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小说翻译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小说论文,施蛰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2-0096-9
新文学运动时期大量输入的外国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以后，中国文学界开始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郑振铎曾说：“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1]施蛰存因此积极翻译外国文学，他说：“大量外国文学的译本，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地传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应该取鉴于西方文化，来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2：1410]施蛰存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在他的翻译工作中，小说翻译是最多的。他早期的小说翻译，直接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他从事翻译工作长达60年，如果说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就结束了，小说翻译则伴随着他一生。
一、从模仿到创造，弱小民族文学的精神影响
施蛰存最初接受外国文学的熏陶是他中学刚毕业时，当时看的还只是中译本。虽非原文，但这些作品却也从精神层面，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民族精神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最先使我对于欧洲诸小国的文学发生兴趣的是周瘦鹃的《欧美短篇小说丛刊》，其次是小说月报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次是周作人的《现代小说译丛》。这几种书志中所译载的欧洲诸小国的小说，大都篇幅极短，而又强烈地表现着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这些小说所给我的感动，比任何一个大国度的小说所给我的更大。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中又有一些论文，介绍欧洲诸小国文学状况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学史知识。”[2：1223]施蛰存从看中译本进而看原文，之后开始从事翻译，早期主要是翻译欧洲各小国文学作品。虽然他毕生都未曾出过国，但却从外国作家的叙述中构想出异国的天地来，并从中看出同为弱小民族的异同点来。他说：“我怀念着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忠厚而贫苦的农民，我怀念着斯干狄那亚的那些生活在神秘的传说与凛冽的北风中的小市民及渔人。我觉得距离虽远，而人情却宛然如一。在我们的农民中间，并不是没有司徒元伯伯，而在我们的小城市中，也有很多同样的‘老古董’。所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们却从来没有能这样经济又深刻地把他们描写出来，于是我们不能不从旧杂志堆里去寻觅他们了。”[2：1223]这些弱小民族的悲哀情绪明显地影响着他的早期创作，他最早自费出版的《江干系》就留下了弱小国家文学的印记，施蛰存从保加利亚作家安盖尔·卡拉列舍夫那里感受到忧郁的情调，以及对保加利亚农民的阴暗生活描写而唤起的同情；在捷米脱尔·伊凡诺夫的作品中看到素朴而单纯的农民阴暗生活；在近代犹太著名作家俾莱支的小说中看到犹太民众孽孽矻矻生活的苦痛情形；从南斯拉夫作家伊索·维列卡诺维区的描写中看到克洛谛之乡村生活。保加利亚作品中美丽的爱情故事，南斯拉夫小说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波兰文学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施蛰存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一拍即合。施蛰存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与这些新兴的思想相融合，产生了文白相间的模仿痕迹很重的新小说。
1928年，施蛰存由现代书局出版了他的翻译集《俄国小说集》。与此同时，他模仿着苏联革命小说写了描写中国革命的小说《追》和《新教育》，但当时他其实并不明白什么是革命，于是，这两篇作品也就成为了一个机械的尝试，并且缺乏生活，艺术特色上有些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施蛰存1929年出版的小说集《上元灯》是一个更好的新尝试，它明显地受到保加利亚作家艾林·沛林和挪威的哈姆生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已经不再是粗糙的模仿，而开始成熟，有了自己的特色。
施蛰存欣赏并翻译了艾林·沛林的作品，这位作家的作品不多，但很精致。施蛰存曾这样形容他的作品：“文学作品不应该像蔬菜一样地用筐子去衡量，而应该像真金及钻石一样地用克拉去衡量的。”[3：577]因为“他的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社会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情感，全都是保加利亚人民的灵魂之再现。他的小说往往在幻想中渗入了真实，愉快中泄漏了悲哀。”[3：577]与施蛰存自身的经历相类似的是，艾林·沛林生活在都市，但他生长在乡村，“他的小说里充满了保加利亚的风景。然而把本国的风景放在作品里面，并不是作为一种外表的装饰用的。他是把自然作为一种很深沉的情绪之基础的。如果没有这种风景的穿插，则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便会失去其真实性了。所以他是把‘自然’人格化了，与人的运命混合起来的。”[3：578]在艾林·沛林的作品中最突出的那些特色，如“幻想中渗入了真实，愉快中泄漏了悲哀”，如“深沉的情绪”和“穿插的风景”，都成为施蛰存的《上元灯》的基本表现手法。
施蛰存说小说集《上元灯》中的10篇小说都写了“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4：56]。翻开《上元灯》，映入我们眼帘的第一篇小说《扇》，就是一幅“轻罗小扇扑流萤”的美景。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记载着一段缠绵、朦胧而忧伤的初恋故事。《上元灯》写的是张灯结彩的元宵灯节，一盏精心制作的青纱彩灯传递着少男少女两小无猜的真情。但因为表兄强拿走少女本该送给“我”的“玉楼春”而引起“我”心中异常忧郁，独自回家时想起李义山的诗句“珠箔飘灯独自归”。《周夫人》已是一篇很成熟的心理分析小说，作品写了周夫人对少年微官的爱恋，但并不以周夫人的视角，而从一个孩子的眼里，感受成年女性的性苦闷、性渴望和性饥饿的忧伤。当主人公少年微官长大之后，便更深地感受到这忧伤：“我是在恍然想起了她那时的心绪，而即使事隔多年，我也还为她感觉到一些苦闷呢。”[5：28]《诗人》是一篇《孔乙己》式的人物速写，所表现的是一个“诗人”如何迷失于“诗”的世界中。此文是对旧式知识分子命运的哀叹，有着鲁迅对孔乙己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情感。而《宏智法师的出家》则借一盏照路的夜灯，写了宏智法师对前妻的怀念和对自己行为的忏悔——出家人心灵深处的伤痛！《旧梦》和《桃园》也是对昔日同学或恋人的追怀，但有了更多的感伤。《旧梦》写昔日美丽善良、活泼可爱的初恋情人芷芳，竟然变成了衰老的妇人。儿时的恋人还在，但面貌全非，男女之情已荡然无存。主人公看到了岁月的残酷无情，它不但改变人的外表，更多的是改变人的心灵。主人公通过芷芳感受到自己青春的流逝。施蛰存与艾林·沛林一样，将忧伤与惆怅融入故乡的秀丽风景中。如在《渔人何长庆》里，施蛰存这样描写美丽的江南水乡：
钱塘江水和缓地从富阳桐庐流下来，经过了这个小镇，然后又和缓地流入大海去。镇市的后面是许多秀丽的青山，那便是西湖的屏障，从弯弯曲曲的山中小径走进去，可以到西湖的边上[5：51]。
小说集《上元灯》同时也受到挪威的哈姆生的影响，施蛰存在翻译哈姆生的《恋爱三味》等小说的过程中，受到哈姆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领略到哈姆生充满北欧情调的浪漫主义，欣赏到哈姆生朴讷的风格、独特的修辞与北国的感伤。那种朴讷、感伤与浪漫主义的特征渗透到《上元灯》集子中的每一篇作品。如《栗·芋》中的忧郁情绪，《上元灯》中的诗意氛围，《渔人何长庆》中的下层人民的素朴生活，《桃园》中百姓的艰难困苦。然而，它们已摆脱早期小说的简单摹仿，我们只是从这些作品中找到外国文学的蛛丝马迹。施蛰存这时更多的是创造，这些作品既有质朴、感伤之风，又有清新、典雅之美。
二、从借鉴到超越，心理分析方法的娴熟运用
施蛰存最欣赏的、翻译得最多的是奥地利的心理分析小说家阿尔都尔·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又译施尼茨勒)的小说。1928年，施蛰存翻译了《蓓尔达·迦兰夫人》，由上海尚志书屋印行了初版本，之后又翻译了《毗亚特丽思》和《爱尔赛小姐》，因为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小说，所以施蛰存把它们合起来，冠以《妇心三部曲》的总名，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之后译了《中尉哥斯脱尔》、《薄命的戴丽莎》，由中华书局印行。另有《维也纳牧歌》、《喀桑诺伐之回家》、《狂想曲》三部，译成后未印出，毁于抗战初期。施蛰存在这些作品中接触到了显尼志勒中后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最典型的因素：“心理分析”。他于是“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6]
显尼志勒生于1862年5月15日，是个奥京维也纳的犹太人。他家世代行医，祖父是医生，父亲约翰·显尼志勒教授是维也纳大学咽喉科专家，显尼志勒也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大作家的盛名掩盖了他的名医的声誉，他于是弃医从文，陆续发表了许多戏剧和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施蛰存一点也感不到德国作家那样的粗犷、质直和沉雄，却能够得到几乎是法国式的柔美、委婉和感喟。施蛰存曾对显尼志勒很痴迷，他说：“有一个时候，我曾经热爱过显尼志勒的作品。我不解德文，但显氏作品的英、法文译本却一本没有逃过我的注意。”[2：1212]
施蛰存在翻译显尼志勒小说的过程中，对显尼志勒的心理分析方法心领神会。他说：“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2：1470]
施蛰存受显尼志勒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以性爱为主题，并且多表现变态性心理，表现人物的二重人格。施蛰存说：“施尼茨勒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以性爱为主题的。因为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2：1202]施蛰存翻译的《毗亚特丽思》是显尼志勒的变态性心理的代表作。《毗亚特丽思》中的主人公毗亚特丽思，在丈夫死后便变态地将性爱转移到儿子身上，而她的内心仍然朦胧着爱与道德规范的冲突，当儿子另有情人，母亲又将爱移向儿子的朋友。他们相互嫉妒和仇恨，他们都在这种畸形的爱与恨的二重人格冲突中痛苦煎熬。最后，“毗亚特丽思把她底爱人，她底儿子，她底死伴抱在怀里。了解、宽恕、解放，她闭上了眼睛。”他们最后以死来解决矛盾。
施蛰存的作品不论是早期的《上元灯》，还是之后的《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大多数是性爱故事。《上元灯》中的《周夫人》写了寡妇周夫人的性变态，周夫人在丈夫死后爱上了一个12岁的男孩，情形与显尼志勒的《毗亚特丽思》很相似。在《将军底头》中，“《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5：793]《将军底头》出版之时，《现代》杂志有评论说《将军底头》的集子里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7]最典型的是《石秀》中石秀的性变态。《石秀》取材于《水浒》中四十四至四十六回有关石秀的故事，在《水浒传》里的石秀是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但他怂恿杨雄杀妻子的行为有些不近人情。金圣叹说石秀“假公济私”，施蛰存认同金圣叹的说法，认为石秀怂恿杨雄杀妻子是因为他爱上了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但潘巧云是兄弟的妻子，所以石秀压抑着这爱恋之情。但当他发现潘巧云与和尚私通，石秀便由以前的“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到后来“因为爱她，所以想杀她”的变态境地，并从“淌满了鲜红的血”的肢体中“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5：203]。《在巴黎大戏院》里表现了一个现代男子的性变态，当一个已婚男子对另一女性产生性欲望而不敢表白时，他便变态地吮吸女人手绢上的痰和鼻涕，还认为“这真是新发现的美味啊！”[5：267]这样的变态心理，与显尼志勒笔下的人物相比，真是有过之无不及。
显尼志勒对施蛰存影响的第二点，是细腻的内心独白。施蛰存说：“他描写性爱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说行动，他大概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尤其是乔也斯的名著小说《尤利西斯》所应用的内心独白式的文体，早已由施氏在《爱尔赛小姐》和《戈斯特尔副官》这两个中篇小说中应用过了。”[2：1204]《中尉哥斯脱尔》叙述一个名叫哥斯脱尔的陆军中尉自杀前的全部心理过程。《爱尔赛小姐》写一个维也纳律师的女儿爱尔赛吃安眠药自杀时的内心活动。“这个小说，亦是全体皆用内心独白，而不插入一句客观的描写。”[2：1212]
施蛰存将这细腻的内心独白运用于创作中。如《魔道》的主人公在一次去乡下朋友家度假的火车上，将一位对坐的普通老妇人，幻现成妖婆，并且如魔鬼缠身，幻觉中的老妖婆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整篇小说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他心中的恐惧。施蛰存对我说：“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8]
《梅雨之夕》以“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开头，写了一个非常单纯的故事。主人公下班回家从来不坐车，总是漫步回家。即使是下雨，也“喜欢在滴沥的雨中撑伞回家”[5：247]。在这不回家的梅雨之夕，主人公送了一个没有雨具的少女一程。小说几乎没有多少主人公与少女的交流，只有主人公的天马行空的内心独白。施蛰存的绝大部分小说是用这种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的。
显尼志勒对施蛰存影响的第三点，是幻想色彩。显尼志勒是一个赋予幻想的新浪漫主义作家，他不大关心世事，即使在欧洲大战的几年间，他也是只管自己关着门看书、写作。他的写作材料都是幻想出来的，当然他是一个渗透着写实主义的新浪漫主义者。
施蛰存认同显尼志勒的靠幻想写作，他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拘泥“写实”的涵义，不应该像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印出社会，而应该有所创造，这个创造就是想象的结果。也就是说，作品的情节是凭自己的心智和天资去幻想，去虚构出来的，而绝不受现实事件的阻碍和约束。他说，“我有许多文章都是从这种病塌上的妄想中产生出来的，譬如我的小说《魔道》，就几乎是这妄想的最好的成绩。”[9：94]《夜叉》也是幻想的成果。他说：“一天，在从松江到上海的火车上，偶然探首出车窗外，看见后面一节列车中，有一个女人的头伸出着，她迎着风，张着嘴，俨然像一个正在被扼死的女人。这使我忽然在种种的联想中构成了一个PLOT，这就是《夜叉》。”[5：794]
施蛰存的小说都是幻想的结晶，没有幻想，《将军底头》中怎么写得出“没有了头的花将军由着他的马背着他沿了溪岸走去”，“去见那个美丽而又温雅的少女”[5：170]。《现代》的《书评》评价说：“读这作品的人，是没有不被那一幅没有头的花将军在马背上沿溪走去找他的爱人的阴森而奇丽的图画所感动的。”[7]巴金也说：“我也爱读你的《将军底头》，而且也为里面的某一些奇丽图画所感动。”[10]施蛰存说：“我以‘感伤的或幻想的雕饰’，尽我的能力完成了一些不敢自弃的作品。”[11]
施蛰存不仅仅停留在对显尼志勒的借鉴上，他对显尼志勒有所超越。他的小说既有幻想色彩，还有一种奇异的荒诞。因为施蛰存同时翻译了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不少作品。
施蛰存很早就接触到爱伦·坡的作品，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写道：“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伦·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模仿爱伦·坡的小说《妮侬》。”[12：55]爱伦·坡是一名以“怪诞”著称的作家，其特点，除了幻想，就是荒诞。受爱伦·坡的影响，施蛰存写了多篇荒诞小说，如《魔道》、《夜叉》、《凶宅》、《宵行》和《旅舍》等等。施蛰存说：“他要写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气氛(Atmosphere)，或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3：463]
三、“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创作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
对于外国文学借鉴，施蛰存是本着“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的原则。他在《关于“现代派”一席谈》中说得很清楚：“至于我为什么要运用这些新的手法，原因很简单，一是觉得新奇，二是想借此有所创新。我感到对一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拿来为我所用。不过有一点不能忘却，这就是别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是在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如果在创作中单纯追求某些外来的形式，这是没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华，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6]即使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施蛰存对他的接受也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并非全盘吸收，对显尼志勒的借鉴当然也是如此。
(一)对显尼志勒的写作主题，施蛰存只取其爱，不取其死。显尼志勒所有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以死与爱作主题的。”[2：1170]施蛰存则很少写死，多写性爱的矛盾心理。施蛰存同显尼志勒一样擅长写女人的性心理，如《善女人行品》是“完全研究女性心理及行为的小说”。[5：796]但像《毗亚特丽思》中的主人公毗亚特丽思那样将儿子看作性爱对象的情形，施蛰存的作品中是不可能有的。施蛰存在《善女人行品》的集子里，突出了一个“善”字。“善”是中国传统道德对女人的要求，是三从四德的缩写。女人必须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她们对儿子也是一种仰视的态度，不可能与儿子发生性关系，更不可能以死作为矛盾的解决。
显尼志勒的作品写大悲剧，施蛰存的小说没有显尼志勒作品所具有的悲剧性，所以施蛰存很少写死，他的小说没有这样沉重的描述。施蛰存不仅消解了国师的神圣，消解了英雄的高大，也淡化了普通人生的苦痛，特别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女人，她们没有痛不欲生的体验，没有惊天动地的结局，她们多是小忧伤，小烦恼，即使有痛不欲生的忧伤她们也不痛不欲生，即使该有惊天动地的结局她们也决不弄得惊天动地。她们的人生态度是世俗的，平庸的，善变的，她们顺应环境，不与环境作对，她们会因环境而改变，却不会因改变不了环境而毁灭自己。她们的欲念是适可而止的，即使有点过分的企盼，也是碰到南墙就回头。不走极端，给自己台阶下。所以绝不会以死作为性爱的结局。
(二)关于内心独白，施蛰存与显尼志勒也有区别。显尼志勒是医生出身的作家，内心独白写得细致入微，符合病理学。施蛰存说：“在他的一切作品中，有一个与现实世界接近的科学的头脑，……总是用着一种科学者的精细的分析，和绅士的漂亮的文雅态度来写的。”[2：1169]于是，显尼志勒的作品显得过分繁杂、雍长、琐碎、零乱，人物处于非正常的病人状态。作者由于过分叙述人物的病态心理，而忽略了故事的完整性。施蛰存笔下的人物虽然也是变态、病态的，但不混乱。施蛰存注意故事的相对完整，情节的曲折生动，条理的清晰明了，力求“创造出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魔道》是施蛰存小说中最接近显尼志勒的作品，描写的只是意识的碎片，人物也是最偏于病态的。但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围绕着“一切黑色的都是不吉的”来结构故事，并由此产生的幻觉和恐惧，所以他只是在见到穿黑衣老妇人时才紧张恐惧，处于病态。这就同显尼志勒的类似临床病理实例式的叙述区别开来。
(三)施蛰存的幻想色彩也与显尼志勒的不同。弗洛伊德说，创作家以未得到满足的愿望为动力，满怀热情，非常认真地“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13：139]显尼志勒的作品明显地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施蛰存则不同，施蛰存的小说的幻想是与现实相交融的，他并不与客观世界相对立，而是与现实世界相依存的。所以他的心理分析是落实在现实的土地上，施蛰存尽量避免西方现代派小说的那种捉摸不定的飘忽感和煞费周折的晦涩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纯、明了和诗情画意。
施蛰存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通过翻译，将心理分析小说引进中国，而且他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使中国从此有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心理分析小说，有了施蛰存式的现代主义。他注重学一种精神，即使在翻译和学习最具现代色彩的美国文学时，施蛰存也不主张全盘照搬。他说：“自然，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地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不妨因环境不同而变易其姿态，但它的本质的重要，确是无论在任何民族没有两样的。”[2：1182]施蛰存自始至终遵循着“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的原则，真正将外国文学的优长融进中国传统文学中，使其现代派小说具有中国的特色，具有自己的特色。
施蛰存是一位超越地域与文化界限的世纪文化人物，他视野开阔，思想现代，感觉敏锐，意识超前，时刻走在时代的前面。施蛰存的翻译与创作成就，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不能低估。沈从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14：168]李欧梵现在仍说：“其光彩与技巧在中国直至今日还从未再次被达到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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