更科学地把握未来价值，为我们在回答社会现实热点、思想理论难点和群众困惑疑点时，在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理论自觉为前提的理论自信，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所谓理论自觉，是指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批判)武器而所具有的反思能力。当前，特别要自觉反思两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观念。
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存在并且依然对今天有消极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作“绝对普遍主义”阐释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不是从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进行批判的逻辑展开，而是以先验设定的所谓“物质的绝对普遍性”为逻辑起点，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规律似乎在宇宙大爆炸最初三秒钟就被“预设”好的。由此，历史规律就被演绎成从某一社会形态到另一社会形态都是线性发展的“自然规律”，人类的历史发展不存在任何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历史规律成了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机械的东西，而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规定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绝对普遍的，任何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都一定要实行这样的社会形态，而不存在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和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这套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话语，不仅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产生严重冲突，更无法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不排除这套理论话语的影响，是不可能确立理论自信的。
在自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作“绝对普遍主义”阐释的同时，还须自觉反思把西方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的“绝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依然是先验化的观念，只不过它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的理性精神或宇宙的“绝对精神”。它从所谓的“理性的绝对普遍性”出发，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需要的，并且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当作先验的“普世价值”。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于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意义的价值观念，便笼罩上了“绝对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如果我们沉湎于这一“绝对普遍性”的虚假性，动辄以渗透着西方文化所积淀的价值观的各种理论和话语来解释中国经验，甚至要求以此来规范中国道路，这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它将同样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因此，不对这种“绝对普遍性”保持警惕，不消除它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具有理论自信。
只有自觉反思上述两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才能提升中国道路和经验的理论特色，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解释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中，体现应有的自信，增强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能力，从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