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我国“人才红利”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内涵论文,我国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意味着从人口红利的视角来说，人口要实现长期均衡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必须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口红利，从而促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具体而言，这不仅要求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人口红利的状况及其特点，也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影响人口素质提高的制度和政策要求。
中国经济30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被国外经济学家称为“中国奇迹”。尽管很多经济学家仍在试图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谜，然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人口红利”功不可没。Clark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大大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改善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许多国家已经从中获利或者正在获取这种“红利”。这种年龄结构的变动，或者说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改变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生产领域产生影响；二是人口老龄化阶段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张车伟，2007)。人口年龄结构若在以上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则这两方面的作用分别被理解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杨娟，2009)。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生育率继续降低，导致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与此同时，受教育人群，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逐渐增大，但仍然偏低。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即将结束，我们必须提高人口素质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而为我国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做好准备。这时就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进一步提高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还不能满足我国未来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发展需要。
十八大报告提出：“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这意味着创新教育将会成为下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所在，而高等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摇篮，势必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关注的重中之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教育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1999年以来，全国高校招生数量的持续增加，使中国获得较大规模的人才红利基础，这意味着未来不仅可以降低人口年龄结构新的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保持了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胡鞍钢、才利民，2011)。因此，人口红利期进入尾声时，结合人口红利的状况及其特点，如何抓住机遇，通过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创新创业型教育的改革，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以进一步转化人口红利，促进形成持续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重要课题。
二、人口红利
Mason(1997)第一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个概念。联合国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报告中使用了“人口红利”一词，此后，“人口红利”这个概念被普遍接受。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人口结构，从而形成的潜在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助推因素之一(蔡昉，2009；Cai，2010)。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结构性的人口红利将会不断下降甚至消失，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事实上，人们只看到了人口统计学上表面的不利变化，而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动的积极影响，例如，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与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经济起飞阶段结合产生第一次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与第三产业比较成熟的大众消费阶段结合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陈佳鹏，2012)。因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分析两次的人口红利状况及其特点。
(一)第一次人口红利
第一次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Lee & Mason，2006)。Bloom & Williamson(1997)在对“东亚经济奇迹”进行研究后估计，在这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人口红利对东亚国家人均GDP的贡献约为1/4至1/3。第一次人口红利是在年轻型的人口结构下产生的，人口的结构和数量优势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主要来源。它形成的主要条件有：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数量巨大的适龄人口为中国经济增长储备了充足的劳动力。二是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劳动人口的比率大于被抚养人口的比率时，就形成了“人口红利窗口”时期，老龄人口相对较少，人口抚养比较低，劳动人口投入生产所产生的效益大大超过抚养人口的消耗，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突显出来。三是较高的银行储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在庞大的储户基数支撑之下，储蓄总额不断攀升，如今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储蓄大国。较高的银行储蓄率，庞大的储蓄总额为我国的生产性投资提供了资本。四是相应的政策机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以来，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劳动适龄人口；改革开放以后，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逐渐松动，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五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使得我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具备了人力成本优势，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基数使“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具备了竞争优势，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第二次人口红利
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以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结合我国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见表1)，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而产生的“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即将结束，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蔡昉(2007)的研究指出，至2015年前后，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从而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丧失并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也有可能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出于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而进行的养老储蓄，由于资本增加从而影响资本总额的变化，将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Mason & Lee(2006)将这种因养老储蓄而引起的资本变化成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西方学者是在针对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来界定和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所以“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所针对的对象的范围较为狭窄。事实上，无论是“第一次人口红利”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都没有涉及人口资源的“质”的方面，也就是没有分析和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素质对人力资源总量和人口红利的影响。这种研究思路本身并没有错，至少是适合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情境的。在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红利时，人口素质的发展状况是被默认为一个基础前提的，即人口素质的状况总是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处于一个相适应的阶段，人口素质既没有明显落后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出现爆发式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也就是说人口素质状况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或稳定增长的阶段，既不会成为人口结构的“负债”，也不会成为人口红利出现的强大刺激性因素。支撑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素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高度发达、现代化教育的高度普及以及人口整体较高的基本素质。
但是这种研究思路不太符合中国国情。无论是中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程度、质量和效率上的差异，还是中国在国民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方面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都说明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并没有实现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同步衔接，中国的人口素质状况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它对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以及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仍然有巨大的挖掘余地。
所以在分析和探讨“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时都必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人口素质及其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过居民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是由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加上庞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基数从而产生的“人才红利”。与“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相比，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由过去“量”的优势转变为“量、质并存”的优势；其二是由过去的“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其三通过创新，由过去的“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不再单纯地以庞大的数量和低廉的价格取胜，将以劳动力素质和人才优势取胜。
三、教育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2001)指出，在当今全球化社会即将从阵痛中诞生之际，教育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核心。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专家蔡昉(2006)认为，“通过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以替代数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而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我国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经之路。”
第一，教育发展的一个直接收益就是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带动全国总人力资本的提高，从而带动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第二，教育水平提高，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直接扩大就业规模，表现为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上升。第三，教育水平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劳动力技能，促使劳动者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将收获就业结构红利。第四，教育发展也会促进现代人口转型，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可以直接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
四、开发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人才红利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人口红利开发中的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创新的核心是培养人才的创新(孙同福、许瑞波，2007)。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通过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不仅可以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还可以提高智力资本在我国人力资本储备中的比重，进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如此则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人力资源的竞争优势。这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方式，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我国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比如，大学生相对于其他年龄层次和其他类型人群，更具有创新意识，具有更为活跃的思维和敢打、敢拼、敢闯的开拓进取的态度，因此，在开发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为我国顺利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资源方面的储备和无限可能的未来。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刘延东(2012)指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相对于偏重于数量和规模增长的外延式发展来说，内涵式发展则是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足点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高校需要通过创新创业教育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和后备创业人才，提高创新创业型人才在劳动适龄人口中的比重，从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源总体质量。通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应对就业问题，推行“人才强国战略”，开发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高校扩招正好满足了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方面的要求。通过教育的投入和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劳动适龄人口的质量，从而使劳动人口的单位产出和单位劳动要素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比。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每年的高校招生人数逐年递增，相应地，每年高校向社会输出的大学毕业生也逐年增多，加大了其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重。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左右。截至2007年，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30％左右，日本接近40％，而美国这个比重高达6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程度方面的差距。在高校逐年扩招的整体趋势以及高校扩容能力不可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加强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创新创业能力才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破局之路。
(二)当前高校创新与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才培养水平，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刘延东，2012)。所谓创新教育，是将创新这一概念具体应用在教育领域，它是指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新人格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是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着重研究和解决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周合兵、罗一帆，2012)。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高校创新教育及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各地高校也进行了创新教育改革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许青云(2010)认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不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二是教学模式和方法不适应创新性、实践性人才培养的要求；三是专业人才的专业特色不明显，毕业生缺乏差异化竞争力；四是培养模式思路比较狭窄，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五是教学安排不合理。马德秀(2006)认为，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最大的不足在于长久以来创新理念意识的匮乏，而最重要的改革则在于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改革。而高校的创业教育，因为尚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更是处于大学教育与课程体系的边缘。
作者认为，我国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对创新创业教育型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国内高校目前仍然以理论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培养为主，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仍显不足。高校教师也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导致高校教师在传授、教导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方面不尽如人意。其次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缺乏自己的特色，全国高校呈现出整体趋同的特点。目前全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案例普遍偏少，创业成功率偏低，达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期望。第三是创新创业型教育培养模式和机制的创新严重滞后。目前大学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缺乏各自的特色和个性，难以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型人才的需求。第四是高校和政府对于创新创业型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机制不完善。政府对大学生创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大学生创业的风险太高且风险因素不可控。高校创新教育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仍显不足。最后是社会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容错性较低。大学生创新、创业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不能转化为实际产出。资金方面也缺乏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缺乏融资平台。以上五个方面严重制约了高校创新创业型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三)高校创新创业型教育改革的对策
如何才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由“第一次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即期望中的“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应当改变过去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高校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改革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通过开设创业课程和开展大学生创业实践，通过系统的、规范的创新型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业勇气，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创业教育应该定位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上，不应该是盲目地鼓励学生创业，应通过灌输一种精神、传达一种信念，使学生适应经济生活的大环境，适应产业进步的大趋势。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发展个性特长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考虑。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是高校教育改革的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是一项关系中国改革与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
第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校要探索建立创新型教育体制和创业教育模式，要着眼于长远的、未来的发展，在培养学生方面务必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把教授专业知识技能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两者不可偏废。对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要严格要求，与此同时，通过开设创新课程，建立大学生创业激励机制，将工作落实到实处。关键是要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通过创新创业型教育向大学生灌输一种精神，传达一种信念，树立一种信心。通过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提升大学生的整体素质。
第二，建立一个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创新机制。政府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和投资力度，通过政策扶植和银行贷款鼓励大学生创业，当然，创业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这样才有利于形成长远的、有效地保障创新的机制，而优秀的、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大学毕业生通过报考政府公务员，也肯定可以为政府工作的不断创新增添新的活力；高校通过创新创业型教育培养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通过分流之后，一部分优秀的人才也可以继续深造，为高校的教师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企业应该鼓励创新，建立大学生创新容错机制，形成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氛围，而这种包容性将会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丰厚的回馈。
第三，高校之间要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联合培养的新机制。要加大高校之间的合作力度，实现高校之间资源的充分共享，拓展联合培养的渠道和方式、方法。高等院校之间要形成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以点带面的合作机制。充分整合一市、一省乃至全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方面的先天性优势。探索建立校内、校际之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体合作机制，鼓励大学生勇于创新、强于创新、敢于创业。
第四，高校要认清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构成，抓住重要矛盾。“90后”已成为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主体，而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将伴随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高校要聚焦“90后”的培养，将“90后”培养成为国家急需的人才。他们生长在一个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具有其他年龄阶段所不具有的开拓创新精神，同时又难以摆脱惰性和浮躁的缺点。从2012年起，我国将平均每年向社会输送680万“90后”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将会构成我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才队伍”，他们的素质将是我国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高校创新型教育必须聚焦“90后”大学生，以其为创新型教育的主要对象。可以说，能否把“90后”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关系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高文兵，2012)。
通过长期努力，大学将会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和氛围，通过为政府、高校、社会成为我国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源头，有利于“人才强国”战略的顺利实现，迎接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即“人才红利”时代的到来。
五、结语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红利窗口”时期即将关闭，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也即将结束。作者对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才红利”。开发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构建高校创新教育新模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通过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立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创新机制；建立高校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联合培养的新机制以及抓住重要矛盾，聚焦“90后”的培养，将“90后”培养成为国家急需的人才等四个方面，形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新局面，为我国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