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方式的历史生成与现代重构——--论知识经济时代下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方式论文,重构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至少从人类要以群体的方式生活来说是如此。在群体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就涉及到组织管理方式的问题。一般而言，一定的组织管理方式总是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创设、发展了两种基本的组织管理方式：家长制(patriarchy)和官僚制(bureaucracy)。
家长制起源于家庭、氏族等血缘群体。在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家庭中，家庭的权力集中于家长一人手中，权力不划分，其它成员均服从家长一人。在家庭中奉行非正式控制原则，无正式规章，靠习惯、习俗等来维持管理与控制。当社会群体规模有所扩大时，此种方式又被推及更大的范围，如手工业作坊、店铺、行会乃至整个国家。家长制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①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者手中。②组织管理主要依靠最高领导者个人直觉、经验和个性，没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③任人唯亲。④最高领导者一般实行终身制。总的来说，家长制的这些特征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群体规模相对狭小，结构相对简单的前工业社会的状况是一致的。
已有文献显示：在前工业社会，虽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也日趋复杂，但是当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共同活动的形式仍以初级社会群体为主。只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为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次级社会群体）的大发展才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须。与这种状况相适应，官僚制应运而生。按照通行的解释，官僚制指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马克斯·韦伯较早对官僚制作了阐释和总结，他认为官僚制具有如下特点：①组织运行建立在一整套为所有组织成员共同认同和严格履行的正式规则基础之上。②组织权力横向方面按职能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纵向方面按职位层层授权，不因人设位。③在组织范围内，按正式规则发生公务关系，拒斥私人关系掺杂其中。④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和任命。毫无疑问，官僚制根据组织目标合理地分解了权力，提供了组织内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组织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大大提高了组织活动的效率。
曾有人指出，官僚制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方的官僚制是效仿中国的科举制的。官僚制的产生曾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这可能是事实，但必须弄清楚的是，官僚制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产物。可以说，中国即使有所谓官僚制也绝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bur-eaucracy。从形式上看，二者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对照官僚制的内在要求，中国“官僚制”相差甚远。的确，中国传统官僚阶层曾呈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其基本的运作模式从未越出家长制的构架之外。科举制下的官僚阶层与其说是官僚，勿宁说更相似于西方中世纪封建诸侯的家臣。当然，官僚制本身也有其固有缺陷。从组织形式上看，官僚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等级森严；组织运行则完全依照正式规则，忽视组织成员的个性特征，使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主动性受到压抑，更易滋生墨守陈规、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组织沟通容易出现障碍，从而导致组织效率的降低。如果说，在工业社会流水线作业下，社会发展还未完全依赖人的个性之时，官僚制尚能有效运转，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生活将发生整体变迁的时候，官僚制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众所周知，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尤其是以数学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使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换。这一方面表现在知识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在这里，知识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传统的生产要素来体现的，其产品也是属于传统意义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群的崛起，这尤其体现在计算机、电子和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兴起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到的时空限制，使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使用方式发生革命，它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加快，促使经济的增长转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人们惊呼，一个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兴起，也就是说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 ledge based Economy)时代已悄然来临。
所谓知识经济，按照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积累的全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可以说，知识经济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对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正在或将要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生产力要素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知识代替土地和资本成为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产品制造模式转向创制知识密集型的产品，生产方式也将从大规模集中型向灵活、分散的生产方式转变；再次，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新型服务业将迅速兴起，就业结构也要发生大变，拥有知识、技术且从事技术性、智力性职业的人数不断壮大；复次，财产占有方式发生新变化，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致富资本，接踵而来的是社会的阶层结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如贝尔指出：正在到来的新型社会中，权力基础将从财产和政治转移到知识。①可以预计，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跌落和升迁的变动性将大大增加。最后，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空前加强，竞争更趋激烈，变数愈益扩大。
如上文所示，官僚制是伴随产业革命而来的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本尼斯认为，官僚制之所以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中能维持下去，其原因在于它在对外的适应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不管竞争多么激烈，只要外部环境相对稳定，这种组织形式就能将人类活动纳入常规的轨道，从而使组织的运作相当规范化。②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也就是说，组织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变动，各种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化无常，官僚制对此无能为力，加之官僚制本身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官僚制必然要崩溃。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人类迫切需要一种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方式具体内容是什么，人们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尼斯认为，未来的不同于官僚制的组织主要是一种有机的、适应性的结构形式，组织结构具有更多的自由度，能及时地适应环境的变化。③我的看法是：取代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的将可能是一种网络状的结构，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可能是更加民主的、灵活的、人道的，当然也是更加有效的。如果说，官僚制的痼疾就在于其压抑了人的个性、创造性，那么，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就是要克服这个顽症。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将建立在人的个性、创造性充分张扬之上。未来的组织管理方式无论具体形式如何，都必将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创造性为中心。另外，未来的组织管理方式还要具备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这就要求组织要不断地实现自我革新。
当然，上文展示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图景。应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则不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后发型的现代化道路，许多问题皆由此生发，一个事实是，中国是一个社会发展状况高度不平衡的国家，与此状况相应的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的奇特混合。甚至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家长制仍然在统辖着官僚制。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些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本该有着官僚制的运作基础，却是家长制的天下，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的确，家长制和官僚制只是人们从人类群体生活中的组织管理方式中抽象出来的纯粹形式，在现实的社会组织中，纯粹意义上的家长制和官僚制是不存在的。有的可能只是诸种形式的不同混合。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人类处于前工业社会，人类还无法选择组织管理方式而只能任由家长制来选择他们的时候，家长制的存在还有其合理性，但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并且人类有了选择余地，家长制的泛滥就可能只是一种反动。家长制实质上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制度”。这与知识经济的要求可谓背道而驰。
如果说工业经济尚能给家长制留下些许余地的话，那在知识经济时代，家长制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
总的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官僚制的存在还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在中国，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我们所生存、发展的背景却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这就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从这个时代背景出发。否则，当年的工业时代背景下，封闭的中国农业社会遭遇的被动挨打局面可能又将重演。在这样一种变化中的社会发展状况之下，中国的组织管理方式必将要有一个相应于现代化要求的结构功能上的创新。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家长制到官僚制的转换问题，也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寻求“网络状组织结构”的问题，但这种组织管理方式必须将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置于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