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之后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评价美伊战争之后的中美关系？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美国布什政府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70年代建交以来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关系远远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还应该更好。不论评价如何，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是：中美关系日益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之一。作用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的因素日益增多。不仅仅在两国之间，而且在世界之中。世界合力日益推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中美关系的状况既是国际社会关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背景下的产物；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奉行与美友好，不搞对抗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一、中美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被迫把维护本土安全目标放在首位，又不放弃维护单极霸权的全球战略。这是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大变化。我国有专家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影响巨大，不亚于苏联解体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美国用反恐划线，支持美国反恐的国家就是朋友，反之就是敌人。反恐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迫使美国重新认识和重视中国的作用。中美两国的合作基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防范、遏制对象”，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10月布什参加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宣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把中国看成美国的朋友。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将本着相互尊重、坦率相待的精神来处理相互间的分歧。经过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华政策更加清晰和稳定，在涉及处理双边利益问题上比较客观和实际。2003年11月5日科林·鲍威尔国务卿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举行的中美关系大型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是：(1)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其理由是中国正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始在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2)与中国发展强有力的伙伴合作关系。美国和中国正在以仅仅几年前还不可想像的方式所进行合作。(3)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且要求中国履行它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4)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平解决中国与台湾的分歧仍然是美国持久利益之所在。
美国面临反恐和维护国土安全的重任迫使美国政府制约国内反华势力和敌视中国的倾向。因此有这样一种估计，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可能把主要矛头对准我国，且在许多紧迫问题上以及经济发展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这也是世界范围矛盾的发展，深层矛盾的暴露所造成的。美国认为，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探索在全球关注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新途径。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方面，中国日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防止核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发挥直接区域性乃至间接全球性的重要战略作用。美国认为，2002年秋季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441号决议的努力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中国还在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第1483号、第1500号和最近的第1511号等三项决议中支持了美国。使中美之间有了更坚实的合作基础。
1.中美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反恐问题上开展了良好的合作。一些原属分歧的领域由于美国或中国调整了政策而向合作方向转变。从前美国把中国政府打击搞恐怖活动的“疆独”组织视为人权问题，现在布什政府承认“疆独”为恐怖主义组织，不仅冻结了其资金，而且配合中国抓获公布的恐怖主义分子。
2.在地区安全问题、防扩散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重大合作，突出表现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主导作用。这两方面的合作被视为中美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了一个相当称职的“斡旋者”角色，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成熟：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和美国沟通，同时能够对朝鲜施加重要影响的国家；对于朝鲜来说，中国就是朝鲜和平通向世界的唯一渠道；中国组织此次会谈的重要收获，在于展示了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这对于未来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是在安全问题上，美国第一次“有求于”中国。
3.中美军事关系正在走向恢复交流和合作的态势。2003年10月29日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被视为中美军事合作与交流的全面恢复。2004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访华，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先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先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先生分别会见了迈尔斯将军。总参谋长梁光烈先生与他进行了会谈。此外，美国军舰访问上海香港两地，中美之间将加强在军事方面的对话与合作。探讨解决潜在的或实际的政治、军事危机的方式。
4.两国议会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继1999年美国众议院和中国全国人大建立交流机制以来，2004年1月1日至3日，中国全国人大和美国参议院就建立正式交流机制也达成了一致协议。决定成立中国全国人大——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参议院建立正式交流机制情况的书面报告。根据中美两国签署的备忘录，中美两国立法机构每年将各派遣12名资深议员参加会议，地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史蒂文斯表示，两国资深代表、议员之间的首次会谈将于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
5.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两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和稳定器。中美贸易往来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已经形成，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美国市场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额从建交时的不足25亿美元增长至2003年的1263亿美元。为过去25年(1979-2003)的50倍。当年贸易顺差接近600亿美元。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累计为中国提供了144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大约为180亿美元，占这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74%，仅次于中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尤其近两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大大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中国2003年1-11月进出口贸易额达到7609亿美元，顺差197.5亿美元。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盟三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均突破千亿美元。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3年双边贸易额1324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79.6亿美元，增长50%。美国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4万家，实际投资430亿美元。美国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大多数企业获利丰厚。麦当劳、肯德基遍及中国大小城市。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宝洁，柯达、通用汽车等美国驰名品牌的商品畅销中国市场。中国人用的胶卷，每10卷中就有7卷是柯达产品。沃尔玛等零售企业在中国也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市场上，许多中国商品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中国在美国投资设立企业超过700家。
二、中美领导层加强沟通与协调，利用制度机制解决分歧
由于战略利益的调整，美国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还表现在中美双方高层领导加强沟通和联系以及妥善处理双方的一些分歧等诸方面。
首先，两国首脑和外长多次会晤，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保持协调。仅仅在2002年—2003年的两年里，两国首脑破天荒地有过四次会晤。它们是2002年2月份、10月份布什访华与江泽民访美的互访、2003年5月、10月布什与胡锦涛在法国埃维昂、泰国曼谷会面。此外。2003年9月22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受到美国超规格接待。布什对李肇星说，目前美中关系充满活力，这对双方都很重要。美方愿意与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发展。布什高度评价中国在朝核、伊拉克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他重申了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反对“台独”的立场。李肇星与鲍威尔的关系已变得如此不拘礼节和接近，彼此像跟朋友一样交谈，坦率地说话，直截了当地说话。不用转弯抹角。2003年12月20日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就伊拉克局势最近新的发展、伊重建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反对“台独”等问题交换意见。2004年3月21日晚上李肇星外长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讨论了台湾地区选举的问题。李肇星外长要求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关系发展的事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谈话中重申，美方将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其次，在双边敏感问题上，采用领导人带头攻关方式。2003年12月7日温家宝总理访美受到19响礼炮的超规格礼遇接待。中国总理抢在2004年上半年美国大选前夕前往美国，这在中国对美外交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化被动为主动的意图非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访美本质上便是一次危机公关的外交，因为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的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升温与陈水扁的“公投捆绑大选”举动，更增强了这一访问的危机公关色彩。布什明确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领导人单方面的言论、行动表示有可能希望改变台海现状，这是我们反对的。布什关于明确反对台湾“公投”的表态具有积极的影响。由美国表态到世界各国的表态可以说形成了国际反台独的统一战线。再次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法国、日本、韩国、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和捷克政府、欧盟十五国的大多数国家以及东盟十国先后发表声明。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当局举行所谓的“公投”。他们认为台湾的这场“公投”，实际上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一种破坏性行为。温总理还就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提出了“互利共赢、把发展放在首位、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平等协商、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五条原则。我国学者认为，这次访问达到了稳定海峡两岸局势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目的。
再有，通过建立制度化机制，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在2004年2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国务卿鲍威尔再次表示对华关系处于30年来最佳状态。可以说，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今年4月，中美两国举行了首次最高级别的商贸联委会。这次商贸联委会是去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中美双方领导人达成共识，要在更高级别上规划两国经贸关系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的发展，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出现的摩擦和问题。在科技领域，不久前在西安举行的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小组会议是一个例子。这次会议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布什共同确定的。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应该说对双方也是互利的，而且在文化等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三、中美双方基本形成一种求同存异的关系格局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与文化价值观也与此相适应。反对恐怖主义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但由于世界大国的国家利益有所不同，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完全一致性。如果世界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一意孤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之上，这中间必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展开一系列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9·11”事件之后，为了解决本土安全问题，布什政府进行了外交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推翻所谓无赖国家的政权。美国的帝国思想抬头，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的做法与联合国以及其他大国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与德法俄中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严重冲突。布什政府把反恐与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挂钩，把反恐与中东国家的专制与独裁政权挂钩，甚至把反恐与石油资源挂钩，其他大国不仅不同意，而且认为美国太霸道，侵犯了这些国家的利益。美国却认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支持和培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这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不能容忍的。美国还不能容忍将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战略资源作为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工具，而最害怕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基地组织手中。而美国长期在中东问题上袒护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激进派的政策，引起阿拉伯温和派更多的不满。现在，美国借这次机会改变伊拉克政权，可以敲打温和派。因而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战略思维和国家利益认定与其他世界大国、美国的盟国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此外，美国在反恐上还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和极端主义倾向。
中国用新安全观应对美国的挑战。在“9·11”之前，中国对于国际安全问题就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中国认为，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关联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往往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以互尊互信求安全，以平等互利求合作，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跨国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而促进和平，不因文化的隔绝和歧视而导致冲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中国倡导的是一种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综合安全观。在建立国际安全秩序问题上，中国认为，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全球性的合作需要全球性的机制。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58年以来，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进入新的世纪，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积极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和主导地位。一个高效、团结和强有力的联合国是世界希望之所在。伊拉克问题再次证明，抛开联合国、放弃多边合作是行不通的。
尽管中国极不赞成美国违背国际法准则，用武力侵犯伊拉克主权，但从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大局和联合国的权威出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妥协。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第1441号决议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中国还在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着眼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第1483号、授权成立“联合国伊拉克援助计划”的第1500号和最近的第1511号等三项决议中支持了美国。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使联合国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保障机制和协调机制，同时提出了新秩序的建立过程应是世界各国充分参与的民主过程，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参与建立新秩序的权利。一方面，中国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美国动武，使美国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另一方面，在安理会的一系列相关重大决议中，凡涉及到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伊拉克主权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中国都投了赞成票，并没有威胁或与美国公开决裂。
中国与美国的反恐方针、政策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反恐应目标明确，证据确凿。反恐不能有“双重标准”，也不能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恐应采取综合措施，并注意解决好发展、地区冲突等问题。中国反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决不会夹带借反恐实现霸权主义的问题。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就是一种反对用崇尚武力的传统方法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思维。
中国反恐与反霸是并行不悖的，但要讲究策略。关键是美国自己的改变。采用武力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外交更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只要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就会采取更主动的方式来开辟新的合作领域。美国国内的反战力量和党派斗争都有利于美国在未来选择多边主义外交，约束单边主义。美国在中东搞单边主义，势必引起中东国家的反感。但是这会相对减轻对中国的压力。
中美需要在能源竞争中合作。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加剧了围绕石油战略资源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战略竞争。能源的供应和价格一直是国际竞争的重要砝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终身教授海因伯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石油、战争、工业国家命运》的书，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他说，西方工业国家如果不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即从竞争变成合作，如果不从能源的无节制消费变成商品的限量生产，西方工业国家将迅速灭亡。因此，美国的能源需求是形成21世纪地缘政治的主要因素。美伊战争是美国寻求控制中东石油对世界市场价格影响的一种手段。
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战略意图对于中国影响重大。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家。中国从1993年起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进口石油在石油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加，2003年进口石油已经达1亿吨，比2002年增长30%。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2004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依然保持高增长。石油消费量将达到3亿吨。中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已经提到议事日程。而中国进口石油中的60%来自中东地区，主要有伊朗、沙特和叙利亚。中国虽然极力实行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从中亚地区、俄罗斯以及非洲开辟石油通道，但不可避免的要与世界其他大国竞争或发生冲突。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中国一直持积极态度和援助立场。中国企业等待机会争取承包和分包重建项目。中美既然都属于石油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必然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稳定中东的局势有利于中美两个国家的石油需要。
当前和今后的中美贸易格局是中美双方经济优势互补的结果。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得到更多机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大低于美国，中美贸易的中方顺差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产品。这正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之一。加工贸易在对美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高达55%。1994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中增加的部分有大约65%来自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前40名出口商中，有10家美国公司。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如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的支出。美国如果不让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利，中国就不可能去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美国就必须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以更高的利息筹措资金。所以，公正的结论应该是：中国的贸易增长和贸易顺差带来的是“双赢”或“多赢”格局。美国和跨国公司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中美经济摩擦中的问题不能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更不是打贸易战损害双方利益来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解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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